中国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不合理吗？——对指责者立论研究的一个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顺差论文,中国论文,不合理论文,项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广为国内的国际经济研究者所关注，同时国内对“双顺差”的讨论很大程度也是在讨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如余永定（1997、2006a、2007a）、王月溪（2003）、卢锋（2006b）、王元龙（2009）等都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外部收支格局应该是“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①就此而言，中国的特异性就只在于经常项目的长期大规模顺差，而非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当然，当两者一起出现时，对一些批评者而言可能从现实上讲意味着更加地“不合理”（如余永定，2006c）。
具体来看，与如何理解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较为紧密相关的文献，按现象讨论、横向比较与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Research）判断、一般性论证“存在即合理”，相应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仅仅是讨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现象和成因，属于现象描述和个例性解释，如李鸿飞（2004）、余永定（2006b）、唐建伟（2007）、吴晓灵（2007）、邓立、张坤（2007）在双顺差或经常项目顺差主题下讨论了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成因，主要包括储蓄高于投资、国内外经济周期、加工贸易的高比重、长期的奖出限入和外资政策的出口导向性要求等各种出口导向政策，以及更深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等国际劳动分工因素。
第二类文献更进了一步，将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或双顺差进行了跨国比较或和标准理论进行比较，一些得出了中国此种外部收支格局不经济、不合理的结论，一些没有得出进一步的规范性判断，仅仅认为中国的外部收支结构是特殊的或超前的。前者如余永定（1997、2007a）将中国情形进行跨国比较，参照对比国际收支阶段假说理论后，认为中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或双顺差格局是不经济、不合理的。王月溪（2003）、课题组（2009）、王元龙（2009）、张礼卿（2007）、马相东、王跃生（2010）都基于发展中国家合理的外部状态应该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的观察或判断，认为中国长期的双顺差或经常项目顺差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显而易见”、“极其”的不合理。李扬、余维彬（2006）也认为1998年以后穷国以顺差的形式补贴富国愈演愈烈，经济上讲不合理。后者如杨柳勇（2002）通过与国际收支四阶段假说的比较。认为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有超前性。卢锋（2006a、b）通过和1966年被提出的两缺口模型所隐含的发展中国家应该“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标准结论相比，认为中国的双顺差是特殊的；而如果进行世界横向比较的话，他认为这种长期大规模的双顺差格局就更特殊。更多的其他国内研究者同杨柳勇和卢锋一样，仅仅指出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的特殊性，但不进一步讨论该现象是否合理。
第二类文献研究者中，余永定是一个一以贯之明确指责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合理性的突出研究者。余永定直接指向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现象的核心：穷国长期输出资本到富国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他较为全面但讨论不够充分地提出了三方面（潜在）理论依据作为判断中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不合理的标准。首先，余永定（1997、2007a）引用Thirlwall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模型、Crowther提出的国际收支发展六阶段理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是一个国外资源净输入国”，即中国应该是处在资本输入（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和贸易逆差（此时经常项目必然逆差）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其次，余永定（1997、2006b）认为，“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即把自己的短缺资源借给别人使用，是不经济的”；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是“穷国通过输出资本为富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了融资”。②从余永定的多处论述中③，可以总结出其（有足够理由相信很大程度上也是其他指责者的）赖以指责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三个重要但未被充分论述的（潜在）理论依据：（1）国际收支阶段假说，（2）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新古典理论，（3）增量资本的流入（或资本净流入）必然对经济增长有利④。
第三类文献是从跨国比较或世界经济整体格局出发，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或直接经验检验，间接论证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或双顺差现象是合理的。这类文献比较多样化。不过这些研究一般都没有直接与第二类研究进行争论，部分原因是这些研究更直接地和全球经济失衡研究相联系，而不是直接研究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或双顺差问题。由于该类文献较多且杂，也并非本文重点，因此在此仅作不全面地列举。如张少军、张少华（2008）认为中国的双顺差具有很强的微观基础，是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处于底端要素禀赋环节所产生的自然结果。高莉（2009）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于新贸易模式的全球经济模型的模拟数据，发现该模型能很好地吻合实际世界经济不平衡。雷达、赵勇（2009）认为金融发展的差异导致了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和美国的逆差这种不平衡。张若雪、袁志刚（2010）也认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净流出主要是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徐建炜、姚洋（2010）通过引入一个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相对发展指标，用面板回归经验验证了产业相对发展差异（全球分工）对于全球经常项目格局的解释力。陆建明等（2011）通过构建含创新和生产两种对资金需求不同的社会生产内容的理论模型，论证全球不平衡是全球垂直分工差异的结果，并用动态面板回归进行了经验检验。
从以上三类文献可以看出，已有研究中，并没有研究者基于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充分的、规范的学术型研究，而后就其合理性得出明确的规范性研究判断。本文通过对这三方面理论的充分讨论——进而与这三方面的标准理论进行对比，希望对判断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是否合理，也对进一步讨论导致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背后的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有所裨益。
二、国际收支阶段假说并不坚实
国际收支阶段理论是指责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不经济、不合理的重要论据（余永定，1997，2007a），但是指责者对国际收支阶段假说的经验检验问题并没有充分系统的讨论。如讨论比较深入的余永定（2007a）在介绍完Crowther的六阶段说后，直接声称该假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他指责者甚至一般不明确提及国际收支阶段假说；同时国内其他研究者也较少专门讨论国际收支阶段理论，而这一理论的适用性或经验可靠性对于判断中国外部收支格局的合理性却又十分重要。在国内不多的相关研究中⑤，如张阳、夏申（1992）介绍了支持国际收支阶段说的Fischer与Frenkel的理论后，指出美国作为成熟债务国同时贸易项目却有巨额贸易赤字，是对国际收支阶段理论的挑战。刑修元（1993）直接用简单的多项式回归经验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阶段，认为经常项目和贸易项目与人均收入存在曲线式关系，并用贸易情况变化对各阶段进行了分析。杨柳勇（2002）、石巧荣（2010）介绍了萨缪尔森在教科书中总结的四阶段国际收支阶段假说，他们分别认为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2002年提前进入了新债权国行列。
（一）国际收支阶段假说内容
国际收支阶段假说起源较早，且很早就被收录著名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国际收支阶段假说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74年的Carines，当时他已经就殖民地的国际收支状态提出了阶段演进说（Halevi，1971）。之后又有多人提出具体阶段划分个数不同的假说，其中Crowther（1957）和Kindleberger（1963）的六阶段说，萨缪尔森（1952）和Byé（1965）的四阶段说是较有代表性的两种（Razgallah，2004）。不同的阶段划分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基于国际收支的三部分划分法：净商品和服务出口项目，净投资收益项目以及净资本转移项目（Halevi，1971）。其中Crowther（1957）判别一国国际收支状态的两个重要标准是净投资收益和净出口（当净投资收益为正时是债权国（Creditor），为负时是债务国（Debtor）；净出口为正时是贷款国（Lender），为负时是借款国（Borrower）），两者组合后能产生四种国际收支阶段，再加上正负号不能抵补的额外两种情况，共有六种阶段。而萨缪尔森简化了的四阶段版本假说被写入了他与诺德豪斯（1998）合作的著名教科书中。他们认为从经济史看，北美、欧洲和东南亚的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从年轻债务国（Debtor）到成熟债权国（Creditor）的生命循环式演变过程。他们给出的以美国为例的国际收支四阶段是：年轻和成长中的债务国、成熟的债务国、新债权国以及成熟的债权国⑥。Eaton（1989）在《发展经济学手册》中介绍了Crowther的阶段说，并且指出了这一理论得到Fischer & Frenkel（1974）等多位研究者在索洛模型框架下构建的理论模型支持，但同时也指出，这一理论受到Halevi（1971）经验研究的否定。
（二）国际收支阶段假说的争议
国际收支阶段假说产生至今，对其适用性或经验检验有较多争议，并没有明确定论，但是该理论对特定国家特别是日本、美国等大国的解释力比较薄弱基本为人所接受⑦。Bazdarich（1978）构建了一个结构和Fischer & Frenkel（1974）类似的模型，但该开放经济下小国的两部门最优增长模型却没有出现国际收支阶段的演进。Halevi（1971）则通过对多国的横截面数据考察，认为收入水平和国际收支赤字虽然有一定关系，但是收入水平不足以成为国际收支的主要解释变量，因此收入水平和国际收支阶段之间并没有这种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国际收支阶段假说”型关系。Hitiris（1988）的理论分析显示，国际收支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演进的现象只会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出现。Hitiris（1988、updated）分别通过对1970-1985年期间的美国和1816-1938年期间英国的国际收支数据的分析后认为，两国的经验不支持国际收支阶段假说。国际收支阶段说对经常项目演变有明确的预言，因此从考察经常项目实际演变出发，也是考察这一假说的重要途径。Chinn & Prasad（2003）和Prasad et al.（2007）认为，国际收支阶段假说意味着国家间的经常项目（纵轴）和相对收入（横轴）的关系应该呈现出U形关系，但是Chinn & Prasad（2003）发现，总体看国际收支阶段假说预言的经常项目形态只得到了有限的经验支持。
但支持者们也做出了有力或无力的反驳，他们认为该理论仍能适用。Calderón et al.（1999）认为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赤字与相对人均GDP的负相关关系能够支持这一假说。Razgallah（2004）认为，Halevi（1971）的截面数据研究过于苛刻，他采用简单Probit模型回归后，认为国际收支阶段假说总体是成立的，虽然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少数国家的国际收支状态演变并不能用这一理论解释。Benhima & Havrylchyk（2010）认为发展中国家净外国资产头寸和人均GDP是正相关的，因此支持国际收支阶段理论。另一些支持者对于一些国家的例外给出了解释，如Ozawa（2010）认为，国际收支水平除了阶段演变这一根本因素，也会受现存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如中国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是强烈的出口导向及各种国内因素引发的人民币低估导致的。Masanori（2011）讨论过去的经验研究后认为，在一些严格限定的情况下，这一理论可能成立。
（三）国际收支阶段假说的资本流动含义
支持或反对国际收支阶段假说的很多研究者都指出，该假说背后是对国际资本流向的假定，即资本应该从富国流向穷国（也就涉及经常项目状态的演变预测）。这事实上为检验国际收支阶段假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Halevi（1971）明确指出，“国际收支阶段假说”认为国际收支阶段不断演进的理由来自于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穷国需要富国多余的储蓄，资本流动直接原因是各国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但是他认为即使是简化的新古典资本流动理论也并不必然产生资本从较发达国家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结论。Cho（1987）认为穷国利用资源出口产品，会吸引资本流入，随着资本流入、对本国资源利用更充分，会增加产品出口，因此资本的流入和出口的扩张最后就会导致储蓄的剩余和资本的出口。Roldos（1996）也认为，一国从低发展水平到中等发展水平时，由于需要进口资本，因此经常项目通常是赤字，而到了更发达阶段则通过经常项目盈余来偿还过去积累的债务和为较不发达国家提供资本。Razgallah（2004）也指出，这一理论的重要含义是，资本流动匹配生产率变化，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因为如果资本不能匹配生产率进行充分流动，债务国就不能实现债务的减少和经常项目的改善。Benhima & Havrylchyk（2010）也认为，由于低收入国家能够在未来偿还它们的债务的预期，会吸引国外资本的流入，进而在收入和净国外资产头寸之间产生正相关关系——这是支持国际收支阶段说的一种论证方式。
三、国际资本逆流现象普遍存在
从国际收支阶段出发，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或资本逆流的指责——如上文所述——很大程度是出于对资本不应该逆流的坚信。但是资本是否真的不会或不应该出现逆流，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或资本逆流是否真的如国际收支表横向比较所体现的那么特异？余永定、卢锋等人的研究都是基于国际收支账户各子项目的横向国际比较，进而得出中国国际收支格局异常的结论（资本长期逆流的异常性），但是他们都没有直接从资本流动或逆流角度出发，使用相关系数、截面、面板回归等能更加精细、量化的工具对中国的资本逆流情况进行直接国际横向比较研究⑧。
（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逆流——卢卡斯悖论的加剧
Lucas（1990）在一篇著名的理论研究论文中提出，按照新古典理论，如果资本市场的交易是自由的和完全竞争的，那么新投资就应该只发生在穷国（低资本边际报酬率），直至穷国和富国（高资本边际报酬率）之间的资本—劳动比和工资—资本回报比趋同。但他通过简单新古典模型计算，得到穷国和富国巨大的理论生产率差距后指出，现实中看不到本应匹配如此巨大生产率差异的、从富国流向穷国的大规模资本流动。而后续的其他经验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不但存在Lucas提出的简单新古典理论与现实资本流动在规模上不相匹配的问题，甚至出现了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的方向不一致的问题，即卢卡斯悖论在加剧（Prasad et al.，2006；Schularick，2006；Schularick&Steger，2008）。
Aizenman et al.（2004）通过构建一个自我融资比例指标（累积储蓄/累积投资），从自我融资比例水平与经济增长这一侧面角度考察了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与新古典理论暗含结论相反，自我融资比例低的国家反而具有显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他们指出这一发现没有因果含义，即并不意味着自我融资比例高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出色，因为如巴基斯坦和厄瓜多尔就是典型的反例。⑨他们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没有带来90年代后期自我融资比例的变化，并且自我融资指标波动率总体在下降。
Prasad et al.（2006，2007）发现，1970-2005年间，经常项目盈余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不断下降，而经常项目赤字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不断上升，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后期至今的两个时期则出现了前者低于后者的情况，即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的逆流现象。并且这一现象不是美国、中国或日本等大型经济体导致的，因为同时剔除三国后该现象仍存在；而分别剔除美国、中国和日本后，虽然经常项目盈余国收入水平不再超过赤字国收入水平（即资本逆流），但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趋势仍明显存在——而新古典理论预测两者的差距应该不断扩大（Prasad et al.，2006，2007；王永中，2010）。Prasad et al.（2006）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在各自国家组中的高增长经济体，它们的这种经常项目状态（资本逆向流动的状态）并没有和世界一般模式冲突，它们“仅仅是各自国家组中的极端例子而已”。
Ohanian & Wright（2007）采用从生产和消费角度测算的两种资本回报率、从私人消费角度测算的债券回报率作为资本边际收益率的衡量，用净出口和经常项目水平作为资本流动量的衡量，考察了1950-2005年20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无论是加总看还是分时期看，资本回报率、债券回报率和净出口之间都只有微弱的关系，和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强负相关相距甚远。当考察资本回报率、债券回报率和经常项目关系时，发现资本回报率和经常项目弱正相关，即资本是流向回报率低的经济体，和理论完全相反。
（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逆流——配置之谜
除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加剧的卢卡斯悖论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被认为存在所谓的资本配置之谜，即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向那些投资更少、生产率增长更慢的发展中国家，而没有流向资本边际报酬率较高的国家（Gourinchas & Jeanne，2007）。首先，Gourinchas & Jeanne（2007）发现1980-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入和投资率是负相关的，这和发展核算（Development Accounting）文献是冲突的——如果资本流动在根本上是受国内生产率变化驱动的，那么投资率高的国家就应该流入更多的资本（生产率高增长的经济资本边际报酬率高，进而表现为投资率高）。之后，作者们重点基于传统新古典增长模型构建和校准了一个简单小国经济模型，但用该基础模型模拟所得资本流入数据却和实际资本流入数据明显负相关，即模型预测应该有大规模资本流入亚洲国家、流出拉美和非洲国家，而实际数据却相反，并且这一结论经受住了系列稳健性检验。
Prasad et al.（2006，2007）用多种简单的、其他因素未控制的相关关系检验和控制其他因素回归检验等表明，1970-2004年（及其子时期）发展中国家组内部，经济增长和经常项目盈余并不存在标准理论认为的负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反而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是将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单独考察后得出的——这两个大国本身也是增长快、资本流入少的国家，同时结论也经受住了分拆成子时期分别作非参数回归考察，以及发展中国家一般性分组考察（Prasad et al.，2006）。不过Prasad et al.指出，经济增长和经常项目的正相关关系并非因果关系，因为存在两者负相关的国家。⑩但是另一方面，1970-2004年FDI流动的总体上却是符合新古典理论的，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流入的FDI更多。同时工业国家之间不存在经济增长与资本流动的悖论，增长快的工业国家资本流入也多。
（三）第二次金融全球化和第一次金融全球化的差异
如果考察更长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如第一次金融全球化（1870/80—1914）和第二次金融全球化（1970/80至今），前一时期基本符合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新古典结论，而后一时期已经开始偏离新古典理论。Bordo et al.（1998）和Bordo（2005）发现，第一次金融全球化时，当时的新兴经济体和西欧发达经济体分别呈现出持续的大规模经常项目赤字和经常项目盈余，且幅度比现在大、持续性也更强；并且这些长期资本是流向自然资源和土地丰富，但缺乏资本和劳动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资本与劳动的回报率较发达国家国内高。这一资本顺流格局，反映了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通过为新定居点（主要是美洲和澳洲）的铁路基建、采矿及其他政府长期债务融资，以期实现高资本回报率的长期投资的盛行。相比于第一次金融全球化时期各国的总外部头寸和净外部头寸基本相等的格局，第二次金融全球化总外部头寸和净外部头寸差距巨大，体现了资本的双向流动（Two-way Flows），并且它也和国际金融多元化、跨期消费平滑等因素相关。
Schularick（2006）经验考察了第一次全球化（1880-1914）和1990年后全球化的差异，也发现第一次全球化时资本顺流格局更清晰。他发现虽然目前的金融全球化在程度上高出第一次2—3倍，但是从资本流动存量看，1913年的穷国得到了国际投资存量的48%，而2000年和2001年穷国只得到了13%；而从流量上看，1990-2002年穷国得到的世界总FDI、外国债务和权益投资的平均份额水平只有10%。Schularick（2006）通过将穷国组和富国组各自的经常项目加总的方式发现，第一次全球化时富国平均输出占GDP-1.5%的资本，但是到了1992-2002年，不同计算方式下穷国或者没有输入资本，或者平均只输入富国GDP0.2%规模的资本。
四、如果资本真的净流入中国呢？——国际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经验研究
国外大量经验研究总体倾向于认为，资本净流入对经济增长有负效果或没有正的效果，这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或资本逆流指责者暗含的政策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资本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相冲突。他们所依据的一个必然性潜在假设是：其他条件不变或一样，外国资本流入对于一国而言一定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因此要求中国资本净流入似乎十分合理。但是这些研究者们似乎没有对这一他们认为必然成立的论据进行充分分析，他们认为当增量资本流入时“其他条件不变”是一定的，因此这是个必然正确的政策建议。但是如果谨慎地循此政策建议多此一问：如果国际资本真的净流入中国——以FDI、证券投资或债务融资的方式，那么按照世界一般的情形，它们真的就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吗？国内相关跨国经验研究较少，有限的经验研究多是局限于考察中国的外资流入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如李坤望、佟家栋，1996；贺执中、盛敏，1997；郑远强，2005）。（11）
一些国外研究者的结论是，外国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只有负效果或没有正的效果（表1）。如Durham（2003）重点考虑了联立性偏误问题，同时关注东道国制度等吸收能力对于外资作用发挥的影响。他发现总体来看，60个回归结果中只有6个外国投资表现出显著性。而具体来看，总的外国证券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因素也不重要；债券型外国证券投资（Bond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对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影响；而其他外国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受到异常值和东道国吸收能力等因素影响，它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增加经济波动性导致。Durham（2004）考察FDI和权益外国证券投资（Equity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充分考虑了资本流入国的制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流入资本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发现两者没有直接的、十足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Rein-hart & Reinhart（2008）发现对于非高收入国家而言，资本流入（经常项目赤字）与出现经济危机可能性提高是相联系的。并且由于资本大量流入时常常使得新兴市场国家误以为这将长期持续，因此它们会过度消费，导致最终常会出现经常项目逆转或“突然停止（Sudden Stop）”的情况，形成V形发展路径。不过这一现象在工业国家组不突出——资本流入不会导致工业国家经济更加脆弱，但是会导致它们的宏观经济更加波动。Bordo et al.（2010）考察了用净国际投资头寸变动衡量的净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两个全球化时期里，资本的大量流入都会导致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在稳健型检验中，他们使用工具变量、调整样本等其他手段后，结论仍然成立。
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一些种类的外国资本流入（主要是债务型外资）对经济增长有负效果，另一些种类的外国资本流入（主要是FDI）则有正的效果（表1）。如Kose et al.（2009）考察资本流入对被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他们在系统GMM方法下将FDI和证券投资加总考察发现，FDI和证券投资型的负债能够提高TFP增长，而债务型的负债会降低TFP增长。在分组稳健型检验中，非工业国家组的债务型资本的流入对TFP有负作用的结果仍然强有效；FDI和证券资本流入对TFP的正效果、债务资本流入对TFP的负作用在更加开放的金融组国家中也仍成立。Choong et al.（2010）使用GMM面板回归法，并且考虑了残差项的自回归结构、特定国家效应以及因为特定国家效应和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共存导致的一致性问题等，发现FDI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显著效果，而证券投资和债务融资对于经济增长都是负效果。但是所有三种外国资本的股票市场交叉项却都是显著正向的，即意味着只要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水平，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效果就能全部转为正效果。Aizenman（2011）系统地考察了各种外国资本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整个考察期FDI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果；而证券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并且不稳定；短期债务资本和经济增长则是在危机前（2000-2005）无关，危机期间和危机后（2006-2010）负相关。他们认为和已有研究结论一样，外国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混合的，取决于资本流入形式、国内经济结构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等因素。
五、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指责者的问题
指责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或资本逆流的研究者所认为的坚实可信的国际收支阶段假说、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新古典结论，以及增量资本的流入不会改变现有状态，因而必然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潜在假设，事实上都存在极大的问题。国外已有大量研究总体上给出了相反的经验证据，并且已经开始对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理论进行调整扩展以更好地拟合现实数据。但是国内指责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研究者在没有充分讨论这些赖以得出批判结论的论据之前，就走上了指责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或资本逆流的价值判断道路，默认这些立论性理论都是坚实可信的、都是不会有问题的。本文认为，这种跳过对论据性的理论的深入探讨、跳过对国外既有研究的更新考察，根据对简单新古典理论的信念，直接得出对与错的价值判断并扩大这种意见的影响，是十分不严谨的，同时也是具有极大误导性的。事实上，如果指责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不合理是合理的，那么下一步就应该去指责整个第二次全球化下的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可以看到，国外研究者和国内经常项目顺差第三类文献研究者一般的做法都是基于通常的“存在即合理”的教条，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数据对简单理论进行不断调整和拟合，而不是抱定新古典的简单理论必然是正确的信念，用理论去指责现实。
另外，如果中国真的如指责者所言实现资本净流入，结合已有跨国经验研究，无论以FDI、证券投资或债务融资方式实现资本净流入似乎都不足取。国际收支表中与经常项目相对应的是资本和金融项目，其中资本项目主要是表示非生产非金融资产在国内外居民间的转移，规模相对较小；而金融项目主要是表示向外国居民的净借款或净贷款是如何得到融资的，是资本和金融项目中的主体（IMF，2009）。我国国际收支表中金融项目主要分为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贷款等其他投资三项，由于资本管制，目前我国的资本流入形式主要是FDI，证券投资总体规模较小且波动较大。而经常项目顺差指责者（如余永定、覃东海，2006）甚至认为FDI的引入都已经过多，但是又认为总量上应该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净流入，那么资本净流入的形式就可选择余地而言就只剩下债务资本流入，而债务资本流入又普遍被证明是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的。
当然，如果考虑到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匹配实现经常项目逆差，中国还可以通过持续减少外汇储备来实现净资本流入。但是用外汇储备的持续减少来匹配资本净流入，既具有较大宏观经济风险也少有历史先例，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反事实研究或其他可行性研究。从以上矛盾境地来看，指责中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不合理的研究者所假想的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净流入这一理想状态，其现实可行性和合理性都有很大问题。
本文评述了指责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者提出的但是没有被他们以及国内其他研究者充分讨论的三方面支撑性理论。本文认为，不能按照简单且具有较大争议的国际收支阶段理论结论性评判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合理性，而是要看到中国资本逆流的非特殊性——特殊的只是规模而非方向。并且本文也指出，如果真的实现资本净流入，既存在可行性问题也存在合理性问题。对于应该如何理解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当然需要另外的研究，但是本文认为更合理的初步解释可能是，这是一种能够充分解决就业、积累有效资本、避免耗时地发展本国消费市场的快捷型发展模式的体现。新近的研究如Ju&Wei（2009）、Jin（2011）等引入了多个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出口贸易部门模型，结合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中国这样的穷国为何会出现净资本长期流出、经常项目长期顺差，同时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若再结合Dooley et al.（2003、2004）、Dooley & Garber（2005）的研究，考虑到中国解决就业和积累有效率资本两大关键目标的阶段性成功实现，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可能不是该受指责的，而是该受称赞的。当然这和目前是否需要增加内需以降低经常项目顺差、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讨论不相冲突。因为即使证明过去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是合理的，也仅是指在特定发展阶段——大量失业、半失业劳动力需要被现代产业吸纳，大量有世界竞争力的资本存量需要积累——这一状况具有合理性。
①当然国内学者也有其他的观点，如邓立、张坤（2007）认为中期看，中国的外部收支格局应该走向“贸易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②余永定（2007）引用多恩布什、台湾大学校长等人的讲话，都表达了这同一个意思。多恩布什的话是，“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台湾大学校长、台湾“经建会”副主任孙震教授的话是，“大陆虽每年接受FDI近500亿美元，但实际上是资本输出国。中国以其顺差供美国消费与投资，再以顺差所赚获之外汇予以融通，而不能不忧心美元可能贬值，造成损失”。
③余永定（2009）将中国双顺差的弊端概括为三个问题，即“多恩布什问题（Rudiger Dornbusch）”：“中国作为一个穷国，为什么将大量宝贵资金通过购买外国金融资产的方式借给外国（中国为何会出现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威廉姆森问题（John Williamson）”：“中国为什么不能把资本项目顺差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为什么不将引入的FDI用于购买外国机器设备与技术）”；“克鲁格曼问题（Paul Krugman）”：“一旦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中国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将遭受显著的资本损失”（张明，2010）。他认为中国理想状态是买进机器设备，使贸易项目或经常项目出现逆差。而这和一个新创业者认为应该多读成功创业者的成功故事，并借此就能不经历失败就顺利走向自己事业的成功一样，除了对对手想象得过于美好以致不现实，还对自己的发展过程想象得过于美好以致不现实。
④但是余永定也并非前后一致地认为中国导致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或者双顺差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可取的，相反，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认为期间中国的经济政策总体是成功的。
⑤这些研究外，主要是学位论文作者有涉及对国际收支阶段理论的讨论，但他们的讨论同样不系统。多是局限于对四阶段说和六阶段说的简单介绍。
⑥《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英文版，第16版，685页。萨缪尔森1952年即已提出国际收支阶段说，且该理论至少在1970年的第8版已经存在，即在后续争论产生之前就已经一直存在（Razgallah，2004；Bazdarich，1978）。
⑦如支持该理论的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也指出，美国目前（1998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度过第四阶段之后，美国又成为一个资本借贷国。如果未来它的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能够基本相抵（经常项目基本平衡），那么美国将回到用出口偿还债务的第二阶段。国内的余永定（2007b）谈到国际收支阶段说对美国的适用性时，认为美国的情况是特殊的，是美国人的“精明”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公正安排”导致的。
⑧目前国内在很多相关研究中都会谈及卢卡斯悖论及其解释，但是国内专门讨论资本逆流或卢卡斯悖论的研究很少（综述性研究如郭熙保、孔凡保，2006；陈六傅、刘厚俊，2008；王永中，2010等）。并且比较奇怪的是，国内已有研究中将卢卡斯悖论或资本逆流与中国现状相结合的研究极少，就本文所知，尚未看到。
⑨对此，可能意味着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存在某种被忽略的因素会促进经济增长，而这一因素通常会导致自我融资比例上升，但它又不必然导致自我融资比例上升。因此Aizenman等（2004）指出，单独致力于提高自我融资比例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速的提高。
⑩和前文Ozawa（2010）的观点有类似，即可能暗含这样一种解释，这可能是政策的结果。如果政策导致经济增长高速，同时共生出经常项目盈余，那么这时就是一种成功的政策结果。
（11）国内有大量文献讨论FDI对中国以及各省市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以及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等各方面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内也有不少文献讨论资本流入对一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问题，但是从经验研究视角出发，在总资本流入（FDI、证券投资、债务融资以及它们的总量）口径下讨论外资流入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的跨国研究文献较少。另外，从金融开放和经济增长关系角度研究的国外文献很多，国内文献也有一些，但是金融开放不等同于资本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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