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的初步研究——兼谈蜀锦中的西域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蜀锦论文,纹样论文,衣带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石雕佛立像衣带上雕刻有联珠团窠圈纹、对鸟、天人等纹饰。联珠团窠为波斯萨珊朝常见的装饰纹样，南北朝后期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境内，作为萨珊、粟特锦，及受其影响的中国织锦的骨架纹样，在我国南北朝后期到唐前期非常流行。而衣带上的对鸟、天人又是典型的南朝纹样，整条衣带表现出西域与南朝因素融合的特征。对此本文列举日本正仓院、法隆寺收藏，以及我国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出土的与蜀锦有关的联珠团窠纹锦，再结合窦师纶于益州创“陵阳公样”、何稠仿波斯锦、嚈哒王向萧梁献波斯锦等与蜀锦有关的史料，对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作初步探讨。 一、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 万佛寺遗址出土梁大同三年佛立像(编号WSZ8)现藏四川博物院，造像为红砂岩质，单体圆雕，佛头部、左手指、右手及双足残，残高128.4、宽59厘米。佛像背面阴刻发愿文一行，下半段文字剥蚀，为“大同三年岁次丁巳八月甲子
”①。大同三年是公元537年，为梁武帝萧衍年号。佛像内着僧祗支，外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右衣角敷搭于左前臂上，胸前束带覆于袈裟之上(图一)。衣带长67厘米，底纹为阴线刻云气纹，主要纹样为双层联珠团窠圈纹，衣带有部分剥蚀，现在可辨认的联珠团窠圈有八个(图二；图三)。衣带顶上一个，被掩住半边，其上有一天莲花纹样。胸部横束衣带左、右各一个，左侧清晰完整，直径3.5厘米，团窠外圈由一窄边圆环和二十颗联珠组成，内圈由一窄边圆环和十颗联珠组成，团窠为圆形，中心面积较小，因年代久远，原来是否有雕刻或彩绘纹样不明(图四)。其余七个结构与此相同，只是大小有差异。横束衣带右侧联珠团窠被袈裟遮住一半，其旁有天人纹样(图五)。左侧垂下的衣带上可辨识的团窠有两个，直径分别为3厘米和4厘米。右侧垂下的衣带上有团窠三个，直径分别为2.4、2.6和4厘米。在联珠团窠圈之间还装饰有其他纹样，左侧下垂衣带的第一个团窠上方有一天人纹样，两个团窠之间有阴线刻的一对天人和双鸟纹样，两天人并列飞行，着广袖博衣，上身后仰，腿后折，身后飘带飞扬，为典型的南朝天人形象②。其下方为两只并排站立的雀鸟纹样(图六)。左侧衣带末端似有一对降龙，剥蚀严重，只残存一龙头及部分躯干。右侧下垂衣带的第一个团窠下方以及第三个团窠上方各有一天莲花纹样(图七)。衣带周围有较窄的镶边，垂下的衣带下端呈三角形，每个角上坠有一月牙形饰物。
图一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WSZ8)
图二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的主要纹饰为联珠团窠圈纹，联珠圈纹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流行纹样，大量出现在波斯锦、粟特锦上。其文化特征主要可以追溯到波斯和粟特文化，而宗教属性则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这类织锦东传后被中国工匠仿制。从粟特向东，在中亚佛教发达地区，联珠圈纹逐渐被佛教艺术吸收，用来装饰佛教主题③。因此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的联珠团窠圈纹为受到萨珊或粟特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装饰纹样。联珠团窠圈纹多出现在中古时期的织锦上，织锦实物色彩对比强烈、鲜明、色牢度特佳，质地厚实、平整、覆盖严实，多用作丝织物的缘饰，制作的成品有腰带、伞、裙等④。织锦的上述特征符合佛立像衣带的要求，故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表现的材质应是联珠团窠圈纹织锦。这尊佛立像出土于成都西门外的万佛寺遗址，系采用川西地区的红砂石雕刻而成，且佛像衣带上还有天人、天莲花等南朝特征的佛教图像，故推测衣带所表现的可能是南北朝时期益州本地的织锦——蜀锦。
图三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
图四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左侧联珠团窠纹
图五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部 二、国内外传世及出土与蜀锦有关的中古丝织物 蜀江锦因中国蜀地织造的锦缎而得名。日本奈良法隆寺收藏有一件蜀江锦(图八)，此锦表、里都有纹饰，在格子形的组织内安置花纹，格子的中间是联珠圈纹，其周围有唐草纹。根据法隆寺的记载，此锦是膳妃(公元622年薨)的御带，从纹样考证为白凤时代的文物⑤。将其与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的联珠团窠圈纹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的联珠圈直径都较小，且均与蜀地有关，可见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渊源。日本正仓院、法隆寺藏隋唐时代的中国造联珠团窠纹锦、绫⑥中，有蜀江锦之称的尚有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狮凤联珠纹锦、联珠对凤纹锦等，其共同特点是以红色为地，图案单位较小，均为平纹经锦⑦。 自19世纪末以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了大量南北朝到唐代的绫、锦等丝织物。夏鼐先生论证吐鲁番出土的联珠纹锦受到波斯萨珊文化的影响⑧。薄小莹对这批联珠纹丝织物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将其划分为受萨珊影响的粟特“中亚锦”和受西亚装饰图案影响的“汉式锦”两大类，这两类织锦与波斯萨珊联珠纹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织锦系统⑨。武敏认为吐鲁番出土的大量联珠团窠对兽(禽)纹锦可能是产自益州的蜀锦，与历史上著名的“陵阳公样”有关⑩。
图六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局部
图七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右侧下垂衣带第一个团窠与天莲花
图八 日本奈良法隆寺收藏御物蜀江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葬中出土了几批珍贵的丝织物，此外一些可能出自吐蕃墓葬的丝织品流失到了海外，这些丝织物的时代为南北朝到唐之间。考古发掘中，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场热水河南岸吐蕃墓葬(11)、都兰县热水乡吐蕃一号大墓及陪葬墓(12)均出土了大量各类联珠团窠圈纹丝织物，其中的西方系统织锦主要为受萨珊波斯影响的中亚粟特织锦，即所谓“赞丹尼奇”(Zandanniji)锦(13)，也有大量仿照西域织锦设计的联珠团窠纹蜀锦，通过青海道被输送到西域(14)。对于收藏在国内外的可能出自吐蕃墓葬的丝织品，霍巍教授做了详细的介绍，并结合考古发掘的吐蕃墓葬丝织品，对“吐蕃丝绸”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后，认为其中大量模仿西方织锦设计的联珠团窠圈纹锦，可能出产自古代新疆地区与蜀地等多个丝绸中心(15)。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是以双层联珠团窠圈纹为主纹，辅以南朝天人、天莲花等纹样，这件衣带所表现的可能是受西域织锦影响的萧梁时期的蜀锦。与蜀锦有关的联珠团窠圈纹织锦还见于日本法隆寺、正仓院的收藏，以及我国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出土的南北朝至唐代的丝织品中。下文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对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做初步探讨。
图九 新疆阿斯塔那遗址出土联珠龙纹绫 三、与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有关的历史线索 联珠团窠圈纹与蜀锦相关的记载见《历代名画记》卷九窦师纶条：“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谘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缺，勅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16)。武敏女士认为“瑞锦”是指以祥禽瑞兽为主题的织锦。对雉、斗羊纹样当是倒正相对，横立于轴线两侧的相对均齐式纹样。取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专为向西方销售，唐代蜀郡很可能是设计与织造适合向西方销售的各类对兽纹锦的丝绸中心之一。并以大量吐鲁番出土联珠圈对兽(禽)纹织锦作为蜀锦的实例，特别是新疆博物馆收藏阿斯塔那出土的有“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折调细绫一匹，双流县，八月官主簿，史渝”题记的双层联珠团窠圈对龙纹绫(图九)，其纹样主体是联珠圈横立式有轴线相对称均齐式双龙纹，宾花则是典型的圆心小联珠绶带莲花，属于“陵阳公样”。窦师纶在益州检校修造、“创瑞锦”云云，实际上应该是在蜀锦原有的纹样基础上做出的总结和发展(17)。总之，在南北朝以来就颇流行的西来联珠纹、花瓣纹动物团窠图纹总体结构，以及某些典型造型元素基础上，“陵阳公样”，是唐初由窦师纶主持并利用改变表现形式的方法而创造出的一系列新型动物团窠图纹样式，其具有繁复、富贵与大气的东方化造型特征，主要包括联珠团窠对兽(禽)纹与宝花团窠对兽(禽)纹两个品种(18)。而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的纹饰表明这种基础在南北朝晚期的益州地区就已经存在了。 在南北朝晚期益州所产蜀锦中可能存在联珠团窠等西域因素的记载见《隋书·何稠传》：“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19)。隋末何稠仿制的波斯锦类型中可能包含有联珠团窠翼马纹锦，而对类似波斯、粟特系统纬锦的仿制，与其粟特胡人的家世有关(20)。何稠的家世见《隋书》中关于其叔父何妥的记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21)。唐长孺先生按《通志·何妥传》“西城”作“西域”，认为何氏出自昭武九姓胡(22)。陈寅恪先生认为“西城”是“西域”之误，其人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籍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23)。何稠家世为粟特昭武九姓中的何国，即屈霜你迦(Kushanika)，又译作“贵霜匿”，位于康国与安国之间，是连接东西粟特的枢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被称作“粟特的文化最高之城，粟特诸城之心脏”(24)。何稠的祖父何细胡(《北史·何妥传》作“细脚胡”)，名字中的“胡”字点明其族属。何细胡通商入蜀，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表现出入华粟特人的主要特征——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25)。“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表明何细胡在武陵王萧纪坐镇益州期间(公元538-553年)被委托从事贵重织锦丝帛的贩运销售与生产，后来其孙何稠仿制“波斯锦”可能与此有关。考虑到其粟特背景，何细胡所贩运的“金帛”中应该包含有波斯、粟特系的以各类联珠团窠纹装饰的纬锦，而这类西域纬锦在织锦业发达的益州地区被模仿与改良，具有联珠团窠等胡锦纹样的蜀锦可能又沿着河南道以及丝绸之路其他路线销售到了喜爱这些纹样的西域地区(26)。而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将西域色彩的联珠团窠与南朝天人、天莲花纹样相结合的形式，正是南北朝晚期蜀锦与波斯、粟特等西域织锦相互交流的历史物化表现。这类联珠团窠圈纹蜀锦又被窦师纶继承，创造出了著名的“陵阳公样”。 上文谈到了何稠家世与其仿制波斯锦的关系，而窦师纶创蜀锦“陵阳公样”可能也与其家世有关。窦师纶，其先祖为鲜卑纥豆陵氏，后随北魏迁代，孝文帝时改为汉姓窦氏(27)，并“累世仕魏，皆至大官”(28)。窦氏在工艺营造方面有家族传统，师纶从曾祖窦炽在北周时，担任过京洛营作大监，所谓“宫苑制度，皆取决焉”(29)。窦炽子窦威“博物，多识旧仪”(30)。师纶父窦抗“长于巧思”，为隋朝幽州总管时，曾“创造五层大木塔，饰以金碧”(31)，唐武德元年拜匠作大匠(32)。窦抗弟窦璡，贞观初为将作大匠，修葺洛阳宫(33)。窦师纶家族为鲜卑族，与其家世类似且同样工巧的宇文护、宇文恺等虽氏族出自东北，其家世所出及地理环境与西域文化易发生关系，故陈寅恪先生推论“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故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即东方胡族实行性之表现者，似仅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之观察”(34)。当时东、西魏的分治，以及稍后北齐与北周的建立，是因为六镇胡族对孝文帝改制以来汉化政策的反弹，东西两个政权存在着各具特色的鲜卑化与西胡化(35)。窦氏为东胡，其生活环境多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故其家族多工巧可能与此有关。而窦师纶在益州创造“陵阳公样”，一方面是因为益州地区早就存在像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将西域色彩的联珠团窠与益州本地纹样相结合的这类蜀锦，具有西域因素的蜀锦可能与南北朝晚期益州与西域的交通，以及来往其间的粟特、吐谷浑、嚈哒等商业、游牧民族有关；另一方面窦师纶的鲜卑家世，以及其在益州为官的亲族(36)，也使其易于采用西域织锦元素创造出包括联珠团窠在内的团窠对兽(禽)纹锦。 四、衣带纹样对于蜀锦及南朝与域外交流研究的意义 上文论证了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表现的是将西域色彩的联珠团窠与南朝天人、天莲花等纹样相结合的蜀锦，这类蜀锦的出现可能与南北朝晚期益州与西域的交通，以及来往其间的粟特人有关。何稠的祖父就是来自西域何国的粟特商胡，很可能是通过当时的河南道由西域进入益州的(37)。何稠家族定居的郫县可能存在粟特聚落(38)。而郫县的商贸传统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成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商业、手工业区，其中成都、郫县、雒县主要生产纺织品及铜器、漆器(39)。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一直是中国织锦的主要产地(40)。何稠的祖父细胡“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可能从事织锦等贵重丝织品的贩卖与织造。与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的传统习俗一样，出现在益州的粟特人可能仍以蜀锦之类的丝绸中转贸易为其大宗，活跃于南朝益州与西域交通的河南道上(41)。关于河南国的商胡队伍，《周书·吐谷浑传》记载：“是岁(西魏废帝二年即公元552年)，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拔)、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42)。其中将军翟潘密可能是粟特人，其职责是负责商队安全，这支200多人的“商胡”队伍中当有不少是粟特人。且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出土的丝绸和金银器中包含有粟特文化因素，从文献与实物两方面证明了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在河南道上从事大宗的丝绸贸易(43)。许新国先生认为都兰出土的南北朝晚期到盛唐的绫、锦等丝织品中有相当数量属于蜀锦，所举例中多为联珠团窠圈纹锦，这些织锦与当时河南道上的丝绸贸易有关(44)。 由现在川西沿岷江流域到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再西入新疆鄯善、且末与丝绸之路天山南道汇合的青海路，因其在南北朝时期为河南国吐谷浑所控制，史书上又称河南道。关于萧梁时期益州与河南国通商的情况，见《梁书·吐谷浑传》的记载：“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徙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狡黠矣”(45)。掌控河南道的吐谷浑等游牧民族对来自萨珊、粟特或益州仿制的联珠团窠圈纹锦也非常喜爱，青海都兰县哈日赛沟南北朝晚期至初唐的吐谷浑古墓棺板画中出现了流行于西亚波斯的联珠团窠图案，联珠圈中有牛、虎等动物(46)。此外在青海吐蕃棺画中的吐蕃人物衣袖、领口上用联珠团窠圈纹锦作边饰。棺画上的其他民族人物中，有一位身穿袍服，衣领及袖口上均有联珠团窠纹，头上冠以典型的“垂裙皂帽”，霍巍教授认为其可能为与鲜卑系统民族有关的吐谷浑人的形象；棺板画中人物为吐蕃和吐谷浑人，表现出吐蕃与吐谷浑人在青海一带交融的情况；这些人物服饰上的联珠团窠圈纹对我们认识北朝隋唐以来西北及青藏地区织物纹锦流行的情况有一些新的启示(47)。可能从南北朝后期到唐代，在吐谷浑与吐蕃主导的连接益州与西域的河南道上，蜀锦与西方织锦有过一定的交流。 新疆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南北朝至唐代的丝织品，其中数量众多的中国造联珠团窠圈纹织锦被认为与蜀锦有关。吐鲁番为古代的高昌故地，南北朝时期，北凉残部所建高昌大凉政权以及高昌国与南朝有过朝贡关系(48)。唐长孺先生考证高昌与南朝交通的路线是取河南道(49)。高昌地区是新疆东部粟特人最集中的地区，有行商坐贾，也有著籍的编户(50)。吐鲁番古墓葬中出土的蜀锦，或来自蜀地，或在高昌本地仿造。联系蜀锦产地益州的中间人应该主要是高昌的粟特商人，高昌的粟特商人也有可能通过河南道进入益州从事商业活动(51)。 《魏书·高车传》记载永平元年(公元508年)世宗诏：“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52)。表明公元6世纪初的高昌是连接漠北、西域与青藏高原上的三个游牧民族政权的交通枢纽。此时吐谷浑的势力已北抵高昌，而嚈哒则借高车之力同柔然对抗，开拓商道，通过高昌与鄯善等丝路枢纽出河西或河南道，积极展开同南北朝双方的交往(53)。萧梁称嚈哒为滑国，《梁书·西北诸戎传·滑国传》记载：“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54)。又《梁职贡图》今存残卷滑国使臣图题记记载：“普通元年又遣富何了了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子锦王妻□□亦遣使康符真同贡物其使人菶头剪发著波斯锦褶□锦袴朱麋皮长壅靴其语言则河南人重译而通焉”。其中普通元年滑国王所遣使者名“富何了了”，王妻遣使名“康符真”，贡物中有波斯锦(《梁职贡图》记载为“波斯□子锦”)，使者也身着波斯锦。嚈哒西迁先征服索格底亚那，后占领吐火罗斯坦。以此为基地，嚈哒人发动了对波斯、印度和天山南北地区的战争，丝绸之路的中亚部分一度几乎完全置于其控制下。其贸易活动常假手素以善商贾著称的索格底亚那人进行，他们往往因此充任嚈哒的使者，故“康符真”很可能是康国(Samarkand)人(55)。嚈哒向萧梁派遣粟特人使者，以及贡献波斯锦，同时或稍早于何细胡被武陵王萧纪委托从事益州织锦丝帛的贩运与生产。故嚈哒所献的波斯锦以及粟特人使者，可能会对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以何细胡为代表的益州粟特人产生影响，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饰以及之后“陵阳公样”的出现或许与此有关。 以上论证表明萧梁时期，在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的丝路上，嚈哒人控制着丝路的中亚部分，其势力范围向东达到高昌地区，而吐谷浑河南国控制着南朝通西域必经的河南道，其势力影响到丝路南道于阗、鄯善等地，萧梁与西域的交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地理背景下展开的。而穿梭于其间的粟特商胡，以及与其合作的嚈哒、吐谷浑等游牧民族，共同促成了东西方织锦技术的交流。南朝益州也是在粟特人的参与下，出现了西域特色的联珠团窠蜀锦，并影响了之后的“陵阳公样”。 联珠团窠蜀锦不但向西传播，由于唐初蜀锦“陵阳公样”的织造与流行，也随着遣唐使东渡到了日本，作为宝物珍藏在法隆寺、正仓院中(56)。而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的纹样，为我们提供了联珠团窠圈纹被运用在蜀锦上的早期例证，为青海都兰、新疆吐鲁番出土，以及日本法隆寺、正仓院所藏中国造联珠团窠圈纹织锦的来源，即与蜀锦的关系，提供了年代较早的证据。而联珠团窠作为蜀锦的一种纹样，一直延续到了宋元时期，在《蜀锦谱》中有“盘球锦”、“大窠马打(大)球锦”、“真红雪花球露(路)锦”的记载，夏鼐与武敏等据此将联珠团窠圈纹命名为“球路纹”(57)。 此外，中古时期中国织造的双层联珠团窠圈纹丝织物，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有“景云元年折调细绫一匹，双流县”题记的联珠对龙纹绫，明确为蜀地织造。在日本正仓院藏有类似的联珠双龙纹绫，与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的联珠团窠圈的共同点是联珠圈为双层。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穆格山(Mount Mug)遗址曾出土纹样、织法与此近似的中古时期织物(58)。青海都兰吐蕃三号墓出土的红地联珠团窠带翼卧鹿花卉纹绫也有类似的特点(59)。这种内部图案中国化的双层联珠团窠圈纹丝织物可能部分产自南北朝晚期到唐代的益州地区。 总之，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雕刻有联珠团窠、对鸟、天人等纹饰，联珠团窠为波斯、粟特锦中常见的纹饰，也出现在日本收藏，以及我国吐鲁番、都兰出土的中国织锦上，这些织锦可能与蜀锦有关。文献记载的陵阳公样、何稠仿波斯锦及嚈哒王向萧梁献波斯锦等表明，南北朝后期到唐代的蜀锦受到西域织锦的影响。故笔者推测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表现的是联珠团窠圈纹蜀锦，其中的西域因素可能与往来于益州与西域之间从事丝绸贩运贸易的粟特商人以及与其合作的嚈哒、吐谷浑等游牧民族有关。在南朝佛教造像上出现联珠团窠等西域纹饰，目前还较少见，其对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与西域佛教艺术的交流，以及南朝通过益州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来说都是珍贵的历史证物。 附记：本文照片由余波、师若予拍摄，线图由师若予绘制。论文的写作得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博士，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研究部黄阳兴先生、黄诗金先生，巴黎索邦大学美术史与考古学系唐熙阳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苏子权同学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①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0期。 ②[日]吉村怜著、卞立强译：《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第53～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③荣新江：《略谈徐显秀墓壁画的菩萨联珠纹》，《文物》2003年第10期。 ④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⑤[日]下中弥三郎等：《世界美术全集》第七卷第35页，平凡社，1926年。 ⑥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⑦张湘雯：《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织绣篇二第144页，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1993年。 ⑧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⑩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12)a.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 b.许新国：《都兰出土蜀锦与吐谷浑之路》，见《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c.同④。 d.许新国：《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 (13)同④。 (14)同(12)b。 (15)霍巍：《近年来新发现的吐蕃丝绸研究》，见《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16)[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见《画史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17)同⑩。 (18)马冬：《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19)《隋书》卷六十八《何稠》第1596页，中华书局，1973年。 (20)赵丰：《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文物》2010年第3期。 (21)《隋书》卷七十五《何妥》第1709页，中华书局，1973年。 (2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94～195页，中华书局，1983年。 (2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86～88页，三联书店，2009年。 (24)[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2、93页，中华书局，2000年。 (25)a.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见《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b.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6)a.同⑩。 b.同(12)b。 (27)《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第3012页，中华书局，1974年。 (28)《周书》卷三十《窦熾》第517页，中华书局，1971年。 (29)《周书》卷三十《窦熾》第520页，中华书局，1971年。 (30)《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第2364页，中华书局，1975年。 (31)[唐]南叙：《悯忠寺重藏舍利记》，见《全唐文》卷九二○第9590页，中华书局，1983年。 (32)《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第2368页，中华书局，1975年。 (33)《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第2371页，中华书局，1975年。 (3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9～9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35)a.陈寅恪：《讲义及杂稿》第159～172、185～1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b.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第14～8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6)《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第2364～2366、2371页，中华书局，1975年。 (37)同(22)。 (38)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见《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9)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40)同⑩。 (41)同(25)b。 (42)《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第913页，中华书局，1971年。 (43)a.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见《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b.姚崇新：《中古时期巴蜀地区的粟特人踪迹》，见《西域文史》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44)同(12)b。 (45)《梁书》卷五十四《诸夷》第810页，中华书局，1973年。 (46)许新国：《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发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7卷第4期。 (47)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上的人物服饰》，见《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48)a.《宋书》卷九十八《氐胡》第2417、2418页，中华书局，1974年。 b.《梁书》卷五十四《诸夷》第811、812页，中华书局，1973年。 (4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83页，中华书局，1983年。 (50)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54～188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51)同⑩。 (52)《魏书》卷一百三《高车》第2311页，中华书局，1974年。 (53)a.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见《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第289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 b.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第148～154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 (54)《梁书》卷五十四《诸夷》第812页，中华书局，1973年。 (55)a.余太山：《〈梁书·西北诸戎传〉与〈梁职贡图〉》，见《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 b.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第142～144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 (56)同⑦。 (57)a.[元]费著：《蜀锦谱》，见《全蜀艺文志》卷五十六，线装书局，2003年。 b.同⑧。 c.[日]原田淑人：《唐代の服饰》第16页，东洋文库，1970年。 d.同⑩。 (58)张湘雯：《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织绣篇二第112、144页，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1993年。 (5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7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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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梁大同佛像纹样初探--兼论蜀锦西域因素_文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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