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中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在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大论战，是本世纪世界政治领域里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使中苏两党从昔日的盟友变成势不两立的对手，对两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30年后的今天，当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时，反思这场论战，其中确有不少值得记取的教训和需要再思考、再认识的问题。
一、中苏两党矛盾发生发展的根源
以往的论著中，一般都把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导致论战的原因归结为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由于双方对当时国际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不同而引发了论战。但经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可以看出中苏两党矛盾冲突的真正根源还不仅仅在此。现试分析如下：
1、国家利益的巨大矛盾
国家利益一般统指主权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需求，它是国家制订内外政策的基础与归宿。正如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取决于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观念，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往往也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成为决定不同国家间能否建立持久稳固合作关系的真正基础。而中苏矛盾，也正是由于两国在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战略构想，从而在国家利益方面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造成的。
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总变化，苏联在50年代前半期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显著改变并相应调整了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苏联认识变化的根据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虽仍处于继续对抗态势，但美苏力量对比开始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其表现是：在东欧、亚洲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高涨的大背景下，苏联在建立了东欧五国经互会的基础上，又于1955年与东欧七国签订了华沙条约，从而不仅在经济，而且在军事上完成了与美欧抗衡的重要步骤；此时苏联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并打破了美国核垄断的一统天下；以朝鲜战争为标志，处于巅峰状态的美国受到沉重打击，它的经济军事实力虽仍很雄厚，但其地位已开始呈现从顶峰下降的趋势。因此，苏共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将有可能通过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并由此确定了苏联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就是减少对抗、寻求妥协、争取国际局势缓和，实行和平共处，为和平竞赛创造最佳国际环境。
但事实上，从世界全局看，此时真正实现和平共处，避免局部战争的条件并不成熟。当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正处于高潮，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埃及，帝国主义忙于扑灭民族独立之火。在此情况下，为实现和平共处的国际战略构想，让美国让步，苏联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基本前提下，能打出的一张牌就是利用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把其他兄弟国家纳入它设计的轨道。为此，它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控制，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兄弟国家的民族利益。苏联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与中国的巨大矛盾。中国并不反对美苏缓和紧张关系，但国际关系终归是一种利益关系，在认为“苏美合谋主宰世界”，出卖了中国利益的前提下，苏联的主张当然会受到中国的强烈批评。中苏认识产生巨大差距的原因是：
首先，中国此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与苏联相反，处于不利的地位。战后，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获得了有利的势力范围、战后边界和在华特权，而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却受到损害。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外交上当苏美首脑1955年举行日内瓦会晤时，由于美国发起的“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中国还被排斥在联合国外，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与昔日扶蒋反共的美国更是旧仇未解，又加新怨：朝鲜战场的硝烟刚刚消散，要对台湾承担“义务”的美国又在中国领空、领海频繁进行军事入侵；在炮击金门后，美国又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拥有六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并配备核武器的特混舰队。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以反对美国侵略扩张为主要战略方针的中国当然不会赞同苏联的“苏美合作”方针。
在台湾和中印关系问题上，中国国家利益受到危害体现得更为明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希望和平解放台湾，在台湾问题上，也准备了“两手”，但苏联明确反对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11月，苏联在联合国提交的议案上呼吁：“不论何方，都在台湾周围地区避免敌对行动”[①a]，实际上表明默认了美国“保护”台湾的承诺，让中共容忍祖国分裂现状的存在。而这种状况，恰恰正是美国的“保护”造成的。1959年，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中又埋怨中共炮击金门造成苏美交战的气氛，希望中国作出临时性让步和牺牲，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免破坏苏联的战略构想。另外，在以1959年3月西藏叛乱为导火索的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特别是对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印度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居然出乎中国意料地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拒绝给中国以任何外交上或道义上的支持。苏联的这种作法强烈地伤害了中国的利益与民族感情，毛泽东曾认为，这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共产党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自己兄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统一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在成为执政党后，它所承担的国家责任和民族责任更加重大，因此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问题上更为重视和敏感。而苏联的上述言行毫不掩饰地限制中国在本国主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内政问题的合法权利，加之它又热衷于向中国的头号敌人摇动橄榄枝，这不能不使中国反感，认为这是早在雅尔塔就表现出的“大国协商，划分世界”行为的重演，并作出激烈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国的切身利益与苏联国际战略需要上的尖锐矛盾，是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基础与基本原因。
2、国家关系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由于国际事务中矛盾的普遍性所规定，在国家关系中，相对于合作而言，冲突具有更普遍的性质。因此，主权国家间由于不同的利益需求产生矛盾或冲突是正常的，也是难免的。解决或缓解这些矛盾的办法是在承认利益差别的前提下，彼此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在同一时期，中国与其邻国老挝、柬埔寨、缅甸及印度尼西亚等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是，为什么同一阵营的中苏盟国间的矛盾分歧却相反地急剧扩大？考察其中诸多复杂因素，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原则的尖锐矛盾，是一根本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两党反目为仇，并非一时突变，而是两党历史上的复杂矛盾不断摩擦、积累并激化的结果。虽然从总的方面说，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曾给予中国革命很大帮助，但是，由于苏共对中共领导人抱有宗派偏见，又事事从“苏联利益中心”的大国利己主义出发，因此，在中国革命，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苏共对中国革命力量及前途的估计严重右倾悲观，对中共抱有很深的误解和疑虑，甚至“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苏共继续了以往不平等的关系模式。除了上述苏联偏袒印度，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外，苏联又认为在对金门采取军事行动前，中国“没有根据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同它打招呼，这样，在它看来，独立性很强的中国一旦掌握了核技术，将更加桀骜不训，难以驾驭。于是，它又于1959年6月片面撕毁了中苏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还借口说如果中国生产核武器，会被西方国家用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的斗争。苏中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还突出地表现在为人熟知的中共拒绝了苏联与中国合资共建长波电台，以改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通讯指挥系统和共建潜艇舰队的建议，这使苏联深感不满，抱怨由于中国领导人采取了这种立场，社会主义阵营在自己的东南前线既没有现代化的舰队，又没有供潜艇适用的电台。所以毛泽东说：中苏关系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控制中国海岸，我们不干。
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根源，在于苏联一向将自己的利益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利益，把任何兄弟党对其命令的不服从都视为反叛。这一观念被用以镇压南斯拉夫、东德、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反控制斗争。50年代中期，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支持亚非利益，这已使苏联认为中国是苏联在这些国家中扩大影响的潜在威胁。在斯大林去世后，面对在各国共产党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在世界、特别在亚洲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显著作用的中国和有效地协助平息了波匈事件，威信大为提高的中共，苏联无疑担心它在国际共运中影响的缩小将削弱它在世界上的政治权力。这是它对中共加以控制的内在原因。
在近代中国遭受列强蹂躏之后，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顶住了来自苏联的种种压力；在新中国牢固地站稳脚跟，经济、国防建设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自然更不可能听命于别人的摆布。因此，从本质上说，中苏论战是中共为维护本国人民利益，摆脱苏联控制，独立自主地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抉择，反映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3、意识形态因素
50年代初中苏同盟建立的基础是：在两个阵营的对立中，两国在安全上具有反对共同敌人的一致性；有并行的利益及相同的意识形态。显然，共同的意识形态起到了融合、促进联盟运转的作用，但它并不能保证两国利益始终保持一致，特别是情况的变化使缔结联盟的原动力和一致的安全利益有所改变时。利益冲突必然导致思想及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联盟本身。因此，不言而喻，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日益激化的矛盾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论著已有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正如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制订对苏“一边倒”政策并不简单地是因为与苏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主要地是基于国家安全、外交、经济等现实利益而作出的理智选择一样，意识形态也并不是导致中苏对抗的根本原因。苏共二十大至1959年苏美戴维营会谈前，中共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批评斯大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抱赞成态度，只是当两国利益冲突激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才逐步升级，使中苏分歧呈现为意识领域的大论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后来说得很清楚：所谓中苏论战，并“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①b]
综上所述，不应把中苏论战的根源仅归于意识形态、理论观点上的分歧。当然如有些国内外论著中把中苏论战原因单纯归结为文化差异、国际共运中的权利之争、地缘政治冲突、种族不和、体制缺陷及双方领导人个人性格、行为因素等等也是不准确、不全面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严重对抗，导致了双方在现实国际政治方面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这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最终导致论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对中苏论战中几个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
中苏论战涉及到国际共运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在经历了30年世界风云变幻的实践考验之后，有必要对双方一些主要观点的是非曲直作出冷静的反思。
1、战争与和平问题
如何认识时代与形势、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中苏论战中最基本的分歧之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基于对整个国际形势的走向由剑拔弩张的冷战状态开始转向缓和的分析，提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完全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应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并认为“必须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从此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对这一观点，中共尽管对某些提法有所保留，但直到1957年参加起草的《莫斯科宣言》及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中，并未与苏发生根本分歧，但是，到1959年美苏戴维营会谈前后，中共的观察和评论有了变化。
在戴维营会谈中，美苏表面谈判“和平共处”，背后却激烈地进行军备竞赛。1960年，美国发动了对印度支那的“特种战争”；1960年5月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被击落，四国巴黎首脑会议因而流产；苏联又在台湾及中印冲突问题上严重伤害了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自尊心。特别是中国当时处在南北西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所处环境和面临任务与苏联截然不同，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当然也会与苏联大相径庭。基于对形势的分析，中共开始批评苏联片面追求和平共处。此时，中共的批评是正确的，态度也比较冷静。但是，在中苏公开论战后，中共的观点越来越激进，把宣传“和平共处”上纲到反列宁主义的阶级投降政策的高度，异常强调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冲突，强调时代的革命风起云涌和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经过实践检验，对这些是非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了：经过30年的较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间并未发生全面大战，“帝国主义四面楚歌”的形势也并未完全出现。而且双方都已逐步认识到，在拥有“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储备情况下，如果爆发全面核冲突，那将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其结局只会给全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中共中央根据对国际形势与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与客观分析，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外交上逐步进行了两方面重要调整，其中之一就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建交之后，结束了中苏紧张对峙状态，争取到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大为改观。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这一新判断，对中苏论战中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极左理论作出了根本的纠正。
2、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的道路问题上，苏共领导人从对战后时局的基本估计出发，认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罹难的西欧传统民主国家厌恶战争，要求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内政治矛盾，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资本主义内部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当时得到各国共产党的纷纷赞成，中共对此却提出了异议。在对待这一问题上，虽然中共的基本观点是倾向于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但在参加起草1957年《莫斯科宣言》时及以后的一此文件中，中共一直主张应使用和平与暴力的两手这种全面的表述方式。这样，既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又表明我们不对和平手段抱过多的幻想。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说过：我们要有两手，和平的一手是为了争取群众，不给资产阶级以借口来攻击我们，这是策略性质的口号。到了夺取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就要用暴力来回答，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作为战略来说，我们不相信什么和平过渡。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和平过渡方式的基本态度。但是，随着论战的进行，革命的两手逐渐倾向于只要暴力的一手，中共党内普遍认为和平过渡实际上等于背叛革命，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同时，把参加选举和议会斗争一概看成“修正主义”，把左派党不参加选举和议会斗争当成是革命的坚定性。这些主张在一个时期给国际共运造成很大的被动。
中共对暴力革命的异常强调也是有其原因的。简单地说：中共是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容易把自己党的经验绝对化、普遍化；中国缺乏议会民主传统，对西方国家议会民主与合法斗争情况了解不多；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对核战争的承受能力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唯一选择和普遍规律，未免失之片面，而且“和平过渡”确实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缺乏有力的实例来充分论证。特别是从现实情况看，不仅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没有出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形势，反倒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向资本主义“和平过渡”。从此意义上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给予充分肯定还缺乏事实根据，一切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验检，由时间与历史来作出最后的回答。
但是，关于这一问题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说如果现在不发达国家还难免发生暴力革命，那么，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改良，其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工人阶级生活明显提高，利用议会民主争取自己权益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这些，使劳资矛盾呈现更复杂的局面。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普遍没有出现全面的暴力革命形势。这种变化表明，特别是在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和平的一手不应仅仅作为策略手段，而且应作为一种战略上的可能性来对待。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最终要得到解决，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解决的方法、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根结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不应以某国的历史经验为模式，也不应由别国别党来设计。
3、对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变化的评价
中苏论战基本围绕两个方面进行。除上述国际斗争的形势、道路问题外，另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问题，即如何评价苏共二十大后国内变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如何评价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个报告引起的反响很大。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虽然有多方面的历史因素，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有保留的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中苏分歧未公开化前，毛泽东认为“报告”对斯大林的“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但在波匈事件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情况下，中共开始认为国际共运和国内的思想混乱、震荡动乱的根源在二十大，二十大反了斯大林，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阴谋”[①c]。
现在，经过中共党自身对个人崇拜进行长期曲折斗争后，史学界对“报告”有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认识。但是，由于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定势在人们头脑中已很深刻，不少论著对苏共二十大还缺乏全面评价。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作简要分析。
首先，评价“报告”最重要应看它是否符合苏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战后，这种要求与过去在特定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尖锐矛盾，而苏联体制的所有弊端，几乎都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关，不反对个人崇拜，任何改革就不可设想。因此，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说，苏共通过代表大会自己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其思想解放和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影响是深远的。“报告”虽有严重缺点错误，但仍获得苏联干部、群众的拥护，就是一个证明。
其次，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了一些反复和挫折，这是大变动之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要进行改革之前的一种阵痛，在当时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这些问题、事件都有不同的政治、历史根源，其表现形式、性质也不尽相同，但最实质的根源就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斯大林个人崇拜本身，而不完全在于对这种弊端的揭露与批判（当然，“报告”的严重错误也有一份责任）。阵痛之后，国际共运自然地逐渐进入一个以独立自主为主流的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因此，不应把国际共运中反复和挫折的责任完全简单地推在苏共二十大身上。
最后，“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是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它冲破了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国际共运“一言堂”及“苏联模式”的禁锢，从此，社会主义各国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也从实践中开始独立探索不同的建设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苏共二十大当作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制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高潮。
第二，如何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尽管有严重错误，但也为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新探索提供了历史契机。应当承认，苏共二十大后，苏联领导人采取了某些措施，试图改变过去的某些模式。现在我们对其再作评价，不仅是因为过去对这种变化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能正确认识并吸取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经验教训，无疑会对中国的改革带来有益的借鉴。现在，国内外有些人把中国的改革比作赫鲁晓夫式的改革，认为这也是“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更有必要对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新中国在建立之初，有关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与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种基本立场出发去评价苏联冲破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的尝试，如强调企业利润和个人物质利益，改革农产品采购体制、价格体制，扩大农民自留地与企业、地方权限，开放自由市场等等作法，不免会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资本主义复辟”。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这些作法，一方面是出自捍卫马列主义的良好愿望，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当时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类似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刚建立，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还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这种历史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像80、90年代一样理解个体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识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既然中国当时并不存在完全变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动因，当然也就很难认可苏联某些改革尝试的意义。但是，如果只因自己没有实践，就把苏联的某些改革演绎为复辟资本主义，就很难不陷入主观推论。
任何一个国家对建设道路的探索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出现曲折、反复。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尊重别国党的选择，不是不能对50年代苏联的理论与实践加以分析、研究、评价，因为我们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国家今天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同样是要努力消除苏联高度集中模式的影响。评价苏联50年代以来的变化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尽管这样，撇开苏联领导人主观愿望不论，应该承认，苏联50年代发生的一些变化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某种意义上也给予了强大的推动力，此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第一次改革的浪潮。
三、中苏论战的影响和后果
中苏论战唇枪舌箭、旷日持久，对中苏两党和整个国际共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中苏论战深刻地反映了世界各国共产党改变过去国际共运中党派关系上不正常做法的迫切要求。通过论战，中国共产党不仅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及独立地位，打破了苏共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大大增强了其他要求独立自主的党的信心，使平等协商、独立自主真正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是中苏论战最显著的积极意义。
在以往的论著中，一般都把带来思想混乱和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作为中苏论战最严重的消极后果（其消极的一方面将在后面分析）。但是如果从另一角度分析，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就是以苏共为中心的一统天下，即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而在论战中，其他各国党无一例外地关注、参予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表面看，这也是一种混乱，但这种混乱恰恰说明各国党在独立思考、探讨、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战在客观上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这在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未破裂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实际上，各国党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已逐步成熟，不需要，也不应再存在统一的“大家庭”，因为任何这样的形式都会以独立自主某种程度的损失为代价。因此，论战中各国党就纷纷提出多中心观点、无中心论等，在当今中国等许多发展国家也都把不结盟作为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准则，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会带来矛盾，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些，从根本上削弱了大国主宰世界的能力。从这种角度说，当年社会主义联盟的破裂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试问：现在哪个国家还会愿意回到50年代的那种家长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去呢？
从消极方面看：大论战一方面导致了有的国家共产党组织的瘫痪、瓦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极左思潮的局部泛滥，给一些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特别是中苏两国，由于全身心地投入论战，不能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一时期，双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改革或中断，或变形、改向。在世界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中苏两国都坐失了经济发展的良机。
在中国国内，中苏论战造成的消极影响极为深刻、长远。经济上，苏联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抨击和讥讽，强化了中共领导坚持“三面红旗”，和“苏联对着干”的决心，也促使中共领导层内对经济战略的不同意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如毛泽东1963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忠言进谏是与外国串通起来搞颠覆活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向党进攻。“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正因为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并刺激了经济战略上大干快上的一套作法，其结果给生产力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在与兄弟党关系及外交上，由于在论战中把世界革命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上，改变了统一战线策略路线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主张。论战中，中共一系列“支左反修”言行，造成曲高和寡，“光荣孤立”，全世界89个共产党、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与中共中断了关系。由于反对“和平竞赛”、批判“洋奴哲学”，中国再次对西方文明关闭了大门。正如邓小平所说：“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
在军事方面，中苏交恶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双方领土争端加剧与激烈的边界军事冲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军事威胁迫使中国转入“时刻准备打仗”的战备状态，为适应战备要求，中国增加军费、扩充兵力、大搞三线建设，深挖洞、广积粮，百万知识青年奔赴北疆的“反修最前哨”……整个国家进入临战状态，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大大偏离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正常轨道。这种局面严重损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苏论战最为深远、严重、惨痛的恶果表现在政治方面。由于把对所谓“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激烈抨击、批判中的思路和观点来反观分析国内，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估计。与对苏共的批判、结论相呼应，他认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并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边”这样极端错误的政治论断，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政治依据。
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防范应该肯定，特别是他警惕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理论至今还给人们以启示。但是，当他过分把“中国变修”的危险加以强调后，随着对“苏修”讨伐的白热化，毛泽东对中国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这使中国历史的车轮迅速地向与整个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深渊滑去。深渊的尽头，就是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为开辟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因为中苏论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找到了理论根据和直接动因，为群众性的上纲上线、口诛笔伐的大批判作出了示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苏论战是“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运广阔背景下的一次前哨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回顾过去，我们不禁深深感慨：为明白现在看来一些多么浅显的观点，我们的党曾付出了多少努力与代价！更好地总结、珍惜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这就是对60年代中苏论战进行反思的目的与意义。
注释：
①a 约翰·吉廷斯：《1922—1972的世界与中国》，艾里米休思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第119页。
①b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295页。
①c 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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