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省级论文,经济学论文,面板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2007年，中国GDP的名义值达到3.3万亿美元，位居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7.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世界银行，2007）。与表现突出的经济总量相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10年，平均来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比GDP的名义增长率低两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则低得更多（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在出口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滞后直接影响内需的扩大，延缓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李扬和殷剑峰(2007)的研究指出，初次分配地位下降是居民部门收入相对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在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中，劳动报酬占了70%还多。依此推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可能与劳动收入所得下降有关。根据我们的计算，1996～2006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简称劳动收入占比，下同）已从54%下降至40%（见图1）。
这种状况令人意外。首先，它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背道而驰。从国际来看，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大致处在55%～65%的水平(Gollin,2002)，而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仅高于拉美一些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国家，如巴西（见图2）。其次，它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的背景相悖。过去10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速度最快的10年，197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的排名列第32位，到2007年，它的出口额已达到1.2万亿美元，仅居德国之后，列世界第二位(CIA,2007)。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Stolper-Samuelson定理），作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中国对外出口的扩张应使得收入向劳动者倾斜而不是相反。本文力图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对这一有违常理的现象进行解释。在此之前，我们先从理论上梳理一下国际上关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文献，并对解释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文献进行简要回顾②。
图1 劳动收入占比：中国数据
数据来源：1987～1995年的数据来自Hsueh和Li(1999)；1996～2003、2005～2006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缺失，我们运用插值法得到2004年的数据①。
二、文献综述_
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把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联系起来。若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市场完全竞争以及不存在技术变迁的假设，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将存在确切的函数关系(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资本产出比将保持不变，劳动收入占比也随之趋于稳定。Kaldor(1961)曾把这一现象称为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CD函数的广泛使用，更使得人们相信，劳动收入占比像“光速”一样，是恒常不变的(Cobb and Douglas,1928; Solow,1958; Kravis,1959)③。Gollin(2002)在最近一项有影响的研究中，通过对自我雇用(self-employment)收入的处理，发现劳动收入占比在跨国和跨时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并认为CD函数仍然有效。在技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它具有劳动增强(labor-augmenting)的性质，劳动收入占比仍将保持不变。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与均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是相容的，它因此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假设”(Acemoglu,2000; 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
然而，最近一些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走势与所谓的“Kaldor事实”明显不吻合。如欧洲大陆国家，原本较高的劳动收入占比，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不断下降。Blanchard(1997)估算过，在这些国家，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接近于1（近似于CD函数），劳动收入占比按理应是一个常数，但事实却相反。对此，他的解释是，资本增强型(capitalaugmenting)技术进步是欧洲大陆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均衡路径上技术进步总是劳动增强型的，劳动收入占比稳定；但在转型路径上(transition path)，会产生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要素收入占比将发生变化(Acemoglu,2000)。从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它的局限在于，技术进步不能刻画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全过程，技术进步还具有内生性，找到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生的原因更有意义。于是，人们又尝试从市场结构（包括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寻找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动因(Blanchard,1997; Acemoglu,2000,2002; 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 Kessing,2003)。
图2 劳动收入占比：跨国数据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的数据计算得到。
从技术进步和市场结构讨论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是没有考虑产业结构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变化，不同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存在较大的差异，“Kaldor事实”描绘的是经济加总(aggregate)的情形，它的背后是更为普遍的“Kuznets事实”(Kongsamut et al.,2001)。Acemoglu和Guerrieri(2006)从不同部门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和资本深化的角度，剖析了总量水平劳动收入占比的稳定性与非平衡增长共存的问题。Zuleta(2007)、Zuleta和Young(2007)则从诱致创新和内生增长的角度，考察了总量劳动收入占比稳定背后的部门因素。其次是没有考虑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Blanchard(1997)虽提到过贸易可能通过“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PE)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影响，但却在最后通过法国的行业数据否定了这一判断。然而，Harrison(2002)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在金融一体化的时代，资本的流动更加频繁，它的“谈判地位”(bargaining power)得到强化，劳动的弱势地位日益显现，并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分析，为理解现时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提供了思路。当时，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观点是，“工资侵蚀利润”是导致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根本原因(Minami and Hondai,1995)。与那时不同，目前要素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资本的扭转（徐平生，2006；李稻葵等，2009），是否可以反过来认为是“利润侵蚀工资”造成的结果呢？白重恩等(2008)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此观点，他们运用中国工业部门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和产品市场垄断力量增加是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重要原因。不过，他们没有直接讨论劳动收入占比问题。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初次分配呈现双峰分布的状况进行了研究，但他们未考察要素间(factor)的初次分配。罗长远(2008)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了定性分析，但并未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与这些研究相呼应，本文力图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考察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化，具体的创新点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突破了国内现有文献在封闭条件下讨论要素收入分配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二是鉴于劳动收入占比与反映全球化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联立(simultaneity)内生性，我们将采用联立方程模型(SEM)并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3SLS)分析，现有研究在这一点上明显欠缺考虑；三是国际上研究劳动收入占比常用跨国面板数据，而本文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样本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文章余下内容依次是：第三部分是变量与数据；第四部分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实证研究；第五部分是稳健性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三、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上一节我们提到，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里，劳动收入占比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的大小。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在讨论OECD国家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化时，便以这一思想为出发点，并基于现实经济与新古典假设的差距，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方程进行了拓展。他们用SK线表述劳动收入占比(K/Y)与资本产出比(Ls)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他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因素分成3类：使(K/Y,Ls)“偏离”(movement off)SK线的因素；使(K/Y,Ls)沿SK线“滑动”(movement along)的因素；使SK线“平移”(shift)的因素。这一想法，为本文构建估算模型提供了思路，与他们相似，我们未使用特殊的函数，而直接将劳动收入占比定义为如下的形式：
本文的实证研究将运用中国内地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式子(4)里：i(=1……29)表示省份（西藏和重庆除外）；t(=1987……2004)表示年份；ε表示误差项。式子左边的Ls（即劳动收入占比）是被解释变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GDP按收入法分成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等4部分。我们将“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定义为劳动收入占比，取其分子的自然对数值。需要指出，学术界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计算还存在争议（罗长远，2008），为了保证结论的可信度，我们将在稳健性分析部分使用劳动收入占比的另一定义，即“从GDP中扣除生产税净额之后劳动报酬所占的份额”(%)。
在式子的右边，K/Y（即资本产出比）是引起(K/Y,Ls)“滑动”的因素，表示资本深化，是资本存量与产出的比值，取其自然对数值。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对OECD国家进行研究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Diwan(2000)对世界135个国家的样本进行实证考察，结论是资本产出比对富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有促进作用，但与穷国的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SF是导致SK线“平移”的因素，我们用技术进步(Techpg)作为其代理变量。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技术进步，发现它对OECD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并认为原因是技术进步带有资本增强的性质。Guscina(2006)对18个工业化国家1960～2000年的数据进行考察的结果比较类似，但她是用单位劳动时间的GDP或单位员工的GDP衡量技术进步的。这两篇文献均暗示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不同的是后者未在方程中控制资本产出比。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单位从业人员的产出水平”表示技术进步，它等于年度名义GDP与从业人员数之比，取自然对数值。MO是导致(K/Y,Ls)“偏离”SK线的因素，下面，我们结合文献和中国的实际对它所包括的变量逐一进行说明。
全球化。Harrison(2002)对1960～1997年世界100多个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全球化（贸易、FDI以及放松或取消资本管制）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这一结果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谈判力量”被强化有关。Guscina(2006)认为，解释全球化对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影响，需要结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和“谈判力量”机制的思想。Diwan(2000,2001)注意到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国家而异，结果对于方程定义也高度敏感。鉴于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的情况，本文使用FDI占GDP的比重(%)、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贸易占GDP的比重(%)衡量全球化。取其分子的自然对数值，用Fdi、Expt和Tra表示。
经济发展水平(Incml)。Lee和Jayadev(2005)、Jayadev(2007)在实证模型里引入了人均GDP水平作解释变量，它在大多数时候同劳动收入占比正相关。Daudey和Garcia-Penalosa(2007)曾指出，要素间的收入分配会影响人际间的收入分配，劳动收入占比越高，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越小。如果“Kuznets曲线”存在，这一结论意味着，劳动收入占比在经济发展早期可能下降，而达到某一阶段之后才会上升。李稻葵等(2009)基于二元经济思想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从理论角度考察了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U”型关系，并通过跨国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本文，我们取人均实际GDP水平（1987年价格）的自然对数值，考察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在稳健性分析部分，我们在方程右边引入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Incsqr)，考察所谓的“U”型关系是否存在。
民营化。Azmat等(2007)对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这些国家的私有化，尤其是“网络行业”(network industry)的私有化有密切联系。在本文所考察的样本空间里，中国经历了民营企业外生性的成长和国有企业战略性的退出，有理由相信，它们可能也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原因之一。为了捕捉这一信息，我们用非国有部门的就业占比(%)表示民营化，取其分子的自然对数值，用Nonsoe表示。
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Diwan(2000)的研究显示，财政支出扩大有利于贫穷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对富裕国家则不然。Harrison(2002)也支持政府支出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观点。Lee和Jayadev(2005)、Jayadev(2007)用国民收入中政府所占份额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现该值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高。他们甚至发现财政赤字也对劳动收入占比有积极作用。与这些研究相对应，本文分别引入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作解释变量，取其分子的自然对数值，用Govexp和Govcon表示。
自我雇用机会和人力资本。引入前一变量，考察非正规就业机会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Diwan(2000)用“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衡量非正规就业机会，发现这一比重越高，富裕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越低，贫穷国家则相反。本文分别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乡村从业人员占比(%)表示非正规就业机会，取它们分子的自然对数值，用Terind和Emprural表示。Diwan(2000)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存量。他发现：在富裕国家，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而贫穷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小。本文用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表示人力资本，取其自然对数值，用Hucap表示。
表1是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附表1还对它们的取值和数据来源作了详细说明。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一节对实证模型和变量的讨论，式子(4)可具体化为如下的形式：
式子(6)和(7)中：Cuf和Cve分别是对应方程中除lnLs、lnExpt和lnFdi之外的控制变量；μ和ν表示误差项。我们采用式子(5)、(6)和(7)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SEM)，并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3SLS)的处理方法。如果方程设定正确，且满足秩(rank)条件，系统估计方法(3SLS)比工具变量法(2SLS)更有效(Wooldridge,2002)。需要指出，本文的样本截面为29个省份(N)，时间跨度为18年(T)。由于T＜N，使用GMM方法有其合理性。但基于2点考虑，我们放弃了这样做：其一，本文的截面数与GMM擅长处理的大样本的截面数存在不少差距，导致在应用GMM方法时，工具变量很容易超过29个，而该方法要求工具变量个数不能超过截面数；其二，GMM无法回答我们所关注的联立内生性问题。鉴于本文的核心是考察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即式子(5)，对于式子(6)和(7)，只关注lnLs的系数，控制变量不做分析。检验结果见附表2，先看第(1)、(i)和(I)列。
FDI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效应显著为负（见第(1)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储蓄和外汇“双缺口”，资本的强势地位显而易见，外资进入缓解了资本的短缺，根据“谈判力量”模型，利用外资应该有利于劳动者地位及其收入的改善④。但是，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完全不同。对此，我们的理解有2点。首先，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所展开的激烈竞争，弱化了劳动力的谈判地位。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劳动保护被视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资本的要价能力被人为抬高。外资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不同省份之间转移，而劳动力却因户籍制度等因素的约束存在流动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FDI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作用，依然符合“谈判力量”模型的逻辑。在跨国研究中，金融一体化被认为是资本谈判力量提高的根源；而在中国，地区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可能是资本谈判力量被强化的重要因素。其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FDI以亚洲邻近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为主。以香港为例，从1994～2004年，尽管它在整个中国外资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年均仍然达到了42%(Prasad and Wei,2005)。另外，根据Xiao(2004)的估算，在中国的FDI中，有近四成是所谓的“回流型”资金(round-tripping FDI)。无论是邻近国家或地区的外资还是“回流型”外资，均看中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这种流入动机(motivation)使得劳动力报酬上升的空间十分有限。联立方程模型还对劳动收入占比与FDI之间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给出了结论（见第(i)列）。可以看出，劳动收入占比对FDI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这说明，若劳动收入占比与劳动力谈判地位相对应，它的提高将不利于外资特别是以中国为出口加工平台的外资的流入。这一结果与Nayak和Dev(2003)对印度的研究是一致的，他们发现虽然该国工资处于上升态势，但FDI却源源不断地流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谈判力量弱化（即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引起资本回报增加。
出口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见第(1)列）。根据Stolper-Samuelson定理，中国作为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应有利于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但是检验结果并没有明确支持这样的结论，其原因可能有2点。其一，与外资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有关。1990年以来，外资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从不足20%跃升至50%以上。因而，上面对FDI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对出口的分析。其二，与中国出口结构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转移有关。从表2可以发现：1986年之前，以矿物燃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1986～1995年，以轻纺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主；1996年之后，以机械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主。很明显，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在逐年上升。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随着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的提高，资本将从出口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近几年，不少学者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sophistication)进行了研究 (Rodrik,2006; Schott; 2006; Xu,2007)，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远远超出了自身的发展阶段，甚至达到了“一个三倍于其人均GDP的国家所具备的水平”。随着外资大量涌入，加上自身的资本积累，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向资本较为密集的产品转变，出口收益将更有利于资本。这可能是过去几年中国出口猛增，但劳动收入占比不升反降的一个原因。关于劳动收入占比对出口的反作用，联立方程模型也给出了结论（见第(Ⅰ)列），可以发现这一逆向效应并不显著。
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见第(1)列）。其含义是，劳动收入占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从数值上看，人均实际GDP（1987年价格）每提高1%，劳动收入占比下降0.13%。在我们的样本里，1996～2004年，人均实际GDP（1987年价格）的增幅达114%，劳动收入占比将由此下降15%。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可能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一结果，存在2种解释：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劳动收入相比，财产性收入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和工业的比重此消彼长，由于农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工业，工业化将引起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在服务业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结合中国的现实，后一解释更为合理，也得到李稻葵等(2009)的跨国实证研究的支持。另外，鉴于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存在反向关系(Daudey and Garcia-Penalosa,2007)，我们的结果还暗示，中国人际收入差距拉大可能与要素收入差距特别是劳动收入占比降低有一定的联系。
民营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见第(1)列）。这与白重恩等(2008)基于微观数据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相呼应。我们认为，民营化对劳动收入占比不利，原因可能有2点。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企业对于劳动报酬的支付会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工资侵蚀利润”的状况得到扭转。李稻葵等(2009)也指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盈利分配的谈判能力上升，导致了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制后，大量富余员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起，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对工资产生向下的压力（陆铭和蒋士卿，2007）。
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见第(1)列）。表明资本深化有助于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改善，这一结论与白重恩等(2008)的发现是一致的。中国是劳动力大国，资本积累促使劳均资本拥有量和劳动边际产出提高。若按边际产出获得报酬，劳动者的收入将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提升。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占比正相关，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通过回归系数，可以求出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
其他因素的影响（见第(1)列）。财政支出扩大将改善劳动收入占比，财政支出每增长1%，劳动收入占比将提高0.14%。这一结果与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一致，大多数文献都认为财政支出对改善一国特别是穷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有正面意义。第三产业占比和人力资本的系数，虽然为正却都不显著。技术进步或者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并没有显著提升劳动收入占比，其原因与工资增速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有关。以国有企业为例，1999年以来，它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近19%，但其工资增长却仅有14%（《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与国有企业相比，私人企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工资增长更慢(Woo,1994)。因而，就整个经济而言，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工资的较快增长是一个普遍事实。这正是过去10年出口迅猛扩张背后的故事，工资水平虽有所上升，但劳动生产率增幅更大，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确保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五、稳健性检验
针对上述检验结果，我们进一步提出了3个问题并作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在计算劳动收入占比时，若将政府得到的生产税净额从GDP中扣除，仅仅考察收入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上述结果是否依然成立？用贸易代替出口，这些结果有变化吗？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我们在回归方程中添加了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lnIncsqr)，结果见附表2的第(2)列。可以发现，lnIncml的系数依然为负，但lnIncsqr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的确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果的逻辑在于：工业化早期，农业和工业此消彼长，引起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但是当工业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的重要性将让位于服务业，由于后者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前者，劳动收入占比将止跌回升。从数值上说，当lnIncml高于8.2[=2.41/(0.147×2)]时，经济发展水平才对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有利。引入平方项之后：出口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作用变成了负显著；民营化的系数仍然为负，但不再显著；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的显著性提高；其余变量的结果没有变化。
从GDP中扣除生产税净额之后，劳动收入占比的样本均值从53%提高至61%，运用它进行分析的结果见附表2的第(3)、(4)列。可以发现，主要结论与第(1)、(2)列一致。但有3点差异需要指出：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仍然存在“U”型关系，但只有当lnIncml高于8.6[=2.27/(0.132×2)]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才对改善劳动收入占比有利；二是，lnTechpg的系数变为显著为正，表明将政府排除在外之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改善劳动收入占比有一定作用；三是，lnHucap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将政府从初次分配中除开，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收入向劳动者倾斜。
出口并不反映整个贸易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为此，我们用贸易取代出口，构建劳动收入占比、FDI与贸易的联立方程模型，检验结果见附表3。可以发现，附表2和附表3的结果基本一致，但存在3点差异。首先，出口和贸易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有所不同，劳动收入占比的逆向影响也不一样。尽管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或者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但是贸易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或者显著为正，或者为正但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如果贸易对劳动收入占比有积极作用，那一定是通过进口实现的。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处于中国进口产品前四位的始终是“机械及运输设备”、“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业产品及其制品”、“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以及“非食用原料”等⑤。通过进口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有利于改善劳动收入在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这是经典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反过来，劳动收入占比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但对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因而，劳动收入占比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也一定是通过进口实现的。在财产性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劳动收入成了人们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由此，它与进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可以理解了⑥。其次，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仍然存在“U”型关系，但是由降转升的临界值有所不同。在附表3中，这一值等于9.4[=0.79/(2×0.042)]或者9.7[=1.07/(2×0.055)]。最后，在附表3中，民营化的系数全部显著为负，再次证明国企改制可能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临界值，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以便于与实际情况相对应。若初次分配包括政府部门，得到的临界值是人均实际GDP等于6634元
，1987年价格），以2004年价格和汇率计算，则分别等于25759元或3112美元；若从初次分配中扣除政府部门，得到的临界值是人均实际GDP等于9414元，1987年价格），以2004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则分别等于36553元或4416美元。然而，截至2007年，中国人均实际GDP也只有16743元或2023美元（2004年的价格和汇率），这意味着中国还处在“U”型曲线的下行区间上。有意思的是，李稻葵等(2009)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促进作用的“门槛”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2000年名义汇率）。由于，2004年与2000年相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并无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的结果与他们是十分接近的。
通过附表2和附表3，可以看出对劳动收入占比有负向效应的变量包括FDI、经济发展水平和民营化。为了考察实证结果的解释力，我们根据这3个变量的变化计算它们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以初次分配包括政府部门为例：根据附表2第(1)列，这3个变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16.9%；根据附表3第(1)列，这3个变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8.5%。平均而言，它们的变化将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12.7%，与本文样本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13%是相当接近的。换言之，FDI、经济发展水平和民营化等3个变量的变化是导致1996年之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因。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借助1987～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了严格的实证研究。通过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处理，并对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得到的一致性结论包括（见表3）。
FDI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反过来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强化了资本的谈判地位，不利于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再者，在中国的外资来源中，亚洲邻近国家和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它们的目的就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政策，很难想象在这种动机下，劳动报酬会有大的改善空间。如果劳动收入占比反映了劳动的谈判力量，它的提高就不利于外资特别是以中国为出口加工平台的外资的流入。
出口对于劳动收入占比没有促进作用，劳动收入占比对出口也没有显著影响。出口未能显著改善劳动收入占比，可能与外资在出口中所占的地位有一定联系。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逐渐向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品转移，而传统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李慧中、黄平，2006），也不利于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积极影响。有趣的是，包括进出口在内的整个贸易对劳动收入占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劳动收入占比也会反过来促进贸易的增长，这主要是劳动收入占比与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正相关关系造成的。
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U”型关系，根据检验的结果，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可能与中国经济尚处在“U”型曲线的下行区间有关。尽管对方程定义有些敏感，仍然可以看出民营化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这与民营化过程中，“工资侵蚀利润”现象被扭转，以及传统体制下的大量冗员进入劳动市场造成对工资的打压有关。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对改善劳动收入占比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将政府排除在初次分配之后，它们的作用就更为明显。资本积累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提高他们的收入有积极作用。实证结果也证明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劳动收入占比会随着资本积累而提高。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已经接近于1⑦，暗示通过资本积累提升劳动收入占比的空间正日益收缩。由于工资未能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导致劳动生产率并非改善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第三产业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FDI、民营化和经济发展阶段都对劳动收入占比有负向影响，但它们之间又存在很大的区别。FDI的效应，是“扭曲的”招商引资竞争在要素收入分配上的表现；民营化的效应，则体现了市场力量对“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的修正，以及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劳动力供给增加对工资的负向冲击；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效应，更多地体现的是劳动收入占比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基于这些认识，在出台改善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时要对症下药，特别地：要抑制地区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恶性竞争，让FDI流入在降低资本稀缺性的同时，能够削弱资本的谈判地位，通过它与劳动力的结合改善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处境；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促使经济由工业化向现代化迈进，推动劳动收入占比进入上升通道；要加强法律和工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避免民营化过程中资本收入对劳动报酬的不当“侵蚀”。除此之外，扩大财政支出、促进实物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也是可供政府选择的改善劳动收入占比的手段。
注释
①Hsueh和Li(1999)的数据从1952年开始截止到1995年，其来源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与《中国统计年鉴》一致。
②罗长远(2008)从劳动收入占比角度对卡尔多“特征事实”作了分析，我们在这里参考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③在CD生产函数中，劳动收入占比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相等。
④FDI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正面作用还有其他渠道。一是就业机会的创造。在中国，外资以绿地投资(Sreen-field investment)为主，它们的流入意味着新的项目和就业机会(Luo and Zhang,2008)。二是“工资外溢”(pecuniary spillover)效应(Fosfuri et al.,2001)。外资相对于本地企业，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Zhao,2001,2002; Liu et al.,2004)，对整个经济的劳动报酬有一定的抬升作用。三是“用工标准”的引入。外资企业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一般会将母国的用工规范引进来，如劳动保护、加班薪酬、解聘支付以及休假安排等，进而改善劳动者的境遇(Liu et al.,2004)。
⑤这一结构在2006年有所变化，是年分列进口前四位的依次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以及“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业产品及其制品”。
⑥如果在回归模型中用进口取代出口，我们的确会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与进口之间的双向正相关关系，为节省篇幅，本文没有报告相关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除此之外，我们也曾用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Govcon)取代财政支出，用乡村从业人员占整个从业人员的比重(Emprural)取代第三产业占比，它们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均不显著，这种调整也不影响其他变量的结果。
⑦这一点与白重恩等(2008)的发现是一致的。另外，张明海(2002)的研究也表明，近年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一直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