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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冯仑的人，未必知道万通地产，正如知道任志强的人，未必知道华远地产。
冯仑出了两本书，第一本叫《野蛮生长》，第二本叫《理想丰满》，写尽中国民营资本的过去未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看了之后，说这是同类书中写得最好的。
这更像是说书的文字记录。每次他要讲一个主题，就会在公司宣传，谁爱听谁报名，然后几个人一碰头，在书房里一坐，冯仑就开始哇啦哇啦地讲。讲完了录音稿让速记员整理出来给他，他改一遍就算确认了。有人说，他的书很口语化，就跟坐在对面一样，那是因为这些内容就是他讲出来的。
但他这些内容也不真是那么随便讲的。“他是一个对文字要求很高，有文字洁癖的人。”一位万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所以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代笔，他也看不上别人写的发言稿，这跟他在中央党校任教时对文字和语言有过专业训练有关。
镜头面前的冯仑，大都戴副眼镜，穿着西装或夹克，像个大学老师。如果他着一袭中式服装，还有几分仙风道骨。他是最早一批体制内下海的官员，也是当年海南地产市场最早的弄潮儿。
冯仑是一个企业家，又被称为NGO（非政府组织）专家、商业界的思想家，身上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他被誉为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了解政治的底限，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则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做的。
“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姐，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这是冯仑对自己的定义，通俗得略有粗俗的味道，但听者往往觉得准确、生动。
他还解释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四大理想：“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讨它一个小。”一样的通俗、火辣、酣畅，正是冯仑的语言风格。
王石说：“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一位早年在海南一起创业的万通六兄弟之一感叹：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那样，与之聊天快乐而有趣。
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商界和朋友之间，更深入大众。冯仑的话，粉丝们爱称为“仑语”。
11月下旬，万通六兄弟之一的潘石屹过生日发微博：“我50岁了，冯仑送我50万棵树，种在阿拉善，由会长任志强负责监督实施。冯仑大包大揽说，今后我的悼词他来写。但他比我大3岁。”此时，离六人当年在海南创业，已经过去了20年，大家各自发展，境遇悬殊。
早期开发商
冯仑给外人的印象是爱说荤段子，谈理想、谈男女、谈人生、谈政治，无所不谈，“但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意人”，一位与冯仑有商业合作的人士称，“而且还是个较真的生意人。”据说，冯仑私下为人谨慎，并不随意开玩笑。
很多人都不知道，冯仑和万通才是中国开发商的鼻祖，是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海南地产泡沫，并从满地骸骨中爬出来的人，当时聚集到那儿的是全国各地最失意和最有梦想、最不安分的人。
1988年，冯仑原本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此后人事变动、几度辗转，冯仑跟王功权、王启富、刘军、易小迪和潘石屹六个年轻人啸聚海南，成立了万通公司。“万通”这名字是冯仑取的，取义“路路通”。
公司开张后，冯仑是大哥，负责排座次、定规矩、建立思想统一战线，还牵头完成了第一单别墅生意。很多个夜晚，在海风里、椰子树下，长发飘飘、穿着大裤衩的冯仑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帮朋友边侃大山边在大排档吃宵夜。
那时候正值海南地产水涨船高，开发商“天天过年、夜夜结婚”，万通的业务发展也很快。
于是从1995年开始，万通施行多元化战略，迅速把业务分散到北京、上海和长春，冯仑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创业董事，完成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华联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1994年甚至在美国投资了网络公司亚信。
万通在几年内总资产增至30亿元以上，一时间风光无二。冯仑回忆说，男人很享受这种东奔西突的感觉，很像半夜急行军时被前呼后拥，感觉最好。
但业务整合问题随之而来，万通的家底根本驾驭不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业务,1995年公司负债3亿元，六兄弟对未来的发展出现严重分歧，冯仑威信受到挑战，这也为后来分家埋下伏笔。
在一番痛苦磨折之后，万通决定“自我革命”，按照“舍”字进行瘦身，将非地产主业一概剥离。
此后十数年，万通在冯仑的主导下一路尝试了“美国模式”和“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施行了绿色战略和立体城市等新概念。然而从本世纪初至现在，万通在开发商的队伍中仅排中等，在业务规模上已经退出了第一梯队。
冯仑在被媒体问及此事时，显得不以为意：“我现在不拼刺刀，那是因为我拼过刺刀。”
从海南地产泡沫中脱身，盲目扩大战线几乎翻车对他此后20年从商做人影响很深，他一直记着成千上万家开发商一夜之间消失的场景。一度，他在书里浓墨重彩描述中国民营企业的各种死法，感叹社会变革的摩擦期充满风险。
他一直推崇企业采取反周期的措施，“别人办丧事的时候你办喜事，别人办喜事的时候，你居安思危，做好离婚准备。”
他也推崇“商业模式的变革”，认为传统房地产业的特点是“五高”，即高负债、高存货、高资产、高风险、高回报，是没有前景的，开发商的出路应该是走美国模式，向价值链的上游走，做社区型商业中心，做CBD商业中心，变身为服务业、金融业。
事实证明，虽然万通所倡导的模式的确是成熟市场的主流模式，但是至少中国在现阶段还是品牌、品质导向下的快速周转为王，而对比万通的保守，中海、龙湖和恒大这样的新兴力量却趁机狂飙突进，后来居上。
一般来说，住宅公司的销售额是净资产的两倍三倍比较合适。而四年前恒大上市时负债率是780%，绿城上市前负债200%，龙湖上市前负债230%,如果在资本市场的小阳春中没上市，有些公司可能就没了。
万通成立20年，正步入低风险、中速度、高回报的成熟期，而这些地产小辈成立六七年，正值敢于做风险决策、一心想做大的青春期。
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好时候。“这些年来地产市场的确很火爆，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万通上市之后只融了一次资，没有资本就没有速度和规模。
“老冯温和，因为他没有赌性，王健林则是最有勇气、最有执行力、最勤奋的老板。”他表示，冯是教师出身，王是军人出身，前者没有后者这样强的执行力，在一个市场还存在很多机会的时候，就不会爆发性发展。
“哥竞争的不是规模，是寂寞。”冯仑调侃说。
2013年7月18日，冯仑在FT中文网发表“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一文，对柳传志“在商言商”表态进行评论，他对政商关系的表述，比起王石的“铁肩担道义”要温和，比起柳传志“在商言商”又更积极。
“冯仑是温和的人，会拿捏分寸，拿捏到大家都觉得合适愉快的分寸。”上述万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更重要的是，冯仑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商人。他是“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15岁入团,20岁入党，1984年毕业于中央党校，此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和武汉市经委任职。
当时海南农业高技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称他为“红色资本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队伍里的致富标兵”。
他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刚开始做生意那几年，我睡在地铺上，有很多人进来打量后说，怎么这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但接下来就会说：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不去做科研，变成个体户了。”
这样的出身，造就了他的政治敏感度和对政商关系的独到拿捏。
冯仑从来不讳言中国的政商关系。他曾在《野蛮生长》中说中国的民营资本附着在国家资本之下，仰官员之鼻息又拉官员下水，巧取豪夺却又进退失据，最终招致“严打”和“清理整顿”，企业破产，老板锒铛入狱。
他赞赏荣毅仁的人生智慧，说他一生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入、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结果获得党和政府的“报之以李”。
他更赞赏王石的“不行贿”，说这些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是成熟的专业管理团队应对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一个政府里的人曾经对冯仑说：我观察你们这个公司这么多年，发现你们老在河边站着，却从没湿过鞋，拐个弯又回去了，是不是政策水平比较高？冯仑答说，只是听党的话而已。
台湾知名企业家辜振甫一直讲一句话：人生就是个舞台（他喜欢唱京剧），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冯仑的说法是，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没有尊严。
像冯仑和陈东升、郭凡生、田源、王功权等人被称作“92派”，这些企业家多是体制内精英，在南巡讲话的影响下，选择了“下海”。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新秀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更多、更远，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他是一个风险偏好不高的人。”上述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也许是出身原因，也许是年龄原因，也许是经历使然，冯仑跟现在奉行狼文化的很多民营老板不同，他相信只有好人和聪明人能活下来，绝不做那些容易犯错误的事情，过分取巧、过分投机、过分变通、过分违规的事，都不做。
王石曾说过，到现在为止，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在公司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
2004年4月，万通地产自成立十年来首次扩充资本，泰达集团全额认购万通地产增发的3.08亿股，成为万通地产最大的股东。这是一家国有资本。
与同政府打交道相比，冯仑更喜欢做一些NGO和公益的社会活动，万通主张理性慈善，即通过公益组织，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业持续地捐款——每年上市公司捐利润的0.5%，非上市公司捐1%。冯仑个人参加了包括阿拉善公益机构和世界未来基金等组织。
“总体来说，公益和慈善对企业而言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个保健品，不是吃了就起死回生，但是经常吃虫草、燕窝，对身体一定有帮助。”冯仑如是总结。在运作慈善的过程中，他也得以结识和结交各界人士，扩大社会话语权，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近几年，冯仑俨然变成了“公益布道者”。他说：“公益让我往纯洁的方向靠，让我觉得人活着很有意思，我比活在新闻联播里还幸福。”
商界思想者
冯仑新出的第二本书《理想丰满》原名叫做《建设新中国》。
他在书里提及，追求物质上的幸福也很重要，但这是普通人的幸福，是个小幸福，而在精神上探索未知世界的快乐，才是最主要的快乐，也是大幸福。他常对身边人说，“财富的增加多一个零，感觉好像得到奥运会的冠军，而我现在想做的是破纪录。”
1989年在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工作的伍继延，在新书《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里描述，他觉得万通六个人中，冯仑本质上是个社会贤达，而潘石屹骨子里是个商人。
潘石屹在“江湖”沙龙栏目中谈到冯仑时说：“他就是我面前的一座山，永远越不过去。”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因为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冯仑得以在“文革”期间阅读了不少内部出版的“灰皮书”，比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等，这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不小。
冯仑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梦想成为一个思想家，于是天天看书、琢磨；家长有时不让通宵达旦地看书，他就在台灯上面罩着报纸偷偷看，有一次困得睡着了，报纸差点儿被点着了；十三四岁那会儿不懂文言文，但会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往下啃。
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考上中央党校硕士，22岁，是党校最年轻的学员。冯仑回忆，当时满脑子是正面教育留下来的痕迹，好人坏人恪守一定规则，泾渭分明。但后来他变了。
中央党校有一个党刊室，可以看到各种内参材料，反映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冯仑说，在那里，他颠覆了以前对是非的认识，发现人们看到的伟大未必真有那么伟大，而真实的东西一定在伟大的背面。
他开始关注伟大的另一面，发现了很多让人失望的伟大、让人轻蔑的伟大、让人不崇敬的伟大、让人不愿追随的伟大以及让人不再敬仰的伟大。“所以伟大又是一个增魅和神化的过程。”他说。
有一次冯仑和柳传志出去爬山，他开玩笑说，一个伟大的人就像站在山上，阳光照着他，他看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从阳面上去的，但实际上他是从阴坡爬上来的，但是一个伟大的人，并不因为他从阴坡上去就见不到阳光。
在他眼里，从现实通向理想的过程中，最重要是避免死亡，规避体制性摩擦，当体制转换、政策转换时，决不能生磕死扛。要听党的话，按政府要求办，这不是唱高调，这都是保命的话，“因为这样才能从现在的拖拉机的土路开到未来的高速公路上去”。
私下里，他不愿意看表面强悍的书（如《四书》、《五经》），爱看终极强悍的书（如《老子》《庄子》），他是一个圆润通达、谨慎务实的人。
事实上，他一直在企业经营和为人处世中身体力行这套思想和价值观，并在各种活动上广为布道，一方面用“荤段子”的语言吸引眼球，扩大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用温和的方式为政府建言献策，这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
2006年8月，以冯仑为主打形象的《风马牛》电子杂志创刊，它集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表现形式于一体，以冯仑为核心，从商业、行业、企业、生活等多方面，展现了他身边的大千世界和商道感悟，订阅量超百万。
他无所顾忌地谈台湾，说台湾官不聊生，人民安居，礼义廉耻，身体力行，文化是完整的，不像大陆的文化不断在撕扯，价值观很破碎、很断裂。
2011年4月，万通成为第一家进入台湾地区的大陆开发商，推出了“万通台北2011”项目。在阳明山上建设度假公寓276套，底下有温泉，边上有高尔夫球场，出门可以上山看淡水河，看琼瑶写的淡水夕阳，买房人70%都是来自大陆。
2009年4月，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签署租约，成为纽约最高建筑新世贸中心一号楼（自由塔）的“一号租户”。建设美国中心的时候，著名美籍华人靳羽西说，在美国被拉登强拆的地方盖一座最高的楼，在里面建中国中心，这让美国人精神上、价值观上受不了。冯仑说，我就想在这上面做（项目）。数年过去了，每年中国中心都主持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很多投资机构过来谈合作。
为了做美国房地产项目，他十年里跑了50趟纽约，为了做台湾市场，他五年内跑了30趟台湾。
冯仑说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要做到“公平”两个字很难，我们要理解这两个字背后的各种制度冲突、心理冲突，我们应该怎样努力以持久的微小变革，逐步接近相对公平。而用革命的手段去追求短暂的绝对公平，那对社会和国家百害而无一利。
冯仑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他说，“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看不出原来的本色。”
曾书生意气，患得患失的冯仑，已被生活摔打得一往无前，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