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1978 —1998年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7%， 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已明显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经济增长由原来的供给型约束明显转向需求型约束。这些特点决定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在结构与运行机构等多方面与传统的均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原有的经济计划的作用和政府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市场的因素和消费者行为的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的关键。
一、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和类型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与应用，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广泛开始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世界贸易活动、大量引进资金、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而且也不断地学习、吸收和借鉴有关的西方经济理论以及分析与研究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并根据中国的国情与需要进行改造和应用。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目前关于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和运用已相当深入和广泛，在现实的经济分析与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利用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经济问题，不仅是学者和学术机构经常采用的方式，而且也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认同，目前许多的政府政策、规划和计划，都是在利用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基础上完成的。事实表明，经济模型的运用的确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水平，而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也是部门与经济研究机构不断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和基础。
建立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再认识的过程。首先，建立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一个首要关键，就是要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结构。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虽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与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渐有了较大的不同，但从本质上讲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以政府的政策导向为主的。这种经济运行机制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行，是以供给为核心的。也就是说经济总产出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产出能力的高低，即受供给能力的制约。因此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主要反映的是产出能力决定经济增长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可投入的资源和资金，以及对应的技术水平，是影响模型输出结果的重要因素。而需求行为、人的消费行为等常被忽略。正如许多经济专家所评述的，中国传统型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型。这种情况到90年代中期基本都是适用的。
到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多领域内明显供过于求的现象，中国经济首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下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这不仅表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开始出现变化，而且也表明经济体制转变的作用开始明显实现，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反映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状况的宏观经济模型，要重视反映这种市场经济的作用，要加强对需求作用和人的行为作用的考虑。对需求的考虑一般是按照标准的经济理论展开的。即把总需求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每个部分逐步分解展开。这里说按标准的经济理论展开，并不是说完全是按西方经济理论体系进行的。实际上，在具体的每个模块和方程上，应充分考虑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事实上中国经济和西方国家经济的确有较大的不同。如中国的公有制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特点决定了国民收入中国家和集体占有相对较大的部分，因此在中国的消费行为中不仅包括居民的消费，还包括政府消费、社会消费。
其次，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要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中国的经济是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的，而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混合的阶段中。这种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既不是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健全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因此如何恰当把握宏观经济模型的运行机制，如何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达成合适的平衡，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是具有共性的。根据这些具有共性的基本经济理论，可以确立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框架。这个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框架一般分为生产、人力、收入、消费、投资、财政、金融、价格、贸易等若干个模块。对于一个研究具体问题的宏观经济模型，一般根据研究问题的目的不同在有关模块的设定和选取上也有所不同。但相关的基本理论，在构建具体方程过程中仍可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消费和储蓄理论表明消费取决于收入、财富和利率水平；收入理论表明工资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生产理论表明产出取决于要素投入水平和技术水平。这些基本的理论对构建中国经济宏观模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差异是大量存在的。如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行为不是西方投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的。其原因是多方面而复杂的。其中一个主要情况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的公有制体制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性，使得企业对资金使用的成本很低，导致对资金需求的无限。由于资本是国家的，注入的资金是国家的，因此如果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亏损或对银行形成坏帐，最终也是由国家来承担。这种银行的作用似乎就是国家的出纳员，仅是执行国家的信用计划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银行都把风险归到国家身上。因此，利率和信用水平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并不构成主要的约束。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状况到目前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改革使银行和企业都成为独立经营的经济利益主体，一方面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开始追求自身的利益，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开始与政府脱钩而独立面对市场，国家作为企业保护伞的作用大大降低。但是，情况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一方面，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加上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很难明确的问题，使得政府和国有企业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出面解决企业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银行经营与管理的水平有限，识别风险的能力较低，使得银行的经营效率非常低下。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表明，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不是短期内能顺利完成的，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由上所述可以看到，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正处在转型期，大量存在许多各种不同的不确定性因素，经济结构尚不稳定。因此，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经济模型是很困难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分析和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的特殊性，才能不断改进宏观经济模型。
从实现的模型理论与技术方面来看，经济计量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目前都有较广泛的应用。近些年CGE 模型（一般均衡模型）和依据协整（Cointegration ）理论的宏观经济模型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应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分别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室和荷兰中央计划局合作，构建了两个中国CGE 模型； 同时与国际知名计量经济学大师牛津大学DavidHendry教授合作，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协整模型（季度）。
从时序特点方面来看，宏观经济模型主要有年度模型和季度模型两类。其中由于中国的关于宏观经济的季度数据的统计尚不完善、比较缺乏，因此季度模型在应用方面目前受到较多的限制。目前宏观经济模型多数采用的是年度模型。
在模型的研制方式上，国内机构与国外机构合作研究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所采用的模型，主要是从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劳伦斯·克莱茵（Lawrence Klein）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进行的一个合作研究项目——中美日宏观经济连接模型开始的。在这个合作项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与刘遵义教授，共同承担了研制中国大型宏观经济年度模型的任务。研制该模型有两个目的：一是用于与美国模型、日本模型及世界其他模型的连接，以研究中国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二是用于中国经济的分析、预测和政策模拟。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日趋完善，在顺利用于中美日连接模型的同时，从1990年开始，正式用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
二、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与政策分析
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利用宏观经济模型来进行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的明显趋势。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课题影响最大。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由著名经济学家、当时的副院长、现在的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直接领导，由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教授具体负责领导组织进行，并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合作，利用中国宏观经济年度模型，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工作，撰写预测报告，定期公开对外发布预测结果。第一次预测研讨会于1990年秋季召开，与会者来自国内多方面的政府部门、经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并向会议提交了各家对当年和下一年中国经济形势的预测和分析，引起了国家有关经济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注意和重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并获得了国务院总理基金的资助，研究经费有了保证。从那时起，每年定期举行春秋两次预测会，会议前先将预测结果和对策建议报送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作为参考，提交秋季预测会议的论文被收进《经济蓝皮书》，每年的年底前出版。《经济蓝皮书》到1998年底已连续9年出版， 已成为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关于中国短期经济形势分析的出版物。该书曾有几年被转换成繁体字在台北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已连续两年由香港大学翻译出版。现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日常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整个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不断维护和改进中国宏观经济模型。而这个模型的基础，就是上面谈到的与克莱茵（Lawrence Klein）教授和刘遵义教授所进行的合作研究项目。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的预测分析报告，首先是对当年和下一二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提出预测，主要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各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价格水平、居民收入和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与支出、居民存款、货币发行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多项指标。然后在定量预测的基础上，提出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要注意的情况，并进行深入的分析。报告最后要提出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有关政策建议。这个预测报告目前在国内外都是有一定影响的。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其它研究所，也参照《经济蓝皮书》的做法，每年定期开展有关社会、农村、国际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分别出版《社会蓝皮书》、《国际形势蓝皮书》和《农村绿皮书》等。
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外，国家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中心以及国家统计局等机构，都有专门从事经济分析和预测的研究部门或课题组，并都是以宏观经济模型为基础的。这此机构或课题组所做的经济分析和预测工作，目前在中国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对现实经济进行分析和预测外，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领域是相当广泛的。从应用的有关方面来看，涉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析和预测，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与研究，经济计划与规则的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产业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与评价，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研究等。特别是在编制国家中长期计划时，宏观经济模型曾发挥了重要的工具性作用。这种有关的研究一般是国家政府部门委托给有关的研究机构专题进行。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京文教授牵头的课题组，先后展开了一项以宏观经济模型为基础，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报告，给出了中国从现在至205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这两个课题研究总的结论是：到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达到1980年的约6倍，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完全实现政府的计划目标；到2010年，人民生活水平几乎全部达到小康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将比原规划提前20年于2030年或稍后实现；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将进入世界各国的前列。总的看，从现在到2050年这50多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重大质的变化时期。在未来半个世纪里，中国将完成全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将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综合国力将跃居世界最前列，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大幅度提高，成为一个富裕和高度文明的强国。这个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10年，GDP年平均增长率约在8%左右的水平上，以1995年价格计算（下同），GDP总量将会达到近20万亿元， 人均达到约1.4万元。这一阶段， 大中型城市和部分沿海地区中小城镇将普遍完成工业化，开始向后工业化或信息化社会转变。同时工业化过程全面向农村推进。
第二阶段：2011—2030年，GDP将以年均6 %左右的速度增长， 到2030年，GDP总量将会达到62万亿元，人均达到约4万元。那时，中国将全面完成工业化，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信息化，科学技术全面接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部分领域世界领先，经济技术总体实力居世界前列。人均生活水平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部分地区和大中城市的生活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三阶段：2031—2050年GDP年均增长仍可望保持4%—5 %的水平上，到2050年，GDP总量可能达到153万亿元左右，人均达到约10万元。到那时，中国科技水平全面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若干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国民经济将全国信息化；生态环境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中上等水平。（详见《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李京文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另一项较成功的研究，是利用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的有关问题。产业政策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效应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里，产业政策通常是国家指导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对产业政策的效应进行评价与分析，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产业政策究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是许多人都关心的事。为此，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承接了总部设在巴拿马的“国际经济增长中心”（InternatimonalCenter forEconemic Growth）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的研究课题，对1979 —1988年期间中国产业发展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这项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多部门的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基础上的。用此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此项研究成果，得到了美国东西方学者的充分肯定，提出应将此项研究加以扩展，以期得到更丰富的结果。为此，扩展后的研究设计，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94—1995年的院重点课题。在研究中，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其他重工业（主要是机械制造业）、建筑业、商业交通运输邮电业等8个产业部门。 得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要使其经济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快发展，使产业结构较快升级，并使经济尽快获得规模效益，政府必须发挥重要的组织与引导作用，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政策，对产业发展给予指导。对基础设施部门，必须由政府给予直接强干预，包括财政直接投资，给予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使之加速完善起来，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与条件。对于规模效益很强的产业部门，如铁路、钢铁、汽车、石油化工、主要建材等，只依靠市场和企业投资，靠其自身积累，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展起来，而且会严重损失规模效益。因此，在起步阶段政府应该参与并进行适度干预。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方式和强度上应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基础薄弱，对外开放度低，市场发育程度差。在发展初始阶段，政府对工业化进程进行适当干预是必要的。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和企业具有了较强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以后，政府应及时从直接干预中退出来，转为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适宜的法律环境和竞争机制，提高产业效率。
第三，通过模型模拟可以发现，中国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并没有在最佳轨迹上运行。如果能够采取更为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更加注意合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使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则经济增长将可更快，质量可更高。1988年出现的高通货膨胀并非因为增长过快而直接引起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使政府不得不被迫进行大规模经济调整。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从1984年起，政府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加强基础产业的产业政策相配套，不仅1988年的经济过热及随后的大调整有可能避免，而且经济增长还可以再快些。
第四，中国经济在经历过1988年下半年到1991年的治理整顿后，从1992年开始又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80年代的经验教训仍适用于90年代。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基础，也为更好地执行合理的产业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详见《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汪同三、齐建国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宏观经济模型还成功地运用到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的规划上。通过国家宏观经济模型和区域经济模型的结合，可以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和预测，进行国家宏观经济同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模拟分析。在对某省会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充分利用了宏观经济模型的作用。模拟分析了在不同方案下该市未来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等情况。在定量测算基础上，制定了政府未来的经济发展计划，并确定了具体的定量经济指标。通过模型制定的经济指标，虽然不具有绝对的准确性，但在指标形成的经济结构上是合理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种决策方式，比以往主要靠一些领导人的主观臆断方式相比，是个很大的进步。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发展
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实际上在此之前，市场经济问题已经早被提出。在八十年代，它被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1992年初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发表了如下看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6 月江泽民指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因此，以邓小平1992年初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同时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变的过程。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新的部署，提出要推动改革进一步的深化，到2010年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开始中国在财税、金融、外贸、外汇、投资、国有企业以及政策机构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深层次的阶段。到目前，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市场经济的机制已开始明显发挥重要作用。据统计，目前中国的95%以上的消费品和80%以上的投资品，主要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实现调节的。
在金融体制方面，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重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制；从1994年起实行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 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199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这些改革对于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中央银行调控和监督、国家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多种金融机构合作、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新的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外贸体制方面，进行了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以适应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运行机制为目标的多方面改革。对数千种商品进口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关税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继续扩大外贸进出口，加强引进外资工作。加大大型企业外贸经营权登记工作力度，简化其它大中型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手续。1998年10月1日，外经贸部以第一号部令的形式， 发布了《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并自1999年元旦起施行。目前已批准经营外资的内资企业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初步形成。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全面推向市场，是1994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中心环节。为此，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从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政方针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199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金融体制和政府机构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首先，199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对重点行业进行了调整和改组。其次，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1998年国务院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一些部委撤销或改为国家局，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政企分开迈出了关键性步伐，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所办经营性企业已全部移交地方，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企业脱钩工作也已如期完成；建立了国有企业的稽查特派员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而政府职能的转换与政府机构改革密切相关。1998年进行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减弱政府计划的作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15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 新组建4个部、委，保留的有22个部、委、行、署。除国务院办公厅外， 国务院原有组成部门为40个，经过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为29个，人员编制压缩一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其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新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增强了宏观调控职能，减少了承担的具体事务管理的职能。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制定调控目标和政策，进行价格、投资和国家物资储备等方面的管理。
为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确立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原则：首先，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多年来围绕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的要求，政府向企业下放了许多权力，但两者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仍然是投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政府部门仍然直接向国有企业投放资金、审批项目，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属物。因此，机构改革必须将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放在割断政府——企业之间的投资联系纽带上，使企业通过市场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其次，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调整政府机构设置，进行结构性改革。明确和加强宏观调控部门，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处理好计划、财政、金融、国民经济运行等方面的关系。尽量压缩和减少以产品为基础设立的专业经济部门，减少对企业的条条管理和约束；加强社会服务部门，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第三，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集中于中央，为了制约权力过度集中在某一部门，就把一种权力分割开来，分到两个或更多的部门行使。事实上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种制度设计弊端很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向地方、企业和社会下放了大量的权力，政府对社会和企业的具体审批事务大大减少。
这些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措施，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体制迅速的变化与宏观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下的习惯和工作方式，不是能够在短期内就能彻底改变过来的，一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对市场经济的改革存有较大的抵触情绪甚至设置阻力。因此，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并非是在短期内能够完善起来的。
政府计划部门职能作用的减弱，始终与企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弱化政府计划的作用早在1978年实施改革时就开始了。1978年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从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利润留成制度、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不断深化的改革过程。经过20年的改革，目前绝大部分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已被取消，绝大多数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纳入市场调解的轨道。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不断加强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每年全国人大都通过许多经济法规，不断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经济行为，其中也包括规范政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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