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著论文,第一部论文,书籍论文,于红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孙中山一生中惟一的一部译著。对此，学界尚无系统研究。那么，孙中山为何翻译这部书，是机缘还是巧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部书的翻译，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激起怎样的“心灵感应”？这部书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与影响？如此等等，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好奇”。 一、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的不解之缘 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机缘巧合，既有偶然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与孙中山的人生经历颇有关系。1887年21岁的他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开始了5年的求学之路。香港西医书院的求学生涯，是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结缘的契机。一方面，所学西医课程，不可能不涉及红十字医疗救护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康德黎，使他与红十字会更为“亲近”。 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年))，英国人，阿尔伯丁大学毕业，曾为伦敦外科名医，1887年8月到香港雅丽氏利济医院工作，并参与了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1889-1896年任西医书院教务长。他对孙中山非常赏识，视为得意门生。康德黎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即。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①，是伦敦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如此，康德黎还是香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据孙中山所说，“吾师简大理(即康德黎)在香港亦仿行之，创有香港赤十字会(即红十字会)，集其地之英商、军士及巡捕等而督课之，艺成而领有会照者已百数十人”②。不难想见，与康德黎交情深厚的孙中山，从他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孙中山推崇“博爱”，矢志不渝，与他与红十字的缘分密不可分。 1892年7月，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把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事业由书本付诸实践。治病救人固然重要，但“医国”更为重要。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孙中山遂联络同志，决意抗清。1895年10月26日至28日，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清朝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孙中山则被悬赏通缉，由此踏上流亡海外宣传革命之路。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英国伦敦遭到绑架，被囚禁在中国使馆。孙中山。“伦敦蒙难”，轰动一时。经康德黎夫妇多方奔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及英国政府的干预下，清使馆不得不于10月23日释放了孙中山。获释后的孙中山，客居伦敦，利用英国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优越的条件，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寻求救国救民之方。期间，因为救命恩人、“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康德黎的缘故，他与伦敦红十字会多有联系，结识了伦敦红十字会的柯士宾医生，与之建立了深厚交谊。这年冬天，柯士宾与他一起游览英国王宫时告之，他用英文写有一部《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因此书“为用甚宏，人多欲知其理，故各国好善之士亟为推广”③，已翻译成法、德、意、日四国文字。他希望孙中山能把该书翻译成中文，一方面柯士宾可以进呈英国国王作为“六十年登极庆典之献”，另一方面，在英国以及英属殖民地，有为数众多的华侨，译成中文出版，也便于“好善华人”阅读，“以广英君主寿世寿民之意”④。与红十字会结缘甚深的孙中山，对红十字会的朋友之请，自然欣然接受。 要强调的是，柯士宾之所以请孙中山翻译此书，不仅仅因为孙中山是伦敦红十字会的先驱康德黎的得意门生，对红十字会有很深的感情，还在于孙中山有深厚的医学背景，能够对该书的内容有精准的把握，毕竟该书有较强的专业性，并非一般人所能胜任此项翻译工作。孙中山能够不负重托，也正得益于此。而对柯士宾的良苦用心，孙中山更是深表敬意：“呜呼！西人好善之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此其一端也。”⑤接受委托之后，孙中山立即投入《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工作，1897年春夏间，中文版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 二、《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性质与内容 对《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赞不绝口，誉为“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⑥。那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孙中山何以如此看重？ 其实，孙中山在“译序”中说得明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路遇患难之人，人们会援手相救，这是人的天性。但话说回来，“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了。所谓“济人之术”，也就是救人的方式方法，如果对此茫无所知而急于施救，可能适得其反，贻误良机，“侧隐”变成了“残忍”，不仅救不了人，反而“害人矣”。所以，面对生死存亡的患难之人，施救的方式方法，至关重要。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各国通都大邑，都设有红十字会，并且“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⑦。《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就是这样一部“救伤拯危之法”的书，它教人了解救伤的方法，一旦遇到意外不至于惊慌失措，按照此书的方法进行救护，可以挽救人的生命，为送医救治争取时间。它是一本救护培训教材，所述内容为“通行之知识”，也就是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必须掌握的现场、初级救护的基本方法、技能。所谓“第一法”，也就是“初步”、基础的方法，同时“第一”之称也意味着初级救护的极端重要性，按照著者柯士宾的话说，“意外误伤之事为日所常有，讲求如何为调治之初法，诚极要之事”⑧。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作为一部培训教材，具有实用性强，应用性广的特点，因而不胫而走，一版再版。而且，按照伦敦红十字会章程之规定，“凡联班隶会者，当以此编为读本”，是必读之书。对参加培训之人，于授课之后，“严为考试”，合格者“方给执照”，因为人命关天，“伤者之性命，全托于此等略识医法者之手也”⑨，容不得一丝含糊，“一知半解”是危险之事。 对《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孙中山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基本要求，从结构、形式到内容，未加改变，用那个时代的中文表达和阅读习惯，和盘托出。孙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近4万字。共6章，分别为：第一章“论体格并功用”、第二章“论血脉”、第三章“论受伤”(上编)、第四章“论受伤”(下编)、第五章“论移伤之法”、第六章“论妇人侍病法”。 第一章“论体格并功用”，是关于人体的基本知识。对人自身的结构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救护才能有的放矢。本章涉及的内容有支撑人体的骨骼，附丽于骨骼的肌肉，以及骨肌之内生命之所系的五脏六腑。它们都有各自的独特功能而“分工明确”，相依相附，形成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旦发生改变，立即感到不适，甚至危及生命。如脊髓断折于第四个颈骨之下，虽然不至于立即死亡，但会引起呼吸不通而窒息。如果脊髓断折于第四个颈骨之上，情形大不相同，会立即毙命。本章的详细介绍，使人们对人体的基本构造有了初步的了解。应该说，这是救护员必备的基础知识。 第二章“论血脉”，专论流血及止血的方法，是“为用最大而最紧要之学也”⑩。因为伤者流血不止，顷刻可以致命，如何止血，至关重要。在本章中，著者首先概述了血的种类、血质、血管、血液循环等基本知识，而后“详论治各种流血之症”及其救护方法，有指压之法、用器之法等，举例说明，易于记忆。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重点显然在“救伤”，因所占篇幅大，书中分上、下两编阐述。 第三章“论受伤”(上编)，介绍伤的种类及救伤方法。伤的种类，可分为割伤、刺伤、破伤、撞伤和毒伤。伤情不同，救治之法各异，不外止血、清理伤口、伤口贴合，但需要注意的事项也有很多。本章中还专门比较了骨折与脱节症状的异同、致伤的原因以及不同的处治方法。如骨折的处治，“皆以安静为第一要义”。所谓“安静”，即不能随意搬动而使之移位，“伤骨上下之节，务要使之不动，盖稍为不静便大有阻碍矣。”使“骨安静之法，其甲板须用软物垫之；但遇意外急救之法，则可用附近之衣服为之”(11)。急用的甲板，可以就地取材，如鞭竿、箒柄、短棒、伞柄、厚纸、竹壳、剑鞘、树枝、枪尾、枪竿等，都可以作为骨折固定救急之用。 第四章“论受伤”(下编)，专门讲授“为所遇意外重伤，震动脑部而致”的“失元”现象。所谓“失元”，是指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的昏迷状态。不省人事的缘故有六：一、脑受伤，头骨或折或否；二、脑受病，积血或羊癫；三、中毒，如鸦片吗啡等；四、醉酒；五、肾病毒入血；六、心失力或流血过多。对救护人员而言，“分别不省人事症之原由甚为紧要，因治法各有不同也”(12)。书中对患者不同的症状及救护方法条分缕析，系统介绍。此外，如煤气中毒、烧伤、烫伤、溺水等等的救治之法，也有论析。对“助呼吸之法”即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的方法，著者强调，是救护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第五章“论移伤之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搬运”，即将伤者运送至医院救治。移伤之法，根据救护员的多少以及伤情，各有不同，通常有一人独运，二人、三人合运，方法得当，可减轻伤者痛苦。如路程较远，则宜用“抬床”及担架，在没有担架的情况下，可以用门板或短梯铺上被褥或草作为应急之用。毡或被子，也可作为抬床。抬伤病员行走时，要求步调一致，“须要端正缓步前进。”(13)逾越障碍如篱笆、水沟，则须格外小心。至于借助交通工具，如火车、货车等，上车、下车，都有讲究方法。所有这些，书中都有详细解说。 第六章“论妇人侍病法”。除了上述创伤救护四大技术——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搬运之外，本章专门就“妇人侍病法”，也就是护理方面的技能，进行论述。护理“为最难能烦苦之事，非生而具救人之慈心不能为也。纵有此心，亦要心力血气俱壮，方足任此重要之事”嘲。护理涉及到方方面面，这里作者没有进行全面展开，而是对“割治之症”，也即手术患者的护理要诀宣示一二，诸如病床高低，被褥的整理，体温计的使用，为患者更衣、洗浴，病人的服药、饮食等等，都有严格要求，其中的注意事项，本书中都有具体的介绍。 该书附录之一为“裹扎须知”，也就是三角带的用途、用法，这是救伤必备的“工具”；附录之二是“问题”，每章15个问题，共75个问题，其实也是各章的“知识点”，通过问答题复习，可以巩固所学内容。书中还附图41幅，增强了直观J陛，有助于提高教与学的效果。 三、译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孙中山译著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时，书名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1906年冬，孙中山在日本对该书作了文字上的修饰，改变若干名词的译法如把初版的“红十字会”改为“赤十字会”，1907年2月由《民报》社在东京再版。之所以把“红十字会”改为“赤十字会”，显然受到日本语言习惯的影响。对名称变更的过程，时人有这样的追述：“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立，是在民国前八年(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日俄战役)，距今已有四十四年的历史了。但是，红十字会和我们国人相接触而有关系的，却有五十多年的悠久历史。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习医时，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十字救伤队的组织，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其后国父漫游伦敦，认识了柯士宾医生。柯医生是伦敦赤十字会的总医员，著作了《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国父在伦敦被难的第二年，即民国前十五年(光绪廿二年丁酉)，翻译了柯士宾的《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这是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在民国以前，我国的红十字会，都称赤十字社。因为这个名称是由日本转来，日本称‘红’都用‘赤’字的原故。后来我们觉得不应该抄袭别人的称谓，而‘赤’字在中国并不怎样地通行，意义也欠清晰，才把他正名为红十字会的。”(14)虽然“在民国以前，我国的红十字会，都称赤十字社”的表述不确切，但也反证孙译文字上的用法的确受到日本赤十字社的影响。 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而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是它的启蒙意义。众所周知，红十字运动导源于西方。1863年2月9日，“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促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的成立，标志着红十字的诞生。次年在日内瓦召开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署了《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红十字运动由此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红十字才走近中国(16)，1898年5月9日，《申报》刊登鲰生《创兴红十字会说》，文章追忆说：“十余年前，英医梅威令君设伤科医院于台湾，广收台闽聪慧子弟数十人，教以临阵医伤之术，学成试可，挈之至申江演习于租界工部局广场，招余及西友往观。其人腰佩利刃，左手持红十字小旗，肩荷药笼医具，衣袖亦以红十字为证号，出入于白草黄沙之间，施其妙技，井井有条。后航海至天津谒当道之贵人，愿赴军营效力，当道者不用之，乃仍返台湾。”“十余年前”，也就是1888年前，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华组织红十字医疗队，要求赴军营服务，被天津地方官拒绝。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红十字活动情况的最早记载。至于“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十字救伤队的组织，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详情，尚未发现翔实资料加以证明，孙中山有没有加入康德黎组织的红十字救伤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骤难接纳，昙花一现，自在情理之中。看来，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没有国人对杜南精神的一定了解，红十字运动不可能“夕发朝至”。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对志士仁人而言是绝对不可缺省的。在以后的16年中，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孙中山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功不可没，这就是《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出版，第一次将伤兵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 如上所述，孙中山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宣传、推广红十字的“济人之术”。这本译著虽在海外发行，但也传入国内，并产生一定反响，1904年3月5日《申报》就发表评论指出，“孙文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虽然孙中山是清政府通缉的“罪犯”，但这本书应用价值高，“正不必以人废言也”（17）。这说明这部译著在1904年3月以前就已传入国内，并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启蒙运动中发生作用，毕竟了解红十字会的人不多，这本书的流传以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的推介，无疑提高了国人对“红十字”的知晓率。通过孙中山等志士仁人的启蒙宣传，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可谓水到渠成。孙中山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第二是它的实用价值。《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一本教材，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救伤的基本要领，才能更好的体现其应用价值。1906年孙中山对译著加以整理，1907年2月即由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社在东京再版。为什么再版？显然与当时的战争背景是分不开的。 原来，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8月成立后，积极策动反清起义。1906年12月，在同盟会的影响下，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和煤矿工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因1906年是农历丙午年，又称“丙午萍浏之役”。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后，孙中山考虑到今后对清作战中救治伤员的需要，拟将他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再版发行，为此面晤《民报》主笔章太炎，提出这一建议。他说：“兵者所以威不若，固非得已。攘胡之师，为民请命，庶几前歌后舞，而强寇桀逆未遽倒戈，伤痍者犹不得免。义师之中，庶事草创，固不暇编卫生队，良医又不可得，一受创伤，则能全活者寡矣。其以简易之术，日训将士，使人人知疗治，庶几有济。是书(即《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文略易明，以之讲解，不过数日而能通知其意，其为我宜行之。”(18)显而易见，孙中山再版译著的目的，就是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使将士人人都能掌握这种“济人之术”的要领。虽然我们没有找见同盟会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的详细记载，但从北伐战争中，此书一度作为训练卫生员的教材加以推广的事实(19)，可以推定，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其实用价值得到了体现。 四、译著与孙中山的“博爱"追求 翻译出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使原本与红十字会结缘甚深的孙中山对红十字会所倡导的博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可以说，红十字精神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重要来源。以往的研究，强调孙中山博爱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并没有错，但忽视了红十字所倡导的人道、博爱理念的“源头活水”是不全面的。 如果说学业的成就、第二次生命的赋予直接间接得助于红十字会，也即香港、伦敦红十字会创始人康德黎之赐，使他与红十字会血脉相连，对红十字“博爱”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的话，那么翻译出版红十字会中人所著的承载博爱精神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红十字会“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更在孙中山心灵深处，激起共振，引起共鸣，这对他的思想与行为都产生影响。在之后的人生旅程中，一方面孙中山把“博爱”理念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给予中国红十字事业鼎力支持，再者推动红十字运动的国际交流。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孙中山对博爱的不懈追求。 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说：“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20)。在这里，孙中山首次提出“博爱”口号，并视之为国民革命“一贯之精神”。1912年10月孙中山在《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21)赋予了“博爱”新的思想内涵。由最初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博爱、平等、自由”，这种“位序”的变化，表明“博爱”在孙中山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地尽五洲”的表达，说明孙中山的“博爱”思想超越了国界，这与红十字运动的世界性(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普遍”性原则)是相通的。 事实上，孙中山把“博爱”视为终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除了不断的理论宣传和毕生的实践以外，他还通过题词作为手段和形式，使他的博爱思想得以广泛传扬(22)。据《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一书的统计，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多达64件(23)，在孙中山所有题词中数量最多，足见博爱思想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分量。 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同样得到孙中山的呵护，特别在中华民国诞生后，红十字会能否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孙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孙中山功不可没。而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特别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因救伤瘗亡功勋卓著而声震遐迩，令举世瞩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为争取新政当局“立案”，维持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存在，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黎元洪提出“立案”请求，并于2月17日致电袁世凯，吁请“维持保护”：“本会军兴以来，联合教会中西医士，设立分会医院六十五处，治愈伤兵万余，收葬鄂、宁遗骸各数千。中外会员三千余人，战地奔驰，业逾百日，险阻备尝，事迹已蒙万国红十字联合会采取宣布，公允联盟。先是甲辰冬业与瑞士日来弗缔约，基础已定。民国成立伊始，红会进行未敢稍懈，自应力任其艰，以期永久，庶侪于万国红会之林。敬乞垂念缔造艰难，加以维持保护，无任叩祷。”(24)沈敦和“立案”之请，得到重视。21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转达红十字会“立案”请求(25)。孙中山立即表示支持，23日，特电黎元洪，“准予立案”，并对红十字会救伤葬亡功德，高度赞扬，电文说：“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复经日本有贺氏修改会章，已得万国红十字会公认，嘱予立案等因。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26)这里特别注意的是“文实德之”的表示，文，是孙文的自称，“德”是动词，有感恩戴德之意。红十字会的恩德，孙中山念念不忘，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战时救护“厥功尤伟”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如在辛亥首义之地武汉，红十字会派出多支医疗队进行战地救护，持续月余，综计汉口医愈病兵576名，伤兵415名，病民31名，伤民106名；武昌治愈病兵860名，伤兵562名，病民18名，伤民116名；汉阳治愈病兵571名，伤兵120名；掩埋之尸，共计2200余具(27)。南京开战后，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江安分会、旱西门金陵医院、螺丝湾贵格医院、鼓楼基督医院联手，救治伤兵病民；商请沪宁铁路医长齐福果医士、总办朴爱德，“特备红十字医车数辆，由宁镇一带往来驶救，一遇伤兵，即行抢救至伤车内，随到随医”(28)；以南京尧化门车站为战地医院，该战地医院可容纳伤兵50人；请齐福果医士会商白廉医生，“借镇江金鸡岭医院为本会临时机关，以便救护医车运送伤兵留养”(29)；雇工百人编为担架队，“倩西友十余人督队，专供抬送伤兵之用”(30)。南京大搏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首次使用的救护医车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据《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的记载：“大战之时，每日医车约收容伤兵百余，镇江医院尚不敷住，则运至上海，分送沪宁铁路医院及本会总、分医院。由医车救治之伤兵共约五百余人。”(31)掩埋尸体约700具，“均立本会石碑，永留纪念”(32)。在其他战场，红十字人同样是出生入死，不遗余力救死扶伤(33)。中国红十字会有如此“善功”，自然得到孙中山赞赏，“立案”不在话下。 2月29日，《临时政府公报》第25号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准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立案文》，称： 兹准黎副总统电开：“鄂省自起义以来，血战数十日，尸骸枕藉无算。幸赖中国红十字会在武汉设立临时医院，救治被伤兵士，并施掩埋。兹查该会已由日本赤十字社长松方侯爵特派法学博士有贺长雄来沪，商榷修改会章。复承介绍，得邀万国红十字联合会公认该会为中华民国正式红十字会。此次民军起义，东西南北各省均设立分会，共五十余处，所费不赀，其功甚巨。如此热心慈善事业，似不可不特别表彰。伏恳准予立案，揭诸报章，以资提倡而重诚感”等因前来。查该会热诚毅力，殊堪嘉尚，应予立案，以昭奖劝。合就令行该部，仰即查照可也。此令。(34) 孙中山“准予立案”的电文揭诸《临时政府公报》和《申报》等权威性报章，这对红会会员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之下，平稳过渡，步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红十字运动具有国际性。孙中山伦敦蒙难作为红十字会人的康德黎施以援手以及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都是对“国际性”的诠释。因此，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孙中山也积极推动。1918年5月2日，孙中山在《兴华》杂志公开发表《孙中山赞成美国红十字会华人协会致美总领事函》，函称： 迳启者：溯自战事发生以来，各地受灾者亟待拯救。乃贵国红十字会实行其消弭痛苦之设施，热心宏愿，实获我心。拟创设美国红十字会华人协会之举，鄙人尤极端赞成。似此共策进行，深信中美两国固有之睦谊，从兹日益增进也。(35) 孙中山此函的背景是1918年初美国红十字会为救护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华发起赞助员征求活动，募集款项，制作绷带，救护欧战伤兵。此举因误解而屡受阻碍(36)。孙中山表示支持，对消除误解，开展此项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自5月中旬开始，征求赞助员的活动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各大中城市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规模浩大。如孙中山所在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广州，5月25日，美国红十字会两广协会召开征求赞成员大会，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出队巡游。“巡游队伍男女合计共七千余人，团体多至七八十处。官立学堂自法政高师以下、私立学堂自南武时敏以下、外国人所办之学堂及女子学堂、各医院、各大公司等或派队伍，或扮演景色狮子等物随同赴会。”(37)所过之处，万人空巷，“各人手中大多持有国民外交救灾恤邻爱人如己中美联欢等旗帜并有各种扎作表示两国亲善之意义”(38)。表现出中国人好善乐施的博爱情怀。美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征求赞助员多达26577(39)，其中仅上海就有23201人，募款银89137元(40)，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显然与孙中山等政界、工商界要人的推动和民众的热心参与是分不开的。此举对增进中美之间的友谊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运动一贯的宗旨。受此熏陶的孙中山，身体力行，倡导与践行博爱精神，是对《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所承载的红十字运动宗旨的宣扬与履行，同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与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机缘，也是巧合，偶然之中又有一定的必然性。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红十字博爱文化认知、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孙中山博爱思想不断丰富的过程。孙中山博爱思想的发扬光大以及他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推动，都体现了孙中山对博爱的不懈追求。孙中山无愧于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的先驱！ 注释： ①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庾燕卿、戴桢译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②④⑤⑥⑦孙中山：《〈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8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8页。 ③[英]柯士宾：《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9页。 ⑧⑨⑩(11)(12)[英]柯士宾：《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10页，第110页，第117页，第136页，第141页。 (13)(14)[英]柯士宾：《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56页，第159页。 (15)陆丹林：《红十字会艺展赘言》，载《红十字月刊》总第24期(1947年12月)。 (16)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在19世纪70年代，准确地说在1874年5月，其时日本在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上海的《字林西报》与《申报》等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只是未点出红十字会的名称，然其论域则为红十字会规则，这是近代中国公开讨论西方红十字会问题的最先声。此说尚待进一步证实。(周秋光、靳环宇：《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光明日报》2006年3月3日) (17)《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申报》1904年3月5日。 (18)孙中山：《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2页。 (19)惨见邹振环：《译林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20)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21)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22)林家友：《孙中山的博爱观》，《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23)刘望龄：《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申报》1912年2月21日。 (25)转引自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26)孙中山：《复黎元洪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5页。 (27)(3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291页，第290页。 (28)《急募红十字会捐款启》，《申报》1911年11月25日。 (29)(30)(32)《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90页，第290页，第291页。 (33)参见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行动》，[南京]《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3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6-137页。 (35)《孙中山赞成美国红十字会华人协会致美总领事函》(按此函由英文翻译汉文)，《兴华》1918年(第15卷第22期)，第11页。 (36)《陆军部否认美国红会在华设立分会》，《申报》1918年5月1日。 (37)(38)《粤人赞助美国红十字会之踊跃》，《申报》1918年6月3日。 (39)《美红会今年五月份筹款报告》，《申报》1918年9月20日。 (40)《美国红十字征求成绩》，《申报》1918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