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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4-0072-13
引言：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型到来之前以及随后的转型过程中，腐败是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企业和政府互动的典型特征。尽管腐败本身是难以量化的，对于腐败的感知却是可以量化的。根据各国民众对本国商务实践或公共管理等领域腐败状况的感知程度，我们甚至可以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参照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于2005年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包括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在内的前苏联国家是2005年度全球腐败最为严重的国家。①
观察证据表明，前苏联教育领域的腐败程度要低于其他部门。尤其对出生于无产阶级和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来说，苏维埃体制的“公正性”理念得以彰显。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的教育权威瓦解了，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教育部官员、校长、教员和学校行政人员)不再协调行动。分权和私有化并没有能够减少受贿现象，反而可能极大地助长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当来自私立教育机构的国际竞争被抑制时，贿赂现象蔓延得特别快。②在这个阶段，由于代理人个体寻租行为的增多，教育质量有可能滑坡。在地方，提供教育产品和服务的私立机构进入了市场，有时还包括国外的相关机构。这些新的机构用当地的语言或者外语来授课，其所有者或是本地人，出售本地产品；或是外国人，出售“名牌产品”。③
目前，有关教育腐败的成因和机制多种多样。受贿有八种不同的方式(下页图1)。在采购和认证这两类腐败案例中，买方是教育机构，卖方是政府，通常为教育部。在非法取得专业项目的录取资格，非法行贿以提高成绩或非法购买常规的教育服务(住宿、图书馆使用以及管理流程)⑤这样的案例中，买方是学生，而卖方则是教员或大学行政人员。代理人多种多样，但可以大致划分为教师、校长、其他行政人员以及教育部，参见图1。
教育腐败包含着不道德和不合法的双重要素，且将未成年人或年轻人牵涉其中，因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比警察腐败、海关腐败或其他领域的腐败更加糟糕。很多时候，教育腐败被归为渎职行为一类。渎职行为是指违反通常与大学教授职位相关的行为准则(Braxton and Bayer，1999)。但是“腐败”包含着职业行为以外的因素，它可能包括机构方面的腐败。靠行贿而获得认证的教育机构(Heyneman，2003；2004a)可能培养出技能和职业水平对公众构成危害的毕业生。这些教育机构欺骗了公众，因为它们非法收取了佣金并且在一个本应在公平公正基础上选拔未来领袖的机构里犯了欺诈罪(Noah and Eckstein，2001)。
在价格(学费、杂费或工资)因规则或实施滞后而扭曲的情况下，腐败可以提高效率。⑤然而，在教育领域，腐败的社会效益较难体现，因为教育投资影响着其他社会目标的实现(Bardhan，1997)。教育是为儿童或青少年树立良好行为模式的一种途径，因而教育体制腐败的成本可能比海关或警察腐败的成本更加巨大。教育的一大功能在于有目的地规范年轻人未来的行为。倘若教育体制本身是腐败的，那我们将不难想象未来的公民也是腐败的。显然，腐败必然是有代价的。
如果某个教育机构中的腐败官员受到非物质因素的影响，比如对某种族、地域或宗教团体的偏好，那么该机构的效率也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官员招录了不具资质的学生和教员，教育因而演变成了质次价优的商品。贿赂行为限制而非加强了大学内部的竞争，并且降低了教育的质量(Bardhan，1997)。
如果一个大学或学院因其教师或管理人员在录取、评分或毕业环节收受贿赂而闻名，那么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力可能会大打折扣。这种风险对于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那些拥有很多国营企业的市场)来说比较小，因为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比较少。然而，对私营部门尤其是从国际劳动力市场招募员工的公司来说，一所大学的腐败名声所带来的后果也许更加严重。但是，对于腐败的感知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对于腐败的感知又和其真实状况有多大的区别？
欧洲、中亚的高等教育和腐败
1.腐败发生率：实证研究
针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摩尔多瓦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是由当地学生组织发起的。经过随机抽样，受访大学生们回答的问题包括：对于录取、评分及住宿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了解以及对于腐败的态度。四份问卷中的大部分问题是相同的，但是针对塞尔维亚大学生的那份包含了一些额外的问题，以便更好地鉴别大学内部腐败的代理人和购买者。
我们也对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状况进行了考察，相关信息较为有限。哈萨克斯坦的数据是一所外方管理的大学中2001/2002和2004/2005两个学年度全体教师的教学评估记录。五个问题中有一个围绕受贿问题展开。第二组资料来源于埃尔伯特基金会(Eberts Fund)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开展的高校调查。尽管没有这些院校的单独评估材料，我们参照了这些院校内部腐败现象的公开报告。⑥
东南欧六国的大学生们通过反腐败学生网络随机选取了本国高校的学生样本，并就他们对于教育腐败的态度和相关的经历进行了调查⑦。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摩尔多瓦，录取和评分环节的腐败现象尤为凸显。在大多数向度上，塞尔维亚腐败的发生率都是最高的(表1)。
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和塞尔维亚的受访学生中，有80％到84％的人知道录取过程中存在非法行贿行为。35％到45％的学生认为官方的遴选程序可能被绕过，而28％到36％的学生则认为入学考试分数可能被篡改。平均而言，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国的受访学生中，有18％到20％的人表示自己曾通过某种非法的途径获得大学的录取资格；而在摩尔多瓦，有过此类经历的学生占到了40％。
这四个国家中的许多受访学生对于腐败都有一种宿命感。倘若发现别人作弊，很少有人表示会去举报；如若作弊可以不受惩罚，大多数人表示愿意去尝试，而且很少有人会为此感到羞愧(表2)。
尽管如此，即便是在作弊成为一种潜规则的环境下，仍有11％到14％师生能够“抵制”住这种诱惑，认为作弊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如何处理那些作弊被抓者？34％的保加利亚学生认为他们应当被开除；36％的塞尔维亚学生赞成开除、司法起诉、监禁和当众羞辱等严惩措施。然而，90％的学生不了解对于教师受贿的处罚措施，而对于学生作弊的处罚措施，87％到90％的学生也表示不了解(Posliyski and Vatev，nd.)。
在一份对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高校学生的调查中，大多数学生将其所在的大学描述为“接受贿赂”的(表3)。
可以料想，较之公立大学，腐败现象在由外方按照国际职业行为标准经营的私立大学中要少得多。⑧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统计数据印证了这一点：美国-中亚大学中只有5.1％的学生认为他们所在的大学是“接受贿赂的”，而通过本土认证的公立大学中持该观点的学生高达50％到70％(Ebert Fund，March 2，2006)。⑨哈萨克斯坦的调查数据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在一所土耳其人开办的大学中，受访学生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老师是否乐意接受礼物和其他报酬以及授课是否具有职业水准。⑩2001年，平均有7％的学生认为教员中存在收礼现象。然而，四年后的同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持这个观点的学生的比例降到了3.3％。上述比例的显著下滑恰恰发生在教师得知收礼或受贿行为会被纳入学生调查之后。与美国-中亚大学类似，在哈萨克-土耳其大学，贿赂现象的发生率也低于当地的公立大学，这得益于该校对其教职工实施了国外的职业行为标准。
2.什么学科更有接受贿赂的倾向？
在高校内部，腐败现象在不同院系和研究领域的分布大相径庭。哈萨克-土耳其大学的一组数据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下页表4)。2001年，受贿情况最为严重的院系分别为化学系、世界史系、哈萨克文学系、语言学中心、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而受贿情况最不严重的院系则为物理系、俄语系和美术系。认为自己所在院系存在贿赂现象的学生在有机物理化学系占到了16.8％，而在经济系占到了8.1％。四年后，除了英语系、经济学系、管理学院、绘图学系以及法学院以外，其他所有院系中认为存在贿赂现象的学生的比例都有所下降。在经济学系，上述比例从8％上升到了10％；而在法学院，上述比例则从5.4％攀升至12.8％
总体而言，最具受贿潜质的学科似乎是那些社会需求最高的学科——法学、经济学、金融学和犯罪学——这些学科的录取竞争比较激烈，学杂费较高，学成后的回报率也较高。⑾接受采访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谈到，大学教师的薪水是拥有文科博士学位的私企雇员的一半，是拥有经济和法学博士学位的私企雇员的30％或者更低。⑿哈萨克斯坦的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的腐败模式与其他来源的证据相吻合。一个大学教师的工资的市场价值与实际工资所得之间的差距越大，他收受贿赂的几率就越高。倘若受贿不易被发现或是处罚力度不大，教师受贿的几率则更高(Becker and Stigler，1974；Rose-Ackerman，1975；Shleifer and Vishny，1993；Sosa，2004；van Rijckeghem and Weber，2001)。在美国-中亚大学以及哈萨克-土耳其学院这样由外方经营的大学里，腐败现象一旦暴露，校方的惩处力度是很大的，学生和教师都可能被开除。⒀然而，在许多别的大学里，腐败现象公然存在，但师生们很少为此受到惩罚。⒁
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调查结果表明，腐败在各学科之间的分布存在着类似的模式。图2反映的是保加利亚为了考试合格而被迫购买教科书的学生的比例。这样的学生在医学和牙医学专业比例最高，分别为58％和54％，接下来依次是化学(50％)、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工程/电子专业(40％-50％)。在塞尔维亚，腐败现象最为严重的院系似乎也是医学、经济学和法学(表5和图2)。与学校其他院系的学生相比，这些院系的学生更有可能雇用同学或老师替考，行贿或被迫购买某教授的教科书，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入学或是与学校管理人员之间进行不正当交易。
腐败与高等教育质量
1.腐败、高等教育质量和私人经济收益
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起着两种潜在作用。它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希望看到，学生每多受一年的高等教育，工作后的收入就会有相应的增加，因为学生所学到的新知识、技能和态度都可以转化为就业所需。私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可以使学生和社会都受益。其次，完成学业可以向雇主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该生能力很强，为人正直且极具成为一名能干雇员(Heyneman，2002/3)的潜质，具有社会阶层晋升提拔的标识(Collins，1979)。由于完成学业的成本(时间、金钱和努力)比其他学生要低，只有最出色的学生才能够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或许，高等教育不能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它可以帮助雇主从其他报酬更高的雇员当中挑选出最能干并且最可靠的员工。如果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代表着能力，那么个体投资者会在教育投资中获益，而社会的收益较少。
与教育程度相关联的货币收益是衡量经济影响的最常用方法(Griliches and Mason，1972)。但是各国的教育质量又千差万别(Heyneman，2004b)，依靠对教育程度的测量来量化影响也许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误导(Behrman and Birdsall，1983)。然而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寻觅到一种针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并且可靠的度量方法并非易事(James et al.，1989)。尽管如此，在界定通用的质量概念(Solman，1975；Welch，1966)以及探讨收入、教育质量和个人能力之间的关系⒂方面，学者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由于直接测量高等教育质量是困难的，一直以来的普遍做法是采用替代性测量尺度。这些尺度包括学院的声誉和录取率，⒃类型或宗旨(Solman and Wachtel，1975)以及学生个人课程计划(Rumberger and Thomas，1993；Link，1973)。尽管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表明，优质的教育与较高的薪水存在关联，一些研究仍对下述问题感到疑惑：教育是否通过学院这样一种筛选机制对收入产生影响(Psacharopoulos，1974；McGuinniess，2003a)，以及这种结果是否源自个人天生的能力而非学院的教学质量(Griliches and Mason，1972；Hause，1971；1972)。
无论选择哪种替代性测量尺度，研究结论往往是：高等教育质量与受教育者的终身收入成正相关。⒄一项研究表明，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不尽相同，最低为2.5％，最高为15.6％，其高低取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测量标准(Ono，2004，p.612)。
腐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着个人和社会对教育投资的收益。例如，如果学生购买成绩，其学习的动力就会不足。社会地位的晋升更多地取决于财富和担负学业所需费用的能力，对成绩的支付能力，而非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这就使得高等教育的个人和社会收益降低。如果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那么教育的信号功能也遭到削弱。倘若录取资格和高分都是可以花钱买到的，那么完成学业与学生的能力之间就没有多大关系了。一个学生之所以出色地完成了学业，是因为他/她是一个花费很少却很有能力的学生，还是因为他/她通过某种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考分，雇主对此一无所知。与那些没有在一个腐败的项目中完成学业的学生相比，在一个腐败的教育项目中完成学业的学生之间的能力差异较大。一位毕业于相对腐败的高校的学生，即便他本人是诚实且富有能力的，其学位所具有的传递信号价值依然锐减。⒅一位雇主在挑选员工的时候，淘汰掉腐败高校的毕业生，只录用那些诚信度高的高校、院系或项目培养出来的学生，那么其招到不合格员工的风险也会降低。毕业于腐败高校的学生要想获得这位雇主的垂青，则必须接受比那些声誉清廉的高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低得多的薪水，并且在实习经历中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本科院校中的腐败现象影响着一个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可能性。尤其对于西方大学的研究生院来说，如果入学申请者毕业于腐败之风盛行的院校，那么其申请资质将被大打折扣。这些申请者的成绩和考分并不代表他们具有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因而他们被录取的几率较低。
假设雇主们了解各个高等院校及其内部各种项目的腐败程度，那么可以预期：就业和收入与就读一所教职工腐败程度较低的大学之间存在正向关联。⒆我们将通过式(1)中的标准收入函数来阐释高等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传递信号的功能。
如果腐败降低了教育质量，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那么腐败便降低了教育的收益。然而，如果教育腐败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并且为员工提供了更能赚钱的可能导致贪污的工作机会，那么在教育领域腐败横行的情况下，教育的收益可能会高一些。如果因为腐败的问题导致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贬值，雇主在做出雇佣决策时可能会更加看重与员工劳动生产率相关的其他非教育因素，比如工作经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在腐败存在的情况下，工作经验和其他与生产率相关的特征(
)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增加。总的来说：
2.数据和评估
我们用透明国际2005年发布的全球腐败晴雨表中有关教育腐败的数据来评估模型(2)。这些数据采集自2005年5月至10月盖勒普组织为透明国际所做的民意调查。此项调查对69个国家中超过55000人进行了面对面采访或电话采访。(21)在样本选择上尽可能做到了随机选取。在大多数国家，调查对象都遍及全国。在有些国家，调查对象只包括城市人口(如泰国)或大城市人口(如格鲁吉亚)。Hutchinson，Lavens和Wolkens提供了关于这次调查及其结果的更详细信息(2005)。
公式(2)中的因变量是收入的对数。然而，在透明国际的数据中，收入是一个分类变量，可能是三种值中的一种：1=低到中低收入，2=中等至中高收入，3=高收入。我们对模型(2)进行了两个版本的评估。在第一个版本中，我们试图预测一个人是否会获得高收入。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在个人获得高收入的情况下等于1，在个人获得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情况下等于0。在模型的第二个版本中，我们试图预测一个人是否会获得低收入。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在个人获得低收入时为1，在个人获得中等收入或高收入时为0。通过对两种模型的评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教育腐败如何影响经济福利。
此次调查中对教育腐败的衡量(C)是基于对教育领域腐败状况的感知。受访对象被问到如下问题：您认为本国教育部门的腐败程度如何？程度从1到5不等，其中1=一点不腐败，5=极端腐败。调查中没有涉及与受访者实际腐败经历相关的信息。
反映员工教育和其他个人特征的数据是有限的和按类别划分的。教育(S)用两个虚拟变量来度量：完成中学教育和完成高等教育，相对于没有受过或仅受过小学教育。其他特征包括年龄(小于30岁年龄组，51至65岁年龄组和大于65岁年龄组，相对于31-50岁年龄组)，性别(1=男，0=女)，地区(西欧，中欧和东欧，拉丁美洲，亚洲和太平洋，中东，非洲以及北美)。我们还引入两个变量以描述每个国家的整体腐败环境：第一个变量是腐败是否影响政治生活(1=一点也不影响，……，5=严重影响)，第二个变量是腐败现象在过去三年是否减少(1=增加了很多，……，4=减少了很多)。
我们在方程(2)中引入了两个腐败总体状况的描述项(Z)以及中学教育、高等教育与教育腐败(C)的相互作用。腐败和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系数表明，教育腐败是否会影响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对收入(C1)的作用。方程(2)还包含了腐败和年龄、性别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相互作用的系数表明，教育腐败是否会影响经验和性别对于收入(c2)的作用。我们的样本包括来自68个国家的36404名65岁以下人群，有关收入、腐败、教育和年龄的数据我们也搜集得较为完整。我们没有将来自中国的样本包括进来，因为没有搜集到相关收入的数据。我们的调查对象中约有45％的人属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人群，几乎有15％的人属于高收入人群。约有一半的调查对象完成了中学教育，另有18％的调查对象只完成了小学教育，31％的调查对象完成了高等教育。对教育腐败感知程度的平均分为3.3。
下图3a和3b显示了区域之间尤其是中东欧和中亚地区(ECA)内部在对教育腐败的感知程度上存在的差异。在收入最高的国家，只有不到40％的受访者认为本国教育领域的腐败程度是高的(4或5)。教育腐败现象在其他地区要严重得多；在拉丁美洲和中东，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腐败程度高。在ECA地区，腐败程度最高的是独联体国家(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最低的则是欧盟国家(立陶宛、捷克共和国、波兰)及其新加盟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22)
在表6和表7中，我们描述了在零腐败和腐败程度最高(5)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对于获得高收入的概率的边际效应(表6)及其对于获得低收入的概率的边际效应(表7)。(23)中学(初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是与小学教育的边际效应相对而言的。如果教育腐败直接改变了中学教育或高等教育相对于小学教育对于收入的影响，这些单元格的内容就以黑体字显示。(24)
我们将对零腐败条件下与腐败程度最高(5)的情况下的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进行比较。我们期待发现，当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变得严重时，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要小于遭受贫困的可能性。
在亚洲的高收入和较低收入国家、中东欧以及西欧国家，在没有教育腐败的情况下，中学教育对于获得高收入的概率的影响比小学教育的要大，边际效应值从亚洲较低收入国家的0.05到亚洲高收入国家的0.18不等。各国平均而言，中学教育的边际效应为0.05，也就是说，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比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获得高收入的概率平均高0.05(5％)。在除中东之外的其他所有地区，没有教育腐败的情况下，完成高等教育对获得高收入的概率有巨大的影响。平均而言，与中学教育相比，完成高等教育后其获得高收入的概率提高了约0.2。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25)在北美和亚洲高收入国家中最高。在ECA地区，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也是0.20，独联体国家略低，为0.18。(26)在ECA地区中，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是那些欧盟的新加盟国。
低收入模型和高收入模型的教育效应相互对应，但前者的效应更大。在除非洲外的所有地区，完成了中学教育比只完成小学教育的人群其贫困概率平均降低0.18，边际效应值从亚洲较低收入国家的0.09到亚洲高收入国家的0.28不等。在所有地区，相较于只完成中学教育的人群，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其贫困概率平均降低0.17，换言之，每一年的高等教育约降低4.25％的贫困概率。在ECA地区，高等教育的脱贫效应在独联体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每一年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可以减少约10％的贫困概率。
在非洲、西欧、北美和亚洲高收入国家，如果腐败的感知程度很高，高等教育对于高收入的效应将会削弱。在非洲，腐败极为严重的情况下(C=5)，高等教育对于获得高收入的边际效应从0.21降至0.06，降幅约为70％。在西欧，如若面临同样的腐败状况，高等教育对于获得高收入的边际效应会从0.165降至0.125，降幅约为25％。
在西欧、亚洲低收入国家，非洲，拉丁美洲和ECA地区，教育腐败对高等教育的相对脱贫功能产生了负面影响。在ECA地区，我们发现这种影响在独联体国家最为明显。在独联体国家腐败最为严重的情况下，腐败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面临贫困的概率增加。如果没有腐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获得低收入的概率要低约40％。在腐败最严重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对于低收入概率的边际效应降至-0.11，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相对中学教育的脱贫功能降低了70％，并且拥有高学历者的贫困概率加大了。当腐败现象非常严重的时候，对非洲和亚洲较低收入国家而言，高等教育作为脱贫手段的有效性也遭到削弱，但此处是因为腐败让中学教育变得更有吸引力。在拉丁美洲，腐败对于高等教育却有相反的效果，它降低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贫困概率。
上述结果表明，教育领域的腐败确实改变着教育改善收入的功能。总的来说，在亚洲高收入国家、北美和西欧，腐败对于获得高收入的人群有最大影响；而在低收入国家，腐败对低收入人群有最大的影响。除了少数例外，高等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收入，但当教育腐败横行时，这种效应会显著降低。(27)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教育腐败对教育投资的经济回报可能产生的后果。Anderson在2006年对研究ECA地区教育内部收益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根据这篇综述，我们假设在高等教育没有出现严重腐败时，高等教育的基准内部收益率为0.2。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普通中学毕业生的年收入约为600美元，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毕业生的收入比前者高20％，即年均收入720美元。如果收入每年增长3％，每年折扣率(通货膨胀率)为3％，那么这个大学毕业生工作40年所积累的毕生收入约为28800美元，比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一辈子多挣4800美元。(28)这一计算假设腐败程度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普遍的腐败现象使高等教育的边际收益降低70％，即由0.2降低至0.06，那么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只比普通中学毕业生多6％或636美元。他毕生的收入累计为25440美元，也就是说，比中学毕业生只多了1440美元。腐败使由高等教育投资所带来的终身收入减少了2360美元，或者说将廉洁环境中高等教育学位所应体现的相对优势削弱了一半。
上述计算并非基于对经济损失的直接估算。然而演算的结果却与近期对吉尔吉斯共和国5个不同的州的公司经理、政府官员和大学教师进行采访所获得的数据相吻合。(29)一个高科技公司要求员工有大学学位，对初级雇员支付约200美元一个月的薪水。雇员来源于以下四所大学：美国-中亚大学，玛纳斯大学(土耳其-吉尔吉斯大学)，斯拉夫大学(俄罗斯-吉尔吉斯大学)和吉尔吉斯民族大学。其中3所大学与外国机构有联系，被感知的腐败程度最低。区域性大学和规模较小的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不在录用人选之列。此外，该公司和其他所有招收大学毕业生的公司一样，对新进员工有三个月的学徒或实习期。经理表示，在实习期间表现欠佳的学生将可能被解雇。在其中的一些公司和至少一个政府部门，必须先要通过笔试才能被录用。该笔试会鉴别出哪些学生是买的学位，哪些是有真才实学。最后，大多数企业表示他们会尽可能利用业绩奖励制度。除每月固定收入外，企业会以奖金或计件工资的形式来激励员工。
使用这些筛选机制给企业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却是与学生所受教育质量的不确定性相关联的。(30)最重要的是，根据我们对这些公司的访谈，从腐败程度很高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求职的时候，技术性和专业性私营机构不会考虑他们，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也不会雇用他们，而外企则更是将他们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如果对这些学生而言，最佳的替代性选择就是在政府从事起薪为每月50-70美元的工作，那么他们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如果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得到政府中腐败易发部门的工作机会，那么腐败的个人收入成本将会降低，而社会成本依然存在。
总结和政策建议
尽管教育腐败问题在前苏联时期就已存在，我们假定其程度与今天相比仍是有限的。决策权下放所带来的对代理人控制难度的加大，大学办学主体和办学目的的多元化，在不使用传统制裁方式的前提下贯彻职业准则经验的缺乏，这一切都导致了教育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此外，民办教育和收费公立教育都是新生事物，在满足付费学生的预期方面还缺乏经验。(31)
本文通过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克罗地亚、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六国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阐释了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程度。这些调查表明，学科的市场需求不同，腐败程度也不尽相同——市场需求最高的学科，其腐败的发生率也较高。此外，较之获得欧洲和北美认证的大学，实施地方职业行为准则的地方性高校，其腐败现象的发生率更高。
我们假定，一个学生就读一所腐败程度严重的大学所花费的成本等同于高等教育本应带给他的经济收益。利用透明国际组织反映68个国家教育领域腐败感知程度的汇总数据，我们发现，一国公众对腐败的感知极大地降低了高等教育带来的收益；当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高收入国家和非洲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较低，而他们在欧洲、中亚和亚洲较低收入国家遭受贫困的可能性较高。高等教育对于高收入的回报率在25％到70％之间。
欧洲和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正与欧盟成员国一起参与到博洛尼亚进程中。该进程的一大目标在于，使大学学位等值以方便学生转学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背负着腐败之名的大学或大学体系，无论这种腐败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主观感知的，都有可能终结博洛尼亚进程。这一进程要真能发挥实效，它将等同于欧盟内部教育领域的单边裁军。难以想象，为什么一个享有盛誉的国家或大学甘愿让自己颁发的学位与一个背负着腐败之名的大学或大学体系颁发的学位等值。
教育腐败的另一个后果在于对发展援助机构的影响，这些机构中有很多都投资高等教育领域。如果他们所投资的高等教育体制被认为是高度腐败的，那么其投资效果将有可能大打折扣，而当这些机构意识到这一点时，也许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
要降低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感知程度，一国或一所大学需要采取多种机制。这些机制包括约束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的行为规范，发布在官方网站上的廉洁声明，审理渎职案件的大学“法庭”以及公开发布的反映腐败事件数量和类型变化的年度报告。对于那些希望其学位与欧盟大学的学位等值或者希望获得国际发展援助机构资助的大学而言，这些机制很可能成为其愿望实现的先决条件。
然而，获取与腐败的经历和成本相关的信息，是进行有效政策干预的第一步。我们建议定期开展学生调查，本文所引述的那些调查就是很好的例子。(32)一个开展了两次调查的国家，其腐败现象的减少非常显著，这说明当存在遭到曝光和蒙羞的可能性时，腐败行为的倾向就会降低。
本文原载于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8 Vol.52 Issue：1 pp.1-25。经作者授权翻译成中文并在本刊发表。在翻译过程得到了林荣日教授、Xiu Chen Cravens博士和田凌晖博士的帮助，特此感谢！
注释：
①腐败感知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它是《透明国际》在对多家独立的权威机构通过学术和商业调查获得的与腐败相关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该指数反映了包括被评估国专家在内的全球各国人士对于腐败状况的感知程度。”(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6，p.9)
②例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见Iveta Silova，Mark Johnson and Stephen Heyneman,"Education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Cohesion in Azerbaijan and Central Asia," 2007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51 No.2 pp.159-80.
③按照学费和声望等级的不同，通常可将教育机构划分为以下四类：(一)地方教育机构(公立或私营)，如授予商学学位并用当地语言授课的地方教育机构；(二)授予商学学位并用外语授课的地方教育机构；(三)授予商学学位并用外语授课的不知名国际机构；(四)授予商学学位并用外语授课的“著名”国际机构。
④有时，教师会要求学生向自己证明他们买了自己写的教科书(而非使用借来的书)，否则就不允许他们参加期末考试。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也有可能将博士生的贿赂作为同意其参加论文答辩的先决条件。
⑤Ahlin和Bose在2006年指出，当腐败被模式化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消费者必须不断地重复申请许可证和执照时，相对廉洁的官僚会导致经济的低效，即使对这些官员而言，静态框架下的贿赂是能够提高效率的。这一点至少表明，当规范结构(通常是中央集权的)出现松动的时候，关于腐败的文化定义就会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
⑥这些调查都未收集到院校作为买方因而有作弊行为的信息。因此，我们没有能够反映在学院资格认证或采购环节方面腐败情况的证据资料。
⑦下面这个链接提供了该组织及其项目的相关信息：www.soros.org/initiatives/hesp/focus/sesi/network_anti.学生接受了有关作弊问题的不同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并不是由单一的机构协调开展的，因而学生对于作弊的含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然而，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似乎都知道，作弊是一种违反规则的行为。
⑧由外方经营的大学必须遵守两套规章制度，即所在国的规章制度和母国的规章制度。
⑨这里的'local'不是指一国或一区域内次于国家的地理单元，而是指与通过国际认证的大学相对的通过本土认证的大学。
⑩授课教师的职业素质是从讲座和专题讨论会的质量、受到学生尊敬的程度以及对学生进步做出评价的客观性这四个方面来界定的。四个问题所得分数的平均值便是教师职业技能的等级。教员事先并不知道收礼问题会被纳入到学生评价表格中去。2004/2005年度的学生调查中，教员得知了这一点；为了将行贿与不求回报的赠送清晰地区分开来，收礼问题被修改为：“老师是否曾向你索要礼物或者贿赂？”
⑾职业资格培训项目(如海关工作人员资格培训项目)的学费通常较高，贿赂的几率也更大。为设立这些特别的项目，大学需要获得教育部的认证，在这种情况下，贿赂也可能成为一条途径。
⑿例如，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都比什凯克，大学教师每个月的平均工资约为50美元。这一信息是从好几所大学的教师访谈中得到的。在该国最贫穷的地区——纳伦州，教师每月的税后工资平均为30美元，而根据一位经济学教授的估算，这点工资只够在当地支付两周的生活开销。
⒀在此我们指的是外方经营的公立大学。我们可以推测，在外方经营的私立大学中也存在类似的模式，但目前尚无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
⒁有好几所大学的学生告诉我们，在批改考卷之前，一些教授会挑选一名课代表来向全班学生索取贿赂。这有别于其它地区所谓的“评分费”，因为该案例中教师的违法行为太赤裸裸了。班里的所有学生都知道老师要的就是贿赂。在其他案例中，家长在孩子口语考试之前向教授送红包，考试的难易程度就取决于考前所赠红包的大小。就函授课程而言，贿赂行为的发生率接近百分之百。
⒂如参见Solman and Wachtel,1975; Kingston and Smart,1990; Griliches and Mason,1972; Dale and Krueger,1999; Brewer,Eide,and Ehrenberg,1999.
⒃如参见Kingston and Lewis,1990; Mueller,1988; Kingston and Smart,1990; Brewer,Eide,and Ehrenberg,1999; Stayer,2002.
⒄如参见McGuinness,2003b; Hilmer,2002; Wales,1973; Strayer,2002.
⒅尽管在私营部门中，腐败现象可能会削弱学位的信号功能；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农村地区，学位却成为婚姻市场上的另一种标识。在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奥什州地方官员的采访中，我们得知，家长们掏钱为自己的女儿购买大学学位甚至硕士学位，以彰显她较富裕的家庭出身。学位让女孩在婚姻市场上升值，而她的家庭也会因为女儿攀上了高枝而受益。
⒆并非所有的雇主都以同样的思维方式看待教育腐败现象。需要在国际上招募员工的跨国公司可能对腐败问题最为关注，因而对员工的挑选也最为严格。私营的非国有企业对此也会有同样的关切。而最不在乎这个问题的可能就属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了。我们采访的雇主属于第二种类型。
⒇方程(1)及(2)假定腐败程度是工资的外生变量，且不受员工诚信度、能力等隐性特质的影响。基于以下几个原因，这个假设在现实中不大可能成立。那些愿意行贿的学生能力较差且拥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的几率较高，这些收入很可能是通过非法交易或腐败得来的。而受贿的教授在教授群体中的分布也不是随机的，他们较有可能来自需求很高但薪酬水平却低于市场价值的领域，而且在教学能力上也处于劣势。当一个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职场上表现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时，该教授自己的生产率也间接得到了彰显，随之而来的外部合同、拨款以及兼职机会将给教授本人带来额外收入。能力和市场价值都偏低的教授更有索贿的可能，以补偿他们所缺乏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程(2)的回归估算产生了在腐败存在和腐败不存在两种情况下对教育收益的有偏估算。如果固定效应的残差部分与腐败的感知有关，我们估算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便降低了这种偏差。我们引用的透明国际的数据不包含任何可以用来鉴定腐败感知程度的工具变量。在今后关于教育腐败感知的调查中，统一的定义或许将有助于减少多种解释的风险。
(21)东欧及欧亚地区的国家包括：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科索沃，立陶宛，马其顿，摩尔多瓦，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和乌克兰。
(22)方差检验中的两两差异显示，不同区域内部在腐败感知上的差异程度也不尽相同。中东欧和中亚地区内部在腐败感知上的差异程度要高于西欧、拉丁美洲、亚洲较低收入国家中东，低于上述四个地区之外的其它地区。在中东欧和中亚地区内部，独联体国家之间在腐败感知上的差异程度最低，前南斯拉夫国家之间在腐败感知上的差异程度最高。
(23)在中东、欧盟新成员国、欧盟候选国以及前南斯拉夫国家，教育腐败对于收入的高低没有影响。
(24)在表6和7的计算中，我们假定不显著系数的值为0。
(25)对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的定义是相对于较低层次的中学教育而言的。对高等教育回归系数的解释是相对于小学教育而言的。
(26)独立国家联合体由除了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外的中东欧和中亚国家组成。
(27)其他与机构质量有关的因素可能会对该结果产生影响，并且成为今后分析的焦点。
(28)在转型国家，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个人收入每年上涨百分之三的估算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29)所有接受访谈的企业都通过就业发展项目获得了由Pragma公司提供的管理咨询服务，该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样本企业。
(30)对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所采用的这些遴选机制的货币成本的精密计算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对高等教育腐败的成本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
(31)在私立大学，职业操守并非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故而“私立”二字可能暗含着这样的意味：所有教育产品都是可以出售的。阐明师生权利义务的行为准则和法律协议也只是新近才开始出现的。
(32)海尼曼在其2004年的著作中罗列了一整套旨在降低教育腐败发生率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