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与方法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自觉论文,学术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3)04-0019-07
1999年公开出版的《回到马克思》引起了学术界较为激烈的反响，一部分学术同仁肯 定它是“摆脱传统的解读模式的一次重大尝试”，(注：《中国哲学发展报告1999》，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含蓄地批评其“原教旨主义 ”倾向，也有学者直接批评这一研究是“以文本解读为契机和手段推出一个自己心目中 的马克思形象”。(注：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 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怎样看待这种对同一项研究大相径庭的评论呢?无疑，在( 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研究者都是从自身的独特前提和方法出发来审视研究对象的 ，在这一意义上，《回到马克思》及其所引发的争论同样作为一个案例充分展现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创新所遭遇的问题(本文亦称为个性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殊性，这些争论从不同的侧面表明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这一论域 的一个“瓶颈”。在这个“瓶颈”的内侧，着眼于下判断的宏大叙事仍然与打着集体名 义出现的个人话语(特别是对西方话语的挪用)形成一种无意识的争论(如持续到新近的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争论)；而在这个“瓶颈”之外，没有根据的“学术发展” 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术观点(如把《资本论》读成是市场经 济建设的正面纲领)则大量繁衍。鉴于此，本文认为对个性化问题的省察有助于当前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也借此契机发表管窥之见以期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个性化研究中的学术和思想
在谈到个性化时，首先必须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变迁以及当前围绕马克思 主义哲学重新解释的争论都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 而不是对一个既定体系的总结和评注。因此，无论卢卡奇的黑格尔化解释，还是萨特关 于“马克思主义是人学的空场”断言，抑或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 主义”声称等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它们都在这些话语由以发生的语境中保存和深化了 马克思的思想。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的意义普泛化，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个 性化的声称都没有直接停留在现成的马克思语录上，而是把问题植入马克思思想的内部 ，使之凸现出新的光辉。
个性化研究的窗口在国内是通过模式问题展开的。(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多元化格局，无论是从问题还是从模式(亦称创新范式)入手，它的实际起点都是对传 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拨。在这一点上，高清海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立场具有重大的意义 ，可以说它直接构成了模式化的起点。在当前，事实上，模式或范式问题已经成为审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入口或问题。吴晓明的“路向”说，“任平”对“ 创新范式”的反复审理，王金福对“理解方式”的考察，张立波对“个性化”问题的研 究，以及新近王东对“模式”的分析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这个问题：一种严格意 义上的创新离不开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意识。)而其背后则是与社会经济转型一致的 近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迁。在这种变迁中，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来捕获时代的问 题和激活马克思的“当代性”成为一种学术主潮。这使得传统的教科书体系成为反思的 对象，形成“百家争鸣”(即多模式竞争)的局面。但在其中，由于个性化研究的实质这 个问题一直得不到清晰的阐明，故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开放性、多元性)和 党性(绝对性、惟一性)之间的辩证法关系中保持一种恰当的学术立场便成为困惑大多数 研究者的一个基本问题，而学术与意识形态层面的混同无意识地构成了这一论域创新的 天然屏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习惯地问，我们的研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意味着在我 们的研究之外假设了一个绝对的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同时，大多数研究者也都无意 识地把自己的研究(无论是泊自国外某一流派、某个哲学家的“洋货”，还是自己的突 发奇想)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似乎形成一个无解的“悖论”。然而，这并不是无解的 难题。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毕加索这位让大多数人迷糊的伟大画家也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罗蒂从自身的经历理解了这 一点，而他则在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的理论家之后从未放弃过对基督教的好感，虽然他的 理论内部也保持着某种张力，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的荣誉 远远超过无意识地背诵经典作家语录的那种正统的理论家。这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例子 ，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理论家们的旨趣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使命、理论前提和 方法论之间的“重叠共识”构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的底蕴，而理论家本人基 于时代问题在经典作家本人并没有遭遇的问题上大胆地增补则构成了创新的特征。这事 实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只不过，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一直没有能够从方法论的高 度自觉地意识到，其中包含着一个基本的思想姿态：绝对不变的本真的马克思是不可能 的。而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问题就不再是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 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基于方法论自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主题。正是这样，诸如“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当代性”研究的个性化问题才能够 合理的解释。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除了一般的规范的学术形式外， 还包含着思想的提升。而后一方面则是一个深层的问题。
在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大致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姿态：本质主义的“正常 状态”、形式主义的客观学术和解释学的历史视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 ，不便重复(注：参阅张一兵、胡大平：《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江海学刊》，200 3年第1期。)，但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只有第三种姿态突出了上述之深层的“思想” 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把广义的解释学抬高到绝对的地位。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旨在 阐明：在成果判断上，如果只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正常状态”，而把其他(特别是国 外)学者的研究都斥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做法 是极其荒唐可笑的；在创新过程中，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不自觉地依赖 某种在其他领域或其他地区已获成功的方法(模式)来反对“传统”、反对教科书，也会 陷入一种方法论的陷阱，陷入一种学术的“恶的循环”。事实上，近20年中国学术也让 我们真切地感到了这一点：这样做既不能完成传统的更新与转化又更容易形成对西学的 依赖。这也是本文从学术与思想角度来讨论个性化问题的基本考虑。我的意见是，在论 及创新这个问题时，必须从思想角度提出我们的研究与马克思的视域融合问题，而在学 术角度诉诸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而个性化这个提法则直接意味着让我们的理论家凭借其 问题意识和方法准备而在研究中出场的问题，正是这一点给理论研究提出了责任压力， 从而也能够为规范的学术创新提供道义上的担保，因为它旨在克服理论研究大合唱中的 “人云亦云”和“滥竽充数”。
当然，这也提出了如何审理个性化思想的合理性问题，我将以聂锦芳对张一兵的最近 批评来展开和说明。聂锦芳的批评事实上依赖了“正常状态”和马克思研究的学术姿态 两个标准，因此，他强调能够通过“以史出论”这个学术方法来“呈现马克思本人思想 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而把张一兵视为“借马克思哲学研究之名而极力张扬自己的 观点的研究路向”。(注：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 《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应该说，聂对张的个性化判断是准确的，但对这种个性 化的批评却不尽合理。这是因为，既然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正确的批评便应该建立 在对两种不同思路的自觉评估上，以及对批评对象的内在逻辑和基本方法的合理分析上 。但客观上，聂锦芳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张一兵学术旨趣的差异，也没能从张的实质性 成果入手。例如，在基本立场上，当聂锦芳诉诸“不抱意识形态偏见和学科上的局限性 ”的“西方马克思学”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西方“马克思学”“令人信服”的论点对 理解马克思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因为如果把这种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永恒基础 ”，那么不仅把马克思主义限制在马克思的个人言说，而且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 义局限在“中立的”学术中，而这恰恰又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注：值得说 明的是，这一点正是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包括阿尔都塞等人 在内，虽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就其反对中立的旁观的科学，并着力 于批判近代形式主义理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点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 独特的贡献。)导致聂先生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个人偏好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没有 认识到对马克思的重新解释不仅是一种对“马克思的生卒年代、著述和活动”的考证， 而且是在新的实践高度和认识水平上对马克思思想的充分发掘、梳理和阐明。而要完成 后一个任务，仅仅假设存在着一个既定的、已经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我们能够 通过一种客观的、中立的甚至是旁观的、第三只眼睛透视的眼光直接“看”到它，显然 是远远不够的。而张一兵的理论旨趣恰恰在于要求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所带来 的全新的认识论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史以及整个20世纪的哲学方法论的进 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否定了在学术意义上还原一个本真马克思的可能性。我想， 这也是《回到马克思》在其导论中专门讨论模式问题、对马克思文本进行哲学评估以及 在方法论上说明“经济学”语境对于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潜在空间和学术意义的基本原因 。
二、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
如果个性化研究是一个可能的路向，那我们便应该肯定不同的学者进行个性化选择的 战略合理性。接下来，我们也便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检验这些个性化研究的成果 ”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够在评判标准问题上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这是因 为，一般而言，当我们说某种学说或研究“言之有理”的时候，总存在着这样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包括两个方面：事实根据，即言之有据；审视证据的方法，即言之有理。前 一个方面是外在的确定性，它表现为学术规范；后一个方面是内在的一致性，它表现为 思想严谨。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凭借占有事实胡说不行，不占有事实即使再美的言辞 也是胡说。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称之为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问题。(注 ：这一部分内容张一兵胡大平有着更具体的展开，参阅“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江 海学刊》，2003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过去我们经常考虑的是前者，因此我们喜欢用“以 史出论”这个说法来定义学术规范。但诚如上文所阐明的那样，我们在今天必须强调后 者，因为，在“史”与“论”之间容易被忽视的“审视证据的方法”问题同样构成着某 种演说合理性和严谨性的担保。包括解释学、科学认识论等论域在内的20世纪的全部哲 学进展都说明了，在全新的方法面前，证据(经验对象)也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事实上， 我们也无须从理论上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在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会 在实践上直接遭遇它。同一个资本主义经验事实，为什么会在马克思和“德意志意识形 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眼中截然不同?同一个马克思的文本为什么会在不同的研 究者那里呈现为不同的性质?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思。回答了第一类问题，我们便会弄 明白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自己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是一 种思想方式的差异，从而进一步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面超越，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性质。清理了第二类问题，我们便会理解，在今天的研究中 ，围绕马克思的争论不纯粹是一个客观的中立的价值无涉的学术问题，而是不同旨趣和 思想之间的争论。甚至按照马克思的提示，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争论，要调和这种争论 与调和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样困难，这正是“背负自己问题与马克思对话”这 类判断的意义所在，也是不同学术之间竞争的问题所在。
事实上，大多数学者在今天都已经充分肯定重新解释马克思源自我们时代实践的需要 ，在这里不妨更直接地说，是背负着我们自己时代的重任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基础地位在于为回答什么是马克思的思想和怎样才 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提供了事实依据。但既然是创新，就必须首先学会自己 思想，这又意味着与马克思之后对马克思的解释以及整个哲学思维进展的对话，而这些 内容无疑构成了史的重要的方面。更尖锐地说，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对象只能作 为一个僵化和凝固的外在之物存在，我们只能屈从凝结成物的对象，套用马克思的拜物 教理论则是思想拜物教。在这一情境中，创新和个性当然是不可能的。
要实现个性和创新，非方法自觉不可。这将使我们把眼光转向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 在思想史的进步中获得发展自己方法的动力和基础，重新审理和提高我们自己的理论水 平。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相关领域的进展都值得我们认真重视。英国著 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指出：同社会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也使 用概念和假设作为选择和解释的基础。舍此便无法进行工作。(注：巴勒克拉夫：《当 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这一概括非常清 晰地表明在任何研究都必须受到研究者对于对象的基本假设和所选择的方法的影响，而 哲学解释学旨在积极推动的便是研究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历史效果的建立。而正是这一点 带来了新的问题，思想不再受制于它寄存的客观的文本，文本不再是某一类思想的物质 担保，相反它成了等待生成的开放性。如果用通俗的例子来说的话，不同的“哲学史” 体系这个例子是恰当的。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面对的是相同的文本和对象，但是同 样的对象(和素材)却在《哲学史讲演录》、《哲学史教程》和《西方哲学史》中呈现出 不同的理论空间。蕴含在其中的，不是基于不为人知的资料而形成的爆炸性观点，而是 在新的方法中实现对资料解释的突破。而之相反，在当前国内学术创新过程，由于缺乏 对西学的独立思考和消化，无意识重复所导致的对象误置、话语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应该说，20世纪以解释学、科学认识论为龙头的学术进展所欲解决的恰恰 是建设性的知识增殖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 和他关于知识型的先验条件的看法，不能理解阿尔都塞通过“看”和“生产”这个比喻 性说法对真理论上的旁观者和神目观假设所做的批评，那我们也应该从上述哲学史的基 本事实理解这个问题：正是由于对历史的看法的变化才产生不同的历史话语，马克思不 正是如此吗?
由此看来，在解释历史，进一步在解释思想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假设，历 史已经被规定，我们只能这样或那样才能接近它，而应该说，由于我们自觉意识，历史 才真正存在。在马克思的文本解释过程中，有学者在对恩格斯修改的《资本论》的版本 评价时指出：“人们自己所补充的东西，即使从他们自身的、同马克思相比是全然不同 的历史经验出发来加以解释，也恰巧仍是历史的东西。”(注：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 夫和尤尔根·荣尼克尔：“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四)，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编，1998年第3期。)这个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因为，如 果说这个历史的东西正是马克思在场的证明的话，那么没有这些通过“补充”而成为历 史的东西，马克思可能仍然以文本(手稿)的形式躺在某个故纸堆中睡大觉。在这一意义 上，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为保存、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都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我们今天试图使马克思成为一个“当代人”的话，重新理解马克 思哲学的工作就不是某种狭义的文本考证、某种恢复马克思文本原貌的努力、某种呈现 马克思文本本真境界的尝试、某种小心谨慎的“以史出论”。
我们认为，正是对整个哲学史的理解，正是对整个20世纪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的进展的关注，我们必须放弃现成的、给定的、神目观、旁观者的真理观，把重新 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与我们时代需要之间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本身 丰富起来和生动起来，而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中立的研究对象，面对这个既定的 对象重复一些不痛不详的话语，在一种制造出来的表面学术繁荣中把马克思凝固为一个 需要今人进行版本考证的“19世纪的作家”。
三、个性化研究之学术创新的评判标准和学术批评规范
个性化只是一个通俗的比喻，它是那些旨在超越传统的理论姿态，既然这类研究有着 自身的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那么在评判这些研究的成果时，我们也可能通过对其依据 的确凿性和逻辑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客观上，虽然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公正 性的标准也是争议的问题之一，但是如果认真地对待被评判成果，我们在思想深度、原 创性和分析的明晰和内在的一贯性这些惯常的标准上做出中肯的判断也并不困难。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审视证据的方法”的对立，人们往往会在不同的方法之间做出非此即 彼的选择，从而形成以个人的偏好替代客观立场的做法，把不同学术观念之间的竞争弄 成依据集体话语排斥不同意见的做法。这种失误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容易发生 ，不仅非研究者喜欢用宣传层面的常识对这一论域提出要求，而且即使是专业内部也很 难摆脱用政治立场替代学术观念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这无疑加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学术创新的难度。聂锦芳对《回到马克思》的新近批评应该说也从侧面提出了这类 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个性化?如何对这样的研究进行评判?
我个人认为，聂锦芳的批评是不成功的。他对张一兵的总体判断是，“我仔细读了南 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引起较大反响的几部著述，深感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不仅学术上所达 到的程度有限，而且出现的问题之严重足以危及它的前景”。理由有三，即他所言的研 究起点问题、全面性问题和成果突破问题。诚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当他强调“哲学 研究中的史论关系是相互关联的，没有单纯的‘史’，也没有单纯的‘论’。史论兼顾 ，文本研究与思想的建构相互促进，才是哲学研究的正常状态，也才能充分体现学术研 究的严谨性。”(注：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哲 学动态》，2002年第9期。)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学术的规范标准是建立在一个需要进一步 争论的假设上的。在理论上，由于聂锦芳并没有意识到“文本并非现成的和自动展开的 ”这一点，没有意识到“审视证据的方法”已经成为文本解释的焦点问题，因此，在做 出“史论结合”是哲学研究正常的状态这个结论时，面临着诸多难点，其中最重要的是 ，他只是泛泛地讨论了“文本研究与思想的建构相互促进”的原则，而把核心转向文本 考证，提出“文本研究中最见功夫的是版本考证，最具有突破意义的是依据新材料所做 的新的思想阐释”这个结论。(注：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 省思》，《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这便形成了总体逻辑的偏移，事实上用作为狭 义文本学的版本考证替代了对广义文本解释进行评判的标准，从而在回避对两种不同的 文本学思路冲突基础上，用版本学的规范为其批评的合理性提供了基本保证。当然，这 将面临一系列问题。
第一，在文本依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问题上，聂锦芳从《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著 述引用有“很大的遗漏”且对MEGA2注释“为数很少”推断出张一兵“并未真正进入MEG A2的实际研究”。我认为这个推论过于随意。(注：本文作者已经就一些具体问题与聂 锦芳先生进行商榷，因此在这里展开的只是逻辑的方面。参阅胡大平：“也论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因为，如果真正地了 解MEGA2的性质，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并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新”材料为描绘一个与现 有《全集》版不一致的马克思形象。“恢复”马克思文本的原初风貌和提供完整的传播 过程资料，这只是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提供可靠依据，而新的编排思路本身也是一 种理解方式。在张一兵所涉的MEGA2第四部分的资料中，其实真正代表马克思本人思想 的评注并不多见，应该说张一兵已经集中引述了其中的实质性内容。但如果从狭义的文 本学(甚至版本学)的新资料新观点要求来看，这确实在形式上让人感觉“研究得很不充 分”。另外从张一兵对马克思不同文本及其价值的哲学评估、自觉的语境区分和问题设 计，我们也能够说他是基于认真的MEGA2研究才做出相关结论，并且对有关问题也是十 分自觉的。因此，仅仅从注释的绝对数量来推断一项研究的严谨性并不足取，正如我们 不能反过来说注释越多越严谨一样。这样的批评有悖学理，并容易助长形式主义作风。
第二，关于“语境区分”意义问题。聂锦芳强调，“我不知道把马克思的理论创作背 景分为‘经济学语境’和别的什么语境、将其手稿笔记分为经济学的或哲学的等等有什 么特别意义”。在他看来，似乎做出这种区分，文本的全面性就不存在了。所以，他“ 退一步说，姑且认为这种划分是有道理的”，那在该书在文本引用方面也是有“很大的 遗漏的”。我认为，这个批评不能成立。首先，语境意识即是方法自觉的一种体现，这 一点聂先生也十分清楚，他强调“一个哲学命题或哲学论断如果不还原为它原初的特定 语境，是不能准确地把握它的内涵与意义的”，(注：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 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这一点非常正确!然而他却 忽视了张一兵的研究是针对国内某些哲学研究忽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点才致力于 从经济学语境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话语的，在张一兵看来：“马克思自己哲学思想发展 的真正支援性背景是他的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哲学上取得的每次重 大进步都与他对经济现实的研究有关”。(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9年版，第20页、第15页。)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事实。当然 ，我们可以从这一语境区分的逻辑合理性和分析过程来判断张一兵的最终成果的合理性 ，但外在地拒斥这种区分本身却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可以说，张一兵的语境区分 和聂锦芳所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的特定语境”来“准确地把握它的内涵与意义” 恰恰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通过自觉地界划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界限，它有效地防止了研 究者个人把自己的独特见解普泛为“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并把自己的个人话语塞进集 体话语，从而形成学术垄断和学术权力。在这一点上，我甚至强调，当今天的学者们在 反思和省察学术的过程中要求创新和独立的话语，语境和视域的自觉设定不正是代表着 一种规范吗?
第三，关于学术创新和尊重先贤的问题。学术创新必须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 个学术常识。但在聂锦芳的批评中，却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他从总体上强调，“学术 研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必须对先贤有应有的尊重，在他们的基础上推进学术 进程”，而张一兵对自己的判断“话说大了”。另一方面，在具体地评论张一兵关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时，批评他“一方面利用人家提供的资料，另一方面又给予非 难的做法，是不公允的”。关于这个问题，从事实方面说，只要认真读过《回到马克思 》的人，想必对张一兵细致而艰深的文本分析都有深刻的印象，即使我们不同意他的学 术观点，但却也不会无端地怀疑他的研究的严谨性。在那本书中，他广泛地展开了与国 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话，这说明他非常熟悉这一类成果，并且他也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别人 的研究。例如在导言中便在总体上评论了前苏联东学者的成果价值。(注：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第15页。)从理论方面说，如果 利用了别人提供的资料就不能对其进行批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学术创新将会受到很 大限制，特别是在西学研究中个别首先占有新材料的学者因此便自动地获得权威地位而 不论他们实际研究成果如何，这不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反思的学术陋习吗?而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中，则会形成这样的悖论，我们必须跟着前苏东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 者(或现在的MEGA2编辑者)走。然而，这不正是过去的路吗?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 度甚至更极端一些，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即是有问题的。学术正是在批评中进步，没有批 评就没有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
回到本节讨论的起点，我认为，正是因为聂锦芳和张一兵在方法自觉上的差异，他们 提出对文本学的不同理解，聂锦芳认为“最见功夫的是版本考证，最具有突破意义的是 依据新材料所做的新的思想阐释”，(注：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 系问题省思》，《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而张一兵强调的是文本解释的方法创新 。一个强调的是“呈现马克思本真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另一个则关心“马克 思如何走向当代”这个问题。因此，当张一兵复杂地整合解释学、现象学和科学认识论 、发生认识论等学术进展，试图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新境界时，聂锦芳要求的则 是通过版本考证来回答《宣言》为什么在历史上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由于哲学研究并不是一个拿着显微镜的旁观考证活动 ，任何研究者都是这种活动的一个部分，因此，不可能存在着像西方“马克思学”所标 榜的那样的“不抱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学科上的局限性”的可能，也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批 评的对象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便了事，更不能以一种意识形态来打击另一种 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这也正是提出个性化研究的评判标准和学术规范这个问题的 意义所在。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特殊性，但是既然是一种学术，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 ，相互之间进行学术争论和批评，也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聂锦芳对张一兵的批评之所 以形成了一些重大的误判，思路差异固然是直接原因，但核心问题却是“哲学研究的正 常状态”这个预设。本文以其为例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个性化探索的学术规范问题并 非要求结束不同立场之间的争论，也不是试图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学界同仁，而是真诚 地提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着很大的外在压力背景下，我们研究者如 何从方法自觉的角度来提高我们自身的文本解读水平和推动思想创新。在这个前提下， 具体的评价标准应该如何设定，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争论。这也意味着，对不同的个 性化探索，应该多一些宽容与理解，而不是拿现成的框框来测度它们并简单地说它们“ 走歪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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