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恋论文,故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不得不惊叹志怪故事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丰富，竟然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之一。而作为志怪小说一部分的人鬼婚恋故事亦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始终，参与谱写了中国文学的辉煌篇章，以至我们的目光无法忽略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鬼蜮世界。
笔者斗胆做尝试性的探索，企望解读各个时期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内核，并透过人鬼婚恋故事比较中西文化追求生命永恒的途径。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反思
我国现有的几种中国文学史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包括人鬼婚恋故事）有这样一些表述：“曲折地反映出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男女们自由结合的压力”；（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98页。）“赞扬了要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注：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49页。）在章培恒、骆玉明新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有“着重人间生活倾向”的评述。长期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志怪小说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人鬼婚恋是现实生活中男女对婚姻自由追求的折射。在特定的时段和一定程度上，这一定论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面对两千年漫长历史的人鬼婚恋故事，我们怎能全部贴上“反封建”的标签？我们又怎能以“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来诠释所有的复生故事？因此，必须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以放诞越礼为时髦。“贵族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搜神记》卷七）当时妇女放诞风流“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们，或冒夜而反”（葛洪《抱朴子》）。“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干宝《晋纪·总论》）。山涛妻穿墉夜窥异性活动，刘义庆把这故事收在《世说新语·贤媛》。由此可见，反抗封建礼教绝不是这一时期人鬼婚恋故事的主旨。人鬼婚恋故事不仅仅关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指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鬼婚恋故事大量存在着“生子”、“复生”母题，体现了生殖崇拜的主题。
一、生子
《列异传》中《谈生》是文学中人鬼婚恋故事的滥觞：谈生年四十无妇，一美丽女子主动来就生结为夫妇，但嘱三年内不能以烛相照。女子生子后，谈生好奇不能忍，以烛照之，女子腰下为枯骨，上身已生肉如人。存在“生子”母题的还有干宝《搜神记》中《崔少府墓》、陶潜《搜神后记》中《徐玄方女》、刘义庆《幽明录》中《胡馥之》、《卖胡粉女子》，刘敬叔《异苑》中《章汛》等等。
二、复生
《搜神后记》中的《徐玄方女》：马生夜梦一女鬼诉说其被枉杀四年，马子掘棺，使其复生，结为夫妇。存在“复生”母题的还有干宝《搜神记》中《河间郡男女》、《王道平》，《搜神后记》中《李仲文女》，刘义庆《幽明录》中《卖胡粉女子》，刘敬叔《异苑》中《章汛》等等。
这一时期的人鬼婚恋故事中，两性关系基本没有审美和爱情的取向。如《搜神记·崔少府墓》中卢充与女鬼完全是遵照阴间父亲的手谕尽了三日夫妇之礼。《徐玄方女》、《崔少府墓》、《刘长史女》中，对女鬼长相只字不提。如果说处于发展初期“粗陈梗概”的小说无法为男女恋情挥洒笔墨，为什么在简短的篇幅中对生子之说却交代甚详？《谈生》开篇点明谈生“年四十无妇”，女鬼与谈生“为夫妻，生一儿”。《胡馥之》中胡馥之之妻李氏卒，胡为无子恸哭，女鬼与胡为夫妻之事，十月后产一子。《崔少府墓》中女鬼为卢充送来一子。《徐玄方女》中女鬼也为马子生二儿一女。同一时期的其他志怪作品：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猿猴窃女生子的传说，东晋郭璞《玄中记》有姑获鸟变化为女人和人结合生子的故事。这些作品都明显带着生殖崇拜的痕迹，直指两性结合的原始的功利目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农耕社会有两大生产问题：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从人口繁衍要求出发产生了生殖崇拜。“中国的生殖信仰有两大主题——延续与增殖，这两大主题分别有不同的实现手段，一般来看，人们求增殖时，大多采用生殖的手段；人们求延续时，则往往以死亡来作手段。”（注：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289页。）
魏晋时期“人鬼婚恋”故事体现了生死玄想的自觉精神。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传染病肆虐，灾难和死亡时时威胁着个体生命。在这人命若草芥的时代，生死问题被提到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上，出现了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由思想到实践表明这是一个探索超越死亡的自觉时代。
汤一介在《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中指出：东晋时期社会生活中把“超生死，得解脱”突出地重视起来（注：汤一介：《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2—206页。）：玄学发展到东晋以“生死问题”为中心课题。佛教在东晋时流行的“般若”学追求超生死得解脱；东晋初年葛洪著《抱朴子》建立了养生成仙的理论体系，以解决“生死问题”。
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汉魏之际养生术的流行达到高潮。（注：参看江晓原《“性”在古代中国——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索》，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70页。）《博物志》中记载曹操热衷召集方士研修养生长寿之道，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可为佐证。曹丕在《典论》中述及当时竞习方术，上下若狂的生动情景。
志怪作品《幽明录·士人甲》中叙述在阴司进行的人体器官移植，人易形后再生，这大约是最早被记录的人体器官移植。《搜神记》开“再生”先河，“再生”成为一大题材。
人鬼婚恋故事展开生死玄想：设想女鬼为阳间男子妻，枯骨生肉后变人（《谈生》）；在由鬼复生过程中可为人间男子之妻，但不可发棺，否则前功尽弃（《李仲文女》）；女鬼如果是“枉杀”，有“生录”的依据，为阳间男子妻一年后，完成一番祭祀仪式后即可复生（《徐玄方女》）。我们不能忽略《王道平》中女鬼复活后“寿一百三十岁”，《徐玄方女》还魂后活至80多岁，字里行间充满对长生的热望、对复生的种种玄想。
魏晋时期人鬼婚恋故事在“生子”与“复生”母题下殊途同归直指同一个深层问题——超越死亡。
二、人鬼婚恋故事演变与文化变迁
唐宋时期的人鬼婚恋故事中审美和性爱脱颖而出，显现出浓郁的世俗化色彩。首先，女鬼形象逐渐世俗化，赋予女性的审美色彩。“鬼性”因素已越来越淡，女鬼外表多令人倾心，美色得到渲染。言谈清朗、颇有词藻的陈朝贵妃（《传奇·颜浚》），通晓文理、擅长音律的歌妓（《唐阕史·韦氏子》），吟诗吹箫的美妙女子（《异闻录·沈警》），代表了文明时代男性文人的性爱幻想。其次，两性关系直奔性爱，生子之说被抛置脑后，不再提起。封建社会的繁荣、物质生产的发展使生殖负担减轻，性爱的娱情功能加大。两情依依、山盟海誓的场景时时出现（《异闻录·沈警》、《异闻录·独穆孤》）；男子轻佻，女子辄相就野合的描写比比皆是，《张云容》中三位美女自愿掷骰子决定荐枕席者，“数夕，不知昏旦”地进行着男欢女爱，一派青楼色彩。
唐宋时期的人鬼婚恋故事体现了男性话语权力下的两性关系模式：一夫多妻、薄情的男子，自荐枕席、痴情的女子。《华州参军》中柳生追求崔氏女，同时又悦崔氏女之婢女，崔氏女主动传情柳生，三次私奔，为鬼后痴情不渝。范摅《云溪友议·韦皋》中韦皋负约一别七年，杳无音信，玉箫为情“绝食而殒”，为鬼后痴情不改，许以来世再做韦皋的侍妾。对韦皋的薄情通篇无一责备之词。更有洪迈《夷坚志·鄂州南市女》写一富女，爱上一男仆，积思成疾，主动追求遭严拒，死后，痴情女鬼又寻找该男要求结合，被“批其颊”怒斥，终跳楼自杀。客居病中的落泊文人梦想主动送上门来、以身相许不论钱财的美女（《河东记·段何》《广异记·李陶》）；卖妆粉为业的男子幻想成为将相的女婿（《玉堂闲话·何四郎》）。甚至，男子开始总是推托艳事，最后才接受。在话语表象下潜藏着为自身的放浪寻找托辞的心态。男子还幻想财色双收的美事：《张云容》中薛昭不仅得到美女张云容，还附带得了一大穴的财宝。此类描写还有《阎陟》、《王萼》等等。
痴情的艳色女鬼主动来就男子，体现了从男性性爱心理出发的男性中心主义。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男子对情欲充满热望，无法排遣性的苦闷，只能期望那艳色的女子主动相就后倏忽而去，男子不用背负任何道德责任，纵欲的后果一并推在“纵情冶荡”的鬼妇身上。宋代程朱理学礼教的压迫在相当程度上也使女子走向“贞”“烈”的病态趋向，男子渴望女性体现出未经礼教摧残和扭曲的自然天性，尤其是在性和情感上的主动和奔放。
在明清的人鬼婚恋描写充满个性解放的色彩。虽然有魏晋时期的人鬼恋爱故事为先导，但汤显祖的生花妙笔使人鬼婚恋故事，绽放出内涵迥异的个性解放的时代异彩。在《牡丹亭》中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痴情狂爱、出生入死追求爱情幸福的女鬼杜丽娘。杜丽娘大胆地向胡判官诉说她感梦而亡的经过，其追求爱情幸福的强烈与持久，甚至不达目的、死不罢休，带有现代的性爱的性质。此类作品还有明初传奇小说瞿佑《剪灯新话》中《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屠绅《六合内外琐言》中《梅自然》等。
此外，性描写得到进一步渲染，人鬼婚恋故事中纵情冶荡女鬼成了男性性爱幻想的载体。蒲松龄《梅女》中梅女为封男召妓，《莲香》中描写男女的行云播雨。此类描写还有《林四娘》等等。
物质生产的发展使性爱生活取代了纯功利目的的生殖活动。商业的繁荣促进人口的流动，两性关系的不稳定性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社会的转变，淡化了群体意识，强化了个体意识，导致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性爱的张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书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术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叙床笫之事也。”
三、透过人鬼婚恋故事审视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
洋洋大观的志怪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年代最久远、数量最丰富的作品，成为中国小说史的主流之一。宋代编纂的文言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五百卷正文中约四百卷是神仙鬼怪的天地，其中鬼卷占四十卷，从根本上说《太平广记》是古代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由此可见中国志怪小说在古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之地位。
由中国转向西方，我们惊异地发现西方文学史论上没有志怪小说的提法，而人鬼婚恋故事几乎是缺类。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不乏人神相恋，人与亡灵接触的描写，如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等等。但几乎不存在人鬼婚恋，最多也是浮光掠影，且非严格意义上的人鬼婚恋，如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中卡瑟琳的鬼魂仅仅是以梦的形式出现，未直接参预现实生活。这里还需说明的是西方信仰中的魔鬼，并不同于中国的鬼。《圣经·约伯纪》中写道：魔鬼（撒旦）是在上帝同意下考验世人。而且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魔鬼多具有象征意义，非具体形象，如《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魔鬼马洛等。
西方人鬼婚恋故事的缺类确实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以下，笔者试做分析。
西方基督教信仰无疑是个必须考虑的因素。首先，基督教观念中存在着彻底超越世俗、至高无上的神，人死后灵魂或入地狱、或入天堂，并不像中国的鬼介入人间的生活。其次，基督教禁欲主义使情鬼无法在西方人间立足。《新约·马太福音》说：“不可奸淫”，“凡看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在但丁《神曲》中情侣弗兰齐丝嘉和保罗因淫行罪在地狱受苦。人间的相爱男女尚且如此，西方的亡魂只能各安其位，无法像中国的鬼幽明相通、恣意妄为。
中国的传统民间信仰是圣俗一体的。“在中国民间信仰没有一个完全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的神圣世界，圣与俗的界限极其模糊、含糊不清，甚至往往圣俗不分，融为一体。”（注：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292页。）首先，圣俗角色不分，中国民间信仰为祖先崇拜；其次，圣俗空间不分，死去的祖先——鬼在人间也有自己的空间。“在中国人那里，巩固地确立了这样一种信仰、学说、公理，即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其密切的程度差不多就跟活人彼此的接触一样。”（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6页。）据考古学家对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葬的考察，发现至少从那时起，中国人已经具有明显的灵魂观念和人死后灵魂继续生活的迹象。“人鬼婚恋”故事直接来源当与冥婚习俗有关。冥婚习俗根植于祖先崇拜。中国民间观念中幼年夭折、无子女死亡属于非正常死亡，实质在于死者未育。“没有完成生殖义务的人生是不完善、不正常的人生，……死后……也不能做一个‘正常’的鬼”，（注：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258页。）要为死者举行冥婚仪式。“自周代制”‘迁葬’‘嫁殇’禁律到民国二千多年间，冥婚之风长盛不衰，无论庶民百姓还是帝王大夫，均尚此俗。”（注：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中国鬼文化探秘》，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在这样肥沃的土壤上，“人鬼婚恋”这朵文学奇葩恣肆生长。
让我们透过人鬼婚恋故事看看中西文化追求生命永恒的不同途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人鬼婚恋故事中的生殖崇拜体现了儒家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生命哲学。由于肉体的永生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性主义的儒家以反神话的理性态度，继承了原始生殖崇拜的思想，表现为崇尚多子，崇拜祖先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著名信条，并将生殖崇拜进一步伦理化为“孝”的学说，（注：参看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死亡主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强调族类的永恒延续。
人鬼婚恋中男人与女鬼之间的两性关系体现了中国道家以内在超越为特征、基于阴阳观念的生命哲学。“人体的理想状态是阴阳平衡，即‘泰’卦之象。但实际情况是不可能有绝对之平衡，或阴盛或阳盛，且其程度有深浅之分，即其余四卦之象。通过调整使其尽可能趋向于‘泰’的中心平衡状态。”（注：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人鬼婚恋故事中的角色为单身阳刚男子和阴间女鬼。阴阳相生，《太平广记·张云容》写还魂术时有“陶出阴阳”，“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的字样，文中特意安排了女鬼与青年男子薛昭邂逅交欢之后再生的情节。《搜神后记·徐玄方女》中女鬼坦诚相告，要为阳间男子之妻方能复生。此类描写还有《搜神后记·李仲文女》、《广异志·刘长史女》、冯梦龙《情史类略·郑婉娥》等。
道教的阴阳鱼符号表明阴阳两种力量在达到各自的高潮时已经开始向其反面转化。阴阳既相生又相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鬼妇话别》中有“以阴剥阳”的字样。此类描写还有“郎阳寿未终，妾阴质未化。倘沉溺世缘，致君非命”（《郑婉娥》）。“妾本幽阴之质，久践阳明之世，甚非所宜”，“若顾迟留，须当获戾，非止有损于妾，亦将不得不利于君。”（《卫芳华》），以及《风俗通·郑奇》、《纪闻·道德里书生》、《夷坚志·西湖女子》、《异闻录·独孤穆》中大量阳受阴剥而暴死的描写。
中国儒家和道家追求生命永恒的途径均具有“内在超越”的特征，提倡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达到超越死亡、追求生命永恒的境界。相比较而言，西方基督教采取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途径。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已大体上把世界二分为超越的本体与现实世界。基督教更认定存在着理想的天国，彻底超越世俗，至高无上的神。人只有严格按照上帝的旨意，灵魂才能永生。托尔斯泰《复活》中主人公精神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灵魂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德米特里和伊凡都从人类的痛苦出发考虑世界性的问题，前者心中有个上帝，获得灵魂“复活”，后者是个无神论者，导致道德上堕落。这种追求生命永恒之路，必须依傍着神才能实现，绝非个人的努力所能企及。
继想与存疑：20世纪以来，西方鬼魂研究方兴未艾，形成心灵学（即幽灵学）这一学科。1918年，荷兰学者谢尔士博士测出幽灵的重量。1920年，英国基尔拿博士发明了一种可涂在玻璃上看幽灵的药粉。在牛津、剑桥这两所举世闻名的大学里，都没有“幽灵研究讲座”。美国好莱坞继80年代初喜剧片《魔鬼克星》后，90年代又推出《捉鬼二世》、《人鬼情未了》等影片。中国，这个盛产鬼怪故事的国度，鬼魅几乎销声匿迹。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