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民族政策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政策论文,新论论文,炀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隋炀帝民族政策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他不简单粗暴地诉诸武力，而是在军事威慑的基础上，重视用灵活的经济手段和丰厚的经济利益吸引各少数民族内属，使其自愿地与中央王朝建立从属关系，并用强大的文化优势加以维系巩固。与一味依靠武力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相比，隋炀帝的民族政策显然具有历史进步性，而且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也较为成功。
【关键词】隋炀帝 民族政策 经济文化交流
隋王朝虽然只存在短短的37年，却辉煌地结束了近400年的分裂割据，以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引人注目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及隋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大成功时，往往只强调隋文帝的作用，而同样在此问题上有过巨大贡献的隋炀帝却被遗忘了。1000多年来，隋炀帝被定性为残暴无道、荒淫无耻的亡国之君，似乎他在偌大的历史舞台上只是扮演一个荒唐的丑角，完全抹煞了他叱咤风云、光彩照人的一面。本文无意对隋炀帝进行全面的评价，仅从他处理民族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新颖思想和独特视角出发，揭示隋炀帝那些“荒唐”行为后面隐藏的合理内容，从一个侧面复原历史上隋炀帝的真实面貌。
一
隋朝建国之初，民族问题较为突出，民族矛盾尖锐激烈。以北方的突厥为中心，加上吐谷浑、高丽，对隋王朝形成强大的弧形包围圈，他们不愿内地出现统一强大的政权，屡屡侵犯隋朝边境，阻挠隋朝对南方陈朝用兵。开皇二年（582），拥有“控弦之士四十万”的突厥大举进犯，“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①]，直接威胁隋王朝的生存。
隋朝统治者以关陇世族集团为主体，隋文帝出身于北魏六镇，一家数代与鲜卑族通婚，与鲜卑统治集团的政治联系、婚姻关系根深蒂固。他的重臣大将，也大都具有相似的背景。与少数民族的姻亲关系，长期共事乃至并肩战斗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与少数民族有了一定感情，更重要的是，“严华夷之防”的观念已被淡化，对少数民族较为深刻的了解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民族偏见。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隋文帝才能吸取历史教训，以“抚育四海”、“义兼含育”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上，隋文帝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态度，不像前代统治者那样完全将其视为不可理喻的异族，而是用儒家礼义道德的政治伦理原则与之相处。隋文帝曾说：“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抚育，俱存仁孝。”[②]即使采用战争手段，也是强调出塞对突厥用兵是为了“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卧鼓息烽，暂劳终逸”[③]，以战止战，达到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的目的。可见，这时的少数民族已被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不再被简单地看作孤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化外之民”了。
隋炀帝即位之后，全面继承了文帝时期积累的大量财富，获得开拓疆域、建功立业、在民族问题上有所作为的物质前提；开皇年间的许多旧臣，也是炀帝决策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富于开拓进取精神，整体素质较高，在协助炀帝处理民族问题时，能够总结文帝时期的成功经验，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使炀帝获得了择善而从的机会。
在民族政策上，炀帝与文帝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明确了“弗动兵车”、“混一戎夏”的思想，树立了“无隔夷夏”的观念，积极地吸引、笼络少数民族，力图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当中。具体采用的策略，就是以军事威慑为基础，用丰厚的经济利益招抚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主动建立臣属关系，同时用强大的文化优势加以巩固。与一味依靠武力相驱逐和粗暴的民族歧视政策相比，炀帝的这种政策显然进步得多，并在炀帝解决突厥、吐谷浑问题，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二
炀帝民族政策中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灵活地运用经济策略，成功地达到了“弗动兵车”而“混一戎夏”的战略目标。
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中，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似乎是由政治与战争的形势所决定的。但纷纭复杂的和、战局面之后掩盖的则是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冲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游牧经济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往往导致游牧民族以战争的手段向农业经济区掠夺农产品、手工业品，而中原王朝也采用军事征服的方式攫取游牧经济区的马匹和畜产品，经济利益是维系与制约双方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战争与和平的终极目的。因此，在民族关系中，经济因素具有最本质的地位，同样由于这个原因，经济联系较之军事征服下强行建立的任何关系都持久、牢固。炀帝重视用经济手段建立和巩固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隋王朝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这是他在处理东突厥等一系列民族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般而言，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最普遍的经济联系是互市。隋文帝时，突厥“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④]。通过互市贸易，双方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少数民族用马、羊、牛等畜产品交换隋境内生产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这种以物易物的经济交流对双方都很重要。大业初年，炀帝巡幸榆林时，宇文化及、宇文士及“违禁与突厥交市”，在皇帝出巡这样重大的国家政治活动中，宇文氏兄弟仍不忘顺便从互市中捞取利益，可见这种经贸关系在当时已相当普遍，获利丰厚，同样也深受少数民族欢迎。当然，宇文氏兄弟的互市贸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隋王朝的政治形象，难怪炀帝“大怒，囚之数月”[⑤]。大业六年，炀帝派将军薛世雄率军在汉旧伊吾城东修筑新伊吾城，引起少数民族的猜疑和骚动，炀帝派裴矩前去处理，裴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西域各国“咸以为然，不复来竞”[⑥]。对于派军筑城的敏感事件，当确知其用途是作为贸易场所之后，就很快安定了人心，顺利进行，足见与隋王朝的贸易关系在西域各国的重要地位。炀帝对互市贸易的维护与推动，有利于少数民族与隋朝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联系，最终成为维系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隋王朝政治臣属关系的牢固纽带。
互市之外，贡赐也是一种形式特殊的物资交流。为了笼络、安抚少数民族，炀帝常常以赏赐的名义向少数民族提供大量物资，以加强双方的政治关系。贡赐往来的规模也很大，从东突厥启民可汗所获赏赐来看，大业三年四月，启民可汗献马3000匹，炀帝“赐物万三千段”[⑦]；七月，启民可汗率部“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帝赐启民帛二千万段，其下各有差”[⑧]；八月，炀帝又“赐启民及公主金瓮各一，并衣服被褥锦彩，特勒以下，受赐各有差”[⑨]；大业五年，启民可汗朝见时，炀帝“礼赐益厚”[⑩]。总之，根据少数民族进贡的畜产品数量，都要回赐与其价值大致相符的丝帛或日用品，这实质上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经贸活动。
通过互市贸易、贡赐往来，隋王朝的强大经济实力得以充分展现，炀帝亦借此成功地巩固了东突厥与隋王朝的政治臣属关系，在民族问题上，取得了初步胜利。
炀帝即位之初，就兴致勃勃地出塞北巡，显示出对平定边患、开疆拓土的浓厚兴趣。他派往张掖主持互市的裴矩，颇有见识且机敏过人，“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11)。他提出：
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蒙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12)
裴矩看到了炀帝有意经营西域及对突厥、吐谷浑问题的关注，又观察到西域诸国与内地通商的迫切愿望，因此，他一语点破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在于让西域诸国了解长期战乱后中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重新拓通丝路贸易。
炀帝对发展丝路贸易极为关注，“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域事”(13)。再次派裴矩到张掖，广泛联络各国商人，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商贸条件。与隋朝贸易的西域商贾，享受沿途所经郡县提供的食宿和交通的方便，大大降低了商业成本。优厚的招商条件，良好的贸易环境，吸引着大批商人，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往来相继，络绎不绝，同时也不断扩大隋王朝的政治影响，为丝路的全面拓通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经营西域，明确西域诸国对隋朝的政治臣属关系，炀帝又亲征吐谷浑，进行西巡。大业五年三月，炀帝由长安至临津关，渡黄河，进入青海，在覆袁川歼灭吐谷浑主力10余万，然后循大斗拔谷到河西重镇张掖，在燕支山下会见西域各国国王及使节。事先，裴矩前往敦煌，说服高昌、伊吾等国国君参加这次会见，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14)。这标志着西域27国与隋王朝正式建立了政治上的臣属关系，使隋的力量一直向西推进到且末、于阗，受阻数百年的丝路贸易全面恢复，也意味着炀帝的民族政策在西域又获成功。
西巡充分显示了隋王朝的强大富有，而且中国皇帝亲自来到西部边陲的张掖，也表现了隋王朝与西域诸国发展贸易的诚意，给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次年（大业六年）冬天，许多外国使节和商人不远万里，主动来到东都洛阳进行朝贡，“大献方物”。乘此机会，炀帝又精心筹划了一次盛大的国际贸易活动，盛陈文物，大开市禁，“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15)，市场内“珍货充积，人物华盛”，“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值，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16)。通过各种方式，炀帝着力表现隋王朝的富庶，以此来提高隋王朝的威信，增强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的信心。
各种经济策略灵活运用，加速了东西突厥的分化。大业七年，处罗可汗归顺朝廷。伊吾城的设立，对吐谷浑战争的胜利也都伴随着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经济利益与政治成果相互促进，大业十年（615）正月，“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干、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并遣使朝贡”(17)，充分说明随着丝路的畅通，大大弘扬了隋朝的声威，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从而发展和维系了多民族的统一大帝国。
隋炀帝深刻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灵活地运用经济策略，不仅巩固了与东突厥的关系，而且成功地对西突厥控制区实现了“弗动兵车”而“混一戎夏”的目标。这种成就使武功赫赫的秦皇、汉武相形见绌，无疑是民族思想与政策的一个新的历史性进步。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思想的新颖和独到，使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封建社会中人们习惯于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去思考问题，难免对炀帝这种鼓励和刺激商品交换的经济观念和政策提出种种非难与嘲讽。时至今日，商品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已经豁然明朗，我们亦应跳出旧史家的陈说，对炀帝的新思想和政策予以充分的肯定。当然，隋炀帝为吸引西域商贾而提供种种优惠，加大了政府的开支，增加了人民负担，也是无庸讳言的。但如果与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成果、民族关系的发展相比，与大规模民族冲突和战争所消耗的巨额军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及社会的动荡不安相比，孰重孰轻，明眼人也自有公论。
三
炀帝以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巩固民族关系的独特做法，值得重新认识、充分肯定。
炀帝本人文化素质较高，颇擅音律，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因而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常突出文化作用，注重在少数民族面前展示隋王朝的文化优势。在大业三年（607）的北巡中，他第一次领悟到文化在发展民族关系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这次北巡从长安出发，经赤岸泽、雁门到榆林，历时四个月，目的是威慑东 突厥，巩固其与隋的臣属关系，所以随同出巡的军队有“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18)，浩浩荡荡，很是威风。但是，炀帝发现最让东突厥上下震动的却是他带去的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帐、设计精妙的观风行殿和行城、森严华贵的仪卫、丰富多彩的散乐等标志着文明程度的智慧结晶。游牧民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进而产生了很深的敬畏，对炀帝“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被中原文化折服了。启民可汗向炀帝“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前，莫敢仰视”(19)。他还上表请求改变服饰，隋炀帝认为，“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20)。炀帝清醒地看到服饰作为民族特征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强求一致，因而不同意东突厥变服，也意识到这种请求的确是在中原文化优势面前东突厥心悦诚服的反映，不费一兵一卒，就产生了军事乃至经济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坚定了隋炀帝对文化策略的信心。自此之后，他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少数民族宣传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
在炀帝策划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中，大业五年的西巡颇具代表性。在张掖，隋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通过蕴含深刻文化含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炀帝“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通过精美的衣物服饰、车水马龙的场面表现一个蓬勃向上的王朝所具有的自信与魅力。少数民族也“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荟集张掖，互相借鉴、吸收、炀帝与各国国君、来使“升殿宴饮”，“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21)。在巩固隋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
除了在北巡、西巡中特意渲染文化气氛，促进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外，大业二年，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炀帝也是“欲以富乐夸之”，大动干戈，“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22)，集中了全国的音乐人才，在洛阳精心准备了一场大规模的歌舞表演。场面欢腾热闹，极具观赏性：
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23)
精彩的歌舞百伎，展示了中原文化的无穷魅力，营造出富庶欢乐、普天同庆的气氛，使来自朔北荒漠的启民可汗惊叹不已、艳羡之至。
此后，炀帝索性使正月十五的艺术表演活动成为一项制度：“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24)华丽的场面年年如故，很有吸引力。炀帝西巡之后，大业六年“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这一年的歌舞达到巅峰状态，洛阳、长安两地同时万人空巷，在洛阳：
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
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25)
通过规模宏大、精美绝伦、喧腾欢跃的艺术表演，炀帝自豪地向少数民族展示了中原文化艺术的多姿多彩，将自己的艺术成就完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呈现出来，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原王朝无可抗拒的强大实力和威望。
炀帝在大力推广中原文化时，也广泛吸收风格多样、异彩纷呈的各族文化，表现出宽宏的气度。文帝时，龟兹乐就颇为盛行，不论是王公贵臣还是寻常百姓，不论在宫廷还是民间，欣赏“胡乐”成为潮流，出现许多擅长“胡乐”的音乐家，“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26)。在这个基础上，炀帝大胆吸收少数民族音乐的精华，将胡乐搬到了庙堂之上。他制定的《九部乐》是用于朝会、祭祀等朝廷重大活动中的礼仪音乐，其中只有两部是汉族音乐，其余的七部，高丽乐来自朝鲜，天竺乐来自印度，而西凉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都出自西北少数民族。“胡乐”在庙堂之上频频奏响，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兼收并蓄各种文化，使中原文化不断增添新鲜内容，增强了活力。
活跃的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相结合，产生了良好的效应。文化、经济双管齐下，结出了丰硕的政治果实。东西突厥、西域诸国、吐谷浑问题纷纷迎刃而解，终于使隋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帝国。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功不可没，而炀帝对文化策略的成功运用，匠心独具，也不容忽视。610年，高昌在朝贡时，准备献上一首新创作的乐曲——《圣明乐》。炀帝得知后，“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27)。与其说这是炀帝一时心血来潮，故作惊人之举，不如说是有意要让少数民族体会中央王朝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一首乐曲传达的是远比音乐本身深刻的内涵，即中原文化包罗万象，少数民族文化的各种内容，博大的中原文化都能容纳、吸收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这就充分显示出一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恢宏气度，使少数民族产生倾慕感和文化认同感。除了音乐以外，诗歌、绘画、饮食、风俗、服饰等文化内容，也在各族之间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交流，使各族文化都补充了活力，获得新的发展，不仅消除了民族间的心理隔阂，也密切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隋王朝的联系，有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炀帝策划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不可否认这些成就是以巨大的经济开支为代价的，这种负效应客观上加大了人民生活负担。然而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活动看作炀帝奢侈挥霍、炫耀自夸的论据。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和平的方式，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各族人民增进了解，在不同文化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同时，不仅达到了“混一戎夏”的政治目标，无形中也从更深层次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提供了历史基础，足以说明炀帝独到的眼光。这种新颖的思路与前代帝王一味依赖武力而导致“海内虚耗”的做法相比，堪称处理民族问题的最佳方式。
四
在一般人心目中，隋炀帝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但他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士族、减轻刑律、开创科举制、修撰图书、发展中外关系等一系列建树都可圈可点。他笃学博识，多才多艺，并非平庸之辈，就连推翻他的李世民、魏征等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是个“俊才”(28)。炀帝的个人才能与其身死国灭的悲剧性结局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他本人的个性也是不可低估的因素。
炀帝具有相当层次的文化品味，又酷好读书。他的出身地位和文才武功使他非常自负。他向往着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而且不仅在功绩上要超过古之帝王，在方法手段上也处处要标新立异，独出心裁，以求超越古人。这是炀帝在民族思想与政策上有所创新的性格基础。
炀帝重视经济因素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绝不是偶然的。他即位之前，曾长期担任扬州总管，在扬州生活过多年，这段生活经历在促使他积极发展与少数民族经贸关系的过程中，多少会留下一些烙印。当时的扬州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商业都会，商品交换活动非常活跃。耳濡目染，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本来就刻意求新的炀帝很容易想到发展商贸关系，通过经济联系以求得政治统一，这种策略不囿于常规，不会与前人雷同，又可以获得中原缺乏的畜牧产品，可谓一举两得。有意无意中，炀帝抓住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所在，也充分表现出他标新立异的个性。
同样，在文化策略上也很容易发现炀帝个人性格特点的影子。史称，炀帝“美姿仪，性敏慧，沈深严重，好学，善属文”(29)，“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30)。他风度儒雅，颇通音律，对于自身的文化素质、文学才能很是自得，他曾说：“天下皆谓朕承借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31)。正是由于较高的文化造诣，对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刻体味，因此他坚信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在民族政策中也能奏效。唯其如此，炀帝才能想到把百戏搬到塞外上演，让胡乐奏响在庙堂之上。这些构想的实现及其良好效果，促使炀帝愈发兴致盎然地推广文化交流。他一再地为自己的新思路而激动，这些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炀帝并不是昏聩无能的君主，他在位期间，营造了宏伟华丽的东都洛阳，建筑了多处行宫，修复了数千里的长城，沟通了长达5000余里的运河，还开凿了数千里的驰道，在短短10余年，奇迹般地完成了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当他沿着运河观 赏江南美景，在江都吟诗奏乐，以至于在广袤的草原上，在启民可汗帐内吟诵“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32)的诗句时，得意洋洋地回味着自己的丰功伟绩。在波光粼粼的水乡，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炀帝陶醉在流芳千古的理想之中，“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33)，雄心勃勃地欲与秦皇、汉武一比高下。
炀帝鲜明的个性使他的决策也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既容易采纳新颖的建议，推行正确的政策，而处处一鸣惊人方才罢休的心理也容易使事物发展超出合理的限度，使得原本无可厚非的事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还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再加上政策执行者的曲意迎合，最终导致合理的决策被荒唐的表象湮没了。如在沟通丝路时向西域商贾提供的优厚贸易条件，在丝路全面拓通后仍不加变通，为了维持强大昌盛的王朝形象，不惜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使“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34)。这部分开支最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剥削率大大提高，造成人民生活困难。而在长途向西部转运物资途中，“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35)，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又如610年洛阳盛会中，为夸耀隋王朝的富有，竟发展到“以缯帛缠树”、“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36)，这种虚假的矫饰不仅是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而且受到精明的西域商贾的讥讽，变成贻笑千年的笑柄。在文化策略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标新立异的动机使炀帝不顾国力，不恤民力，只求奢华与完美。每一次浩浩荡荡的出巡都是无休止的挥霍浪费；正月十五的歌舞表演，人数达3万余人，仅服装一项，就使“两京缯锦为之中虚”(37)。这些投资远远超出国家财政所能负担的合理限度，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炀帝的失策带有必然性。民族政策在东西突厥、吐谷浑、西域问题上一再成功，使炀帝的自信迅速膨胀，从好大喜功发展成为急功近利。他开疆拓土的豪迈之情，此时无法容忍高丽“藩礼颇阙”(38)，更不能冷静从事，缺乏对待其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耐心与慎重，他被以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迫不及待地以武力进行征服，结果一败再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役使人民过于苛急，最终使得人心离散，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正是在民族政策上，炀帝达到了成功的顶点，创造了不凡的功绩；但同样是在民族问题上，他打破了这个辉煌，步入惨淡。从伟大到荒谬只差一步，让后人去评说吧。掩卷沉思，隋炀帝的戏剧人生令人感到可叹可悲！
注释：
① ③ ④ ⑦ (20) (32) 《隋书》卷84《突厥传》。
② 《资治通鉴》卷176。
⑤ 《隋书》卷85《宇文化及传》。
⑥ (12) (15) (33) 《隋书》卷67《裴矩传》。
⑧ ⑨ (11) (13) (18) (22) (34) 《资治通鉴》卷180。
⑩ (14) (16) (19) (21) (30) (35) (36) (38) 《资治通鉴》卷181。
(17) 《隋书》卷4《炀帝纪》。
(23) (24) (25) (26) (27) (37) 《隋书》卷15《音乐志》。
(28) 《资治通鉴》卷192。
(29) 《资治通鉴》卷179。
(31) 《资治通鉴》卷182。
标签：突厥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西域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隋书论文; 中原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