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求同、互补、共荣——近12年粤港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粤港论文,互动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共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香港而言，“九七”是150多年以来社会政治发生最根本、最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而对于广东而言，也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香港回归，粤港衔接成了香港、广东两地的热门话题。在探讨香港“九七”回归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及其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的关系时，很有必要探讨高等教育在此变化中的情况及其意义，并由此展望二十一世纪两地的高等教育前景。
一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宣告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将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12年来，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经济和社会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香港发展变化的最直接、最重大的因素当然是九七回归，其次就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影响。广东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因则是改革开放，但香港回归也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两地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的差距都日渐缩小，这显然对香港主权顺利移交和主权回归后保持其繁荣稳定起着十分积极的影响。考察这些变化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经济上的最大变化就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广东是这一变革中得益最早、最大的省份，香港也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广东作为沿海开放省份，有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是改革的前沿，五个经济特区有三个在广东。因此广东的改革在全国走在最前、开放度最大，其经济发展速度也最快。香港经济也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数以万计的香港厂商，到内地投资办厂，其中80%以上是在广东。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的大幅度增加，使经香港转口的货物量急增。香港厂商因此得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转口中获取巨额利润，还把大量“夕阳产业”转入内地。这些不仅大大促进香港经济的增长，也促进香港经济的转型。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香港企业界增强了在内地投资的信心。不仅中小企业家继续到内地办厂，香港的主要大财团也纷纷向内地投资。而且，投资的项目从单一的人力密集型工业，全方位扩大到能源、交通、商业、房地产、金融、高科技等领域。可以说，广东和香港的经济，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境地了。
表1：1984年和1994年广东、香港和深圳人口及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广东年鉴》1991、1995；《香港经济年鉴》1985、1994；《深圳特区经济年鉴》1986、1995。
可以看到，在这十年里，香港的经济稳步发展，广东的经济则突飞猛进，两地差距日益缩小。据统计，广东省在1981年到199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4.5%；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经济特区，其发展速度更是令世人惊奇不已，15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30%。现在，深圳的人均收入居全国首位，实际生活水平正逐渐接近香港的水平。
在政治上，这十余年两地最大的变化，是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殖民统治使香港人长期淡化政治意识、民族意识，然而“九七”回归使港人强烈感到政治竟与自己那么息息相关。十多年来，香港政治气氛迅速浓厚起来，民主化的脚步也大大加快。衔头政治、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中英政制之争等等令人眼花撩乱。而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摆脱了“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统治，“把经济搞上去”成了头等大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所有制的多元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也是必然趋势。尽管多种原因使这一进程显得很缓慢，但谁也无法否认，现在是新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政策最宽松的时期。
社会、文化的明显变化是两地交往日趋频繁，生活条件日益接近，文化趋向于融合。香港本来就是广东的一部分，其主要居民来自广东，香港的本土文化就是岭南文化。人、财、物信息的交流激增，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香港的电视广播覆盖整个广东省，收视率几乎可以和本省及中央电视台争高下。在内地人看来，香港文化和广东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二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这些变化必然引起教育的变化。十几年来，两地的高等教育都发生十分明显的变革和发展。
广东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要表现在：
1.高等教育体制发生重大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此之前，广东已经在局部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十几年来，主要的改革包括：
改革投资体制——从政府单一渠道，向政府为主，社会力量、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和私人、学生交费等多渠道发展；
改革办学体制——从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办学，向中央、省、市三级办学，允许社会力量和私人办学转变；
改革管理体制——从中央集权向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转变，从政府过多干预转向部分权力下放给高等学校；
改革招生、就业制度——从国家统一招生向逐步推行“面向社会、自主招生、择优录取”转变，从国家统一为毕业生安排工作，向学校推荐、指导毕业生就业转变；
改革校内管理体制——实行教师聘任制，后勤管理从“供给制”向企业化、社会化转变，等等；
改革教学管理体制——从学年制向学分制转变等。
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广东无论从强度、深度和广度上，还是时间上，都处于全国的前面，对全国的高教改革起着试验、示范的作用。
2.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的发展。“文革”后，广东高等教育的规模在全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在全国30个省、直辖市中排第22位。1979年全省只有高等学校29所（包括海南行政区的两所），在校生42160人。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级人才。1983年3月，广东省作出《关于努力开创我省教育事业新局面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1]1983年8、9月以深圳大学、汕头大学正式招生为起点，广东掀起一个以中心城市举办普通高等学校的热潮。这一热潮被称为“新大学运动”。1983～1993十年间，广东省增加了18所高等学校，其中12所是中心城市所创办。至今，还有番禺、顺德、南海、珠海等一批城市希望拥有自己城市的大学[2]。十几年间，广东还复办了一批高校，各校规模、层次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和提高。最近，经过调整，广东现有普通高等学校42所，其中本科院校26所，专科院校16所，招收研究生的院校16所；在校学生15.75万人。使广东高等教育的规模，跃升到全国的第11位。
3.改革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改变人才培养的模式。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改革过去计划经济下专业设置过窄、轻视应用等弊病，专业设置面向市场需求，并参照国际先进经验，改革教学方法、内容，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4.对外交往频繁。在开放政策下，广东高等教育从过去自我封闭的状态走出来，与国外、港澳台的高等学校建立各种密切的联系，开展各种方式的联合办学、互派教师学生、联合科研等双向交往。
香港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主要有：
1.高等教育的层次和规模有“突进式”的发展。七十年代，香港18～23岁的青年能够进入高等学校的只占4～5%，八十年代初也不过9%。大学学额不足，是香港教育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到了1990年7月，香港行政局通过了一个“突进式”的高教发展计划，提出在1994～1995学年度，使香港适龄青年修读学士学位的比率从原计划的12.9%，提高到18%，加上大专学额，足可以使25%的适龄青年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于是，除了1988年筹办的科技大学提早在1991年招生外，理工、城市理工和浸会都在1994年升格为大学，岭南学院和由几所教育学院合并的香港教育学院也准备升格为大学。这种“突进式”的发展，除了因经济转型和发展高科技外，针对“九七”的政治因素也十分明显[3]。
表2：十年来粤港深三地高等教育发展
广东香港 深圳
1984年 1994年 1984年 1994年 1984年 1994年
全日制普通 37 47 78 13
高等学校数
在校学生数5.8314.291.347.040.070.37
注：香港高校及学生数只统计政府资助和认可的高等学校。
资料来源：《广东年鉴》1991、1995；《香港经济年鉴》1985、1994；《深圳经济特区年鉴》1985、1995。
2.校园掀起民主化浪潮。《香港教育条例》明文规定：“禁止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第93条）。但面临主权回归，香港大学生从淡漠政治，变为对政治非常敏感。随着“九七”的临近，香港社会“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掀起，高校校园也不是“世外桃源”。校园的政治活动、“民主浪潮”也时有表现。
3.加强与内地的交往。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联系和交往，不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广泛、深入；不仅与相邻的广东高校交往频繁，还与内地名牌大学建立各种关系。
4.开始重视科学研究。1993年11月，香港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UPG，现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高等教育：1991～2001年》的中期报告，就跨越九七及二十一世纪的香港高等教育提出不少建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认为香港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有一个重大转变。具体措施包括：在香港高等学校建立“卓越学科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增拨科研经费；增加研究生名额并扩大招收外地研究生达到三分之一的比例等。在此之前，港督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在香港建立科技园。香港科技大学一个投资5000万元的电子实验室即将启用。这些都说明随着香港经济转型和主权回归的接近，高等教育开始从忽视科学研究向重视科学研究转变。
5.一批内地人才进入香港高校。由于各种原因，1990年以来，一些在欧美留学、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中国学者进入香港高校谋职，还有相当数量的由内地高校委派的学者在香港高校合作科研。内地大量层次较高、年轻有为的学者的到来，不仅加强了香港高校的科研力量，而且有助于两地高等教育的沟通了解。
以上分析可见，《中英联合声明》签署12年来，广东和香港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都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原因复杂、程度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两地的差距在明显缩小。这是对香港主权回归、平稳过渡和保持繁荣稳定十分有利的。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十几年的变化也是朝着缩小差距、携手共进的可喜方向发展的。
三
在香港回归的现实和前景中，粤港高等教育需要而且可能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十分关注的。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创新、文化继承和创建、社会服务等四大功能来看，可谓任重道远。择其要而言之，广东省在全省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相对处于劣势、高等教育规格和层次仍然落后于京、津、沪、江、浙、鲁、疆和东北三省的情况下，面对全面开放、人才开始回流、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方式转换和港澳回归等态势，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提高其层次和质量，已经是十分迫切的需求。
香港在殖民统治下，殖民政府奉行高层人才由宗主国培养和委派的政策，有意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使香港高等教育从量到质都满足不了社会需要，而且功能很不健全。近年虽有很大变化，但英政府也还是为了他们在远东的利益，运用他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培养他们的代理人。目前香港行政立法两局的华人议员和政府高级华人官员，“几乎全无例外接受过英式教育”（其中绝大部分毕业于香港大学）[4]。香港主权回归，实行港人治港，香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香港各行各业的高级人才。从一定意义上说，香港未来几十年的前途如何，就在于香港高等学校能否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和足够数量的高层次人才。
其次，香港过去不重视科学研究，不重视文化建设，今后香港的高等教育必须加强高层次的科学研究，大力发展人文科学，以便在香港产业转型、文化重构和创建中起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清除殖民文化、构建新时代的香港文化的需要。当然，香港高等教育在高新科技方面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适度发展，同时注重利用内地高校的基础，做到优势互补，还是全部自己从头搞起？我们认为前者更有利。内地高等教育尽管并不完善，但专业学科齐全、教师人才济济、科研能力强大、文化根蒂深厚、总体优势明显。香港发展高等教育，加强与内地的联系和合作无疑是一条捷径。广东在与香港的关系上有地缘和人文上的优势，两地的高等教育必须研究如何把合作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第三，香港高等教育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在中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中，作为窗口和桥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积极作用，还可以在一些领域上为内地培养人才。
近年，粤港两地对经济、交通、通讯、金融、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如何实现衔接进行热烈的探讨；教育界也在研究衔接、一体化的可能性。应该指出的是，粤港两地经济上已经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人、财、物、信息的交流很通畅，因此实行经济、交通的相互衔接，进而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实践起来就比较容易。但是从政治体制看，两地实行的是两种制度，而且50年不变。教育受经济政治的双重制约，教育的衔接并不象经济衔接那么容易，也不象政治衔接那么困难。教育的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互动的。政治沟通的基础是文化沟通，教育衔接是政治衔接的中介。衔接和一体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是二十一世纪要达到的目标，但不能指望在香港主权回归后不久教育就会衔接起来。衔接也好，一体化也好，都是要建立在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的，不能有损哪一方的利益。所以，正确的态度是积极而又慎重，看清需要和可能，一步一步去实现。下面几条建议，也许可供两地高教界参考：
1.加强沟通，加深了解，正确认识双方的优劣势。
尽管现在两地的交往比十几年前多得多，但相互了解还远远不够。不论香港高教界，还是广东高教界，彼此的了解都还很有限，还存在许多偏见和误解，对自己和对方的优劣势也不甚了然。因此，加强沟通了解仍然很有必要。
2.相互借鉴，优势互补。这方面包括体制上的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联合办学，合作科研，专业学科优势互补；师资、图书、信息、实验室和科研设备等的资源共享；加强高教理论研究的合作，等等。例如，香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5]、多元化，高等学校自主办学等[6]，都很值得广东借鉴。而广东高校在人文学科和科学研究的许多优势，也可供香港利用。另外，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等高教决策、咨询和学术机构中减少英国色彩，适当补充广东和内地的专家参与，同时继续保持国际性，也很有必要。
3.积极互动，缩小差距。包括观念上的、体制上的、规模上的、层次上的、质量上的差距，都要逐步缩小，这些差距要靠互动来逐步消除。互动要注意保持自己的优势，克服自己的弱势。特别要指出的是，目前广东高等教育总体上在全国没有优势，缺乏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学科、专业、科研成果、理论创新、专家学者，规模、质量、设备等也有一定距离。由于教育合作主要是信息和人员的交流，不容易受时空的限制；而经济合作主要是物质的交流，要受交通、能源等的制约。因此香港高校很容易就舍近求远，跑到内地去寻找更强的合作伙伴。教育的合作同样要讲实力，广东高教努力提高自己，形成足够的优势，是粤港高教衔接的前提。广东最近提出的高教发展“九五”规划是一个符合实际又雄心勃勃的计划。实施这个计划，将大大提高广东高等教育的实力。
4.以更广阔深远的视域看粤港高教衔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高等教育，从今后二三十年粤港澳和整个中国以至东南亚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来考虑粤港高教的重任，加深对两地高教衔接、一体化必然趋势的认识。香港的有识之士，也提出香港高等教育必须“跳出香港，面向中国及亚太地区，扩阔视野，提升素质”[7]。甚至还可以缩小一点，从包括港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城市带的崛起，也足以看到粤港高等教育衔接的重要性。广东正面向二十一世纪，实施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战略。其中，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这五个城市将起关键作用。因此，在脚踏实地去实践以上三个步骤的同时，第四步是站在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经济带建设的角度上，统一考虑粤港澳高等教育的布局和分工合作，逐步实现粤港澳、珠江三角洲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尽管这需要3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我们不能没有这种高瞻远瞩的目光。
注释：
[1]李修宏、周鹤鸣主编：《广东高等教育1949～1986》，广东高教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2]杨移贻：“新大学运动——广东中心城市举办普通高等学校的经验、问题和对策”《高教探索》1995年第四期。
[3]吴福光编著：《港澳教育评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编《香港教育透视》。
[5]程介明：“高等教育中的国际色彩”《信报》1994年3月9日。
[6]非灼文：“跨越九七的香港高等教育发展蓝图”《信报》1994年7月20日。
[7]唐英年：“由量而质的改善——香港高等教育的前瞻与寄望”《联合报》199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