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机制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发展极是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机制差异的关键。在走向开放的80年代，香港以其高收入和市场运作的优势成为珠江洲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而上海对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作用在1990年以前由于计划体制约束而被削弱了。以浦东开发为标志的上海振兴，实际上是一次重塑长江三角洲发展极的运动。从两个三角洲今后的走势看，当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由外部为主转变为内部为主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将伴随着这个发展极的能量的增强而使长江三角洲走向新的繁荣。
〔关键词〕经济发展 增长机制 发展极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基础好，发展快的两个经济区〔1〕。自1980年以来，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均收入都翻了两番以上，1981～1993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15.7%。1993年这两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62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2倍。这两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12.23%， 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22%。这两地是如何驶入经济增长“快车道”的？ 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能否在全国中持续地保持领先地位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就此作简要探讨。
一、经济发展中的相同因素
比较两个三角洲经济成功的成功有四个基本因素是共同的：即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有效竞争的市场条件；适应需求的产业结构和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
（一）改革开放是其经济成功的前提
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的经济富裕之地，鱼米之乡。在80年代以前，这两地的经济增长率都低于80年代以后的时期，在80年代以后，同样是这样的地区，同样是这样一批人，经济增长却远远快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如改革以来大量涌现出来的亿元乡镇主要分布在这两个三角洲地区，江苏近一半的乡镇成为亿元乡镇，达到944个，浙江有538个，广东的425个亿元乡镇的80 %以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这些变化与传统体制对资源使用的抑制和改革开放环境对资源潜力的释放分不开。
（二）较快地形成了一个不断增强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市场竞争主要体现在参与市场的经济成分上。江苏、浙江和广东省的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其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也较高。我们用江苏、 浙江和广东与东北三省作一比较，1986～1992年期间，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国有企业的TFP 增长率分别是3.35%，3.82%和5.69%，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则分别是-1.25%，1.71和0.45%。其中，江苏、 浙江和广东三省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平均分别是而32.2%、27.9%和41.7%，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则分别是80.2%，72.8%和64.3%。在构成长江三角洲腹地的江苏省，浙江省和以珠江三角洲国内生产总值占较大份额的广东省，国有企业能够较快地改进生产率是一市场中非国有企业占大量的竞争环境相联系的，这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环境中的竞争程度大于东北地区。
（三）以高附加值产业为导向，适合多层次需求的产业结构支撑着较快的经济增长
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第二产业。在第二产业内部，家电，纺织，建材，食品，化工和电子通讯业等六大行业占主导位置。这主要是由这些行业在80年代具有高赢利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所决定的。在珠江三角洲的多数市县，这六大行业各自的发展各有不同，如顺德市以家用电器生产为主，佛山市建材业比较突出，惠州地区化工业，深圳和珠海的电子通讯业增长较快等等，但这六大行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都在40%以上。长江三角洲也是如此，如苏南地区的机械，纺织，建材，食品和化工的产值占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3/4。近年来，为适应新一轮的消费需求， 珠江三角洲各市开始把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转移以电脑、汽车、现代家用电器和电子配件为主，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和产业上来。以上海为首的长江三角洲在汽车、通信、电站设备和电脑等行业正在形成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企业集团〔2〕，以此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
（四）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80年代我国实行了财政包干体制。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收支范围相对明确，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和能力。在国家计划投资逐步减少，私人投资极其弱小情况下，地方政府充当了投资的主体。由于私有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国有企业又存在着体制缺陷，发展非国有的集体乡镇企业成为两地经济起飞的突破口。长江三角洲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等都是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形成的。例如，各地方政府首先组织民间集资和银行贷款，大力发展盈利性项目；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以后，再动员资金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此外，制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产业协调政策和扶植本地企业成长等等。总之，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地转向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有效地参与经济成为地方发展的关键。
二、不同的发展机制
除了地理位置，人文环境不同以外，有两点区别是明显的。首先，两地在全国中的地位不同。长江三角洲的人均收入是珠江三角洲的44%，但长江三角洲的人口规模是珠江三角洲的6倍以上。其次， 两地的经济优势差别。经济优势的差别一般是通过两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与两地的某一供给部门或需求项目之比的比较反应出来的。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0.44，而两地的人均投资之比是1:0.62，两地人均出口额之比是1:0.18。这表明，在两地的人均投资额之比大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时，这反映了在长江三角洲投资倾向比珠江三角洲要大，在两地的人均出口额之比明显地小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时，说明了珠江三角洲出口优势要比长江三角洲大得多。过去十几年，由于政策投入与其它条件的差别，两地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机制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是资源流动的前提。1980年以前，珠江三角洲曾是一个74%的劳动力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地区。它一方面与以区域内以广州为首的大城市存在着收入差距。如1978年，城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2353元，农村是653元，前者是后者的3.6倍。另一方面，它与相邻的香港也有着明显的收入差距。 1980 年香港人矩国内生产总值为4172美元，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为507美元〔3〕，两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是8倍以上。但是，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制约， 这种收入差距并没有造成生产要素的相互流动。
1980年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生产要素的流动在珠江三角洲内部的城乡之间和它与香港之间开始发展起来。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起飞来说，沟通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城乡之间的联系更重要。这是因为第一，相对于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来说，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香港之间的收入要更大一些。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其他条件相情况下，相邻的两地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资源优势的互补性就越明显。这样，珠江三角洲地区从香港得到的资源就可能比其内部城乡之间要素流动所得到的资源要多。第二，香港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城市。它具有较强的经济凝聚力和扩张力。如1990年，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为722 美元，但有138家外国银行在香港设立了1397家分行， 香港银行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分别为3367亿美元和2907亿美元；黄金市场日交易量100 万盎司，居世界第一和第四位；外汇市场日交易量491亿美元，居亚洲第3和世界第6位。对外贸易总额为1644亿美元，相当于本地贸易的10.5倍， 排列世界第11位；每年到香港旅游的人数超过了香港的常驻人口。而以广州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内部的城市则不具有这种较强的经济吸收和扩散能力。第三，香港的资源配制是市场导向的。80年代以来，一些劳动密集产业由于场地狭小，劳动力价格上涨而使其利润率明显下降，于是，出现了香港传统工业大量外移的浪潮。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虽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性，但由于受到体制制约，传统产业不能转移出去，其结果，一方面广州自身的产业得不到有效更新，另一方面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力也会大大减弱。
在一个市场导向的环境中，地区之间有了收入差距，资源就会流动。一方面是劳动力从相对落后的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另一方面资金从已开发的，但利润率较低的地区流向要素价格较低的，赢利较高地区。在现实中，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力是不能自由地流入香港的。较大量发生的是香港的资金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转移。1981～1993年期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从3.84亿美元增加到63.38亿美元，每年平均增长37.5%。 香港的资金流入是以直接投资方式为主的。即资金是与实用技术，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一起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它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寻找的投资伙伴也不是城市中的国有企业，而是劳动力成本较低，发展余地较大且运输条件较好的农业地区中的乡镇企业。发展的形态从初期的“三来一补”到80年代后期的以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为主。随着资金的流入，本地农业劳动力变得枯竭了，于是，工资水平上升，从而吸引了四百多万外来人口。占当地居民的27.5%。80年代珠江三角洲主要把资源配置在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上。大量加工制品用于出口。如“三资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制造的产品全部用于出口的占78%，而将其产品的40%以上销往中国市场的仅占6%。同时， 在内地还没有形成以家用电器的耐用消费品为重点的生产能力之前，由引进的机器设备武装起来的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抢先一步，把电风扇、电饭煲、录音机、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等产品推入市场。以“远看像洋货，近看是广货”的特点，迅速地扩大了市场占有率。〔4〕
（三）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机制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珠江三角洲有所不同，它不存在一个与之相邻的收入高于自己的外部地区。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要素流动来自长江三角洲内部。过去的十几年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历了明显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一是1990年以前，增长极能量发挥受到抑制的时期，二是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加速增长极生长时期。正象珠江三角洲地区内部的广州与广大农村腹地之间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一样，上海与江苏、浙江等大面积农业地区构成了二元结构。1978年，上海市人均国民收入是2247元，而江苏和浙江分别是359元和290元。前者分别是后者的6.3倍和7.8倍。同年，若以上海为1，江苏和浙江的农民人均全年纯收入是0.48和0.51；这两省职工每年平均工资是0.66和0.70；人均每年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0.12和0.11。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曾是增长极的角色。但是，这种收入差距并没形成相的要素流动。理由是第一，户籍制度和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在行政上限制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即使农民进了城市，也找不到工作，不可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第二，上海市曾是计划经济控制的中心城市。城市工业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劳动力和物资设备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置的，企业没有自主权支配资源的流动。上海的一些“夕阳工业”也不能转移到周边地区去。没有资源的转移，也就缺乏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力的吸引力。第三，50年代以来，上海市工业结构不断向重化工业为重心的方向倾斜，由于传统体制下重化工业具有自我服务的倾向，周边农业地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市场需求这就决定了上海对周边地区经济扩散力的不足。而由江苏和浙江等广大农村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更广泛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大力投资乡镇企业，加速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从而创造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了10年，其结果，上海与江苏和浙江等周边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了。1978～1988年期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8.4%， 而江苏和浙江两省分别是11.7%和13.6%。到1988年，上海的人均国民收入是3817元，仅是江苏和浙江的2.45倍和2.48倍。〔5〕
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 这是长江三角洲经济进入第二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以浦东为龙头，加快上海向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迈进，进而带动长江流域的整体发展。这样，浦东也得到比其它地区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即浦东除了享有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特区的基本优惠政策以外，还另得到一些比特区还要特殊的政策。比如，允许外商企业内销，除黄赌及一些通讯设施外所有领域开放。对于这一特殊政策，上海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首先多元化筹资进行高起点，大面积的基础设施建设。到1993年底4年间，浦东共投入资金6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约占1/3；其次，按照国际惯例，吸引外资企业流入。 到1993年年底，浦东区已吸收外资32.7亿美元，比所有国内投资总和高出28%。已有32家跨国公司进入投资。近42%的外资企业都从事服务业。〔6〕最后，在注意用足、用活和用好上下功夫。 如鼓励上海其它地区的大中型企业到浦东设店。开公司，建“窗口”分享优惠政策；鼓励其它地区进入投资设点，发展内外联合企业。几年来，这种优惠政策已经明显见效。1993年浦东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64亿元，比1990 年增长了一倍。1994年比1990年翻了两番。1993年的外贸出口15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7倍；金融资产600亿元，为1990年10倍，占上海的20%；完成工商税收4亿元，比1990年增长4倍。〔7〕在浦东开发的带动下， 上海的经济增长率明显加快了。1990年和199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1992年和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经济的振兴所产生的较大供求明显地推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江苏与浙江在1992年和1993年的较快发展与上海的加速增长是分不开的。
总之，80年代带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主要来自这个地区以外的港澳地区，由于他们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机制上存在着差距，一旦相互建立了联系，两者所利用的资源远远超过各自的资源存量。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是要靠自身生长出一个增长极来。本来上海由于其经济基础和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周边地区而具有增长极的地位，但受到经济运行机制的制约，作为增长极的经济能量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增长极的地位逐步削弱，直到浦东开发，即再造出一个能够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长极问题又提到整个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战略高度的日程上来。
三、发展中的问题与前景
（一）主要的问题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这两地较快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说，它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1.增长极的重新定位问题。一方面80年代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兴起主要依赖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90年代以来，香港制造业的70%～80%已经转移出去。同时，香港的科技开发实力比较薄弱，使其不可能象80年代那样对珠江三角洲产业升级具有发展极的影响。尤其是不能排除1997年前后香港出现暂时波动或某些突发事件的可能，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虽然是暂时的，但可能对珠江三角洲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经过80年代的资金积累，自我推动增长的实力逐步发展起来。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元，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7050元， 比全国人均储蓄的1283元高出4.5倍。1981～1993年期间， 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每年平均增长率为36.7%。这个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这两方面的变化是否意味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已开始从外部注入转入内部生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何更加有效地动员本地资金，增加投入就成为这种转变的关键。2.资金的收集与投向问题。珠江三角洲的消费增长快于长江三角洲，投资增长率慢于长江三角洲。如果承认珠江三角洲增长极开始发生转变，那么，还需要挖掘储蓄潜力，并在更大程度地转变为生产性投资。目前在生产性投资顺序上是有争论的。许多人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需要升级，即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资金密集产业，同时，又需要加快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由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问题在于在一定时期内，若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产业转变，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可能不是缩小，而会增大，相反，若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那么，第二产业内部的更新换代就受到制约。因为资金是有限的。3.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内部的相互协调问题。当该地区经济由资金少、规模小的劳动密集产业转向大规模的资金技术密集产业时，经济区内各市县之间的相互协调就变得必不可少。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政府进行协调，经营性项目则靠企业来推进其相互的协调。在企业没有成长起来以前，相互协调的重点是在基础设施项目上，但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协调经营性项目。否则，造成新一轮的政企不分。
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之一仍然是在本地区内构造和培育一个具有明显的经济带动力的增长极，这就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增长极的生长能力与水平问题。以浦东开发为契机的上海被赋予为带动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增长极使命，1990年以来，在优惠政策的投入下，这个地区在有利于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地位正在形成。 据统计， 目前在长江三角洲投资的185家跨国企业中，其中有129家集中在上海，占投资总额的63%以上。但在与周边地区的资源交换方面仍显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还没有明显地拉开。拉不开收入差距，上海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就受到限制。当然，拉开收入差距的策略不是选择在抑制周边地区收入增长条件下的上海优先发展，而是在放开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情况下上海更快增长的可能。这样，所遇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上海是否存在着这种更快增长的潜力？优惠政策的投入对于启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一旦经济启动，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就会从依赖政策投入转向依靠本地实力。二是如果上海有可能更快地增长，那么，上海与周边地区的收入差距能否被允许进一步拉大？2.增长极的生长机制问题。上海是一个人口稠密，土地利用率极高的大城市。能否使上海生产出产业调整中的“吐故纳新”机制，即把城市中的传统产业转移出去，腾出空间来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也是增长极生长的关键，这不仅关系到上海作为“龙头”地位的持久性问题。而且，她的传统产业向外转移也成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基本投入。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经验表明，凡是有活力的城市，都具有这种“吐故纳新”机制，凡是那些由盛而衰，活力减弱的城市，多数是在这个机制上出了故障。我们所熟悉的香港、新加坡都是从货物集散地变为制造业加工基地，再转变为国际区域性的金融、贸易中心的。一些类似英国的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因没有伴随着后工业化的来临而发生以服务功能为主的转变，因而走向了衰退。目前，对于上海来说，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发育，但形成这种有效的“吐故纳新”机制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二）发展前景
两地各自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她们各自所具有的供求状况。就需求而言，珠江三角洲利用开放前沿的优势，主要发挥内外交流的“二传手”作用。由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对广大的内地市场的经济扩散力较弱。此外，在大陆主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的开放初期，这种“二传手”角色对全国的影响是较大的，随着全国在沿边、沿江和沿海等地全方位的开放，会使一部分“二传手”的功能被其他地区替代，这种“二传手”地位也会有所减弱。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同。她的经济能量与她所依赖的长江流域这一辽阔而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腹地相结合，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试图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跨国企业开始把办事处从香港移到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是1994年11月，美国最大的国际性银行的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正式移至上海，这是40年来第一家外资银行中国总部进入中国境内。显然，外商要进入中国市场，在上海设点比在香港要方便得多。这个地位是我国任何一个地区所不可替代的。因此，如果说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增长极是具有区域性的影响，那么，赋予长江三角洲的使命应是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再从供给的角度说，从各有关材料可见，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起点比长江三角洲要高一些，这主要体现在人均收入上和储蓄水平上，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潜力和劳动力素质要比长江三角洲低一些，这些发展条件是重要的，但是目前对供给能够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是各自对其面临的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如果珠江三角洲地区能够较顺利地解决增长极的重新定位问题，并对近期内的投资走向有一个明确、清醒的判断，那么，这种“二传手”的作用就会更早、更充分地体现出来，否则，就会受到影响。而长江三角洲要能够在90年代的中国经济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是要重塑一个具有较强带动力的增长极。
本文1995年6月18日收到。
A Comparitiv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arl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Wang jun
Abstract Development pole is the key to the difference of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the two delta areas.Since 1980,Hong Kong,which advantages of high income and market mechanism,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pol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while Shanghai's leading role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d been weakened mainly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entralized system before 1990.
However,the exploitation of Pudong area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re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pol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In the coming future,an upsur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bound to follow the growth of Shanghai as a pole,while the main motive power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s being mainly transformed from an extrinsic resource into an intrinsic one.
〔1〕长江三角洲是指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之和。 珠江三角洲是指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江门市、东莞市、中山市、惠州市、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时、四会市。
〔2〕《上海工业将进入新一轮发展》，《广东商报》1994年4 月9日。
〔3〕香港人均GDP是按照1980年的汇率1美元兑换6.44 港币计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按当年的汇率即1美元兑换1.52人民币计算的。
〔4〕参见王珺：《珠江三角洲二员经济的转换过程研究》，《南方农村》1993年第6期、1994年第1期。
〔5〕《中国地区发展数据手册，1978—198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
〔6〕《浦东发展还外借力》，《华商时报》1994年4月11日。
〔7〕《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及对广东的启示》， 《珠江三角洲经济》1994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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