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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35-05 世界文学不仅在欧美，而且在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蓬勃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世界文学正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它为不同文学传统的研究提供的不是时尚的理论趋势，而是恢宏的国际视野。时下的理论多发端于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分析、社会学或哲学等。其结果是批评话语因为远离文学本身，而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许多学者和批评家都已逐渐意识到，当下主要的问题是理论脱离文学。 作为今天的语言学家，你不一定要了解很多的语言，尽管在过去这是“语言学家”一词的内在含义：在过去的五六十年，语言学形成了一套无关语言细节，自成一体的研究项目。与此类似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文学研究也似乎再无需提及文学作品。[1]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文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回归文本阅读提供了令人翘首的机会。无论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还是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阅读、欣赏及阐释正在为批评实践和理论探究提供新的机会。世界文学让文学研究者们认识到，他们要做的，或者应该做的是，首先让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作品走出狭义的语言学或民族的疆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文学的兴起也是对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9世纪20年代阐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的复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歌德建构这一概念的相关背景。歌德正是在与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谈及他读到的一部中文小说译本时，做出了这一著名的断言“……诗歌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民族文学如今已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2]普适诗歌的概念不仅使歌德成为欧洲传统的伟大诗人，也成为了世界诗人。然而，歌德的普适主义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学经验。从中我们或许不难发现约翰·戈特弗利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响。赫尔德认为，人们不同的声音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歌德提出的概念则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文学表达，包括非欧洲文学。他在关注文学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给予了共同人性同样的欣赏。尽管异域文本存在陌生性，但正是文化的类同感告诉歌德，有一条潜在的纽带连接着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伟大的世界文学。事实上，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歌德对欧洲之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更为广泛的兴趣，这不仅从他对中国小说的阅读中可见一斑，也体现在他对波斯诗人哈菲兹①的赞赏中。正是哈菲兹的加扎勒(Ghazal)②激发了歌德的灵感，使他得以创作出《西东诗集》(West-
Diwan，1814-1819)。歌德的世界文学因此展现出真正的国际视野。 比较文学的发展起步于19世纪欧洲，但却是根植于民族文学。在方法上局限于从历史和传记的角度观照作品的影响和接受，注重实证，即让-玛丽·卡雷(Jean-Marie Carré)③所谓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3]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鉴于对语言学能力及文化类同性的要求，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社会政治背景，比较文学在发展之初并没有实现歌德概念中的全球视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影响研究，对于揭示文学历史，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及媒介、翻译、出版商的作用等，的确功不可没，但其概念是建立在民族，甚至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因此，其研究倾向于关注采用欧洲主流语言写作的主流作家对其他弱势语言文化作家的影响。从16世纪开始，法国国力日渐兴盛，产生了极强的语言文学的民族自豪感。文学文化上典型的高卢中心主义对法国比较文学的概念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④指出的，歌德坚信“没有所谓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科学”。[4]相反，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⑤则认为，“法国学派”是影响研究。[5]他甚至在其撰写的一本初级读物中，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以具体标明法国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并指出未来比较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缺在于证明法国作家的全球影响和声誉。这种爱国主义自豪感并非只存在于法国或欧洲的知识界，所以，不管我们谈论的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我们都需要警惕学术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及民族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战后的学术研究中受到了质疑。由此，比较文学逐渐将重点放到平行研究，特别是基亚所说的“美国时代(American Hour)”⑥，以期通过观念、形象和主题的类比，开启新的研究空间。不同文学艺术作品都存在类同性，然而这些作品之间却不一定有实际的接触或影响。[6]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影响很难成为文学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毕竟，没有一部莎剧是纯粹原创，或者说莎士比亚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出处并受到前人或前期作品影响的。诗人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再创造而已。因此，对影响源头的探寻，严重地制约了比较文学研究。韦勒克(René Wellek)甚至将其讥讽为“文学外贸”。⑦然而，鉴于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中依然存在着权力的不均衡，时至今日，歌德世界文学中所蕴涵的全球视野依旧是未能实现的理想；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依旧匮乏，比较文学也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虽然在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中确实表达了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愿望，当下的一些讨论却仍笼罩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下。比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所描述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⑧，及其形成扩展的历史过程，便是一例：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因富于拉丁文化遗产而成为了第一个被认可的文学强国。接下来是法国。16世纪中期七星诗社兴起，开始挑战拉丁的霸权以及意大利语的推进，从而形成了跨国文学空间的第一个试验性框架。随后西班牙、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加入到文学“资产”(assets)和传统的比拼当中。到了19世纪，民族运动在欧洲中部兴起，同时北美，拉美也登上了国际文学舞台，由此宣称了新的文学存在。最后，随着去殖民化，非洲国家，印度次大陆以及亚洲也开始要求认可其文学的存在和合法性。[7] 在卡萨诺瓦的呈现中，世界文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而后随着19世纪欧洲列强的扩张，以及20世纪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而渐次向世界其他地区迁徙。她尤其强调了巴黎作为文字世界共和国首都的地位。在她看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文学空间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声称巴黎是文学的首都，并非基于高卢中心论，而是细致的历史分析的结果。事实表明，几个世纪以来，文学资源在巴黎的聚集，逐渐成就了它作为文学世界中心的地位”。[8]然而，人类的历史显然远比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时期更久远，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有多个重要的中心，这些中心也远比巴黎更大。我们不禁会好奇，对于希腊罗马的文学或是古旧的圣经文学，卡萨诺瓦会说些什么？我们也不禁要问，她是否意识到欧洲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强大的文化文学中心，如波斯、奥斯曼帝国或中国？它们早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很久，就已经是东亚的中心了。笔者以为如此基本的史实脉络即便是法国高中也是要讲授的吧。那“细致的历史分析”又怎么会疏漏掉这些事实，对法国以外的世界视而不见呢？卡萨诺瓦的著作颇受热捧，被批评界视为对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或许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但只是希望她眼中的世界文学空间能与可靠的世界历史地图更加吻合才好。 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⑨是另一位世界文学研究的巨匠，他所提出的“远距离阅读”为完成浩瀚的世界文学阅读提供了一剂良方。世界文学之多，浩若烟海，即便是读完其中一小部分也是不可能的。莫瑞提认为“远距离阅读能让你关注到比原文本更细微或者更宏大的部分：技巧、主题、比喻，抑或类别和体系”。[9]远距离阅读有助于辨析这些单元的模式，不过远距离阅读也必须辅以文本细读，以便给予每个文本及文本细节足够的关注。莫瑞提最大的贡献在于叙事小说领域，特别是将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别进行研究。他认为在世界不同的文学中，小说的发展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即从注重都市文化的欧洲中心过渡到非欧洲的边缘。“……作为西方正统影响(通常指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和‘本土材料’相妥协的结果”。[10]这种中心-边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实用，但如果机械地照搬，则会使小说与本土语境间复杂的关系愈加模糊。小说作为文学形式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本土的语境有其固有的叙事传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依据现代小说的形式进行被动造型的“本土材料”。 例如，中国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早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比《唐吉诃德》还早200年。中国18世纪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也称《石头记》)几乎对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都产生了影响。现代小说作为舶来之物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实则没有太大的影响，倒是古典的传统，特别是本土方言小说构成了中国文学这棵勃发的大树的根茎，成为外来形式得以嫁接的基础。即便是20世纪早期，五四运动中最激进的知识战将们也没有把小说视为西方正统影响而全盘接受。因为离开了本土传统的滋养，小说根本无法生长。鲁迅(1881-1936)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史之一。他那些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就是古典与现代的巧妙融合。胡适(1891-1962)倡导重新审视中国古典传统，从而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方法，直至今日仍颇具影响力。因此，边缘地区的现代小说史不仅是关于舶来的西方形式如何改变当地文学面貌的故事，更是，或许更有意义的是，西方形式自身在遭遇本土叙事传统时，如何被改变，以及小说作为一种动态形式如何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故事。正如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h)所观察到的，“……文学作品通过异质文化空间的接受而成为了世界文学。这一文化空间在很多方面是由本土文化的民族传统及其作家的现今需求所定义的”。[11]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文学类别也适用于个体文学作品。 显而易见却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是一个地理学术语，它涵盖的是全球，而不只是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无论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还是其他地区。严肃地对待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意味着两点：其一，任何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必须走出同源或从属的语言文化区域，如欧洲或东亚语言体系，以覆盖更广阔的领域；同时必须考虑到来自各大洲的文学。要确保提出的言论并非局隅于某一个区域，文化地图学就尤为重要。这就引出了第二点，即翻译在世界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并充分理解不同语言谱系的作品必然面临语言学困境，要解决这个问题，翻译的作用不容小觑。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就是“在翻译中实现的写作”。[12]的确，正是翻译使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走出其最初的民族语境与读者对话，从而在不同的语言社区获得新的一席之地。这就意味着翻译是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世界文学关注的不是不可翻译性及(具有误导性的)文化的不可通约性，或是翻译者的主观性及(具有误导性的)翻译晦涩性的理论争辩，而是实际的翻译与质量的关系，是翻译与原文的对等，以及翻译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达到对等的问题。世界文学将引发关于翻译的全新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文学翻译的真正贡献、面临的挑战、翻译的功能性及其创造性。 世界文学方兴未艾，它正随着我们居住的世界不断改变。文学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不容否认。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一方面对欧洲中心论颇有微词，一方面又津津乐道于现今亚洲经济的腾飞，南半球地位的提升，特别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上的蒸蒸日上。然而，将文化的嬗变仅仅看作是全球政治经济现状的苍白投射，却是一种浅薄的误解。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何时出现都是危险的。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关键不是用中国中心论或是其他种族中心论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提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及其国际愿景，这将帮助我们建构全球视野，多元世界观，认识到所有的文学具有同等的意义，从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欣赏不同的文学作品。这是局隅于民族疆界，孤立地看待文学作品时所无法实现的。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在力图超越民族文学的局限，那么，当今的世界文学则在为迎接全球视野下的文学研究而蓄势待发。世界文学概念上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使以往被孤立，被忽视的区域的优秀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可能，它正扩展着我们的视野，有效地改变着我们对世界文学文化丰富性的认识。我们在当今世界所急需的国际视野正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涵盖的相关性。 本文为张隆溪教授在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于201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世界文学”年度讲习班的发言，曾发表在Poetica:Zeitschrift für Sprach-und Wissenschaft,vol.45,nos.3-4,(2014),Munich,pp.241-47。本文得到张隆溪教授本人授权翻译。 ①哈菲兹(本名沙姆斯丁·穆罕默德，约1315年-约1390年)，著名波斯抒情诗人，常被誉为“诗人的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哈菲兹为其笔名，意为“《古兰经》背诵者”。他还有许多其他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色拉子夜莺”等。在伊朗，10月12日为哈菲兹日。——译者注 ②加扎勒(Ghazal)是一种抒发爱情的诗歌体裁，多采用对歌的形式，由韵文与副歌组成。公元1000年左右产生于波斯，有着很深的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禁欲神秘主义-Sufism)的根基。因为爱是神圣的(最高境界的“爱”是同真主的精神结合)，理想的Ghazal应该有三层“爱”的含义：情欲、神秘和哲理。在诗歌的意境里Ghazal多采用拟人或暗喻的表现手法，来表达爱的情感和思绪。——译者注 ③卡雷(Jean-Marie Carré)(1887-1958)，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代表之一。此外，法国学派的理论代表还包括梵·第根(Paul Van Teighem，1891-1948)和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1921-)。卡雷注重文学比较中的实证研究。他在为《比较文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基亚：《比较文学》1951年初版序，中译本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译者注 ④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西班牙比较文学专家、皇家文学院院士。——译者注 ⑤基亚反对总体文学的研究，认为那都是形而上，无意义的。他指出：“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上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基亚：《比较文学·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颜保译，1983年，l页)。——译者注 ⑥这里的“美国时代”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派兴起的时期。“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超越欧洲，同时在文学研究上受“新批评”思潮影响，反对19世纪传统的实证主义文学批评，转而强调文学作品本身的独立价值，主张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读和美学评价。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学派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建立了与“影响研究”相对的“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y)和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y)。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首次正面交锋发生在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北卡罗来州教堂山举行了第二届年会。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书面报告，矛头直指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引起了极大反响。——译者注 ⑦韦勒克认为在法国派的文化扩张主义影响下，比较文学已沦为一种斤斤计较的“文学外贸”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使比较文学领域变成“一潭死水”。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主张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译者注 ⑧法国文学评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她的著作《文字的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里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不受政治经济法规制约的，高度自治的世界文学国度。根据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卡萨诺瓦提出边缘作家只有通过作品在大城市的流通，融入世界文学当中。在卡萨诺瓦看来，世界文学的生成经历了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三个重要时期。——译者注 ⑨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意大利裔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他认为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而非艺术，要想对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则必须抛弃文本细读。由此，他提出了“远距离阅读”的概念，即通过收集分析文学大数据来理解文学。他的《远距离阅读》一书获得国家图书批评界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基于这一理念，2010年莫瑞提创立了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通过计算机分析进行文学分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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