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文化素质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素质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注意文化研究成果的普及
中国文化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呈现一派兴旺的学术景象。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学人们思考，其中之一就是文化研究的成果如何才能普及开来、成为社会的精神营养？只靠学术杂志和学术专著的传播，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专门发表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杂志发行量有限，学术专著一般也很难有很好的销路。至于大学生，不论他们是学哪个专业的，阅读文化研究的杂志和专著，为数不多。如果文化研究杂志和专著只是在专业工作者之间流传，范围太窄，很难发挥较大的社会作用。因此，文化研究成果的普及问题应当引起学人的关注。
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如果是在高等学校工作，他们可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使学生受到应有的教益，这是一条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还有一些学者是在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很少有和学生接触的机会，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除去通过出版面向社会推广以外，缺少了课堂教学这个环节，这是十分可惜的。为弥补这个缺陷，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最好争取机会到高等学校去作讲演；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使学生受益，而且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近三年来，在教育部的领导下，许多高等学校开展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其中含有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受到大学生的欢迎。我想利用《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的宝贵篇幅，向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介绍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情况，以及我个人的理解和认识，目的只是一个：为普及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我们必须注意教育场所和教育功能，暂不说和社会联系，至少应当和大学联系起来。
在许多大学近三年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在以下一些问题上有了共识：
第一，素质是人们经过学习而形成的内在素养和品质。
第二，素质可以而且必然转化为人们的外在行为，表现为如何做人，表现为工作态度、工作质量等等。
第三，素质具有多样性，如思想、道德、心理、身体、科学、文化素质等。在我们党的文件中则称之为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四，文化素质是基础。由于文化素质教育含有思想道德的某些内容，因而它又是联结其他素质教育的纽带。文化素质教育与其他素质教育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是不可缺少的，与政治理论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和德育课都有密切的联系。
第五，文化素质教育应纳入教学计划。例如北京大学在全校开出“名著名篇导读”、“文化自然科学概论”等。清华大学拟出“中国文化名著”、“外国文化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共80本书目，供学生选读（有具体的要求和操作方法），并开出“导读”课和“选修”课，帮助学生对书目内容有所了解。其他高校也提出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很明显，在这些课程中，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化是占有相当分量的。
二 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相结合
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大学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他们一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这里所说的“文化素养”，是包含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在内的综合名词。
举个例子来说明。杨振宁博士1997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的一个暑假，父亲让他读《孟子》一书，并且请了一位国文老师给他讲解。他读了《孟子》以后，得益很多，影响了他后来的科学研究、立身处世等等方面。因此，他主张青年科学工作者们，应读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粹。
还要提到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作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写出了《新人口论》一书，主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此书曾受到“左”风的攻击和批判，但是马寅初始终坚持真理。在他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在自己书房里的座右铭，就是《孟子》书中的“善养吾浩然之气”。
可见，战国中期思想家孟轲的著作《孟子》给了杨振宁、马寅初等杰出科学家以精神的力量。孟子强调，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有理想、有操守、有骨气、有道德，这些被他称之为“浩然之气”。他说，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丝毫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这种气，必需与道义配合，缺少道义就失去了力量。这种气，是由道义的日积月累而形成，不是偶然的正义行动所取得的。（注：原文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看来，这种“浩然之气”可以培育，并不是天生而成的，但是要经过长期痛苦的磨炼。为此，孟子又说了一段对于后代很有教育意义的话：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可意事经常遇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判断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注：原文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孟子·告子下》））
孟子从他以前的历史中列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这些人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奋斗出来的。可见没有忧患的磨炼，没有失败教训的积累，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当人们懂得人生的曲折和艰苦，才能理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真理。很显然，这里所阐述的真理并不限于道德修养，还包括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的民族性格，有这种境界和性格的人，孟子称之为“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注：《孟子·滕文公下》。）
以上所举孟子的言论，都是优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历史真理的写照。它们并不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失去自身的价值，因为它们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谱写新历史篇章的序曲，是哺育优秀人物的精神营养之一。杨振宁、马寅初从中获得正确的人生信念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当历史演进到今天，跨世纪人材应当是讲正气、讲操守、讲气节的一代，而他们将要经历的磨难甚至比以往还要多。在中国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没有前例可以援引，是要付出艰巨劳动的，因而要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然而，历史的要求和年轻一代的现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现在青年人文化底蕴有待于提高，因文化底蕴不足带来的心理素质的脆弱，是教育工作者有目共睹的事实。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以历史和现实的真理来启发他们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坚强的一代。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需要可以在文化素质教育中找出应有的结合点。
上面以《孟子》书为例，是为了使读者能获得较具体的印象，起“举一反三”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文化素质教育只是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或者只是要学生读一、两本书。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要宽泛得多。
三 文化素质教育与民族的人文精神
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此我们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应重视文化的民族特征。
中华民族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其优秀的部分贯穿着本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我曾经将中华人文精神归纳为：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的丰富与发展。（注：见拙著：《中华人文精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我国一本古老的书《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天文”指天象季节的变化，这是农业生产必须研究的；“人文”则指“文明”，与《尚书》“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有相同的含义，偏重于社会制度和文明风尚的形成和确定。我们的祖先重视“人文”也就是对于“文明”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尊严、理性的敬重。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说：“不敬文，谓之野”，不尊重文明就会趋向粗野。又说：“不敬文，谓之瘠”，不尊重文明便流于浅薄。他的结论是：“君子贱野而羞瘠”（注：《荀子·礼论》。），君子蔑视粗野而耻于浅薄，讲道德，讲文明，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石。
道德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环，古代哲人主张用这种精神去调整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认识到，人不能离群独居，人的特征是“能群”——过群体生活，即家庭和社会生活。因此，人在群体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些称之为道德。例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被称之为“五伦”，而且具有相对应的道德规范。道德的人文精神并不是消极地要人们去遵守道德信条，而是主张人们应当自觉地履行道德规范，就是说，要将人的理性认识和精神活力贯穿于道德规范之中。这种活力，最早是由春秋末期的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他称之为“仁”。
什么是“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里把“爱人”作为“仁”的一种定义。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去强加于别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自己要站住脚，必须让别人站住脚；自己要做成事情，同时要让别人把事情做通。由此看来，“仁”的精神与损人利己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孔子看来，这种爱心并不是只爱自己的亲属，而是由此作为起点去爱大众，“泛爱众而亲仁”。（注：《论语·学而》。）怎样才能算是博爱大众呢？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注：《论语·公冶长》。）这是一个高尚的理想：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讲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可以算是博爱大众的标准了。
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也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基石。诗圣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了全家在流亡中屋破又遭连夜雨的处境，但他所想的并不是自己家人，而是天下的“寒士”。他在诗里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现了诗人为民着想的博大胸怀。唐代诗人白居易自己穿了新制的绵（丝棉）衣，便想起天下的“寒人”，他在《新制布裘》诗中写道：“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重，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肢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为天下人着想的道德人文精神，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脉所在。
我们还应提到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在这方面，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古代哲人认为，人们应当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始原。《老子》书提出“始原”观念：“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注：《老子》25章。）这里的“物”，并非指哪一个具体之物，而是说有那么一个东西，它在天地产生以前就有了，可是人们无法掌握它，如是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那就叫它“道”或者勉强叫它“大”吧。具体事物从“道”中产生，然而“道”并未消失，它继续养育万物，使得万物得以生长、发育、成熟。庄子接着老子讲，天地万物的“始原”可以称之为“道”。《庄子·大宗师》用文学的笔调描绘了“道”才是世界的本体。有这样一段名文：“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知北游》中又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又将“道”视为宇宙万物不得不为此的规律。探索自然和宇宙之道，是中国哲学永恒的主题。
古代哲人们还认为，探索宇宙的“真理”，目的是提高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例如生死问题，如果从“道”的角度看，天地万物都是气的结聚，人的生命亦然，“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注：《庄子·知北游》。）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可是人们总是为生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又为生命的终结而痛心疾首。在庄子看来，从生到死，从死到生都是自然之气运行的结果。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哲学有很深的洞察。什么是自然？《庄子·应帝王》中讲了一个故事：南海之帝名叫倏，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名叫“浑沌”。浑沌很友善地对待倏和忽。倏和忽想报答浑沌的恩德，就“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饮食和呼吸，可是浑沌都没有，我们不妨给它凿开七窍。”他们每天为浑沌凿开一窍，第七天浑沌死。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自然是整体，是不能加以分割和破坏的。自然的特点是恬淡、虚静、无为。按照自然之理来观察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也必须学习这些特性。当人们领悟并在实践中具备了这些特性的时候，就会出现“人和”与“天和”的境界。“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注：《庄子·天道》。）所谓“天和”即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强调了“人和”，而道家则补上一课，除去“人和”外还有“天和”一面，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虽然是古代的产物，但它作为关于世界普遍规律的表述，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有现代价值。
以上只是从民族的文化这个角度，论述道德人文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这些，如果使大学生有所了解，我想对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创造性思维都是大有裨益的。
四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
在西方曾经出现过人文主义思潮，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具有特殊的含义。例如，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其内容是恢复和发展希腊古文明的人文精神，促使人们从中世纪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曾经产生过新人文主义，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失衡，社会出现了过分追求功利的价值趋向，于是明智之士提出用人文思想来挽救社会危机。到20世纪四十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美的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们反思：为什么新的科学技术被扭曲、转化成为德、意、日法西斯的武器，用来发动侵略战争和残害无辜的和平人民？人们得出结论：只有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体现正确价值趋向的人文主义作为科学技术的依托，这样，科学技术才能成为人民的福音，而不致变成残害人类的毒物。由此，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欧美许多大学都在试验如何开展人文教育，并使之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规则中体现出来。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必然提出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问题，这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有自身的社会主义特色，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另一方面，高校的学术水平、管理水平、教育水平都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孤立存在，它们要求与世界接轨，具体地说，就是：中国亦应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因此，我们也不能忽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问题。
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具有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同时也是现实所需要的，一句话，它的含义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指高尚的精神境界。人文精神的培养正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不能划等号。科学精神是探求未知问题，实事求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神。高校专业教育就是科学精神最好的体现。在高校不能用人文精神代替科学精神，也不能用科学精神去排斥人文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过，由于人文精神长期被忽视，它主要是精神领域的活动，不能直接地产生物质成果，因而在一定时间内对人文精神适当加以强调，是有必要的。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所以必须结合，因为科学技术需要引导。科学家们说，人创造了科学，人有能力去引导科学。对科学的引导，政治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只靠政治还不够，因为政治所解决的是科学与国家政权关系的问题。至于科学技术创造中的学风问题、个人与科学群体的关系等问题等，要靠人文精神去引导。
人文与科学结合之所以需要，还因为这是为人才培养模式所决定的。我国要培养的高质量人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是“四有”人才，是既能创造美好生活又能正确享受生活的人。高质量人需要有科学技术的专业知识，还有另外一面，人对生活的正确理解，善于调节人生的酸甜苦辣，主要靠人文精神的修养。可以这样设想：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不论知识经济如何受到人们关注，人永远不会物质化到失去自己的思维与感情。这里不能不提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叫做“人学”，阐述人的特点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惜这方面的内容长期被人们所忽视。
总之，在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使它深化，需要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也就是说，宽口径的专业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结合。将人文精神有机地适当地渗透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去，许多老师在这方面已有实践经验，对此加以总结，进行研讨和推广，这是大家热烈盼望的。
五 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感情的陶冶
文化素质教育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感情教育，或称美感教育或美育。
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很重视感情教育，认为教育的三个层面都不可缺少，它们是：知——知识与认识能力；情——情感、审美能力；意——意志、志向、理想。
古代教育家认为，如何对待感情世界，因人而异。“圣人调情”，圣人能合理地调整自己的感情。“君子制情”，君子善于克制自己的不健康情感。“小人纵情”，小人放纵自己的感情，忘乎所以，流于庸俗。这些论断，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
人的感情有社会性，也有个性。人的感情世界颇为复杂，对青年来说，他们有充沛的感情，但由于知识和阅历不多，他们的感情往往是稚嫩的、不成熟的、矛盾的。因而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应当含有感情教育的内容，帮助他们培养健康充沛的感情，提高他们的感情调节能力和审美能力。
在感情教育中需要注意人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感情世界，其中有些与时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有些则与人的心理、境遇、性格、爱好等方面有关联，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不能简单化。人的感情世界并不是神秘世界，是能够理解和加以引导的。许多教育界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们感情的陶冶与疏导，有重要的作用。我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我从中学时期起就喜欢读北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我逐渐明白，范仲淹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人的感情怎样才能专一而不受外界的干扰？这要靠人的信念，用信念去调节感情。他的信念是这样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
苏东坡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任何人都有愁闷，青年人也有，甚至比老年人还要多愁善感。这需要疏导。感情的疏导，只讲道理是不够的，如能寓理于情，效果会好些。我有一点体验，当我愁闷时，喜欢朗读南宋时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从开首“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到最后“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觉得心情舒畅多了。我并没有因为读李清照的诗词而成为悲观主义者，相反，这种写“愁”的佳作却有助于消解我心中的愁闷，从而使感情的河流畅通起来。
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去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他们学会调节自己的感情。在这方面似乎不必过多的忧虑，担心他们受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我觉得，学生读名篇佳作，对他们会有教益，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的。
关于感情教育，不仅是文学，还有艺术。据报载，今年4月3日，李岚清副总理考察中央美术学院时指出，“从古今中外历史看，美育无疑是对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品格修养、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还说，目前，音乐普及教育在我国许多高校已有良好的开端，吸引了大批学生。他要求艺术院校把美育普及工作开展起来。
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已进行了近三年时间，取得了共识和经验。高等教育界的许多同行们都有这样的前瞻：再过十多年，到2010年，当人们再次总结文化素质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时，他们将会衷心地感谢20世纪末中国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们，感谢他们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使后代受益非浅。在此过程中，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也找到了一条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大学生精神营养的渠道，这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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