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主题、对象、分析技术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图书馆学论文,中美两国论文,对象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说来，文献，尤其是期刊文献，最能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美国学者自1977年起，开始通过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定量统计分析，来反映和研究本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方法、主题和对象等[1-4]。我国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也陆续有这方面的研究出现[8-12]。本文试图对中美两国上述研究中的部分可比数据进行并置，来分析比较两国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便于我们能准确地认识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便于我们深入了解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特点及薄弱环节，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朝着科学的轨道发展。
1 数据来源
(1)比较的原始数据 美国的数据源于美国的四篇期刊论文[1-4]，并参考了美国Library Science Dissertation(1973—1981)一书和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A:Social Sciencesand Humanities一刊1990—1993年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条目。中国的数据大多出自笔者在1989年完成的硕士论文[8]，其中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数据刊于1995年第3期《情报学报》，并参考了刘兹恒对我国这一领域硕士论文分析的结果[12]。
(2)并置的数据 由于本文原始数据较多，且两国研究工作的实况及归类原则不尽一致，不便于一一对照，本文仅对其中部分可比数据进行并置。
(3)归类原则 文中有关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主题的分类参考了美国同类研究中的方法，在对中国的数据进行处理时，考虑并结合了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具体实际。
(4)样本 两国的统计样本均出自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中的研究论文，用于分析的论文量如表1所示。
表1 两国样本期刊研究论文量
由于两国的期刊刊载论文的数量以及人们对“研究论文”概念的掌握不尽一致，故样本期刊年均研究论文量有差异，我们在研究比较结果时，更应着重考虑比值。
(5)统计年 虽然美国的统计数据自1950年始，而中国的统计数据则自1981年始，但由于中国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加上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有过十多年的停顿，故仍可视作同时期的比较。
两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引文的比较分析另见文献[10]，不包括在本文内。
2 研究方法的比较
2.1 部分可比数据的并置
两国按研究方法统计的论文量见表2。
表2 按研究方法统计的论文量
中国
美国
研究方法 1981—1987年1) 1950—1980年
论文量（篇） 比值(%)论文量（篇） 比值(%)
理论分析法 590 40 209 16.3
情报系统设计2) 116 7.7 180 14
调查与实验法41 2.8 497 38.7
文献计量法 37 2.5 80
6.2
内容分析法
0
18
1.4
二次分析法 13 0.8 103
8
历史法 176 11.9 191 14.9
描述法 466 31.6 31
2.4
比较分析法 19 1.3 22
1.7
合计3)
1458 1331
1) 两国所统计的年份均为断续年份。下文如此。
2) 国内的“情报系统设计”中还包括系统理论的论文。
3) 国内的论文总数中不包括“经验总结”性的论文。论文总数稍大于实际论文数，因有一文多法的情况。
2.2 比较
2.2.1 共同点
(1)历史法的研究两国均逐年减少。
(2)情报系统设计的研究均逐年增加，并都有一个上升幅度较大的时期。
(3)文献计量这一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均逐步被应用。
(4)两国应用比较分析方法的程度几乎相当。
2.2.2 差异点
(1)美国研究中运用得最多的方法是“调查与实验法”，1983年运用该方法的研究论文占总量的59.1%。而这一方法在我国的研究中使用得很少，其中“调查法”在1984年使用最多时也只有20篇文章，占总量的3.1%。
(2)美国的调查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方式和面谈方式。中国的调查论文包括一定数量的对图书馆借阅量的调查和图书馆办馆形式的走访调查，问卷方式的调查在三年的样本期刊中只见到8篇文章，面谈方式的调查研究则未见。
(3)中国该学科的研究中用得最多的是抽象理论思维方法，在历年的研究论文中均超过总量的40%。美国研究中运用理论分析方法的平均比值为16.3%，但相对于中国的主要以逻辑和其他哲学方法进行的抽象思维研究而言，美国的这个数据要小得多。这一判断可从下列几点得到证明：
·美国关于理论分析方法的定义是：通过数学分析、语言分析、逻辑方法或其他哲学方法进行的研究[2、4]。
·美国此类研究中按研究方法统计1984年论文量时取消了“理论分析”方法类目，而另设“运筹法”类。
·美国《Library Science Dissertations,1973—1981》一书中所提供的1000篇博士论文摘要中，纯粹以逻辑思维或其他哲学方法形成的论文不足10篇(<1%)。美国1990—1993年图书馆学博士论文中几篇理论论文均同时借助其他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专家法）进行研究[6]。
[4]美国历年的统计数据中虽未单独反映出实验法研究的具体数据，但从1973—1981年和1990—1993年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来看，实验法研究约占研究论文总数的10%左右。
美国的研究中平均有1.5%左右的论文是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文献的字、词、段落、概念、主题、角色等进行定量的、客观的分析。
中国的研究中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利用几乎是空白。
(5)单纯的描述介绍在美国的研究论文中用得很少，主要用于书目。在中国的研究中，由于需要介绍国外的情况，描述性的论文较多。
(6)两国的数据中都未反映出利用“专家法”的情况。事实上，美国研究中经常应用“专家法”进行预测研究，而在中国的研究中，包括发展战略、前景预测等，很少采用“专家法”进行研究。
(7)对于“情报系统设计”的研究，美国的数据远大于中国的数据。
3 研究主题的比较
3.1 部分可比数据的并置
表3是以1984年为例，对部分可比研究主题的比较。
表3 1984年部分可比研究主题数据的比较
3.2 比较分析
3.2.1 共同点
(1)总的来说，两国五大部分研究内容所占的百分比基本上相当。
(2)“应用研究”占研究论文总量的比值，两国几乎相等。
(3)中国的“综论”类论文数虽大于美国，但由于中国的研究中有不少论文是介绍外国图书情报界的情况，故两国的数据基本持平。
3.2.2 差异点
(1)有关“图书情报事业”方面的研究论文量，美国高于中国。需要说明的是，在事业研究方面，中国的研究较多涉及各类型图书馆、情报所的形式、方针、体制及事业建设与发展预测等整体性的方面，而美国则较多地从图书情报职业的角度来考虑、研究图书馆员的地位、工资、继续教育、伦理道德等具体内容。
(2)“理论研究”所占的百分比，中国略高于美国。但若结合明细类目看，美国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报科学理论”和“文献研究”类目下，且多针对具体应用。中国的理论研究除情报科学与文献研究的内容外，多数是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或图书情报工作的综合性、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与应用有关的分科理论，如分类编目、藏书等理论已列入“应用研究”类目中）。因此，从实际数字看，中国的“理论研究”论文远多于美国。
此外，美国的理论研究侧重于情报科学（理论研究类下的明细类目多半与情报科学有关），中国的理论研究较注重于基础理论。
(3)“应用研究”所占的比值两国虽然相当，但结合研究方法来看，中国的应用研究大部分是在抽象思维领域进行的，而对于图书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调查、考察、验证等形式的具体研究，中国的实际数据小于美国，其研究深度也不及美国。
(4)图书馆自动化方面的研究，美国多于中国。从美国的数字看，1980年“图书馆自动化”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占总数的13.7%，1984年“自动化系统”的应用研究占总数的7.3%。中国的“自动化、现代化”应用研究论文数，1984年占总数的1.9%，1987年占2.5%。
(5)“读者研究”所占的比值，美国高于中国。美国在1950—1975年间有关读者研究的抽样论文数共115篇，占同期抽样研究论文总数的12.8%。中国关于读者研究的论文数，1984年占总数的3.6%，1987年占3%。
(6)就各类型读者而言，美国研究得最多的是专业读者，占“读者研究”论文总数的48%。中国研究得最多的是“读者综论”，占“读者研究”论文总数的48%，而有关专业读者的专门研究仅占8.7%。
美国还有部分对儿童与青少年读者、残疾人读者和低能读者的研究，占“读者研究”类论文总数的12%，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却很少。
由上述各项比较结果可知，我国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上，较多地偏重于理论、整体、综合性的研究，缺乏对个别现象的具体、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与研究方法的偏重是相应的，因为大量的抽象思维研究是从全局、整体、宏观的角度进行的。
4 研究对象的比较
这里所说的研究对象，指的是研究论文所涉及的图书情报单位实体，即图书馆、情报所。一般来说，研究论文中是否结合具体研究对象，可作为衡量理论研究是否结合实际的指标之一。
4.1 部分可比数据的并置
对研究论文中涉及图书情报实体的论文数，按图书情报单位的类型，选择部分可比数据并置于表4：
表4 研究对象中部分可比数据的比较
4.2 比较分析
4.2.1 共同点
(1)两国研究涉及图书馆的论文中，高校图书馆均占较大的比例。
(2)研究公共图书馆的论文数在早期均占很大的比重。
4.2.2 差异点
(1)结合图书馆实体的研究，美国远多于中国。
(2)结合情报机构的研究，美国的上升幅度较大，中国的数字很小，且无明显上升趋势。
(3)美国对专门图书馆(Special Libraries)研究得较多，在许多年份中的研究论文数超出公共馆的数据；而中国研究中涉及专门图书馆的研究论文很少。
由上述比较可见，美国的研究重具体，针对实体的研究多；中国的研究重抽象、多综论，多远离实体。同样，这与研究方法的偏重有关。
5 定量／非定量分析技术的比较
美国1984年定量分析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53%。中国的相应数据，1984年为6%，1987年为6.8%。在美国的定量分析研究中，推测性研究亦占一定的分量，1984年占定量研究论文总数的38%[2]。
对于定量／非定量，描述性定量／推测性定量的比较数据，还可通过美国另一篇专门讨论定量分析的文章中的数据进一步予以说明[1]。在美国1985年核心期刊研究论文中，定量与非定量论文之比为1:2。在定量研究中，64.9%为描述性定量研究（如：频度统计、平均数、标准方差、相关系数的计算），35.1%为推测性定量研究（如：X[2,]检验、T检验、F检验等）。推测性定量分析是描述性定量分析的发展。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几乎都是描述性的，推测性的极少。
由此可见，就定量分析技术用于图书情报学研究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大，这仍然与研究方法有关。在中国的研究中用得最多的抽象理论分析法中，其定量研究的论文不足1%[11]，可见抽象理论方法在研究的深度与精确度方面都受到限制。
在定量／非定量研究技术方面两国间如此鲜明的差别也说明了两国研究水平的差距。回顾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从初始的定性描述发展为定量描述的，这是科学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达到定量描述阶段的学科才能称得上是成熟的学科[17]。
6 结论、思考与建议
6.1 结论
通过对中美两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抽样统计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1)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逐年提高，研究深度逐年发展，研究面越来越宽。(2)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尽管每年的论文量逾万，但真正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并不很多，总体研究水平不高，对图书情报实践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最突出的薄弱点是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脱离实际，过多的脱离图书情报实体。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是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综合性、整体性的抽象理论研究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温床。
6.2 思考
中美两国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面之所以出现如此鲜明的差异，进而形成图书情报工作及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迥然不同的风格，除了前文所述及的学科本身的各种个体因素外，也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有关。
美国的研究多体现出一种从具体、个别出发的实用主义观点，而我国的研究则多体现出一种从整体、全局出发的综合观；美国研究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强调验证，而我国研究中则更依靠感觉。
纵观历史，全面地观察现象，直接从这些现象进行整体上的理论综合与技术发明，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个重大特点。而对于通过实验分析，深刻地揭示现象背后的机制这一点，却是中国古代技术的薄弱环节。重道轻器是中国几千年学术界的一个传统。
再看现实，在现今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重抽象，轻具体；长于综合，短于分析；偏向宏观，忽略微观；多静态描述，少动态推测；多定性判断，少定量分析的倾向亦是这种综合观的体现。而这些，正与美国的研究形成强烈的、鲜明的对照。
6.3 几点建议
(1)应提倡、鼓励、促进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作风，目前特别要加强和充实用调查法进行研究，不断提高这种研究的水平。
(2)应加紧研究与引进一些先进的、实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实验法、内容分析法和专家法等。
(3)应大力加强定量分析研究，不仅运用描述性定量，还应运用推测性定量技术。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定量分析不仅仅是文献计量研究人员的事，而是所有研究人员都应掌握的分析研究技术。
(4)专业刊物应适当减少发表纯粹用抽象思维方法研究的论文。
(5)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单位应开设有关研究方法的课程，不仅有理论的传授，还应有实例示范教学。
(6)应加强应用研究中对具体的、局部的现象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仅仅是泛泛的理论研究。
(7)应更多地通过客观的定量的分析来进行图书情报事业的预测研究。
(8)应加强结合图书馆实体的研究，增加对具体读者群的研究，尤其是对专业读者的研究。增加对馆员这一职业的研究。
(9)继续加快情报系统研究的步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1)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研究风格，很难进行一一对应的比较，而且收集到的国外资料仍很有限，本项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充实与提高。
(2)通过比较，看到差异，但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全盘接受别人的东西。我们仍需根据我国的国情，根据我们的专业研究的实际来考虑我们的对策。
(3)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比较，看到了我们的薄弱环节，调整我们的研究策略，使我们的事业真正地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