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概况及其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况论文,学术论文,所藏论文,价值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子文是上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政治、财经和外交领域的一位风云人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公众关于宋子文的认识基本停留在20世纪40年代陈伯达所著《中国四大家族》的话语中。近二十余年来，海峡两岸陆续公布的历史档案及其他文献中，已有不少关于宋子文的新的内容；①而近几年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档案开放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②利用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的研究成果时有问世，③关注宋子文档案、专程前往胡佛研究所查阅宋子文档案的中外学者、研究生非常多。笔者自2005年起连续四年前往胡佛研究所，较全面地梳理了宋子文档案，很愿意把自己了解的情况以及若干思考，与各位学界同仁进行交流，以冀推进对于海外近代中国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工作。
一、胡佛藏宋子文档案的概况
宋子文档案系指宋子文本人生前各个时期收集、整理，晚年保存在其纽约寓所的文件。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Michael Feng)在宾州大学攻读政治学时，曾使用这批“家藏”档案资料，撰写关于宋子文与史迪威关系的论文，引起美国教师惊叹不已。除此之外，长期以来这些文件可谓“密不示人”。
1971年4月宋子文在旧金山去世后，当时杜鲁门图书馆和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均联系到宋子文档案的保管人、宋子文长女冯宋琼颐(Laurette Soong Feng)女士，表示希望获赠宋子文档案。冯宋琼颐与其两个儿子冯英翰(Clifford Feng)、冯英祥商议后，一致认为宋子文档案应当捐献给公共学术机构，向公众开放；经比较胡佛研究所和杜鲁门图书馆，他们认为后者位于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华人较少；而史丹福大学位于华人华裔较集中的加州，又靠近湾区特别是毗邻旧金山市，交通便捷，宋子文档案由胡佛研究所保存开放，更便利华人读者。另外，冯宋琼颐女士的丈夫冯彦达先生(Ivan Feng)亦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对胡佛研究所在有关中国历史档案的收集、保管和开放方面的情况，颇为熟悉。所以最后决定，向胡佛研究所捐赠宋子文档案共58盒。1978年，经过整理后的宋子文档案第1至35盒先行开放。美国政府对于宋子文档案各盒的开放，均进行过审核，曾抽出过相当数量的敏感文件，对于开放阅读有所限制。嗣后经过有关方面审阅，又予以开放了部分(即第36至39盒)。其余19盒，则规定须在宋美龄女士去世后方得公布。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女士在美国去世后，2004年4月26日这19盒档案均得以开放。
也是在2004年，冯宋琼颐女士新捐赠宋子文档案共6盒，编为第59-64号。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对于以往限制的档案通过审阅者予以解禁开放；对于宋家新捐赠的档案，也进行了审阅，对若干敏感文件进行更仔细的审查，然后才开放。目前第65盒的1至11号文件夹，是从原第6、36、37、38、58各盒抽出送审的文件；第65盒的第12至29号文件夹，以及第66、67盒，则是原第59至64盒中抽出送审的文件。2006年10月，宋子文后人再次捐出一批文件，现在编为第68和69盒。据了解，目前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档案中，仍有少数敏感文件尚未开放。
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自1978年公布以来，经2004年、2006年的进一步开放和增加，到2008年，已经开放的69盒文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1-10盒以及第36盒：信函(Correspondence)，均为宋子文与他人的往来英文信函，按对方姓名或机构名字母序排列。与个人之间的，如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外长艾登(Anthony Eden)、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er)、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Lord Louis Mountbatten)；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白宫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在华美国空军志愿队队长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美国友人斯诺(Edgar Snow)；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中方人士有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和胡世泽、驻缅甸和印度的中国银行经理陈长桐、中央银行驻美代表李干、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等；与机构之间的，如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及其后身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财政部、资源委员会、新闻署、善后救济总署等。
第11-19盒以及第37盒的第1至9号文件夹：公务文件(Office File)，全部为英文往来电报稿，时间为1940年至1949年。其中第11盒第1个文件夹为1942年6月至10月期间(当时宋子文在美国)的电报，包括宋子文致宋庆龄、宋美龄的电报。从第11盒第2个文件夹起到第16盒，主要为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电报，时间为1942年10月至1945年，既有宋子文本人发出和收到的电文，也有国防供应公司成员之间的往来电文。第17、18、19盒为1944年5月至1949年的公务文件，其间宋子文先后担任行政院代理院长、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
第20至35盒的头七个文件夹、第37盒的第10至17号文件夹、第38至39盒：主题文件(Subject File)，时间为1935年至1950年。文件类型包括访谈记录、会议记录、备忘录、报告书等，大部分为英文。按各主题英文名的字母排序，但列为主题的既有单个人物(如周恩来、陈光甫、孔祥熙、赫尔利、马歇尔、杜勒斯、贝祖诒、丘吉尔、魏德迈、杨格、杨门、重光葵等)，也有某一人物类别(如在华外交官夫人名录)；既有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会议(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也有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地名(如广东省、海南岛、汕头、香港等)；有机构(如中央银行、国防供应公司、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九龙海关、上海海关)，也有企业(如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航空公司、民生公司)；有专项重要事务(如租借援助实施)，也有以“1937-1945年的中日冲突”为名称的。如果以文件的盒数计，那么整个主题文件(共19盒)，是宋子文档案各分类中数量最大的一种。
第35盒(第8至26号文件夹)、63盒(第11至16号文件夹)：演讲稿和文稿(Speeches and Writings)，时间为1941-1948年。其中演讲稿有：1941年1月在纽约中国委员会晚宴上的演讲；1941年9月12日在欢送美国军官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晚宴上的演讲；1942年2月12日所做的题为“中国在战后世界的地位”的演讲提纲；1942年3月6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演讲；1942年6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1943年8月8日在伦敦BBC广播电台所做的演讲；1945年4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的致词；1945年4月30日在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有：1947年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的报告；1948年6月24日在广东省参议会上的报告。
第40盒：超大尺寸资料(Oversize Material)，1920-1945年，包括图表，地图，报告书等。
第41盒：宋子文与他人和团体机构之间的中文往来函，时间为1942-1947年期间，共有83个文件夹，按照对方名称英文字母排序。通信者主要是个人，如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四联总处理事会秘书长徐柏园、胡汉民之女胡木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云南军政负责人卢汉、财政部国际贸易委员会主任郭秉文、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上海市绸业银行的王延松、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贵州省主席杨森、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机构团体有：中国国货银行、暨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外交部、广东清远县立景瑗中学、中国棉业公司董事会、中华农业会、中华圣公会全国总会、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生会、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妇女会、甘肃省旅渝同乡会、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国民党外交部党部、北平师范大学陇南校友分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等。
第42至44盒：中文往来电报。其中第42盒第1号文件夹是1937年新加坡中国银行的发电稿，多为业务进展情况之报告、请示。第42盒第2至7号文件夹、第43盒、第44盒的头两个文件夹，均为宋子文与僚属友朋之间往来电报稿，时间为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9月，即宋子文驻美时期，总数约2500份，涉及大量重要人物，如孔祥熙、李石曾、李宗仁、龙云、张冲、顾孟余、翁文灏、钱昌照、戴笠、郭泰祺、顾维钧、贺耀组、齐焌、中央银行的席德懋，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副总稽核霍亚民，国防供应公司助理刘景山、秘书陈康齐，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总经理唐寿民，财政部次长后任粮食部长的徐堪，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宋美龄的秘书古达程，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程叔度、简玉阶、黄宪儒，以及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军令部、外交部等。
第44盒第3至6号文件夹，约有550份往来中文电报稿，时间为1943年10月宋子文离美返回重庆至1944年12月出任行政院代理院长，涉及的人士如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军令部长徐永昌，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驻美大使魏道明，尚在赣南的蒋经国，中央银行李干，军统局戴笠，国防供应公司主要成员施肇基、刘景山、杨门、张茀臣、江杓，各地军政要员龙云、卫立煌、余汉谋，中英庚款委员会理事杭立武，国民党元老李煜瀛，以及国防供应公司渝处与华盛顿总部之间、军政部交通司与宋子文在美机构之间的往来电报稿。
第45盒：中文专题文件，时间为1937年至1946年，包括团体机构文件、访谈记录、备忘录、打印资料、报告等，按主题字母排序，最主要的是第3至26号文件夹的“中国”主题，各文件夹的题目有：美国志愿航空队、货币问题、韩氏家族、东北、粮食与粮价、纺织业等。
第46至58盒：原先不开放的文件(Formerly Closed Materials)，均为中文，时间为1940年至1948年。主要有：(1)往来电报稿，又分为按时间排列(第46至49盒、第50盒的前三个文件夹，1940至1947年)和按姓名英文字母序排列(第50盒的第4至10号文件夹、第51至53盒的前七个文件夹，1945至1946年)两部分。(2)主题文件，包括第53盒第8至17号文件夹、第54至57盒，所列主题有：张学良、中国、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物资供应委员会、孚中公司、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九龙事件、租借案实施、扬子公司等。第58盒名为“限制资料”(Restricted Materials)，共18个文件夹，题目有：蒋宋美龄、中外关系·苏联·外蒙古、滇缅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甘地与蒋介石、蒋介石关于史迪威的文件、马歇尔与蒋介石、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蒋介石电报稿、戴笠往来函、关于宋子文访问苏联的电报、蒋介石在沈阳前线等。
第59至69盒：新捐赠资料(Incremental Materials)。2004年之后陆续获赠，中英文均有。主要题目有：宋子文与蒋介石往来电(1940至1947年，从第59至61盒)，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宋子文自传资料，演讲稿，往来函，蒋介石文件，宋美龄文件，1945年中苏会谈文件等。目前宋子文档案中最新解密且排列最后的(第69盒第7号文件夹)，是1944年10月26日陈纳德起草的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军事政治局势”(The Politico-Military Situation in China)。据宋子文在首页亲笔记载，该备忘录是陈纳德去世后，在1959年10月14日的午宴上，由原国防供应公司成员托马斯·科克伦面交宋子文的。这份文件系于1973年1月29日由冯宋琼颐女士亲笔注明须待到2023年1月29日解密开放的。而2008年7月11日，笔者在胡佛研究所亲眼目睹了冯宋琼颐女士签字，同意立即解密开放。
宋子文档案还包括照片档案(Photo File，Photographs)，有8本相册外加两包的照片，若干缩微卷。这些照片档案没有列入文字纸质档案的统一编号。
二、胡佛藏宋子文档案的学术价值
宋子文早年留学美国，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起，宋子文便投入政坛，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陆海军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委员、整理税制委员会委员、中央银行行长等职务；自广州国民政府起，宋子文长期处于国民党政权决策层，先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务，代表中国政府与英、美、苏等大国进行过重大交涉，出席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重要会议。宋子文交往的中外人士数量之多、层次之高、范围之广，在同时期国民党政权高层中也是罕见的。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档案，涵盖了他的主要经历和交往，对于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内政外交，以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高层人士，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宋子文与孙中山有着特殊的关系，宋子文档案中就有一些与孙中山有关的文献，如孙中山亲自签名的照片、有孙中山钤章的给宋子文的委任状等。其中值得介绍的是孙中山接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助的史料。第六卷有两张孙中山亲笔书写签名字据的黑白照片，其一为：“兹收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助国民党经费毫银伍仟元正此据 孙文 十一年七月十三”；其二为：“迳启者日前 贵公司捐助国民党经费毫银伍仟元兹因军需浩繁为此缮收条专函列领即希亮 察照交为荷此致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曾公乐君 孙文 十一年七月十三日”。④经查《孙中山全集》，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收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即孙中山致曾公乐函，却无捐款收据本身内容。⑤按目前提到孙中山接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赠的资料，主要是1922年6月16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助学的收据，但签收署名者是时任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主任的林伟民，孙中山手写“孙文见证”四个字和钤印。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也没有收入上述资料。
又如，宋子文与廖仲恺的亲笔函件。1925年8月16日，时任中央银行行长的宋子文亲笔致财政部长廖仲恺英文函：“亲爱的廖部长：您希望给蒋(介石)将军拨款8万元。我知道您的难处，也知道蒋将军的难处，但没有人知道我的难处，今后我也不敢奢望得到别人的理解。我答应过本月15日给您25万元，这8万元只能在这25万元中扣取，不然的话我只有辞职，别无选择。致礼宋子文”。该信笺下方有廖仲恺的亲笔英文批语，大意为：考虑到蒋的困难，我同意扣除这笔款子。廖”。⑥这份英文函件折射出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政窘迫的状况，以及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国民革命军之间，在体制方面与实际运作中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宋子文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在内政方面，首先值得提及的便是西安事变。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包括档案文献，海峡两岸已经有多种刊行。而宋子文关于西安事变的日记，⑦则是宋氏后人于2004年捐赠给胡佛研究所的，此前完全不为世人所知。日记为英文打印稿，共15页，记叙了自1936年12月20日至12月25日期间诸多事情。在与其他刊行文件和研究成果比较之后，笔者认为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有以下值得关注之处：
1.关于12月20日宋子文第一次抵达西安之前，蒋介石对于解决事变的态度。宋子文12月20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早上十时抵达西安，汉卿告诉我委员长已于十七日同意四项条件：一、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但又说，委员长今天早上变卦了，他说，他拒绝在胁迫下答应任何条件。”⑧根据宋子文的日记，在周恩来抵达西安之前，蒋介石已经原则接受解决事变的具体条件；周恩来到达之后(17日晚上)、宋子文抵达之前，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和平解决事变的前景不甚明朗。这与现有研究成果的说法有些许不同。⑨
2.宋子文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时蒋的态度，宋如何说服蒋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据20日宋子文日记记载：“他(蒋)说，他拒绝在胁迫下答应任何条件，而唯一解决之道是武力。我(宋)指出情势危急之处：军事上胜利并不能确保他的生命；即使西安被攻占，他们也可以撤退到临近共产党地区；随着内战的蔓延，国家将会分裂。他的生命攸关国家存亡，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下午)我见了委员长，他说他已经：(一)答应汉卿，允许他的军队到绥远去；(二)四项条件可以在大会上讨论；(三)陕西政府可重组，杨将军可以提名人选。”当与蒋和张、杨都进行了晤谈后，宋子文于21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当天的日记写道：“离开南京之前，我在军事或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之间犹豫不决。当我探察过西安，更坚信政治解决是拯救中国之唯一方式。何为政治解决可行之道，我还不明白，但是我有了如下决定：A.应该准许蒋夫人到西安来照顾委员长，并改变他宿命论者的态度。B.戴雨农代表黄埔菁英，应到西安亲自了解情况。C.鉴于可能提出军事问题，应有一位将军到西安来。”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第二次到西安，端纳、戴笠和蒋鼎文随行。可见，在说服蒋介石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原则后，宋子文又规划了进一步促成实现解决的方案。
3.宋子文如何与南京高层沟通，使得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以及宋美龄赴西安的方案为国民党当局所接受。据21日宋子文日记，当日下午宋子文返抵南京后，先是与宋美龄、宋蔼龄、戴笠商议了再赴西安的方案。随即与叶楚伧、顾祝同、蒋鼎文、孔祥熙、熊式辉、何应钦等人见面，耐心分析西安局势，说明蒋介石的处境和真实想法，强调与宋美龄等再赴西安的必要性。宋子文在南京得悉：张公权指说西安事变是我(宋子文)策动的。这些具体的记述是先有其他著作中未见的。
4.宋子文再次抵达西安后，蒋介石向宋指示与周恩来谈判解决事变的条件。据宋子文12月22日的日记，这些条件是：废除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废除阶级斗争，服从委员长领导；同时蒋介石准备改组国民党，并且将同意：(一)国共联合；(二)抗日，容共，联俄；(三)由张学良来收编共产党员。
5.12月23日，宋子文得到了张、杨和周恩来的提议内容，在此基础上宋子文与戴笠、蒋鼎文确定了修正方案；受蒋介石委托，宋子文23日两次与周恩来会谈，蒋介石、宋美龄对于上述会谈情况作出回应；张、杨和周对蒋的回应表示满意。
6.在12月24日的会议上，宋子文为蒋介石不能在离开西安之前履行承诺的条件而辩解，张学良说服激进派；张、杨之间的争执；宋与张密商如何在次日让蒋离开西安。
7.周恩来见蒋介石的情况。《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明确记载的都只有一次，即12月24日晚上。而据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除了12月24日晚上的见面之外，12月25日即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上午还见过周：“见周，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嘱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宋子文日记也记有蒋周两次会面，23日日记：“当天晚上，周晤见蒋夫人，并与委员长简短谈话。”25日的日记：“我和蒋夫人见周，他再次要求面见委员长。我催促进程，因为共产党掌握整个事件之钥。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可以克服恶劣及恐惧的因素。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委员长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
8.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最后面谈的时间和内容。据12月25日的日记，当天宋子文与周恩来见面商谈了如下事宜：“我们告别委员长。周说，委员长很疲惫，所以不想跟他谈太多，不过有些事情需要执行：一、胡宗南军队应该离开陕西和甘肃。我说，我已经同意。他要我保证，我也同意。二、委员长回到南京后应发通电。我说，你草拟电文，如果我觉得观点可以接受，将请示委员长。三、他要求人民有言论自由。我答应努力争取。四、我要他在上海任命一个联络人。他说他会。五、他要我确保逐步释放政治犯。我说我会尽力。我极力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这与现有研究成果的说法不尽相同，有必要重新解读已经刊行的相关文献。⑩
总之，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较详细记载了宋子文本人对于事变的看法，宋为实现和平解决事变而与蒋介石、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之间多次的折冲互动。虽然宋子文日记有些文句显示，日记部分内容可能为事后补记，(11)但与现有刊布文献之间有很强的互补、互校作用，尤其与周恩来于西安事变期间致中共中央电文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使得西安事变的基本叙事渐臻清晰完整，有助于深化相关的研究。另外，宋子文藏档中还有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副官的英文日记，其内容虽然无涉宋子文与各方会谈的具体情况，但亦对宋子文每日大体行止有所记载。
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中，很大部分的函电、文件都是直接关于战时外交的，特别是对研究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之后所从事的寻求国际援助、展开对各大国的交涉，具有极高的价值。宋子文先后以蒋介石私人代表和外交部长的身份驻美，到1943年10月回国，前后共达3年之久，直接主持达成了中美钨砂借款协定2500万美元、中美金属借款协定5000万美元、中美平准基金借款协定5000万美元、中英平准基金借款协定500万英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更是达成了中美财政援助协定5亿美元，签署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代表中国与盟国领导人进行重大战略协商，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以及参加盟国领导人和高级幕僚之间的重要会议，如在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军事会议、加拿大魁北克会议等；主持对英对美平等新约文本的谈判，签署了中英新约。
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对于上述各项具体的交涉活动均有相当的记载，保留有宋子文签名的各项援华协定英文稿。而在寻求美国军事援助方面，尤其是如何获得美国对华租借方案项下的援助，包括争取对华租借额度、提出军品货单、落实货品、组织运输抵达中国内地，如何进行具体的交涉，其对象包括白宫、政府各部门、军方以及制造、供销、运输、保险、银行等方面，相应的文献很多。与此相关更为专门性的个案，如在美国注册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其资料之详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除了本文稿第一部分提到的公务文件、主题文件中相应多个文件盒、文件夹之外，在许多人名文件夹中，有大量与该公司有关的资料，如中方的施肇基、霍宝树、陈长桐、王守竞，美方的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陈纳德、杨门(William S.Youngman)，前国联卫生处长、后受聘国防供应公司的波兰人拉西曼(Ludwig Rajchman)等。最近杨门个人档案正式捐赠胡佛，笔者在第一时间大体翻阅了，感觉宋子文档案中有关国防供应公司部分远远超出杨门档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之间一方面结成了同盟国关系，为反对共同敌人协力合作，但另一方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地位，中国往往要为国家的尊严甚至领土主权的完整而向大国力争，1943年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1981年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三)收入了1943年5月21日宋子文致蒋介石长电，其中有宋子文在美国为西藏问题与邱吉尔激烈争辩的内容。(12)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不仅有上述电报稿，还有多封后续交涉以及反映蒋宋关于西藏问题应持立场的往来电，如5月22日蒋介石电示宋：“邱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煞，侮辱实甚。不料英国竟有如此言动，殊为联合国共同之羞辱。应向罗总统问其对于邱言作何感想及如何处置。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邱相如此出言，无异干涉中国内政，是即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中国对此不能视为普通常事，必坚决反对，并难忽视。又，本月初英使见吴次长，面称西藏闻中国军队已进至昌都附近，甚为恐慌，在此美国正对中国加强空运之时，不宜对藏用兵。其词气一如邱所言。当时吴即拒绝其请，声明此为我国内政，不能接受此等劝告，并由王雪艇派杭立武以私人关系警告英使，勿再提此事，故至今彼未敢再提也。此电请转三妹阅。”5月23日宋子文致蒋介石电提醒“关于西藏事，在此危急之时，务恳避免冲突。文观察英方将来对于西藏交涉，必能让步。”宋子文还特意告知蒋美方的态度：“罗总统曾口头告文，希望千万勿因此酿成意外。”但蒋介石收到宋子文复电后，即于5月25日致电宋子文，明确指示：“关于西藏问题，不能轻视，应照前电对罗总统严重表示，使其注意。如罗总统有勿因此发生意外之语，则我更应申明立场主权为要，否则其他军事要求与我之主张，更被轻视，以后一切交涉，皆必从此失败矣。切盼遵令执行，勿误。盼复。中正手启。有。”收到蒋介石有电后，当日宋子文复电报告：“委座钧鉴：有电敬悉。邱吉尔当日提及西藏，文立即郑重声明，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哈力法克斯即时任英国驻美大使的哈利法克斯。亦表示承认，次日总统亦云邱所言殊不得体。兹拟下次见总统时，遵令重复声明我国立场与主权，对任何人绝不能发表并无攻藏之言论。惟务乞饬令军队，千万不可发生冲突。英美反对我者，已谓中国一旦成为强国，必为侵略者。西藏为我国土，即使用兵，固绝非侵略可比，但不明真相者，必当误解。且将谓中国生死关头、一发千钧之际，不一致对敌，反分散兵力于和平之边境。在法律上，英国绝无干涉我内政之权，万一中藏间稍有冲突，事实上英国势必借题发挥，至少可能阻碍中印国际交通，破坏攻缅计划。钧座烛照无遗，毋待哓渎。伏乞垂察。文有酉。”此外，当月宋子文还相继去电向蒋介石报告分别与罗斯福和英国外相艾登谈西藏问题的内容，其中与罗斯福的谈话称：“最后文述钧座对西藏事各电意旨，请总统注意，并告以中国方面不能接受英方对西藏任何提议。总统谓：邱行前，余问其何以提西藏问题，邱答英方并无占领西藏之企图。余又追问西藏乃中国帝制时代之一部份，现乃民国之一部份，与英国无涉。邱答中国政府在西藏无实权。余谓中国政府有无实权，与英国何涉。邱无以为答云。文谓：邱相□云中国集中十一师攻藏，实属荒谬。中国只有开辟公路，是以总统屡向文提议修筑中印间公路，以利运输。总统谓，此类事余亟盼早日与蒋委员长、史丹林、邱相四人会面，但邱不忘其英国独霸世界之传统观念，最好余与蒋委员长两人在四人会面前，早二三日畅谈云。”宋子文与英国外相艾登的谈话要点为：“文提及西藏问题，探询印度何以藐视中国主权，对他国中国毫无土地野心，但本土主权丝毫不能放松。彼因不知内容，愿文赴英时与文研究。嗣后彼告外次Welles，谓文曾提出此问题，彼已电伦敦问讯。据彼所推想，如有侵犯中国主权，必下属举动而已。”宋子文档案中还有1943年8月11日宋子文访问英国外交部时与艾登外相的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西藏问题时，宋子文表示：尽管这一问题今天不能解决，但希望能有解决之日；他无法想像西藏对于大英帝国的重要性，但对中国而言西藏是其领土的一个部分；他在孩提时代就知道，中国人民一直关注着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13)另外，宋子文档案的英文主题文件中还有“西藏”文件夹，(14)收有英国外交部致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的电文稿，其中专门谈到印度当局与西藏当局之间往来情况。
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还反映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上，这一过程包括1942年1月1日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签署、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及四国普遍安全宣言的公布、1944年的顿巴敦会议、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较早刊行的有关档案史料，为1981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三)的“八、联合国组织经过”；以后更多资料的刊行，当为2001年台湾“国史馆”出版的叶惠芬主编的《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共596页，主要为该馆典藏之蒋介石档案及国民政府档案，兼采报章相关报道评论与图片。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中，有关于1943年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夹，其中包括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致国民政府外交部电报35份，远超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三)和《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收入傅秉常电报数量(各为13篇)；另有驻英国大使顾维钧、驻美国大使魏道明相关电报各数份。而宋子文档案中关于旧金山会议的文件有多种，大体可以分为：(1)顾维钧致外交部电第1号至179号，时间为4月25日至6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三)关于旧金山会议的部分，仅收入顾维钧3份电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在同一时段里(4月25日至6月17日)收入顾维钧致外交部电报103份，比宋子文档案少收入76份，另收入6月19日至25日间顾维钧电报5份。(2)宋子文致蒋介石密电79份，时间为4月18日至6月14日，这些电报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三)和《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中均没有收入；(3)国民政府准备的文件，计有：拟具出席旧金山会议各种问题方案请示签呈稿，中国代表团情报处办事规则，旧金山会议我国应注意之问题(一、国际法院规程问题，二、设立领土代管制度问题，三、区域组织问题，四、中国所提已经英美接受之三项建议编入宪章问题，五、对于我国所提而未经英美接受各项建议之态度问题，六、解散国际联盟之步骤问题)，各国对于顿巴敦建议案之意见，有关国际和平机构各项问题之方案；参加国际和平安全机构会议代表团报告书；1945年4月25日至5月4日举行的八次中美英苏四国外长会议记录，5月7日至29日共11次的中法美英苏五国外长会议的记录。(15)这些文件基本上没有收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三)和《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
1945年宋子文曾两度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内容涉及战后中苏关系、东北军事经济、国共关系、外蒙古独立等重大问题，双方最后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多项协定，包括承认战后外蒙古独立。这是宋子文外交生涯中十分沉重的一段经历，也是当时中苏关系中非常敏感的问题。以往关于中苏会谈档案文献最为集中的刊行，当为1981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中“中苏关系”部分最后的74份文件，包括中苏会谈之前共28份，中苏会谈期间46份，这些文件均录自原国民党党史会藏蒋介石档案。嗣后相关研究成果多有赖这部分已刊档案文献。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中关于中苏会谈的文件非常之多，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中苏会谈之前电报39份，时间从1944年9月14日至1945年6月25日，其中《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未收入的有28份，包括：宋子文与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往来电报稿16份、傅秉常致蒋介石宋子文电报2份、通过军事委员会转宋子文电报2份、致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电报1份、宋子文在美国期间与蒋介石往来电报7份。从这些未刊档案中可以得知，早在1944年9月，中方已经决定，立即派宋子文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苏联，代表蒋介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面商种种”。到11月底12月初，根据苏联方面的提议，一度把宋子文赴苏日期定于1945年2月底。但到1945年2月初，苏方以斯大林需要临时离开莫斯科为由，要求把日期推至4月底5月初。3月16日,宋子文决定把访苏日期放在旧金山会议之后。(16)这些未刊电文还表明，中方当时通过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较早得悉了雅尔塔会议的某些情况，同时了解了美国政府对于中苏会谈的基本立场。
2.关于两阶段中苏会谈情况的电文。在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中，分为“原稿”和“清稿”两套，完整地保留了会谈期间宋子文发给蒋介石的各次电报，两阶段电报分别注明顺序号。第一阶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共24份电报稿，其中第3、4、6、12号电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未收入；第二阶段自8月7日至8月14日，编号致蒋介石电报共12份，其中第1、7、8、10、11号各电是《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未收入的。这些未刊行的电报稿，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关于中苏会谈的基本史实。如蒋经国为什么没有参加第一次会谈？据宋子文致蒋介石第4号电文(7月1日)，宋子文第一次见斯大林时“原拟偕经国同往，但苏联外交部通知，除大使外只能带翻译一人，由胡次长充任。顷与傅大使商洽，拟向苏外部提出多带一人，傅谓以往邱吉尔见史只带大使及翻译一人，有时翻译亦不能带，倘提出要求苏方不允，反为不美等语。拟即作罢。”但第6号电文(7月2日)显示，经“商得苏联外交部同意，可偕经国同往与史太林开会。”在以后的各次会谈中，蒋经国便都参加了。又如，当中苏会谈之初苏方提出外蒙古独立问题时，宋子文曾在7月2日和7月4日两度致电蒋介石请求指示，尤其7月4日电文中提出“万一史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未刊行的7月5日宋子文致蒋介石的电文亦值得关注：“密。冬日关于外蒙请示之电，至今尚未奉复。三巨头会议不久即将在柏林开会，拟恳立赐训示，俾可于史氏离莫斯科前商妥一切。”又如在第二阶段会谈期间，需向苏方通报东北军民长官人选，宋子文曾经两度去电蒋介石，对于蒋拟任命沈成章(鸿烈)为东北行政长官提出异议，并且提出几个替代人选方案：一、陈公侠(仪)任民政长，熊(式辉)任军事；二、熊任民政长，张文白(治中)任军事；三、熊兼任军事及民政。当然宋子文也表态：究应如何决定，仍乞裁夺电示，当即遵照通知苏方。(17)以后，熊式辉果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主任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与宋子文的力陈力荐不无关系吧。
对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已收入的电文，比照宋子文档案中相应的电报稿，亦可发现若干似应订正或存疑之处。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关于中苏会谈的第29号文件为宋子文致蒋介石电，日期注明6月30日，内有“今日抵莫，苏联欢迎礼节极为隆重”；但接下来的第30号文件也是宋子文致蒋介石电，日期注明7月1日，亦有“职今日下午三时安抵莫斯科，莫洛托夫外长亲来机场迎接”。那么宋子文究竟是哪一天抵达莫斯科的，这两份电文内容究竟何者为准？如果核对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就会发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中的第30号文件，其原稿注明日期是6月30日，稿末落款“子O叩卅”(三编二中，没有“卅”)，稿首注明“莫斯科第一号”。因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应把第29号与30号两份电文编号互换，日期均作6月30日。又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第74号文件宋子文8月14日致蒋介石电，头一句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协定已与苏维埃于今晚正式签订，因回答系莫外长签字，故我方由王部长签字。”句中的“苏维埃”和“回答”，在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中，均作“苏方”。
3.两阶段中苏会谈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二)收入了宋子文第一次赴莫斯科期间与斯大林六次会谈的中文纪录，日期分别是6月30日、7月2日、7月7日、7月9日、7月11日、7月12日。关于第二阶段的会谈情况，分别在8月7日和8月10日宋子文、王世杰致蒋介石电报、8月14日王世杰致蒋介石电报中简略提及，但没有收入相应的会谈纪录。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中，则有完整的宋子文与斯大林两个阶段共八次正式会谈纪录的中文稿，即除了第一阶段的六次之外，还有第二阶段的两次会谈(8月7日、8月10日)纪录的中文稿；八次会谈纪录除了中文稿之外，还各有英文稿。此外，胡佛藏宋子文档案中另有宋子文、斯大林于1945年8月13日午夜12点至次日凌晨1点半举行的会谈纪录的英文稿；有宋子文与莫洛托夫四次会谈纪录的英文稿，时间分别是7月10日、8月11日、8月12日、8月14日。
4.中苏会谈最后签署文件和换文的各种稿本。中苏会谈最后达成的各项文件，很早就已经刊行。(18)但是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中有各个文件的不同稿本，从中已看出相应的修改定稿情况。如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草稿中，对于双方缔约所依据的国际文件，除了提到1942年1月1日的联合国共同宣言和1943年10月30日的四国宣言之外，还曾有过联合国宪章；对于中苏双方的共同的敌国、交战国的表述，曾在“日本”之后有“或德国或其他于此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德国结合之国家”；对于中方特派全权代表之称呼，曾为“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签署的日期，曾确定为1945年7月，这些在最后稿本中或删去或修改。而《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协定名称和正文中的“中国东三省”，在草稿中曾是“中国领土”，最后稿中予以改正。原先会谈时，曾考虑单独签署一文件《关于旅顺口大连及邻区协定之议定书》，这份最后未单独签署的文件稿本上，有蒋介石的亲笔批注“此不可订”。另外，宋子文档案中有一份蒋介石对于中苏间将签署的主要文件的书面意见，如应明确“苏联军队如进入中国战区时，应亦受中国战区统帅之指挥”，“又苏联军队在对日战事结束后之撤退日期亦应约定”；指出铁路协定内第九条由中国政府咨商苏联政府办理，“此咨商苏联政府六字似可删除”；“邻区协定书不可订立，否则渤海湾如此大区海防将成为不设防区域矣”；“外蒙古承认独立以前，须先划定地境”。不过，蒋介石的上诉意见没有在最后文件中全被采纳。当然，宋子文本人在各项文件和换文稿上作的修订意见，就更多了。
胡佛藏宋子文档案对于相关时期的不少人物、事件、机构、制度等个案，都可以提供重要的史料。如中国与美英苏等大国的关系、史迪威事件、赫尔利与马歇尔使华、美国调处国共关系、战时中国的外汇市场与外汇政策、平准基金会、战后经济与军事接收、宋子文的人际关系(如与蒋介石、孔祥熙、宋氏家族其他成员、与诸多僚属友朋的关系)，等等，宋子文档案实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宝藏。
三、关于利用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的几点思考
如前文所述，胡佛研究所典藏宋子文档案数量浩繁，内容独特而重要，不啻为该馆“镇馆之宝”。笔者近年来对这些档案通览两遍，至于部分文件的细读所花去的时间、精力，实难以确切计算。对于如何更好地利用这批珍贵的文献，有如下各点想法。
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编号的有69盒，除了第40盒的超大尺寸资料(Oversize Material)没有另设文件夹之外，其余68盒档案或多或少都分设有文件夹，总共有1115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均有名称。馆方每次提供给读者的档案盒数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说来，每位读者在查阅宋子文档案之前，都必须先阅览馆方提供的宋子文档案目录(网络版或输出纸质版)。目前所见宋子文档案目录，其初稿形成于1978年，以后分别在2004、2005、2006和2008年有所修订。前后参加目录编制和修订的主要人员变动较大。读者在目录中所见到的，就是按序号排列的各盒各文件夹的名称；每若干个文件夹又统属某分类名，主要是往来函、公务文件、主题文件。对于有较明确目标的读者，只能通过目录中的分类名称特别是文件夹的名称，来确定每次需要查阅的案卷。所以，目录中特别是文件夹的名称，可以说是直接的向导。然而，目前版本的目录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给读者造成不便甚至误导。
应当指出，宋子文生前对其保存的文件都进行过整理、分类、编号、编索引。文件大的分类是按照保存文件的地点来划分的，如“上海”、“华盛顿”、“重庆”；然后再按照具体文件的性质划分，包括人物、机构、事件等，但均依名称的英文字母排序。许多文件首页的左上角都有宋子文亲笔写的分类名称。这些文件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分类捐赠给胡佛研究所的。目前的宋子文档案目录中的分类，仍然对于当初的分类原则有所体现。但是，胡佛研究所对宋子文档案进行了重新整理、分类、编号、命名，这在原则上对于读者的使用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历次开放前均抽出相当数量的敏感文件进行审查，暂不开放；那些日后通过审查再开放的文件，一般不放回原先的位置，而是另设文件盒与文件夹。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至于任何较大的专题(人物、事件、机构等)，通常分布在两处以上的文件盒中，读者不得不进行跨盒、跨文件夹的检索。现在的目录为英文25页，在没有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完之前，往往不清楚需要的专题性文件究竟在哪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多种。如果现有的各盒、各文件夹中的文件均不得移动，那么只要在相关文件夹名称后注明，同名称的文件还见于其他的文件盒、文件夹的号码，读者就不至于为了知道每一个具体专题性文件的分布情况，都必须通读一遍目录。
目前宋子文档案中，相当部分文件夹的名称与其实际内容存在着不符。
一种是所注时间的不符。许多文件夹的名称后面都标有文件的起迄时间，如第6盒第39号文件夹，注为“Mowrer，Edgar，1941-1945”，但其中实际有1953年5月4日宋子文所写的信函，且谈到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的中苏会谈，内容很重要。又如关于孙立人的第9盒第9号文件夹，注为“Sun，Lijen，1947-1948”，实际上有着20世纪50年代初期宋子文与孙立人之间的通信。又如第61盒第10号文件夹注明是1947年蒋介石的中文电报，实际内容讲的是居里来华，时间判断完全错了。
另一种情况是把人名标错。如第9盒第34号文件夹，名称写着“Wang Shih-chieh”，如果读者以为是王世杰的文件而申请调阅，那么打开之后肯定失望，因为实际内中文件是Wang S.C.即国民政府派驻美国的兵工专家王守竞的。第33盒第11号文件夹名称为“Sze，Ming-sze”，相信大部分读者看后无法联想到具体是谁的文件。待到打开后仔细读下来，才可能知道，原来是施肇基的儿子施思明(当时为国防供应公司雇员，担任宋子文的秘书)，其英文名应为“Sze，Sze-ming”。这两种情况都是把英文文件中的中国人名搞错，原因可以归之于粗心大意。但是，把有的中文文件的中国人名错译成英文，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如第41盒第53号文件夹，名称注为“Li，Te-chieh，1943”；在调阅之前，相信不会有人想到是指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信函中落款为“李郭德洁”。
宋子文档案中人名文件夹，尤其是外国人名的文件夹，如果是知名度较高的，读者很容易判断是否需要调阅。问题是那些不出名的人名文件夹，光凭陌生的英文名而不实际调阅，很难判断其内容，更谈不上大体判断其学术价值了。这使得研究者处于两难地步。如第7盒第3号文件夹，名称注为“Prescott，William，1952”，笔者多遍通读宋子文档案目录，这个文件夹名称都没有引起注意。直到进行打开每一盒、每一文件夹的通读，才发现了这位Prescott先生是原飞虎队成员，他于1952年6月12日致电宋子文，邀请宋参加将于6月27至29日举行的飞虎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宋子文6月25日回函，除了表示因故无法参加庆祝活动的遗憾之外，较详细回顾了飞虎队创立的过程，尤其是指出“Flying Tiger(飞虎队)”的名称，来源于中国成语“Lending wings to the tiger”。文件夹保存了Prescott先生的电报原件、宋子文回函的手写英文草稿和打印稿副本。顺便指出的是，实际上这一文件夹的编号是第7盒第4号而不是第3号。
宋子文档案中以事件为名称的文件夹颇多，其中中文文件的名称和内容不符的情况较普遍。如第63盒之下，注明第1-7号文件夹为“Kuangtung-Xiamen affairs files，1948”。但实际上第1号文件夹中的文件，既与广东、厦门无关，且也不是1948年的；第2号文件夹则全是中共高层干部职位和姓名资料。又如第64盒第1至6号文件夹，英文名称意为“1941至1943年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和宋子文之间往来函”，但其中第5号文件夹却只是题为“罗卓英报告”的文件。这种差错只会在完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至于文件夹中夹有与名称无关的文件，这种情况就更多了。笔者曾对第25盒第3号文件夹的名称“Gold Sales”很感兴趣，调阅后除了发现大量出售黄金的资料外，意外发现有战时在华美军开支的资料，但这一重要个案在整个宋子文档案目录中没有体现。
鉴于宋子文档案目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感到，有必要结合档案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目录作全面的修订，对相应的档案进行起码的整理。除了要订正种种明显的差错外(特别是名称与内容完全不符或错误的)，还要抽出错夹入的文件，使之回到(或重设)相应的文件夹。所有中文文件除了有英文名称外，应当标出中文名称。同样，英文文件也应视需要加上中文译名。
另外，从长远考虑和为更多读者着想，应当下决心全面整理宋子文档案，正确地分类和编号，进而编写提要和索引，首先是人名索引；中文人名还应兼顾考虑到名与字号。宋子文档案中，存在着完全相同内容的文件(很多情况下是正本与副本、多个副本)却分别置于不同文件盒、不同文件夹的情况，只有通过全面整理才可能发现这方面的情况，并予以适当归并。至于分见于不同文件盒文件夹的属于同一性质、同一分类的不同内容的文件(如1945年中苏会谈的电报与会谈纪录)，是否一概归并于同一文件盒文件夹，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至少可以在目录乃至索引中注明。
以上是对于宋子文档案目录和文件本身整理的看法。至于对于文件的阅读研究，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更多了。
由于文件年代的久远，以及相当部分文件当时便具有保密的需要，今天读来文件中的一些基本要件，如确切的人名、时间，可能要进行一番考订后才能够得以解读。
战时与宋子文之间往来电报的对象中，大部分是具署真名的，如果说有难处，较多的是把握称谓中的名、字、号、衔与实际的人名对上号。但是，有一位来电署名和宋子文去电称谓都用“七号”的，往来电报的数量非常之多，内容多为重要公务。不少函电往来的双方提到或评议共知的第三方时，故意不用姓名，而用外人难以辨认的代名(如莱其、兰顿、邱培)；或英文函电中使用简称、昵称(如“Tom”、“Lulu”、“H.H.”)，等等，这方面考订工作的难度往往很大。
时间的考订，情况也很复杂。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夹是以年份为名称的；有的甚至是跨年度的名称。但是文件本身(尤其是电报抄稿)往往只注有月日数而不注年份。其中部分函电稿有流水编号(如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部分电报)，较易辨认；如果没有编号，往往要从相关文件的内容甚至笔迹、纸张等情况入手，才能得出判断。至于同一份电报，发电稿和收电稿的日期乃至文句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需要分别查核两处原件之后才能得出较可靠的结论。
还应当指出，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数量多、内容庞杂，每份文件对相关史实真相和本质的反映，情况不尽相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这方面，除了宋子文档案中不同的文件之间需要进行必要的比照阅读之外，更应注意把宋子文档案与其他人物的档案、其他专题资料进行比较；尽量避免资料的单一来源运用。如研究史迪威事件，宋子文档案第62盒有数个专门的文件夹，而英文公务文件第39盒第4号文件夹也是以史迪威为名的；中文文件如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报中，关于史迪威的内容也非常多。但是，关于史迪威的其他来源的档案文件开放刊行的情况同样不能忽视，如胡佛研究所藏大量的史迪威个人档案，如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三)中的史迪威事件专题部分，又如美国国务院编辑刊行的相应年度的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国卷、远东卷，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在美国问世的“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系列著作(19)中使用的美国官方档案，等等，都是我们在评估和使用宋子文档案时，应当加以注意的。当然，这一原则不仅适于宋子文档案或史迪威文件，而且还是我们在处理任何专门性史料时，需秉持的基本态度。
*本文对宋子文档案的引用获得冯宋琼颐女士的授权，并得到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同意和帮助，特致谢忱。
The author is grateful to the authorization to the use of the T.V.Soong Papers by Ms.Laurette Soong Feng,and to the Hoover Institution for its permission and help.
注释：
①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国史档案汇编是《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至第七编，秦孝仪主编，“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收有多份宋子文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其他要员之间的往来函电；“国史馆”开放的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中，都有相当部分的宋子文资料。大陆地区则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其中第五辑(共三编)收有不少关于宋子文的资料。
②参见吕芳上：《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相关史料介绍》，《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年3月，第11期。
③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杨天石著：《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雨青：《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④T.V.Soong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Box 41,Folder 67.
⑤《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2-503页。
⑥T.V.Soong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Box 63,Folder 30.
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目录中，注明第62盒第1号文件夹为西安事变日记。实际上该文件夹中的只是日记稿复印件。胡佛研究所受赠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原稿，在第67盒第3号文件夹中。
⑧本稿中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译文，均转引自《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30日)，并核对过原稿。
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1-342页)提到的情况较乐观：17日蒋介石令何应钦十九日前停止军事行动，命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17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18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红军非降非合，表示要将西北地区交张管理，对中共也交张处理。”
⑩《周恩来传》明确记作12月24日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会谈，包括停止对西北用兵、改组政府、实行抗战、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以及宋子文作出若干承诺，完全未提25日见过宋子文。《周恩来年谱》记述了24日宋周会谈内容，25日的记述较含糊：“宋子文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学良同意并愿亲自伴送。周恩来与博古认为蒋在走前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和张随去。”至于周恩来是如何得知宋、张的意见，又是如何向宋、张表示不同主张的，则没有提及。但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致中央的电报中的如下文字值得注意：“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洛阳。”见于《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页。
(11)如12月23日日记有如下文句：“I asked Chow to give me an aide-memoire of his办法,which he did the next morning(Exhibit B).”
(1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三)，第233-235页。
(13)No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Dr.Soong and Dr.Koo on one part,and Mr.Eden on the other,August 11,1943,T.V.Soong Collection,Box 29,Folder 17.
(14)China,Foreign relations,Tibet,T.V.Soong Collection,Box 26,Folder 1.
(15)有关旧金山会议文件，主要见于宋子文档案第34盒第2、3号文件夹，以及第58盒第12号文件夹。
(16)参见：宋子文致傅秉常电(1944年9月14日)，傅秉常致宋子文电(1944年11月26日)，宋子文致傅秉常电(1944年11月30日)，傅秉常致宋子文电(1944年12月5日)、傅秉常致宋子文电(1945年2月5日)、宋子文致傅秉常电(1945年3月16日)，均见于宋子文档案第58盒第2号文件夹。
(17)参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第8号电(1945年8月12日)、第10号电(1945年8月13日)、第11号电(1945年8月13日)，宋子文档案第58盒第17号文件夹。
(18)如王铁涯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
(19)两位美国军方作家Charles F.Romanus和Riley Sunderland所著的《史迪威赴华使命》(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以及《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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