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的治学为人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为人论文,童第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要奔放
工作要严密
●办事要公道
为人要正直
童第周在比利时
思想要奔放 工作要严密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天津出差，惊奇地发现在某家企业的一面墙上赫然写着“思想要奔放工作要严密”两行大字，落款是我的父亲童第周。当时行程仓促，匆匆把它抄了下来（当时我尚末见到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3月10日的《思想要奔放工作要严密——记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对青年的一席话》一文）就变赶路了。细细品味起来，这10个字中富含哲理。这既是他一生做学问的座右铭，也是他取得成功的秘决和法宝。
父亲是一位非常勤奋好学的博学之士，读书对他来说如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须臾不可离。记得晚年的他有一次晕倒在办公楼的楼梯上，经医生诊断认为是由于血管硬化和劳累所致，建议他卧床休息。然而，他是享不惯“清福”的人，在床上躺不住，要起来看书，但看几分钟就头晕。那几天我看他坐立不宁，问及原因，他说：“不能看书是最痛苦的事”。平时，买书是他的一大爱好，他经常去外文书店，与经理很熟，经理常把新版的生物学方面的书给他单独留出。“文革”期间，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进了“牛棚”。家住的4室1厅的房子几经调整，最后被迫迁移到一间仅有九平方米的小屋内，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书桌，只能放得下一张椅子，并且只有移动椅子才能走路。原来几大书柜的书，选出一部分塞满了床底下，其他的书既不准放到研究室，送给研究所也不要，只好作为废纸卖掉。父亲从“牛棚”出来后，急于上马他已构思好的新的研究课题，却找不到某些所需的外文书，为此他感叹不已。他马上着手自费订购外文书刊，又成了外文书店的常客，如饥似渴地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动态。他经常说：“研究成果的水平与知识（包括最新信息）之间的关系犹如金字塔，有广阔的知识面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水平。”他回忆说，他在大学教书时，经常主动承担新课目，讲授多门相关的专业课，扩展了知识面，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开拓了思路。当然，这是以辛勤的付出为代价的。有一次，我问他关于读书和积累知识的方法，他说：“对于某个专业方面的知识，应认准一本比较权威的专著，认真全面地读，弄清这个专业的来龙去脉和所包含的内容。然后博览群书和最新的科技杂志，就知道哪些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哪些方面是薄弱环节，你就有了研究方向。”他还提出了工作方法的三个方面：详细了解各派学说的基本观念和内容实质，进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累和整理现有的科研成果，不利用这些从科学实验得来的丰富资料，任何思想概念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积极进行科学实验，进行新的探索。
父亲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在科学研究中，他始终坚持要有独创精神，善于抓住新动向和新苗头，进行系统深入的富有特色的研究工作。他认为：“外国的先进技术需要学习，但要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盲目地跟着人家学，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惟有创新才能迎头赶上”。“文革”斯间有人想贬低他的“学术权威”形象，批评他用金鱼作为实验材料，而国外是用鼠，从而证明他不懂得真正的实验工作。父亲听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外国人之所以用大白鼠作为实验，是因为它繁殖能力强、换代快，几年时间就可看到遗传性状改变的情况；然而，金鱼的发育周期更短，饲养方便，第二年就可看到结果。我为什么不可以选用中国特有的金鱼作为试验材料，而要去盲目地仿效外国人的做法。不懂得创新，如何推动科学的发展？”
父新考虑问题的思路非常开阔，他经常强调一个人的视野不能太窄，要注意学习和运用相关边缘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他在科学研究中有意识地运用哲学中的观点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的进行。这可能与他大学时代曾就读于哲学系心理专业有关。他曾说：“我一向主张，科学家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用哲学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很有必要的。”拨乱反正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请父亲讲学的络绎不绝。有一天清晨，听广播中报道父亲在某地讲学中大谈学习辩证法的重要性。我当即问父亲，人家想听你讲生物学的发展，你为何谈辩证法？他说：“唯物辩证法是一种普遍真理，一个人不应只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学科或专业之内，辩证思维方法对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而这一点恰恰为许多科技工作者所忽视。”他接着说：“在解放初，华岗同志（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指导我读唯物辩证法等书，对后来研究工作很有启发。科技工作者懂得辩证法，可以减少研究工作中的片面性，少走弯路。我是想把自己运用辩证法的心得体会告诉大爱。”父亲不仅思路敏捷，勇于探索和创新，而且勤于实践。他常说：“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他在进行核质关系研究时，已是70高龄的人，有一篇题为：《让我们活得更年轻》的报告文学中，对他所进行的工作作了如下描述：“在显微镜旁，我们看到了一种高超的艺术，实验对象是比米粒还小的金鱼卵细胞，只见那双手以惊人的准确和敏捷，夹住卵膜的一端，均匀地向两边一撕，卵膜就被剥离得干干净净。显微镜下又探来一根比绣花针细得多的玻璃针，给脱掉衣服的小家伙，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了注射。短短的半小时里，同样的手术重复了二三十次。全部动作是那么娴熟、优美、富于节奏。”这篇报告文学是围绕着这双灵巧的双手展开的。我也曾问过父亲：“你已70多岁了，在显微镜下做细胞移植这种精细手术，手不发抖吗？”他说：“经常做这种工作，已习惯了，熟能生巧嘛。”事实上，他的那双灵巧而精确的手，早在比利时留学时，就因攻克了难度高的剥除青蛙卵膜的手术而使欧洲的同行惊叹；抗战时期在四川某大学的一次科研成果展示会上，展出了由他嫁接、能在水中漫游的双头金鱼和多尾金鱼，引起了轰动。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科研第一线，苦练所造就的基本功，在70余岁时仍能运用自如，可谓是“宝刀不老”。
童第周全家合影（摄于1955年）
他经常强调：“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研究工作一定要做到精确，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他常对助手们说：“我们的实验数据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实验结果的评价要留在余地”，“搞科学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有五分成果只能写五分，绝不能写成六分”。
他晚年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他从不放弃实验工作。除公务活动外，每天都去实验室工作，他甚至向领导提出，应保证他5/6的科研时间（即每周6天，至少保5天），继续用分秒必争的顽强精神，战斗在科学实验的第一线。在1978年的科学大会后，他雄心不老，决心要带领大家大干一场，他亲手制订了五年、十年的科研规划。虽然他未能亲眼看到亲自筹办的一个现代化的发育生物研究所的诞生，但他的“生命不息、创新不止”的精神、“思想要奔放，工作要严密”的治学之道却长留人间。
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签发给童第周的任命通知书
办事要公道 为人要正直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这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做学问的同时也铸就了他的人品。一个卓越的科学家留给人间的遗产，不仅仅是他的工作业绩，还有他为人师表的崇高品德。正如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追悼会上所作的感人肺腑的演讲中所表述的：“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他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才智方面的成就还要大…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已之严，她的公正不阿。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
父亲年轻时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踏上了科研之路，发奋要在学术研究上赶超外国人，在比利时留学时，他对一切敢于侮辱中国人尊严的人，总要奋起进行唇枪舌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联络几个中国学生，起草呼吁书，号召并组织五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到比京日本大使馆前抗议示威，被比利时警察以“扰乱治安”为借口而拘留并判两个星期的徒刑，后在公众舆论压力下才被无罪释放。在比利时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本可留在那里继续发展，但他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内忧外患中的祖国，毅然回国。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复旦大学执教时，与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与其他教授们联名罢教抗议，迫使校方处分了那几个三青团骨干分子。有一次，他甚至当面大声斥责一个国民党CC特务说：“你们的三民主义已经变成了民亡主义、民奴主义、民穷主义！”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作为山东大学的教职员会主席，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教员的虐待，他投入了历时一个多月的罢课斗争。当山东大学学生冲上街头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英勇斗争时，受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血洒街头。我们三个孩子的卧室是在临街的二楼上，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当时父亲不顾个人安危，以教职员会主席的身份与几名教授赶赴警备司令部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到监狱探望学生。当时国民党严格封锁消息，各报刊一律不许刊登镇压学生运动的新闻，只有一家英文版的《民言报》刊载了这一消息。父亲联络几位教师，买来很多份《民言报》，封装后连夜投到几个邮筒，寄到全国各地。此后，他奔赴美国讲学，在这期间，他密切关注国内的政治动向，发表了许多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言论，曾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警告和威胁。在听到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后，他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急着要回国。当时有人以优厚的务件挽留他在美国工作，他谢绝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快些富强起来！我在国外学到的科学知识，必须为中国服务，现在中国有希望了，我得赶快回去。”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他化名乘船回国。
父亲经常向我们讲述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他为新社会的诞生而欢欣鼓舞。解放后，他以进步爱国人士的身份身兼十余种社会工作。但是，在新社会呈现的也不全是阳光和鲜花，也仍然存在着对旧思想、旧作风，甚至邪恶势力的斗争。解放初，当时青岛的军管会主任在接收山东大学后，推行一条极“左”路线，父亲对此看不下去，他以自己的无私与正直，团结一些教师与之展开斗争。后来中央及时派华岗就任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以其深厚的学术根底和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很快使山东大学走上了正轨。然而，“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牵连了华岗，他被捕入狱，迟迟未给出结论。父亲虽不知事情的内幕，但是凭他的直觉，认为华岗（解放前坐过七年监狱）不是那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冒着某种政治上的风险，应华岗女儿之请求，多次向中央递送申诉材料。
在“四人帮”横行的疯狂岁月中，他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尽了折磨和摧残。起初，他被列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反复写“交待材料”期间，他被送进了“牛棚”，人们可以看到他打扫厕所、挑水、拉煤碴的身影，这对于一位长期从事脑力劳动、体重不足百斤、年近7旬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折磨。出“牛棚”时，他脸部浮肿，步履蹒跚。但他对这些体罚只字不提，唯独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四人帮”对科学事业的摧残。1973年，他与美籍科学家牛满江教授合作的关于细胞中核与质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并在《人民日报》上向世人公布。1974年，随着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刮起了大反基础理论的妖风（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和他的研究工作又成了攻击中心。为了扼杀这项研究工作，借以突出政治，“四人帮”令外事部门出面，要父亲写信给牛满江，叫他今年不要来华工作，遭到父亲拒绝，“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来，我欢迎他来工作。”过几天又找他，叫他以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为由，不让牛教授来华，父亲明确地说：“我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立即就可开展工作。你们不让他来那是你们的事。”他顶住多次的威胁利诱，就是不写这封信。但事情并没有就此而止，不仅牛满江来不了，连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被迫暂停。不让他干工作是最令他痛苦的事。这个时期他话很少，周围的人既为他的健康担心，也担心他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然而，淫威只会使儒夫屈服，却使勇士更加坚强。他是一个倔强的汉子，他很痛苦，但更重要的是在思考对策。在众人的期盼中，他终于开口了：“他们这样搞无非是不让我们工作，那可不行，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在北京干不下去了，干脆带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武汉、沙市去“开门搞科研”。
毛泽东与童第周（右二）、胡愈之（右三）、华罗庚（右四）、费孝通（右五）在一起交谈
父亲对那些不按科学精神办事的人，对那些弄虚作假，甚至为了个人目的而歪曲事实的人，态度是严厉的；对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工作的态度是严密的。这种对人对事的认真态度有时似乎给人以严肃有余的印象。但作为教育家，他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生物科学家，并持续地关心着他们的工作。但他从来不以老师自居，而以朋友相处。他曾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别人的老师，因为时代在前进，但他却可以永远成为别人的朋友。”然而，他对于他自己的老师蔡翘教授（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却尊敬有加，给老师拜年是每年春节必不可少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他的谦虚待人也赢得了别人对他的尊敬，与他合作的美籍华裔教授牛满江曾回忆说：“我所以称他为老师，是因为他高尚的胸怀，渊博的学问，一心致力于科研事业，无私忘我的精神。他虽然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但是他的身教胜过言教，使我深受教育，我尊重他，所以称他做老师。”
童第周和牛满江在一起研讨
在第一次科学大会后，随着全国掀起的“学科学”热，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像雪片飞来，堆满了他的桌子。其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一一作答，常写信至深夜。据我们统计，有一个月，仅邮费就用去了约21元（当时8分钱一封信）。我们劝他不必如此认真，他却说；“人家尊重你，你不应该摆架子，不回复是不礼貌的”。记得有一对年轻夫妻，因为孩子不像父亲，夫妻间发生了矛盾，来信询问鉴别方法，父亲写了一封较长的回信，解释了生物遗传的隐性和显性的问题，还劝说：夫妻间相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否则即使不为孩子的事，也会因其他的事而闹纠纷。见信后夫妻二人言归于好，并深感惭愧，特回信表示感谢。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在外地学习、工作的24年中，由他写的家信仅收到过一封（因工作忙，都由母亲给我们写信）。他总是这样，处处先替他人着想。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而他在孩子们面前总是严以律己，身先士卒。他强调，说话办事要认真，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那怕对小孩子也不许哄骗，说到必须做到。在家里我们有时为了哄孩子，答应星期天带孩子去公园玩，到时候父亲一定要叫我们说到办到，他说：“即使是对孩子也不能说假话，要从小培养这些品质。”
他处处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我母亲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而且是他科研工作上配合默契的益友。他们二人几十年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共同渡过了四五十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文革”期间有一个日本科学家代表团来访，找到外事部门，欲会见著名的女科学家叶毓芬先生（当时形势下未能会见），并拿出一本出版的书，指着书上我母亲的照片。但母亲直至去世仍只是一个副教授，而与她一起共事的老师都早已升为教授了。其间，她至少有三次机会升教授，但都失之交臂，因为父亲一直是她的“顶头上司”，名单报到了他那里，总是把升级的名额留给了别人。为此，母亲与我们谈起来一直感到很委屈，当然，我们对此是非常理解的。母亲的去世给父亲带来沉重的打击、无限的悲痛，常见他坐在那里陷入痛苦的沉思，他流着泪对我们说：“我对不起她，她这几天不舒服，我没有陪她去看病……她工作成绩很出色，但由于我，却未能升为教授。”
父亲的外貌及举止极其平凡，朴素无华，平时他不喜欢夸夸其谈，也很少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以他的实际行动对我们进行着无声的教育。在生活中，类似于上述的事例不胜枚举。因为，“办事公道，为人正直”是他待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在父亲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伟大寓于平凡”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