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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公元5世纪，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2）儒学思想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据；（3）儒学对日本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4）儒学思想影响甚至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5）儒学思想还影响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6）儒学思想也影响日本伦理思想的形成。
一、儒学在日本的传入
公元5世纪，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当时日本刚刚迈入文化社会的门槛，原来宗教文化在文化思想中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因为日本孤悬大海，缺少接受先进异族文化影响之外，还与日本社会发展起步较晚有直接关系。公元2世纪末，在日本九州北部才形成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叫做邪马台国。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当时邪马台国已有阶级分化，出现了“大人”（贵族）、“下户”（平民）和奴隶等阶级，并有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女皇卑弥呼拥有上千名奴隶，统辖几十个部落。曾向中国曹魏赠送过奴隶，因而得到中国魏王的“亲魏倭王”的封号和金印。所谓“卑弥呼”就是“日御子”的日语读音。这表明邪马台国女王以“日神”后裔而自居。她利用日神后裔的地位，通过祭社祀日神的仪礼来镇慑邪马台国的民众，实行祭政合一的神权统治。公元3世纪中叶，在大和平原（今奈良）兴起大和国家，并逐渐强盛起来。到公元4世纪征服九州和本州大部地区，并把势力扩张到朝鲜半岛南部。于公元5世纪雄略天皇时期，统一了日本。
大和国王系世袭专制君王。中央由几个最有势力的氏族长和大王的亲信分掌政务。地方设置国造、稻置等官职。不论中央和地方官皆实行世袭制。朝廷和贵族占有许多领地和部民。所谓部民，一种是来自被征服民族；另一种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和朝鲜的俘虏。他们的地位近似于奴隶。虽然对部民准许保留家室和少量财产，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在首领统率下集体依附于主人的奴隶。日本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后来，由于其自身固有矛盾的激化，从公元6世纪中叶起，部民即奴隶制开始发生危机。加上，受到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封建文化的强烈冲击，使日本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发展，从而，开始逐渐向封建制过渡。然而所谓大和国家，实质上是个以皇室为中心的大小贵族国家的联合体，还未形成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大量地保留着氏族制残余。中央大贵族不断进行争权夺利、挑起内讧，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另外，当时日本连本民族的文字尚未形成，谈不上存在理性文化，更谈不上有哲学世界观。正因为日本社会发展起步很晚，步履沉重，而且文化思想也相当落后，所以日本就不能不迫切需要输入先进国家的进步文化。所以，儒学传入日本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总之，日本是在奴隶制社会条件下接受儒学的。所以，儒学并不完全符合日本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也不完全适应日本社会的发展。但日本统治阶级就抱着实现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进步之目的，接受了儒学。因此，他们往往以儒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采取择优学习的态度。
儒学传入日本，是同汉字传入日本同时开始的。大约在公元284 年，百济使者阿直歧到日本。次年经他推荐，百济博士王仁到日本，携入《论语》和《千字文》，这是儒学传入日本的嚆矢。阿直歧在日本使用汉字，学习儒学的人逐渐多起来，终于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状态。对此，江户时代的哲学家荻生徂徕说：
吾东方之国，泯乎罔知觉，有王仁氏，后民始识字。（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学史》卷四，《荻生徂徕》，日文版）安井小太郎又说：
寻其本体应神天皇是神灵也，我朝书文字，代结绳之政，即创於此朝。（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学史——附汉文学史》，日文版）
在这里由于王仁把汉字和儒学只传播给皇太子菟道雅郎子等宫廷上层贵族子弟，所以，它的普及程度极为有限。进入6世纪后，随着朝鲜百济博士殷杨尔，于继体天皇七年（公元513年）；高丽五经博士高安茂、五经博士王柳贵，于钦明天皇十五年（公元554年）；易学博士王道良等先后抵达日本，儒学才被广泛地得到传播。由于中国儒学典籍最初是作为日本人学习汉字的教材传入日本被阅读的。所以，儒学思想初传日本时不曾受到抵制。
当时儒学不仅通过阿直歧和王仁等朝鲜百济人为媒介，而且经由流寓日本的中国移民直接传到了日本。这些中国移民，有的是战胜惊涛海浪、横渡大海直接由中国前往日本的，但更多的是沿海岸航行，先到朝鲜半岛，再由那里进入日本。这些中国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精神文化带给了刚刚迈进了文明社会门槛的日本民族。尤其是5 世纪时前往日本的中国移民把儒家典籍和文化带到了日本。
后来，到了推古天皇时期（公元562～628年），儒学经日本人的手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当时，大贵族苏我马子与皇族厩户皇子联合起来消灭了罚到的物守屋势力，根据预先的规定，选苏我氏族中的皇女为天皇，这就是推古天皇。推古天皇立厩户皇子（号圣德）为太子，委以处理万机之大权。推古天皇时期实际上是圣德太子执政时期。圣德太子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削弱氏族贵族势力，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繁荣、强盛、文明的北周隋唐封建国家便自然地成了日本统治者实行社会改革和文化选择的范本。由于日本对外急欲吸取中国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和各种文化制度，就立即恢复了中断达一个世纪的中日国交。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17 年）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据《隋书一倭国传》记载，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时，携带致隋炀帝的国书。其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一句。第二次出使所带的国书，一开头就讲，“东天皇敬日西皇帝”。这是有关日本国号的起源和把统治者称天皇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小野妹子第二次出使时，还带领僧侣（日本称学问僧）和留学生，以此为开端，先后三次派遣使者访问隋朝。又派遣数批学问僧和留学生到隋朝留学。这些人来到中国后，积极学习和研究经典和中国的文化制度。他们中有些人长期住在中国，对隋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归国时，把大量的儒学典籍和中国文物带到了日本，对儒学的传播与普及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儒学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过程。后来他们成为大化革新的中坚，起到积极地作用。
日本不仅吸收儒学思想，而且积极地引进唐朝的先进文化制度。在这之前，于推古天皇八年，高丽僧侣昙徵来到日本，在传授儒学五经的同时，还传授了彩色纸及纳墨制造法。据传日本从此就学会了制造纸墨并开始使用。但日本更多的是引进唐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制度。为此，日本使者频繁地来往于中日之间。于舒明天皇七年派遣大山的三田相和药师惠等人去唐朝。唐朝特派高表仁专门迎送三田相等人。当时正值唐太宗贞观四年，是唐朝的极盛时期。他们在唐学到很多东西。同年六月，高表仁一行来到日本的难波地区（现今大坂）约停留半年多，于贞观五年正月归国。他们在日本不仅传授儒学思想，而且也传授唐朝的文化制度。还有，曾于推古天皇十六年，与南渊清安等人一同去唐朝留学的学问僧惠隐恶云在唐朝住了32年之后，于贞观十一年回国。学问僧南渊清安及其学生高向玄理等人也在唐朝住了33年之后，于贞观十二年归国。如此众多的使者和学者来往，必然带回不少唐朝的先进文化制度。
儒学思想的传入，大大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到公元7世纪，带有浓厚氏族制残余的日本奴隶社会，已经暴露出种种社会矛盾。公元645年6月，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中大兄皇子联合神祗伯（祭祀官）中臣镰足等人发动政变，在宫中刺杀了苏我入鹿，推翻苏我氏的专横统治。中大兄皇子拥立孝德天皇（公元645～654年），自己以太子身份实行摄政，建年号为大化，迁都于难波。第二年正月，孝德天皇颁布“改新”诏书，仿照隋唐的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大化改新目的，就是将发展起来的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确立，以皇室作为贵族国家的权力中心。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儒学为日本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政治理念并扩大自身的影响。已经传入日本的儒学“天命观”以及“王土王民”、“德治”、“仁政”思想恰好符合了当时日本变革的理论需要。
自从大化改新后，日本设置较完整的教育机关。在中央设立大学寮，地方设立国学。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这是因为，无论那种类型的学校，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
大学寮可能始建于飞鸟时代的天智天皇（公元662～671年）时期。百济人鬼室集斯作大学寮的首任“大学头”（大学寮的长官）。大学寮是日本古代的国家级学校，相当于我国唐制的国子监。后在地方设立国学。不论大学寮或国学皆成为日本儒学传播的主要渠道，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公元8世纪初，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以法律制度来确认新的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大化改新成为日本封建社会的开端。
如上所述，朝、日两国儒学传入的经过就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自古以来进行物质、文化的交流，朝鲜直接从中国输入汉字和儒学思想。但是，日本地处岛国，孤悬大海，不可能直接从中国输入较发达的思想文化，而是经过朝鲜百济传入，与日本近邻的百济学者王仁等人起开拓者的作用。另外，到日本的外国学者传播儒学及汉文字往往限制在少数皇室成员和贵族子弟，其影响不很广泛。并且，设置儒学教育机关也很晚，日本在大化改新后才设立儒学教育机关，才有了儒学的传播体系——“太学”。
二、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由于日本至公元5，6世纪仍处在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加上，儒学在日本传播长期被局限在皇室及上层贵族之中，与广大民众无缘接触，这些因素促成至公元5，6世纪儒学在日本的影响并不广泛。然而进入公元7世纪以后，儒学的影响却日趋扩大，其主要原因是与当时日本社会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有直接关系。大化改新前儒学在日本已经传播，这构成了这一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引导了大化改新的方向，而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又加速了儒学的传播，其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一）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公元6世纪后半期，日本的部民制奴隶社会已面临严重的危机。 一方面，贵族阶级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进行土地兼并，并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从而激起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贵族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和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要求强化国家机器，少数大贵族势力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垄断政权，在贵族阶级内部进行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由此可见，为了彻底肃清氏族制残余，建立统一的集权政权已经成为日本贵族阶级的共同要求。与此同时，由于受儒家和隋唐文物制度传入的影响，以及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和新罗统一王国的实现等影响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统治阶级实现国家统一的欲望。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拥护皇室的势力，终于推翻苏我氏的专制统治，建立了统一政权，进行“大化改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二）儒学对日本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
日本在“大化改新”之前还没有学校。“大化改新”后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由天智天皇继承圣德太子的遗志，为了培养官吏，建立了“大学”。这就是日本学校的起源。此后根据文武天皇的“大宝律令”，在首都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置“国学”。“太学”是设在中央的国家最高学府，“右大臣吉备、朝臣恢弘道艺亲自授课”，“学生有四百余人”。主要学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数”和“音韵籀篆之道”。儒学经典成为必修科目，并把它作为考选官吏的依据。无论是太学或国学都分明经、书、算三科。地方的国学主要招收郡司子弟。教科书根据卷数的多少来划分大经（包括《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包括《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包括《周易》、《尚书》）等三种，以正科定为必修科目，除了正科之外，还规定一些阅读书，主要的有《文选》、《尔雅》和三史。要当官更必须通晓两经以上。日本尤其突出强调“明经道”一科的重要性。所谓“明经道”是专门掌握儒学经典的讲解、注释大权的。凡不出自“明经道”的儒学经典的讲解和注释，都算是非法的，也是不为社会所承认的。这些就说明了儒学经典在日本学校中的地位。
（三）儒学思想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律令的思想依据。
圣德太子于推古天皇十二年，根据儒学思想制定“十七条宪法”。所谓宪法，实质是属于官吏守则性的东西，以汉文来写成。看其内容，除了第二条“笃敬三宝”和第二条“绝念弃嗔”是属于佛教思想之外，其余各条皆根据儒学思想而制定的。例如，第一条里有“以和为贵”、“上和下睦”等条目。“以和为贵”就是出自于《礼记·儒行》和《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上和下睦”则出自于《左传》的“上下和睦”和《孝经》的“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第三条有“君则天主，臣则地主”和“天覆地载”、“四时顺行”等条目，其中的“君则天主”出自于《左传·宣公四年》“天君也”。“天覆地载”则出自于《礼经·中庸篇》的“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往下“四时顺行”则出自于《易·预卦》的“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第四条有“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下礼而下不齐”的条目。前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应以“礼治”为“治民之本”。后一句是强调《论语》中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此且格”思想，等等。说明“十七条宪法”基本上是根据儒学思想来制定的。至于其他的法律和律令也是基本如此。
（四）儒学思想影响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
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有《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怀风藻》等。《古事记》是于铜和五年（公元712年）元明天皇统治时期，由安万侣（即太安麻吕）编成。作者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图，将流传于古代贵族中的口述相传的内容加以整理而成，是一部记有日本古代的神话、英雄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等的帝王家谱的书。书中作者利用很多神话故事将天皇统治加以神化。这就成为后来日本神道教赖以成立的基本原理。日本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就起源于这一思想。《古事记》以“混元”、“阴阳”、“无名”、“无为”等哲学术语为基本概念，例如，在《古事记》的序文中提到，“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说的就是天地生成过程。以“参神作造化之道”、“二灵为群品之祖”等是宣扬神创说。但其中“混元（即混沌之元气）”、“韩坤（天地）”、“无为”、“阴阳”等概念无疑是受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影响。还有“御真木天皇”、“圣帝之御世”、“雁生子”等歌功颂德的描写，是受儒学仁君思想的影响。
《日本书纪》是于养老四年（公元720年）元正天皇统治时期，由安万侣等人编纂的。这是日本第一本官修国史。虽然，它效仿中国和朝鲜的史籍，采用纪传体正史体例而写成，但是它作为一本史书是极不可靠的。其中从大化改新（公元645年）到持统天皇（公元686～697 年）为止的记录，大体上符合事实。可是，对这之前的历史叙述，如从天照大神到神武天皇的历史，均以神话形式来描写。其说三代共历1792477年，这是一种神话，毫无事实根据。无疑，这是受中国迷信思想的影响。尽管如此，本书中所提到的关于天地开辟的神话，都反映了唯物论思想。例如，“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滓含芽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日本书纪》），这种天地自然开成的观点，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受中国古代文献之影响的结果。这与《淮南子·天文训》里所提到的内容，非常相似：
宇宙生气，气有源根，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淮南子·天文训》）
由此可见，《日本书纪》比《古事记》，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
《怀风藻》是日本最早的汉文诗。据传诗书是由淡海三船造编撰的。淡海是孝谦天皇时代的人。他的诗集搜集了从当时的皇太子弘文天皇起至葛井广成等60人的诗，共有114篇。其中有题为《五言与朝主人》的一首诗，诗曰：“钟鼓沸城辟，戌蕃预国亲，神明今汉王，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该诗的作者小传弁正是文武天皇大宝年间的遣唐留学生。该诗是根据他在留唐期间的所闻所见而作。当时唐玄宗知道他善于下围棋，常被招入宫。所以，他在诗中赞扬唐帝。该诗以“调”的形式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可以说是在奈良朝时代的一篇杰作。他非常熟练地掌握了汉文，竟达到用汉文充分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程度。他在诗中运用的典故都是中国典故，其思想如同《论语》里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一致。这说明，《怀风藻》是受儒学思想影响很深的一部著作。
另外，孝德天皇于大化二年作宇治桥碑文，曰：
浼浼河水横流，其疾如箭，修修征人，仃骑城市，欲赴重深，人马忘命……。（《宇治桥碑文》）
诗中的“浼浼河水”，出自于《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河水浼浼”。而“横流”，出自于《孟子·腾文公下》的“洪水横流”。这是以四字句为主的碑铭体。这在当时而言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汉文诗体。说明当时宫廷内部王公贵族们受儒学的影响之深刻。
（五）儒学思想还影响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日本统治阶级受儒学“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影响，一遇异常的自然现象，就立刻下“罪己诏”，向天谢罪，以此安抚民心。例如，天平四年，日本受严重的旱灾，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圣德天皇就下《罪己诏》，诏文说：
自春以来亢旱，至夏不雨，百川减水，五谷将凋，实朕不德所致，百姓何罪，如是焦萎之甚。（圣德天皇《罪己诏》）
古代日本统治阶级还受汉代谶纬神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影响，盼望吉兆，喜欢祥瑞。在奈良时代，天皇制定年号，大都采用“白雉”、“白凤”、“朱鸟”、“大宣”、“庆云”、“神龟”等象征吉祥的名称。这样的事例，在当时是不胜枚举的。
在大化改新前后，日本曾一度出现儒学社会化的趋势，但是，由于遭到佛教和神道的冲击，不久便销声匿迹了。然而，从平安朝时代（公元794～1185年）起，因拥有大量庄园的藤原氏把持政权，贵族的私有庄园急剧增加，封建剥削制度开始形成。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制度和统治开始关注儒学的传播，从此儒学便比从前更为广泛的得到传播。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将儒学作为先进的思想到处加以应用。这在在天皇的诏敕中也得到反映。文武天皇在庆云三年下的“诏敕”中说：
夫礼者天地经仪，人俗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云云。（《文武天皇·庆云三年诏敕》）
说明日本统治阶级开始将儒学应用于社会政治思想领域。
（六）儒学思想也影响日本伦理思想的形成。
日本的“忠孝”思想，虽然继承日本民族固有传统观念而形成，但也不能否认儒学忠孝思想对它的影响。尤其儒学的“臣忠于君，子孝于父”思想给日本“忠孝”思想以新的思想内容。从此，日本逐渐以“忠孝”思想为伦理道德核心，并且特别对天皇的“忠诚”作为道德的最高体现，强调对天皇的绝对忠诚。
总之，古代日本在宗教信仰和哲学世界观方面，虽然佛教长期占主导地位，并起支配作用，然而，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领域内儒学却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教育思想领域内，基本上按照儒学教育思想行事。在学校里设置明经科，就是其突出的一例。在儒学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统治阶级将兴办学校教育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到平安时代，桓武天皇下“诏敕”，要求增加太学生的数量，又将太学寮的土地从20町增加到120町，由国家奖励学问。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太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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