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到“开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中叶到40年代末，叶圣陶、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胡愈之、周予同 、匡互生、朱光潜、顾均正、宋云彬、方光焘、刘熏宇、刘叔琴等一批江浙籍的文研会 作家和立达学会会员，以相近的文化背景、文化气质、文化倾向和审美趣味自然聚集在 一起，依托《我们》、《立达》、《一般》、《中学生》等杂志和我们社、立达学会、 开明书店等机构，在文化、教育和文学领域孜孜不倦地耕耘，以其稳健而稳定的文化倾 向和文化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可称为“开明派”的文化流派。就 此基本观点笔者曾从活动范围和基本特征的角度对这一文化流派进行了初步界定。(注 ：详见姜建：《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本文将从构成要素和生存形态的角度对这一文化流派作进一步的界定 。
本文认为，开明文化流派酝酿于春晖中学时期，成型于立达学会时期而成熟于开明书 店时期，叶圣陶和夏丐尊是其精神领袖。
一、寻找“我们”的天空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国内形成了若干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据点。就中等 学校而言，天津的南开中学和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较为突出，时人有“北有南开，南有 春晖”之称。因为夏丐尊的缘故，春晖中学成了开明派的发源地。
1921年，受同乡也曾经是同事的教育界开明人士经亨颐邀请，夏丐尊从湖南一师返回 家乡，在春晖中学担任了教职。据叶圣陶说，夏丐尊有一种想法，要把春晖办成全国的 模范中学，招集多数学者，一面教育青年，一面研究学问，从事著作；……欣羡他这种 理想的人一时很不少，因此大家都知道春晖中学是浙江的优良学校。(注：叶圣陶：《 夏丐尊先生》，《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夏丐尊 在中等教育界具有很高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由他引荐或因他而来的教师为数相当不少。 朱光潜说：“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被打垮了，我就由上海文艺界朋友夏丐尊介绍， 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注：朱光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 ，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页。)
此外，朱自清、丰子恺、刘熏宇、刘叔琴、匡互生、方光焘等人也大多是在夏丐尊的 引荐下到春晖任教的。
一群在教育和文艺方面志趣爱好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无形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 一个吸引众人向中心靠拢的引力场。朱光潜曾说：“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 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 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丐尊佩弦两位先 生鼓励之下写成底。”(注：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 1948年10月)。)丰子恺也开始在夏丐尊的指点下学习写作，丰子恺曾感激地说：“夏先 生常常指示我读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 时皱着眉头叫道：‘这文章有毛病呢!’‘这文章不是这样做的!’有时微笑点头而说道 ：‘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这种话下练习起来。”(注：子恺：《旧话》 ，《中学生》第16号(1931年6月1日)。)由夏丐尊任出版部主任的春晖校刊《春晖》则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阵地，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等人经常在上面发表散文杂感、读书 笔记和演讲录等等。
有着合适的阳光土壤，生命必然孕育生长。一棵幼苗终于破土而出，那就是我们社。
1924年4月，朱自清与北京的俞平伯、顾颉刚，上海的叶圣陶、刘大白，宁波的刘延陵 ，春晖的丰子恺和过去浙江一师的学生潘漠华、顾维祺等人组织了我们社，并编辑出版 《我们》杂志。
由于留存下来的资料极其有限，他们当年的真实思路已很难窥见，这个团体的全貌和 完整的历程也难以重现，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1924年7月出版的《我们的七月》和1925 年6月出版的《我们的六月》。这两本刊物相隔11个月，基本是一种年刊的性质。《我 们的七月》无作者署名，在读者提意见后于《我们的六月》补登，主要作者有朱自清、 叶圣陶、俞平伯、丰子恺、顾颉刚、刘大白等人。夏丐尊没有直接介入，他更多的是以 老大哥身份、以一种乐观其成的心态从旁照拂。杂志没有登载任何成立宣言或社团章程 ，也没有社团成员名单，全部都是作品。就作品而言，以散文、诗歌为主，兼及小说、 诗话、评论、通信和理论文字，甚至还有摄影和绘画，门类相当广泛甚至略显芜杂；就 作者而言，有成名作家，也有文坛新人，还有闪过一两回面就再也不见踪影的匆匆过客 。由此判断，我们社是一个宗旨不很清楚、组织也颇松散的新文艺社团，是一群喜爱新 文艺的青年的自然聚合。他们无意在文坛上掀起多大动静，却也想形成自己的特色，这 可从他们个人不署名、而以集体负责的想法略窥一斑。不过由于作品太少，他们所追求 的这种特色并未形成。
对于这样一种基于兴趣、看似随便的团体和刊物，组织者自己倒是认真的，所以朱自 清不同意别人对《我们的七月》的批评，认为这个刊物“并不随便”，仍然有自己的特 色。他将刊物比为“优美的花草”，觉得在文坛上应有其价值。(注：见1924年8月15日 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页。)
但这个团体所面临的几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命不久长： 一是宗旨不明，难以引起文坛瞩目；二是阵容不够强大且不齐整，这使它靠杂志内容特 色以吸引别人的做法短期内很难奏效；三是人员分散，组织松懈，集稿不易，造成刊物 出版时间跨度太大，形不成较大声势；四是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刊物出版后继乏力。 至于由社会动荡所引起的种种变故，属于非人力可抗因素，在此不必列出。
种种的困难使得我们社步履维艰，难有大的作为。而1924年冬春晖的一次风潮和匡互 生的去职，则直接导致了我们社的解体。
匡互生是个理想主义者，坚信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作用，也执着地进行着教育的 改造，尝试着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思路，几年来他不断进行教育改造的试验。在公 立学校的教育改造试验失败后，他把希望寄托在春晖这样在教育界素负声望、相当开明 的私立学校。但校行政当局在处理风潮时的顽固立场和蛮横态度却让他这个训育主任非 常失望，于是他愤而辞职赴沪。其后，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教师如夏丐尊、丰子恺、朱 光潜、刘熏宇、刘叔琴、方光焘、陶载良等人相偕去职并先后到了上海，甚至一批学生 也尾随而去。到1925年7月，朱自清在《我们的六月》出版之后，也离开春晖，我们社 便自然解体了。
对于开明派，春晖意味着两个失败：教育改造的失败和组织社团的失败，开明派的形 成尚未见眉目，但春晖的意义在于它通过组织社会和教育改造试验，为开明派集聚了队 伍，并形成了开明派在教育方面的基本思路。可以说，春晖是开明派的酝酿时期。
二、“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春晖的风潮打破了匡互生在现存学校格局下进行教育改造的幻想，匡互生下决心自己 办教育，于1925年1月在上海创办了立达中学。学校开学后，创办者又随即创办了立达 学会。从这个学会留下的相当可观的文献来看，这是个宗旨明确、组织严密、成员众多 、活动频繁的文化社团。
这个社团有明确的宗旨。学会“会约”申明：“本会以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 育，改造社会为宗旨。以最凝练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立达”，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规 定了立达学会对于重在人的启蒙和人的全面成长的宗旨。对此匡互生有非常精当的解释 ：
立达的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所谓改 造社会，促进文化，这是我们的同学将来应当担负的一个重大的担子。……四句宗旨， 如果把各句一比较，修养健全人格，是偏于个人方面，也可说是立己达己的事；实行互 助生活，是偏于社会方面，又可说是立人达人的事；……修养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 是立达的根基；改造社会，促进文化，是立达的结果。总合这几句话，于是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立达的人。”(注：互生、仲九：《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 立达学园》，《立达季刊》第1期(1925年6月)。)
几十年后，朱光潜回忆说：“叫做‘立达’也有深意，来源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立’指脚跟站得稳，或立场坚定，‘达’指通情达理，行得 通。在‘立’与‘达’两方面，‘人’与‘己’有互相因依的关系，‘成己’而后能‘ 成物’，做到成物也才能真正的成己。这是‘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这一深 刻的辩证思想的朴素表达方式”(注：朱光潜：《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 解放日报》1980年12月2日。)。
这个社团也有严密的组织。它对学会组织形式、会员入会条件、会员义务等都有严格 规定：学会以常务委员会为最高组织机构；“凡品格纯洁，信仰本会宗旨者，经会员三 人介绍及全体会员三分之二同意，得为本会会员”；会员的义务有直接供职于本会所办 之事业，或在经济等方面援助本会等。入会条件尽管颇为严格，但仍吸引了许多人。到 1925年6月，会员已有刘大白、夏丐尊、匡互生、刘薰宇、陶载良、朱光潜、沈仲九、 丰子恺、陈之佛、陈望道、方光焘、胡愈之、高觉敷、周予同、朱自清、周为群、黎锦 熙、徐中舒、刘叔琴等33人，1926年3月下旬又吸收了叶圣陶、周建人、章锡琛、郑振 铎、王伯祥、李石岑等14人，后又吸收了章克标等4人，到1926年9月，会员已达51人。 其主要成员是中等或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师，另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编 辑，如叶圣陶、周予同、郑振铎、胡愈之、王伯祥、周建人。
立达学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办学。这是学会最主要的工作，甚至可以说学会之所以存在也完全因了办学的需 要。刘熏宇说：“立达本是由同志的人创设的，但成立以后，为谋它底安全和发展，替 它找了一个保姆：立达学会。立达学会自己的事业，自然不只办立达，但是立达却托命 于它了。”(注：熏宇：《立达中学校》，《教育杂志》第17卷第6号(1925年6月20日) 。)对于立达人来说，办学是实现自己对于教育并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的途径，因 而他们对此投入了大量精力，并对学校机构作了富于理想化的设置：学校不设校长，实 行导师制，导师由学会推举五人担任；导师与学生同吃同住；教职员由导师会延聘，教 员不领薪水，义务为学校工作。先后在立达担任教职的有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匡 互生、朱光潜、刘熏宇、刘叔琴、周予同、夏衍、方光焘、陈望道、郑振铎、赵景深、 关良、陈之佛、陶元庆、许杰、白采等多人，十九为立达学会会员。
在办学宗旨上，他们针对现行公、私立学校的弊端，格外强调人格教育和生产教育， 希望通过这种努力为社会培养理想远大、情操高尚、人格健全、知识全面、适应社会多 方面需要的优秀人才。所以立达学园不设校规，却有一条校训：“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在立达全体同人的努力下，学校规模迅速扩大，一个学期后便新增高中文理科和艺 术科，校名也必为立达学园。“学园”这个名称，朱光潜解释说：“……叫做‘学园’ 而不叫做‘学校’，是要标明我们的‘学园’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学校。这个词当然联想 到希腊的‘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但是更切实的意义是把青年当作幼苗来培 养和爱护，使他们得到正常的健康的成长。”(注：朱光潜：《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 明书店》，《解放日报》1980年12月2日。)
二是办刊。立达学会把刊物当作研究学术、促进文化、表达对于社会、教育和学术的 观念和理想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立达也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会先后办有《立达 》季刊，《立达半月刊》和《一般》。《立达》季刊是综合性文化学术刊物，以精神独 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相号召，内容涵括文学、语言学、历史、哲学、心理学、教育 、科学以及美术、音乐等等，但因种种原因只出了一期。刘熏宇编辑的《立达半月刊》 承担着学会会刊的任务，主要登载学会和学校活动等。最有影响的是1926年9月创刊的 由夏丐尊主编的大型综合性文化刊物《一般》。《一般》每卷4期，共出8卷，一直坚持 到1929年底。在新文学刊物旋生旋灭的20年代，作为一个同人刊物，这样的成绩是相当 可观的。
从刊物内容上看，《一般》继承了《立达》季刊内容丰富的特点，同时又在刊载新文 学作品和文字的清新平易方面对《立达》季刊有进一步的拓展。从刊物作者来看，叶圣 陶、夏丐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周予同、胡愈之、刘薰宇、王伯祥、 方光焘等开明派成员成为支撑《一般》的中坚。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的不少创 作，朱光潜著名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自清的重要文章《那里走》，周予同研究 经学的最初两篇重要文字《僵尸的出祟》和《孝与生殖器崇拜》，胡愈之、刘薰宇等人 的许多杂感，夏丐尊、丰子恺、郑振铎、方光焘、朱自清等人的许多翻译，都发表于《 一般》。《一般》成为开明派重要的创作和理论阵地。
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我们所要论证的开明派的基本成员多已聚集在一起，并在同一个 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开明派坚持人的启蒙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主张也基 本成形，一句话，立达的形成为开明派奠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似乎已有足够理由认 定这个流派已经成型，并可径直以“立达派”来称呼他们，而实际上也确实有人这么做 (注：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理群谈到叶圣陶、丰子恺的创作时有“立达派 ”的提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可以成立，但立达学会自身的局限使我们放弃了 这种说法。
尽管学会规定办学是学会工作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是由学会领导学园而不是相反 ，但仔细观察两者的关系，可以发现是先有学校而后有学会。这种倒置的顺序意味着学 会实际是应了学园的办学需要创办的，学会是把自己放在学园后援会的位置上的。这种 后援会的性质使学会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办学方面而无暇他顾，即使有所考虑，立足点也 是办学而不是学会的文化建设。学会曾专门讨论设立文学专门部问题，并推定由郑振铎 、王伯祥、胡愈之、李石岑、周予同、章锡琛、周建人、高觉敷、刘叔琴、方光焘、丰 子恺、刘熏宇、夏丐尊、叶圣陶等16人为筹备员，但这种考虑不是围绕学会进行，而是 而是围绕学园进行，由此必然大大制约学会在文学方面的活动。学会设定的四个方面的 任务实际只展开了两个方面，与这种围绕学校展开活动的思路大有关系。
立达学会企图以立达学园为样板来实现他们对于教育的改造，并以此为龙头来实现他 们对于人格修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造的意图，但实在地办教育与在理论上阐述教育改 造大不一样，它牵涉到大量具体甚至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这势必影响立达人的文化活动 和文化理论建树。匡互生在后期完整阐发他的文化主张的文章极少，这与立达学园创办 后他将大量精力放在维持学校生存上有直接关系。它更牵涉到许多外部的社会的条件， 而这不是学校自身所能解决和改变的。在20世纪20、30年代，办学所需的社会环境之恶 劣是完全不适合学园这样带有极大试验性和理想性的学校生存的。立达学园的前途只有 两种：变质，或者萎缩直至消亡。匡互生等人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坚韧实干作风使立 达学园避免了变质，但随着1933年匡互生的病逝和由于淞沪战争及经济凋蔽所造成的社 会环境的更加恶化，立达学园终致消亡。而在立达学园消亡之前，随着《一般》的停刊 ，立达学会也基本停止活动，自然解体。
立达学会的局限性使得它无法成为开明派的标志物，它的活动也无法涵括开明派在文 化上的影响和贡献。但立达学会对于开明派仍有极大意义：它从人员上为开明派集聚了 队伍，它的教育思想和人格追求长远影响着开明派，它的不务虚名、不求闻达而重实干 的作风奠定了开明派的精神底蕴，它的执着地对青年进行思想启蒙、人格熏陶的思路确 立了开明派的奋斗方向。凡此种种，立达学会为开明派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达学园的萎缩和消亡没有对开明派造成很大影响，其关键原因在于，在立达学园尚 未萎缩之前，出现了一个新生力量，那就是开明书店。
三、开明人和开明精神
1925年，章锡琛和周建人就他们在章主编的《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上发表的关 于离婚和新性道德的文章，与北大守旧派展开了一场公论辩，引起社会广泛反响。论辩 结果是商务当局屈服于守旧派的非难，把章调离了《妇女杂志》。在胡愈之等商务同仁
的鼓励支持下，章锡琛离开商务，于1926年1月办起了与《妇女杂志》对垒的《新女性 》月刊。同年8月章锡琛又自立门户，在《新女性》杂志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开明书店。
书店建立不久，夏丐尊便担任了负责书店编辑事务的编辑主任。在夏丐尊、丰子恺、 朱自清和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等商务老友的大力支持下，书店很快声誉鹊起，以出 版新文学书籍和中小学教科书站稳了脚跟。书店老板章锡琛感激地说：“至于友辈里面 ，如钱叔青，周建人，胡愈之诸先生，有的给我学问的切磋，有的给我思想的训练，有 的给我事业的帮助，都使我受到不少的益处。到民国十五年失业以后，更承许多朋友的 帮助，使我有勇气去做出版事业，而且侥幸得免于失败；其中最有力的一人，尤其是夏 丐尊先生。”(注：章锡琛：《从商人到商人》，《中学生》第11号(1931年1月1日)。) 到后来叶圣陶、徐调孚、顾均正、宋云彬、刘叔琴、刘熏宇、王伯祥、傅彬然、贾祖璋 等人加盟后，书店更是如虎添翼，很快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一个重镇。
从组织缘起的角度，开明书店与立达学园之间并无渊源，但两者的出现有惊人的相似 ：反抗现存旧机构压迫，并以新机构来谋求理想的实现。这就从一开始规定了开明书店 是进步文化人而不是商人办书店，其宗旨不是作为营利性的商业机构而是作为反对旧势 力、传播新文化的阵地。正如叶圣陶所说：“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我们 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 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是这么样的同志。这些同志都能够读些书，写些 文字，又懂得些校对印刷等技术方面的事，于是相约开起书店来，于是开明书店成立了 。”(注：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年》，《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224页。)
但开明书店与立达学会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这不仅表现在两者有几年时间上的重合 、立达学会的《一般》杂志由开明书店出版、不少人既是立达学会会员又是开明书店编 辑或作者等直观方面，更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精神契合和事业的延续发展。立达学会 为开明书店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开明书店则成为立达学会的精神继承者和事业 发展者，在立达学会趋于式微之时接过立达的旗帜，将前者未及实现或限于条件无法实 现的许多设想付诸实施，从而将立达草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具体而言，在人员上，立达 学会为开明书店输送了大批干部，开明书店的重要骨干如章锡琛、夏丐尊、叶圣陶、刘 熏宇、刘叔琴、王伯祥以及虽非开明职工却与开明长期合作的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 、周予同、胡愈之等都是立达学会会员，他们从根本上保证了开明书店性质和宗旨的实 现；在出版方针上，立达学园以中等教育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而开明书店同样把“读 者群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注：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年》，《叶圣陶集》 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4页。)，这种内在的承续性保证了开明书店坚 守启蒙主义的阵地。向锦江说：“开明……显示了一种开明的宽广的科学的精神，反对 倒退，反对狭隘，反对愚昧。这个进步倾向从开明创立到全国解放，十分明显地贯串在 开明的出版工作中。”(注：向锦江：《开明书店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我与开明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95页。)。立达学园尽一校之力，培养的学生毕竟有 限，而开明通过编辑出版《中学生》、《开明少年》等杂志和一系列新颖独特的中小学 生教材以及课外读物，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在编辑思路上，立达学会把出版杂志并通过 杂志影响社会作为学会的一项基本任务，但他们除《一般》外无多建树。而开明书店在 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不仅拥有包括《一般》在内的“开明书店四大杂志”( 注：“开明书店四大杂志”在不同时期所指不同，1927年时为《一般》(夏丐尊主编)、 《新女性》(章锡琛主编)、《国学门月刊》和《文学周报》，在抗战中和抗战后为《中 学生》(叶圣陶等编)、《开明少年》(叶圣陶等编)、《国文月刊》(朱自清等编)和《英 文月刊》(吕叔湘等编)。)，而且在新文学作品的出版上更是建树尤伟。有资料表明， 在开明书店所出400余种古今中外各类各体文学图书中，新文学作品集达184种，占文学 类图书总数的42.2%，占开明所出所有图书的14%；(注：详见叶桐：《新文学传播中的 开明书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在经营作风上，立达学会的实 干精神在开明书店得到发扬光大，并确立了开明不趋时、不媚俗、认真不苟、稳健踏实 的传统。1946年开明书店成立20周年的时候叶圣陶写下这样的纪念碑辞：“开明夙有风 ，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注：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 碑辞》，《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次年叶圣陶又说：“《明社社歌 》中‘好处在稳重’一句话也许可以包括尽了。我们同人认认真真的处理一切事务，认 认真真的编印各种书籍；我们固然不忽略营业，可是我们尤其不忽略书业与文化的关系 ，服务上编辑上都特别着眼在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稳重之点。”(注：叶圣陶：《值得 永远干下去的事业》，《叶圣陶集》第1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如果说在春晖时期开明派尚处于酝酿阶段、在立达学会前期开明派只是初具形态的话 ，那么随着开明书店的出现和发展，开明派作为一个文化流派终于形神俱备了。尤其到 30年代初开明派可以说进入完全成熟期。之所以确定这个时候，是因为两个重要标志： 一是取代《一般》杂志的《中学生》1930年登场亮相；二是1931年初叶圣陶正式进入开 明书店，开明派以夏丐尊、叶圣陶二人为领袖的局面正式形成。
在开明书店这个团结紧密、合作愉快的集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夏丐尊和叶圣陶。夏 丐尊的高尚人格和老大哥身份，使他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凝聚力，譬如叶圣陶对匡互生并 不很熟，但他之去立达学园任课，完全是受夏丐尊的影响(注：见姜建《叶至善先生访 问记》(未刊稿)。)。如果说夏丐尊是开明派的象征，那么叶圣陶可以说是开明派的精 神领袖。他以大量的论述和作品，从最广泛最根本的意义上诠释了开明派的文化主张， 体现了开明派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观念。夏丐尊最终倒在开明的岗位上，而叶圣陶进入开 明书店后更是为书店的生存发展殚精竭虑，与书店共始终。在他们二人身上，最鲜明最 完整地体现了开明派的实务特点。
除夏丐尊和叶圣陶外，这里要特别提出胡愈之。无论作为文学研究会会员、商务印书 馆同事还是立达学会会员，胡愈之与叶圣陶、夏丐尊等人的关系都是悠久而深刻的，在 30年代前期无疑是开明派的重要骨干。1933年9月胡愈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 文化活动渐渐脱出开明派的范围而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但他仍与开明派保持着密切联系 和深厚友谊，并在无形中影响引导着也帮助保护着开明派。抗战胜利前夕听说胡愈之在 南洋病逝，开明派同人倍感伤心，叶圣陶、傅彬然、宋云彬等撰文悼念，《中学生》并 辟出悼念专辑。当得知消息误传时，叶圣陶写下这样一段话：“本期方才编齐，得到一 个非常可喜的消息，现在告诉读者诸君，读者诸君看了也必然高兴之至。胡愈之先生尚 在天壤间，此刻已经回到了新加坡，他的死讯果然像‘海外东坡’一样是误传的。…… 本志今年七月号出过特辑纪念胡愈之先生，我们曾经希望所传非真，得与他重行晤面，
并且说过‘这个特辑便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的话。现在，我们的希 望实现了，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绝望中实现了，这样的快乐，至少在编者个人从没有经验 过。愈之先生啊，您赶快回来吧!一班老朋友在怀念你，广大的读者在等候你，尤其是 正在爬起来的中国在需要你，你赶快回来吧!”(注：《中学生》复刊后93期(1945年11 月号)编辑后记。)作为“一个中心热烈而表面冷静漠然寡言笑的人”(注：夏丐尊：《 关于<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2—283页。)， 叶圣陶如此一反常态不加节制地宣泄感情，恰恰说明了胡愈之和开明派之间非同寻常的 关系。所以不论胡愈之是否有党派成员的背景，在论述开明派的时候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大量资料表明，作为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胡愈之目光敏锐，见识超人， 多谋善断，精力旺盛，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办事才能，而他又不尚虚名，埋头实干， 这种特点使他于某种意义上在开明派中扮演了一个出谋划策的参谋长角色，叶至善回忆 说：“很多事情，主意是胡愈之出的，他出了很多主意。他很多事情都跟我父亲商量， 我父亲觉得他说的对，就照他说的办。”(注：夏丐尊：见笔者《叶至善先生访问记》( 未刊稿)。)“可以这样说，《中学生》和开明书店的政治态度，主要是受了胡愈之先生 的影响。”(注：叶至善：《胡愈之和开明书店》，《胡愈之印象记》(增补本)，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135页。)胡愈之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逝世时 才公开，叶圣陶等人也到那时才知道胡愈之的党员身份。就胡愈之等共产党员对开明派 的影响帮助，叶圣陶感慨地说：“还有许多朋友热心地给开明出主意，他们之中有不少 是共产党员，有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党员，有几位是知道的，当时也没考虑他 们是不是党员。只因为他们的主张对，说得有道理，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很自然地就 照着他们说的去做了。后来回想起来才体会到，原来在解放以前，我们不知不觉地在接 受着党的领导。”(注：叶圣陶：《开明书店创办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叶圣 陶集》第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9页。)
在开明派的发展历程中，从20年代后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其发展和鼎盛时期，那时 他们兵强马壮，阵容齐整，在文学创作、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抗战爆发后，战争的摧残、环境的动荡、人员的流散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急遽贫困化， 使开明派遭受严重打击。尽管开明同人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固守自己的文化阵地，设法 恢复了《中学生》，又由朱自清开辟了新阵地《国文月刊》，但由于时代氛围和时代任 务已大不一样，开明派很难如抗战前那样再有较大作为。抗战胜利后开明派获得了一丝 生机，但由于夏丐尊和朱自清的相继逝世，使开明派连折两员大将，更重要的是，一方 面内战的接踵而起和国民党的竭泽而渔政策，另一方面国内各阶层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 的民主运动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使得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更远离了适合开明派 生存的土壤，开明派的声音日趋微弱。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整个文化界已是另一番改朝 换代的新景象了。
经此梳理，开明派从酝酿到成型、成熟直至衰落的发展历程已有脉络可循，但此刻仍 难以为其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是因为他们有大致相同的理想 却没有明确的纲领，有相对稳定的核心却没有确切的组织，结构的开放性和人员的流动 性使得这个流派的边界颇为模糊。因此需要说明的是：一，我们无意将每一位立达学会 会员和开明书店职员都涵括在作为文化流派的开明派之内，但毫无疑问，开明派的基本 文化立场、文化倾向是由立达学会和开明书店的宗旨和文化倾向所体现的，开明派的成 员也是由这两个团体的骨干所组成的。二，他们没有明确的流派意识，也缺乏这方面的 相关论述，直到开明书店成立20周年的时候才有了关于团体特点的简括表述，叶圣陶和 王伯祥关于“开明人”(注：叶圣陶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献辞》中有“堂堂开明 人，俯仰两无愧”之语，《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和“开明风”(注 ：王伯祥在《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献辞》中有“庶几永保，开明之风”之语，《我与开明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的提法庶几接近于我们所要表述的概念。当然这两个 概念主要指开明书店同人在教育出版活动中所形成的一支队伍一种作风，与上述开明派 概念有所区别，不过如果把这个概念放大到包括开明书店的作者在内，完全可以用以指 代开明派，而这种理解与叶、王二人的说法在本质上并无冲突。三，开明派结构的开放 性和人员的流动性使得这个流派的外延颇为模糊，围绕在立达学会和开明书店周围的成 员经常呈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呈两种情形：一是在开明派酝酿阶段相当重要的 人物最终没能进入；二是由于文化观念和人生态度的相左，一些曾经很活跃的人退出了 开明派的舞台。前一种情况主要有俞平伯和顾颉刚。这两人是我们社的重要成员，与开 明派成员也关系甚深，(注：俞平伯和顾颉刚与开明派同人都有同乡、同学和同事的关 系，在20年代上半叶曾与叶圣陶、朱自清等共同做过不少事情。他们终其一生，与开明 派主要骨干如叶圣陶等都保持了深厚的友谊。)但在随后的发展中他们却显出了开明派 相异的文化取向和人生态度。在“五四”浪潮的影响下，俞平伯最初创作白话诗并提倡 诗的“平民化”，从而见出与开明派深刻的精神联系。但士大夫家庭出身的俞平伯，身 上有着浓重的传统文化积习和中国名士气息，这使得他的文化观念在平民文化和精英文 化两极之间极易向后者倾斜。尽管人们一般将俞平伯的这种转变时间划定在1928年，其 实早在1924年就露端倪。江浙战争爆发时，他在《义战》一文中“说些不关痛痒的，或 准幸灾乐祸的话”而受到朱自清的严厉批评。朱自清说：“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 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 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我以为这种态度，亦缘各人秉性和环境，不可勉 强；但同情之薄，则无待言。其故由于后天者尤多。因如平伯，幼娇养，罕接人事，自 私之心遂有加无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注：转引自俞平伯《关于“义战 ”一文(朱佩弦兄遗念)》，《论语》第163期(1948年10月16日)。)这种“闲闲”的、说 风凉话的态度正是士大夫的积习。在1924年底去北京后，他读古书，辨红楼，写简淡清 涩、名士气十足的随笔，更以“闲适”姿态来看待人生一切，并以此作为自己理想的生 存方式和写作方式，从而成为“闲适派”代表作家。与俞平伯的名士风相比，顾颉刚则 是另一种特点。他对古史的考证，结论正确与否尚在其次，但这种大胆的疑古精神，其 本质正如他所说“是对于二、三千年来中国人的荒谬思想和学术的一个有力的革命”( 注：1926年11月日致叶圣陶信。见叶圣陶《江绍原君的工作》，《叶圣陶集》第5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83页。)。这种积极的、实实在在的对中国传统的梳理， 其内在理路与开明派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比俞平伯更有可能成为开明派的一员 。但他由于一方面少享大名，做事好大喜功，锋头太盛，始终处于文化界瞩目的中心， 另一方面性格桀骜不逊，又总在是非旋涡中打转，这与开明派默默做事、不求闻达的低 调风格大相径庭。他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并无政治企图，但他与一些国民党政府 要员的关系过于密切，这与开明派坚持走民间路线、不介入政党政治、不与官方打交道 的作风也大不一样。尽管顾颉刚与叶圣陶等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私谊，但到后来尤其是 进入30年代之后，叶圣陶与他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注：叶至善说：“我父亲与顾颉 刚的追求不一样，后来关系就慢慢疏远了。”见《叶至善先生访问记》(未刊稿)。)后 一种情况主要有朱光潜等。朱光潜是立达学会和立达学园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给 青年的十二封信》以其严肃探讨社会人生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而深受青年欢迎 ，在开明派早期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自1933年留学归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他的人 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明显变化，他钻进了书斋，远离了民间立场，远离了社会和青年 ，文化观念上抱持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了京派的一名重要成员。
因此之故，对于开明派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流派，只能紧紧把握其本质内涵和内在精 神，不可能也不必要穷尽其外延。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大凡与立达学会和开明书店建立 过某种联系，并在志趣和观念上与开明派同人相近者，都可以纳入开明派的研究视野。
鉴于上述缘由，如果要从组织形态的角度给出这个流派的确切概念，大致可以表述为 ：这是一个20年代中叶至40年代末由一批活跃在文化教育和文学领域内、围绕在立达学 会和开明书店周围、志趣相投的实干家组成的松散的文化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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