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议题——兼论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议题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命运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10-0029-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迁，也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造成了巨大冲击，诸如“国家终结”、“国家强化”、“世界主义”、“全球治理”等关于国家的新概念层出不穷，民族国家问题开始凸显。具体来讲，市场经济全球化威胁着民族国家的存在，跨国公司、欧盟、联合国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权力，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冲击着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信息技术革命挑战民族国家主权的行使等。可以说，全球化使世界上很多问题超越了国家界限而在全球层面上予以解决，民族国家的权力不断让渡和削弱，传统的国家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民族国家的认同不断弱化。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将何去何从，国家的性质、职能、地位将如何变化，民族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的侵蚀，民族国家是否会在全球化中消亡等已经成为人类不容回避并亟须作出回答的问题。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并至今在世界上仍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性已经得到世界发展历史现实的印证。毋庸置疑，它仍然是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问题的有力武器。在追踪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进行探索，对于正确理解现时代的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伴随研究客体的变化，它的构成总是处于运动之中和历史的重新安排之中”。[1](P92)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国家的起源、本质、类型、职能、意识形态、国家消亡等问题做出了深刻阐释，其正确性和科学性也已被历史现实所证实。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民族国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的命运等问题已经凸显为全球化时代的核心理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要继续发挥其应有的解释力，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发展。2002年，马克·鲁伯特（Mark Rupert）和哈泽尔·史密斯（Hazel Smith）编辑的论文集《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与杰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新确立了在新世纪的重要地位。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中，作者们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政治、全球化中冲突的多维性、帝国主义、全球化时代国家功能与形式变迁等问题。（1）关于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政治。亚力简德罗·克拉斯（Alejandro Colas）认为，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对立形式仍然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但全球化给阶级政治带来了新变化。全球化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生产遍布世界各地，跨国资本控制全球经济，全球资本凌驾于全球劳工之上，跨国资产阶级形成，全球无产阶级并不按国界来划分，而是按照社会界限划分。（2）关于全球化中冲突的多维性。司各特·梭罗姆（M.Scott Solomon）和马克·鲁伯特认为，在全球化中，人们不仅要关注阶级基础上的认同，而且要关注其他诸如性别、种族等政治认同。[2](P297－298)（3）关于帝国主义。大部分作者认为帝国主义的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弗里德·哈里岱（Fred Halliday）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某些见解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仍然必不可少，它有助于把握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等级化和剥削的特征。萨克利夫（Bob Sutcliffe）认为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保留了先前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些特征和矛盾：民族国家的资本之间的冲突仍然重要，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结构中剥削、控制和许多国家的边缘化仍然严重存在。[3](P57)（4）关于全球化时代国家功能与形式变迁。威廉·罗伯逊（William I.Robinson）在《资本全球化和跨国国家》中指出，人类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组织也相应地变化。全球化将民族国家纳入全球性的积累路径中，结果导致跨国国家的兴起，进而维护全球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时的民族国家成为跨国国家的一部分，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战略的工具，其功能从制定国家政策转向执行超国家机构制定的政策。在《全球资本，民族国家》中，艾伦·伍德（Ellen Wood）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仍然由民族经济构成，全球经济的发展依赖民族国家的推动，全球经济规制仍须民族国家的干预，而在民族国家中阶级仍然存在。因此，全球化并不会导致民族国家被一些超国家主权所代替，民族国家不会消亡。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中，杰索普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和未来作了解释和预测。他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提出策略关系理论。他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果来分析”。[4](P260)具体来说，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策略”竞争和选择的平台，国家最后体现的选择形式从根本上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策略竞争冲突后的整合结果。[5](P50)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策略从以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基础的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陷入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消亡，而只是被重新设计，重新调整方向。在移民不断增长，种族和文化的同质性以及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出现了国家权力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政治制度非官方化趋势加强、政策规制国际化等特征。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个转变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其中，治理、元治理的失败正是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危机的潜在根源。
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问题早已超出了单纯的阶级、政治或经济的范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很好地解释现实，必须超越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并且需要从浩繁的马列经典著作中提取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诸多论述，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并结合时代发展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另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需要从抽象研究转向实体研究，如转向对国家身份的历史可变性、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未来、各种治理机构与国家形成的协作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是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历史命运的有力武器。
二、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
围绕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现实境遇和未来命运等问题，理论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新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将使国家成为资本的一个传送带，全球经济使得国家政府的权威不断被局部、地区性组织所取代，民族国家将走向消亡。相反的观点认为全球治理、经济国际化并不现实，国家政府并没有完全受到国家经济规则的管制，经济全球化仍然需要国家政府的管制。折中的观点认为，尽管全球化使得国家中心地位受到削弱，但这只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作用转型并更加国家化。[6](P17－18)无疑，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使得超国家结构必然对民族国家的主权造成侵蚀。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象。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解读全球化中涌现出来的民族国家问题，并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进行探索，不难得出结论：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
（一）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阶级依然存在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揭示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机关。马克思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7](P132)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恩格斯更是得出结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8](P170)可见，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是一个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及阶级对立。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福利国家兴起、工人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得以改善等原因，阶级矛盾似乎没有那么尖锐了，而阶级之间的界限似乎也日趋模糊。事实却是：世界上20％的富人仍旧控制着世界上80％的财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民日益沦为发达国家资本家谋取高额利润的工具，资本家仍旧无偿占有着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中，阶级并没有消亡，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仍然存在。正如亚力简德罗·克拉斯所说：“全球资本积累的现代阶段继续在特定的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国内产生社会和政治的分裂，这些分裂呈现为一种阶级形式。”[9](P191)只是，全球化给阶级及阶级矛盾带来了新变化。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全球资本凌驾于全球劳工之上，跨国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形成。跨国资本家要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为其工作的工人延长劳动时间，而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资源、环境、人权等方面的斗争等，都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下，阶级及阶级对立仍然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有存在的基础。
（二）民族国家仍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参与主体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维护其国内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必然结果是民族国家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尽管全球化的表现是经济的跨国界流动，但是民族国家的存在仍然是全球化的前提，民族国家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在全球化中无处不见。一方面，联合国、WTO、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政府性国际组织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在于该权力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为被代理者提供普遍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现在世界上存在的超国家组织没有一个可以像民族国家那样取得被统治者同意的政治统治合法性，也没有一个超国家组织可以为世界人民提供普遍可享受的公共产品，即使像《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仅提供安全方面公共产品的类似世界政府的安排都无法实现，因此超国家权威缺乏必要的合法性依据。而且，民族国家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例如欧盟无疑是目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申述的非常明确：欧盟的宗旨就是实现单个成员实现不了的、符合全体成员国愿望的最大利益。欧盟虽然致力于建设一个统一的“欧洲社会”，但又声明决不以牺牲民族特点为前提。欧盟的15个成员国依然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欧盟仍然是一个国家间的组织而不是一个“超国家”。[10](P160)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等非政府国际组织也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追求。尽管大多数跨国公司掌握了大量资源，有些甚至超过了许多小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财政预算，但它们并没有超越有实力的民族国家，也没有控制小国家的暴力工具；相反，它们仍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追求。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从属于一个母国，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日本索尼公司等，它们的经营管理方式都明显带有民族的特征，反映民族文化。对于母国来讲，跨国公司的利益往往与母国的国家利益一致，它可以增加母国的财政收入、平衡国际收支、对外推行母国的意识形态等，因此也经常在税收、出口政策等方面得到母国的支持。对于东道国来讲，尽管跨国公司增加了民族经济的脆弱性，但它们从跨国公司那里得到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并且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就跨国公司内部来讲，雇员对跨国公司的忠诚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民族国家归属感。况且，民族国家间的条约以及国家法律是规范、限制跨国公司活动的最主要手段。由上论述可知，市场经济全球化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构的，是在民族国家的参与和推动下发展的，因此它并不能排斥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正如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所说，“国际化与其说削弱经济性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即在充分理解本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手段，有效地行使经济国家主权”。[11](P30)
（三）民族国家权力的让渡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权力被削弱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与现象间往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普遍的国家权力让渡现象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削弱。国家权力的让渡往往是民族国家基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废除这种让渡，这本身表明了一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履行国家主权的能力。另外，国家权力的让渡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决策上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事实上，民族国家不仅适应全球化的影响，及时对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调整，而且还从各自国家的利益出发，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况且，单个民族国家并不能很好解决人口、环境、资源、国际犯罪等全球问题，只有各民族国家让渡一部分权力，互相协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四）全球化可以提高民族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
国家实力是民族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的保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商品销售市场、控制原料产地等，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强国家实力，进而在国家主权维护上处于强势地位，不仅制定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而且还把这些规则向全世界推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是在资产阶级的这种扩张过程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它们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等，快速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从而增强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当然，在初期，发展中国家为了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不可避免地需要遵守国际规则，让渡一部分主权，但是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需要付出的主权代价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可以保证自己独立行使主权。从这一点看，主权的削弱与强化只是统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民族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
（五）文化全球化与文化丰富性和多元化并不矛盾
诚然，全球化确实表现为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扩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向世界各国推行其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等，消除各民族国家文化的内在差异性和多样性，进而形成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世界文化，而其他文化则在其冲击下趋于灭亡。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文化的同质化似乎也成为主流。然而，与全球文化同质化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重新得到尊重，非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复兴，形成多元性的全球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亨廷顿所说：“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12](P368)实际上，全球化并不能形成全球同质的文化，它在对不同文化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可以说，文化全球化并不是指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同质性，不是西方文化驱逐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而是指在相对独立的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基础上，在全球的世界交往中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互动而形成人类共同文化的过程。[13](P19)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使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到人类共同文化对自身的影响；另一方面使得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全球交流互动中得到尊重和发展，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全球文化。
（六）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
依据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形成以及国家的产生是意识形态的起源，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它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可以说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可以论证和维护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可以说，只要存在着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并且在某个阶段甚至还可能被强化。基于此，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仍旧存在阶级，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也存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对本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强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而且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优势向其他国家灌输它们的意识形态，从而维护其经济、文化霸权。西方国家宣扬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是为了掩盖其向其他国家扩张的真面目，达到弱化发展中国家主权，使其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进而独霸世界的目的。另外，意识形态还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指出，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要受到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的极大影响。[14](P355)维护和推广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一项基本对外政策。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反而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渗透其意识形态，而其他国家通过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努力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
（七）未来社会国家的消亡并不影响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
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扩张性的体现。资产阶级为了谋取高额利润，在全球开拓市场，攫取原料，并让其他文明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取得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如各国经济的可调节性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无序运行之间的矛盾、全球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激化也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从一国内部的危机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即使市场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市场本身也无法克服其自身的缺陷，国家的宏观调控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必要途径。不同的是，全球市场的失灵需要调控手段的跨国界延伸，即需要为全球经济提供全球性的规则和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区域联盟、政府会晤等方式协调解决全球性的经济、政治问题，并形成所谓的国际秩序。但是，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它建立在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国际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之上，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推行其霸权，颠覆、侵蚀、同化其他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在国际交往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样，民族国家仍然是一定的人类共同体的利益代表，仍是一定地域内的人类共同体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的最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存在。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必将走向终结。马克思认为，从长远来说，国家对权力的行驶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逐渐弱化。未来的理想社会实现的前提是国家只掌握一小部分必要的公共职能，大量的社会事务将交给社会自行管理，直至国家将全部权力交由社会，那时，国家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向消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旦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了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要求废除私有制，消除各国间的贫富差异，并在全球范围内按需配置资源。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关也将随着阶级及阶级对立的消亡而消亡，但国家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仍将继续存在。可以预见，在未来社会中，国家将回归社会，国家和社会统一后的未来国家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因为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劳动异化的条件也随之消失，这样的结果就是“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7](P294)总之，在全球化中，民族国家仍是国家交往的主体，但未来民族国家必将消亡，二者并不矛盾。
三、结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自诞生以来，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对国家以及与国家相关的问题的分析深刻而且独到，其正确性和科学性也已被历史现实所证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时代特征。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民族国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造成了巨大冲击，民族国家问题开始凸显。与此相适应，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等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利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解读全球化中涌现出来的民族国家问题，并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进行探索，可以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阶级仍然存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参与主体，民族国家权力的让渡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化甚至可以提高民族国家维护主权的能力，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并不矛盾，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意识形态间的斗争甚至更加激烈，即使未来社会民族国家会消亡，但也不会影响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当然，民族国家在未来必然会消亡，但这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收稿日期］201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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