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历史的承接与推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4-007
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应对外来挑战、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在这短短的160多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沉沦、觉醒、抗争、新生、崛起、遭遇挫折、再展辉煌这样几个不同寻常的历史阶段。1921年中共的成立恰好处在这一百六十多年的中间，它的意义何在呢？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综观从鸦片战争迄今160多年的历史，从三个代表的角度，特别是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新视角，来观察和思考1921年中共成立的意义，它肩负的是一个历史的承接者与推进者的角色。
一、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演进
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在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西文化猛烈冲撞、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师夷思潮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声，也是中共出世之前的第一股进步思潮。它萌蘖于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的“洞悉夷情”。鸦片战争失败后，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师夷长技”成为思想界有识之士的“一时之趋”。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等是当时师夷思潮的代表人物。
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化了原本十分激烈的民族和阶级矛盾。1851年，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这场在近代发生的旧式农民战争被李大钊称为中国的第一次民族革命运动[1-p802]。太平天国运动留下的《资政新篇》最能体现这场运动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资政新篇》是由曾在香港居住过数年的洪仁玕主持制订的。《资政新篇》有两个突出的进步思想：一、发展资本主义。它称赞西方的工艺技术乃“堂堂正正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主张仿效西方，“兴车马之利”、“兴器皿技艺”、兴银行等等；二、依法治国，德法并用。洪仁玕说：“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2-p94]在《资政新篇》中，他依照西方法律精神，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司法改革措施，并特别强调德法并用：“十款天条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诸凡国法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必先教以天条，而后齐以国法，固非不教而杀矣，亦必有耻且格尔”。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内忧——太平天国起义，与外患——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逼迫下举办了旨在自强的洋务运动。与这次运动相连接的洋务思潮是中共出世以前的第三股进步思潮。它上承师夷思潮，是师夷思潮的实践与深化；下启维新思潮，是维新思潮的前驱先路。在中共党内，陈独秀最先肯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1924年，他称“主张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的李鸿章等洋务派为老维新派[3-p613-614]。
洋务运动在中国进行了三十多年，最终没能把中国推上现代化之路，但与这次运动相连接的洋务思潮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这主要有：一、自强意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面对内忧外患，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奕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4-p466]，李鸿章提出应对西方殖民者的方法是“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复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自强是洋务运动的旗帜。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明确提出这一口号的是李鸿章，其基本思路是把和戎与变法相联系，通过“和戎”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三、富强相因，先富后强。李鸿章说：“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洋务派的其它代表人物也有类似的表述。四、中体西用。这是洋务派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定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是对洋务派中西文化观比较全面的概括。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出人意料地败北。甲午战败是洋务与维新的分水岭。战后，持续30多年的洋务思潮逐渐走向沉寂。以救亡、启蒙、变革为主题的维新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中共出世以前的第四股进步思潮。陈独秀把戊戌变法称为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国民运动[3-p613]。
维新思潮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思想文化遗产，主要有：一、全方位的变革思想。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维新派指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系统。“一行变甲，当先变乙，至欲变乙，又宜变丙”。只有“百业并举，而后一业可就”（《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康有为指出，中国前途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有适时而变、全变、速变，才能挽救处于灾难中的中华民族。二、伸张民权，强盛国家。比较中西，维新派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强盛，关键在于民主制度，在于能兴民权，而中国所以衰弱，根源在于中国的专制制度造成“上权太重，民权尽失”[5-p248]。他们说，民权是国权的基础，“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要求在中国立议院，通下情，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三、开民智。维新派认为中国民众受专制制度的束缚太久、太深，不懂得自由、民主的真谛，难以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之重任，因此必须开民智。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说：“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学校总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严复则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国民改造思想。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更高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6-p272]。四、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针对洋务运动时期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维新派在经济上倡导自由主义。严复提出：“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麦孟华也说：“民间之事宜听民办，操刀代斫，必至伤手”[7-p120]。五、协调发展。梁启超说：“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遍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二）张謇说：“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货者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货者也；商为之绾毂，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8-p801]“本对末而言，犹言原委，义有先后而无轻重。”[9-p151]显然，维新派已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彼此协调，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六、大同思想。鉴于西方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维新派在主张学习西方的同时，又对中国下一步的前途作了勾勒，其代表作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比西方资本主义更美好的乌托邦。七、中西会通。在文化问题上，维新派批判地继承了洋务派的中西文化观，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中西之门户”的会通思想[10-p294-295]。中西会通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
共和革命思潮是中共出世以前的第五股进步思潮。共和革命思潮留下的思想遗产主要有：一、革命救国论。革命派认为，在当时，“用输入文明的办法不能改良中国”[11-p105]，革命才是“救人世之圣药”[12-p215]——只有以血洗血，推翻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社会的改造才有可能。二、三民主义学说。民族主义的目标指向是建立一个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统一的、民族平等的多民族国家。孙中山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13-p2]，“国家之事，由全国五族人共组织之”[13-p60]。民权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1-p226]，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民生主义包含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平等协调共进的思想。在民生主义学说中，孙中山把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归结为二：一是实现工业化，“图国家富强”，摆脱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一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实现社会主义[13-p323]。三、混合经济体制。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14-p253]。四、耕者有其田。19世纪末，孙中山在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谈话时就提出了“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地”的思想。1912年，他又对梁士诒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15-p716]五、在文化问题上，孙中山还提出了因袭（继承）——规抚（引进）——创获的建设思路。[16-p1060-1070]
科学与民主思潮是中共出世以前的第六股进步思潮。这股思潮对五四运动和中共的诞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科学与民主思潮反思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明确把中国今后努力的方向规定为科学与民主。民主包括政体与意识两个方面。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与保障。与民主政体相比，民主意识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民主，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在目睹民初政治的黑暗、共和国的有名无实之后，陈独秀等人认为真正的共和立宪不仅在于政体，即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国人的民主意识，即民主的精神。只有当每个人都有民主意识、自觉地“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才能名副其实。“科学者何？即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17-p77]科学包括科学规则、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民主一样，陈独秀等人在这一问题上侧重强调的是科学精神。他希望人们对“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即一切的一切都能用科学的法则、理性的精神加以检讨，不盲从，不迷信。改造国民性是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又一主题。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8-p341]比较中西，反思中国现代化运动失败的教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发展了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智民”思想，提出要改造中国人、重铸中国魂，为中华民国奠基立业。新文化运动后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这一以反资本主义为帜志的新思潮受到科学与民主思潮倡导者的极大的欢迎。《新青年》连篇累牍地刊登各种介绍、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纷纷发表文章歌颂十月革命。他们盛赞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人类带来了新生活、新文明，是20世纪“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
综观中共出世以前近代中国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不难看出有这样一些特点：一、学习西方是主题。近代中国的先进思想文化，始终是同学习西方联系在一起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就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同于古代周边野蛮民族的入侵，这是一种远高于华夏文明的新型文明的挑战。要抵御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的新式文明。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认识西方、学习西方文化，不断进步、不断深入的历史。二、爱国主义是主旋律。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身上。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核心。近代中国的先进思想文化就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思想印记。从林则徐到陈独秀，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都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怀抱着赤忱的振兴中华理想的仁人志士。三、反帝反封建是主要任务。“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以求得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解放是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两大任务。对这两大任务，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已能不自觉地以反帝或反封建为任务提出自己改造中国的设想。四、非资本主义意识日渐浓烈。由于饱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之害，加上帝国主义时代西方世界社会危机的加剧，近代中国的先进思想文化在试图效法西方改造中国的同时，又竭力构想非西方化发展道路，希望中国将来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之害。无认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对苏俄的神往，无一不带有非资本主义的色彩。
二、1921-1922年党对近代先进文化的承接与推进
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p1451]，“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19-p1297]。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中共正式成立。次年7月，党的二大又提出了比较适合国情的正确的政治纲领，中共作为完备形态的政党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新的领导者，作为中国先进思想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者，作为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承接与推进者，承担起了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1921年中共的成立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继承。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大解放，促成了五四以后新思潮的澎湃。除马克思主义外，当时涌入中国的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泛劳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多种西方学说。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传播、接受新思潮的过程中，反复地试验、严肃地比较、仔细地鉴别，最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严密、更有说服力的新思潮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解释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走社会革命道路的原因说：“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20-p1]。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体现的正是科学、民主思潮倡导的不盲从、不武断、一切诉诸理性的科学精神。没有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提倡，没有新文化运动后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这一点看，中共的成立正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产儿。中共的第一批党员也大多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他们或是科学与民主思潮的领导者，或是这一思潮的拥护者和参与者。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爱国主义传统。1912年，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这场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在大小军阀的明争暗斗下，“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走根本改造道路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这样做“决不是趋时髦，也不是为彻底”，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俄式道路能救国救民，“能圆满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21]。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绝大部分都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艰苦奋斗八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为两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学习西方。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为了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起从未停止过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脚步，一次比一次虔诚，一次比一次深刻。但是，“先生老是欺侮学生”，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一次次丧失了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历史向中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必须寻找一种既超越封建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两大任务。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学说。它是西学，但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西学，而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西学。它既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和人类进步的巨大推进作用，又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指出了它被新的合理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是最科学的西方社会科学。
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推进，集中体现于1922年6月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7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正确地认识历史有助于把握现实。在上述两个文件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的古老大国。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鸦片战争之后，经过八十年中帝国主义的一次一次侵略，“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它们共同的殖民地了”[22-p94]，“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它们操纵的”[22-p100]。中国从经济上看，“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时期还是很远”；从政治上看，“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的把持之下”，“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的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22-p100]。
历史的推进不是全盘抛弃，而是一种扬弃。在上述两个文件中，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肯定了中共出世以前在进步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变革——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的进步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制……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是反对满洲帝政之民主运动，一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这次战争“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正确地指出，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成功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未能成功”，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由军阀掌握政权”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旧势力的妥协”[22-p37-38]。
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虽然也触及到反帝与反封建这一主题，但由于他们不能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国情，也就无法把反帝与反封建的任务结合起来。建立在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应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22-p47]；“真正的统一的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22-p101]。在这样明晰的认识下，党的二大明确地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的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等七条，作为中共的最低纲领。这是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在近代中国八十多年的历史上，它第一次把反帝与反封建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把反帝与反封建联系起来、提出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是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继承与推进。
三、八十年来党对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承接与推进
从1921年到2001年，历史走过了八十个春秋，横跨两个世纪。在这八十年中，中国共产党人以振兴中华、富国强民为帜志，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初步探索出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领导中国人民上下求索、艰苦奋斗、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主义这种西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从而大大推进了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八十年来，中共对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承接与推进可分为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阶段。
在民主革命阶段，党主要继承了共和革命思潮中革命救国论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对于如何才能救国这一问题，共产党人接过孙中山等先行者们的革命旗帜，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外没有民族独立，内没有民主制度，无议会等合法斗争的工具可供利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改造腐朽的上层建筑，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解放生产力，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是改造中国社会唯一合适的手段。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在1931年形成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47年10月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废除封建及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作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基本指导方针。
此外，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还批判地继承了近代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毛泽东曾多次批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不让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他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近代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19-p1009]。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情况下获得发展。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面吸收人类近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遗产得到了全面继承，并发扬光大。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从戊戌维新起，政治民主化便是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努力追求的目标。顺应近代中国结束专制、走向民主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80年代之后又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一系列思想，对原有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政策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秩序化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日益彰显。
经济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从洋务运动开始，工业化便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梦魂萦绕的主题。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苦心追求的目标。建国以后，党提出了建立一个以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强国的蓝图，并逐步探索出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思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农、轻、重协调发展；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等等。
“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23-p3]人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一切领域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是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手段。继承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智民”意识和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战士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汲取“文革”中破坏教育、鄙视知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惨痛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逐步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第一次把教育、科学与农业、能源、交通等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1985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科技、依靠教育的思想。1987年中共十三大作出决策，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三大的报告还特别强调了教育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指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24-p17-18]
在文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拓展了近代先进思想文化在文化问题上调和古今、折中中西的思路，为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之间找到了一条比较正确的发展道路。
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越来越越出单个国家的范围而具有世界意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发展，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是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有识之士都有过对外开放、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思想。孙中山还构想了一个全面开放、全方位利用外国资金、技术、人才的《实业计划》。但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些极有价值的思想只能是泡影。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一。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25-p41]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25-p380]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五、六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文革”的极端闭关自守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吸取这一教训，20世纪80年代之后，邓小平更明确地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成果”[26-p233]。中国逐步朝外向型经济发展，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日渐形成。
革命和改革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谋求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两种方式。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行动对革命救国论作了明确的肯定和积极的发挥。建国以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党认识到，改革是社会主义时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式。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7-p370]这样，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谋求社会进步的两种方式作了全面的肯定——改革和革命适用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并无优劣之分。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承接近代先进思想文化、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八十年。在这八十年中，党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典型的有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和建国以后的反右扩大化、“文革”的全局性动荡。但党都自己纠正了错误，并竭力从根本上找到遏止这些错误再次发生的方法。这些错误也都是探索性的错误，它无损于党八十年来始终作为中国先进思想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的形象。
[收稿日期]200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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