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一个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就刘学询论文,孙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11-0095-08
在孙文的革命生涯中，有几件令我们百思不解的事情，而他与刘学询的关系可谓其中之最。孙文与刘学询的交往关系出人意料地深厚而且长久。（注：作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唤起人们注意的研究成果，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孙中山研究论丛》5，特别值得注意。）就中，于1899年夏至翌年夏一年多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若从史料的表层看，那么孙文及其同志等作为暗杀康梁的交换条件从刘学询处获取了巨款则成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故令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而且，从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来看，他们所持有的倾向又几乎与为了获取金钱而承接暗杀请求完全相反，因此内情尤其令人疑惑不解。虽说就此已有众多的解释，但不能令我信服。因此在阐明我的观点之前，先要向各位先行者，特别是促使本稿执笔发现“密使之近状”的孔祥吉先生的研究表明谢意。（注：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
一
首先，看一下保留有与当事者相关之资料较为丰富的1900年夏的新加坡事件。其内容如下。（注：就事件的年月日等，与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等之记载不构成问题者，在此不一一注释。）
1900年6月29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3人从香港抵达新加坡。他们都是孙文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就此无须做特别说明。他们来到新加坡的目的是，就孙文策划的南峰起义之事与康有为协商是否有协调之可能。在等待孙文等正式团队至新加坡期间，宫崎为了做好会谈前的准备工作，便通过邱菽园向康提出会面请求。为了安全起见，康在新加坡政府的安排下当时住在附近的一个隔离小岛中。
当时，已有传闻说日本刺客来到新加坡，宫崎等一行故受到怀疑。可是，宫崎却对此付之一笑。作为戊戌政变以后帮助康亡命日本的救命恩人，宫崎自然有自负的理由。作为康的反应，却托词新加坡政府的严密保护而不能会面，事情则通过书信的形式由其门生汤睿负责传递。而且还随信函附上了“百金之饯”。
宫崎对康相信“道听途说”怀疑自己为刺客而躲避不见大为愤怒，因此打消了亲自会面的念头。更有甚者，又听说康有为派的人等还聚集在一起讨论刺客问题以及与宫崎会面的得失等等，这就越发激怒了宫崎，乃至向康有为发出绝交信。信中吐露了无奈之情：“当今时局，怀抱一片深深的忧虑和满腹之经纶访知己于千里之外。为何昨之知己非今之知己，且反而被冠以奇耻大辱之名”，结尾为“面对善泣皇帝之知遇，却不解友人义谊之人，以表诀别之意。幸请自爱。”（注：以上引自《三十三年之梦》，岩波书店，1993年，第261-266页（执笔为1902年）。一向将金钱蔑视为阿堵物的宫崎针对康有为转来“百金之饯”之举感到不可理喻是自然的，就连内田和清藤也对康的非礼感到愤愤不平，同时对其气量之狭小感到失望，认定他是个不足以与之共谋大事的人物。）
宫崎写绝交信给康的时间大概是7月4日，他们仍在等候孙文的到来。即使与康的会面已无意义，但还有筹集资金等其他事情，所以还是有必要等待因其他事情来新加坡的孙文。只是内田以日本方面活动之需要为理由提出归国，并与执反对意见的宫崎、清藤分手，于6日早晨离开了新加坡。（注：就内田的归国，若从彼就此项计划的对待方针和原则来说，决不能说是唐突的，详细说明恕不赘述。）
将内田送回日本的当天下午，宫崎和清藤便被新加坡当局拘捕。当警察闯入旅馆时，清藤正与服务生下围棋，宫崎则在旁边弹奏昆琶。而且，就连当警察围着宫崎开始审问之际，清藤仍在继续下棋，他们虽说已经向听信传闻的旧友发出了绝交信，但对自己等的处境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担忧。
警察对宫崎的审问从与康有为的关系开始，问东问西地持续了2个多小时。然后开始检查行李，从里面发现了两口日本刀，于是兴奋起来。警察认定这是“凶器”，针对所持理由询问，宫崎回答说这是日本人应该带的东西，以此躲避了进一步的追问。紧接着又发现了“约三万金”的巨款。感到愕然的警官当即传达“依政厅之命令拘留”的指令，将宫崎和清藤拘留到警察署。（注：《三十三年之梦》，第271页。此刻的壮士（浪人）带着一把日本刀，是极其普通的。）换言之，凶器和巨款，即作为认定刺客的条件已经俱全。
7月7日他们被送往监狱，审问是在监狱里进行的。第一次是在“第三天”即7月10日，时间长达3个小时。审问的焦点落在与身份不称的巨款上，而认为必须隐瞒其来源的宫崎只回答说是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注：《三十三年之梦》，第281-283页。日期根据入狱“第一天是星期天”（同第276页）之记述推算获得。星期天为7月8日，即把宫崎被移送的翌日视为“初日”。）此日，孙文、福本诚、中西重太郎等至新加坡。日本领事馆官员告诉他们宫崎等被捕的消息，并劝他们最好不要上陆，对此，福本诚的回答是，若因涉嫌暗杀康，则不用担心，故没有听从劝告而与孙文等一同踏上新加坡的陆地。（注：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原书房，1981年复刻版，第1169-1170页。中西原本是与孙文保持距离的康有为支持者，此刻来新的目的是准备与康一同出访欧洲，却出乎意料地被当作了刺客的同伙。获释以后，中西愤怒地返回了日本。）可以认为，包括孙文在内他们都确信自己与事件之间毫无瓜葛。
第二次审问在入狱后的“第四天”，宫崎被问到了与孙文的关系。他没有丝毫隐瞒，几乎如实地作了回答。最终，当他被迫问到“你有没有受支那守旧党的委托，包藏暗杀改革党首领之心”之一露骨的提问时，他的回答十分干脆：“只要我还没有发疯，我是断然不会作这种事的。”（注：《三十三年之梦》，第285-287页。与释放虽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由古岛一雄策划加藤拓川操作的活动等（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亚洲篇上，苇书房，1987年，第321-315页），作为此刻围绕孙文周围的动态，颇耐人寻味。）最后，宫崎与清藤于7月13日以“妨碍治安”之罪名受到流放5年、即日离星（新加坡）的处分。
宫崎通过把巨款说成是自己的以避免暴露孙文的计划，而相反孙文却试图通过把巨款说成是自己的委托之物来营救宫崎等人，这一点值得注意。（注：发生于处分决定的“第五日”。《三十三年之梦》，第292页。）在孙文与宫崎、清藤、内田甚至福本的观念中，从刘学询处获得巨款（后述）与暗杀康有为这两件事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二
如前文所述，宫崎寅藏等到新加坡后不久，即流行有他们刺杀康的传闻。可是，传入宫崎耳中的只是“刺客来”这样简单的消息。而另一方面，作为被刺对象的康有为一边却获得了相当多的信息。康的记述如下。（注：康有为致柏原文太郎书简（1900年7月6日），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原书房，1981年复刻版，第653-655页。此书简是在时间上最接近事件、出自当事者的记述。由于其基调是为自己申辩，所以在康的心情表现上虽然存有疑问，但其文章是与事件发生1年半后宫崎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中的记述相吻合。）
将消息传到前面提到的康有为之密友邱菽园处的是新加坡市参议员林文庆，传给林文庆的是某位日本僧侣。这位僧侣的消息非常具体、详细，如在截获的宫崎的电文中1天内就多次出现康有为及邱菽园的名字，并听说宫崎等“刺杀康有为，其可得赏金数十万金”。这位僧侣知晓林与康和邱的至交关系故而特地将此消息密告于林，当林将此消息又传递给炜时，恰好此日炜接到了一份孙文来新（星）筹款、谨防发生异变的电报。闻此大为震惊的林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新加坡总督，井要求搜查。于是政府出动，结果就是康与宫崎未能会面。
事件虽然扑朔迷离，但关键的人物却是那位日本僧侣。其身份不明，他的情报来源也相当可疑，对他的信任或许因为他是日本人。要想在新加坡找到当时那位扮演僧侣的日本人，并非困难。虽说发给邱的电文抑扬顿挫恰到好处，但只要用心的话，是谁都可以做到的。总而言之，将宫崎等断定成为谋取赏金之刺客的情报对于林、邱和康本人来说，都是具有可靠性的。
据康的记载，得到此消息是在7月4日，但很可能是在7月1日。（注：下此判断的根据是，在7月1日康的书简中已经提到“百金”，因为康将拒绝与宫崎会面所赠与的“饯”之“百金”辩解为从新加坡到小岛的“路费”。我们姑且不去追究并没有请求而赠与来访客人的路费的合理性，如果因为以支付路费作为条件而请求来岛的话，那么请求会面一方或许不会因为气愤而取消访问吧。）拒绝救命恩人提出的会面请求，对于康来说当然也曾有过踌躇。然而，对他来说，也有放弃踌躇而做出决断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包括他自身在内也认为，自戊戌政变以来一直预谋杀害康梁的魁首就是刘学询和李鸿章，因此数月以来暗杀“刘豚、肥贼”的呼声不断，而且是雇用日本刺客采取的认真的行动。（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6、222页。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第120-122页；桑兵：《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杯弓蛇影”之胆怯的确不容置疑。总而言之，在宫崎等来到新加坡不久，有关巨款（出处虽不明）、暗杀康以及宫崎等刺客之三方面的情报已经传达给了康有为。
三
那么，宫崎寅藏等所接受的巨款是来自何方呢？居然是出自康有为等试图雇用日本人暗杀的“刘豚”即刘学询之手。如上所述，宫崎等人的广州之行是作为孙文的代理人，巨款是会谈之后得到的，而构成其桥梁的则是孙文与刘学询的关系。孙文与刘学询是同乡，孙的最初起义即甲午广州起义之际就与刘有关联，就此已经作过说明。（注：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第94-95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虽然不是作为委托暗杀所支付的代价，但却是为了做出样态所必须的金钱。在暗杀康梁问题上所体现的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核心就在于此。
孙文于1899年秋结成兴汉会，着手在中国南方发动新的起义。兴汉会是策动会党联合的产物，可谓是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康有为一方也在推进众所周知的自立军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1900年以后，义和团的活动越发频繁。在这样的时局中，刘学询与孙文取得联系，希望他为协商时局之事而来穗，孙文应约，这就是6月初的香港之行。（注：此刻的联络是如何进行的，不得而知。《孙中山年谱长编》首先提出冯自由的何启发起说（《革命逸史》4），但在注中却指出了其中的疑问（第205-206页）。）然而，根据离日前夕的密侦纪录，其中有“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协商，分割中华帝国之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的记载，（注：《离横滨前的谈话》，黄彦主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89页。然而，虽然是事后的回忆，但宫崎寅藏却提及为阻止李鸿章之北上的两广独立计划（李鸿章大总统、孙文总理大臣）（《宫崎滔天氏之谈》，《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平凡社，1973年，第305-306页）。）从这一点上看，对于孙来说，他所意识到的协商议题，或许就是两广总督李鸿章所说的“两广独立”问题之类。
孙文一行，即杨衢云、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于6月8日离开横滨，内田良平于长崎加入，一同于16日抵达香港。在从香港向广东省城进发之际，由于考虑到孙的安全，决定由宫崎、清藤、内田三位日本人作为代理出行。（注：就此次广州之行的经纬，基本上依据《三十三年之梦》，第259-260页，西尾阳太郎解说《硬石五十年谱·内田良平自传》，苇书房，1978年，第65-66页。前者以“关系到他人的天机”为由隐去了关键的部分，四分之三世纪后的后者则几乎如实地作了记述。）
宫崎等3人于17日秘密搭乘总督李鸿章派出的炮舰于夜里10点钟左右到达省城。负责接引的是甲午战争中曾以北洋舰队骁将著称的海军少校，据说能讲日语。（注：内田也没有记载该人。孔祥吉的说法是，李派出幕僚曾广铨迎接。《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4页。）换乘汽艇后大约行驶30分钟抵达刘学询府附近的岸边，随后秘密进府。刘是内田所说的“李鸿章宠商”。刘代表李慰劳远来的客人，并表明将孙的愿望传达给李。于是，宫崎通过笔谈或蹩脚的英语同刘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谈话，最后提出特赦孙文并保证其安全和为清算债务借款“六万两”（注：内田记载的金额为“十万两”，而宫崎被捕时所持有的金额是“约三万金”（梦271）。本稿依据“六万金”展开推论。另外，“金”不知是“两”还是“元”，在此姑且将实际运作的“金”推断为纸币“元”。）二项条件。刘答应将此二项条件转告李，同时允诺6万两由自己出，“明日在香港先交一半，余下的部分邮寄”。当宫崎提出由于孙文已经赶赴新加坡等候我等复命，待要求转达以后，会从那里一起来广时，刘表示同意，会谈顺利结束。
于是由海军少校去报告李鸿章，期间举行了极度奢华的宴会。几个小时后带回了李的意见，“向日本三士承诺保证孙的生命安全，特赦则必须报请西太后。而且连同日本三士的努力亦一同奏闻，并希望获得三士的照片”。宫崎等闻听答复后，庆幸自己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于是立即离开穗城。出发据说是在凌晨3点钟左右，到香港以后，宫崎等相互祝贺，然后在梅屋庄吉照相馆照了相。宫崎等当日就刘学询的儿子处拿到了“三万金”，而刘学询的儿子也于翌日拿到了宫崎等人的照片。
为了迎接亡命者孙文的代理人日本浪人竟动用了总督的军舰，是过分的。不过，这样一来肯定让他们坚信，协议的对象正是李鸿章。宫崎等也一定意识到了他们任务的重要性，并为之感到极度地紧张。而且，仅仅是为筹划重大计划的初步磋商，便获得了虽说半额但已经构成巨款的3万元，故而他们无法按捺心中的喜悦，相互祝贺成功。宫崎等就巨款的搬运方式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持现金赴新加坡。作为结果便发生如上所述的新加坡事件。
宫崎就接受巨款的描述可谓天真烂漫，丝毫看不出对刘学询的怀疑。内田的记述也基本上是轻描淡写。其中虽有“狐狸相欺”之类的颇具讥笑意味的题目，但所表达的内容则是，他们去广州是为了与持两广独立立场的李交涉合作的问题，却获得了为自己起义的资金。就其间交织着暗杀问题，从字里行间无法窥出。
四
无论宫崎寅藏如何天真烂漫，没有任何代价得到了3万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亿日元），在普通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如今他们在赴新加坡被捕入狱后，在审问中构成疑惑的最大根据就是这笔巨款，而有关巨款、暗杀康以及宫崎等刺客这三点合一的传闻均到达了康有为那里。
可是，将接受暗杀请求而获得的巨款与刘学询联系在一起的传闻于7月下旬已经传到东京。若仅举一个例证的话，那就是7月30日从柏原文太郎处听说宫崎滔天、清藤幸七郎“有从刘学询处获取金钱暗杀康之事实”的近卫文麿气愤地写下了“何等无谋之事”的日记。（注：《近卫笃麿日记》第3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1900年7月条。近卫为东亚同文会会长，宫崎等为会员。）
提起7月30日，即前面提到的康有为致柏原书简撰写后的第24日，向近卫转述这项颇具震惊消息的柏原，于此刻肯定已经接到了那封书简，而其中并没有把暗杀事件与刘学询联系起来的迹象。此外，宫崎等受到流放处分离开新加坡后18日，新加坡政厅审问的消息或许通过某种途径被传播出去，但宫崎所记载的审问记录却提到了“守旧派的委托”的有无。尽管如此，有关孙文派接受刘学询巨款试图暗杀康有为事件的风闻仅经过了20天的时间便从当事者传到了距离遥远的东京的相关人士那里。有关事件的传闻若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上也并无所谓，但其中将新加坡事件与刘学询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显而易见的。（注：顺便提一句，内田怀疑康有为知晓宫崎等有暗杀计划是从“李鸿章侧内通于康”获得的（《硬石五十年谱》，第73页）。将理由解释为离间孙康两派的策略，虽说有向自己构想方向误导的嫌疑，但其对疑惑的敏感程度却是值得注意的。）
五
在上述新加坡事件发生的1年前左右，也曾围绕孙中山与刘学询发生过一件令人感到蹊跷的事件。此事件的舞台背景是东京。1899年7月10日，刘学询作为西太后、光绪帝的特使来到东京。副使为庆宽，一行共7人。从表面上看，此使节团的目的是“商务考察”，但内部的使命则据说是奉了西太后的密旨意图在“清日同盟”。（注：就刘学询来日的研究，以孔祥吉的《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最为详尽。我基本上依据于此，但就刘与孙一定进行过有关捕杀梁启超、王照之可能性的讨论一点所作的判断（第179页），我不能同意。此外，就“中日结盟”必须注意的是，“中日结盟”过程中向日本方面要求认同引渡康梁的意图。）8月31日离京，因此一共滞留了50日。7月26日虽受到明治天皇的谒见，也获得勋章，但在缔结同盟的事项上则没去取得丝毫成果。（注：有关“考察商务”的情节，刘的报告以《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的形式刊载，庆也奏呈了《敬陈管见六条》。）
与“商务考察”、“清日同盟”毫无关系的是，刘学询在东京曾避开外人于夜间几次秘密会晤孙文。有清楚史料记载是在7月27日的秘密会晤中，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访西乡内相，访刘学询一行。同也进而随孙文密会刘，凌晨一点归”。（注：《对支回顾录》下，第384页。当然，由于孙文与刘学询是广东香山的同乡，他们在甲午广州起义以前就曾是旧友，所以不需要个人方面的引见。然而，若会见清朝政府的特使，在手续上就或许没有那么简单。）宗方是刘学询来日的支援者之一，是适合扮演此角色的人物。可是，就会谈的内容，宗方并无所谈。根据《国父年谱》同日的刘学询访问纪录所载，针对刘所问革命之宗旨，孙的回答是“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对此刘的回复是“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注：陈肇琪：《总理史实访问记》，《国父年谱》上，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第三次增订本，第126页。访问记录是30余年后的1931年获取的，所以对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作了清晰的区分。当然，这一定是经过整理后的结果。可是，从孙文在翌年6月的两广独立问题上，以及9月惠州起义中欲推举刘学询担任“临时政府”“主政”（《致刘学询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1页）上看，此时谈话的基调是有关孙文之革命，刘学询虽不赞同，但表示理解，而且也有资金援助方面的内容。）
另一件有关刘学询对孙文有何所求的确凿事例是8月28日与刘学询会晤后孙文致犬养毅的书简。其内容为“今晚与刘学询会谈，彼欲于后日（三十日）朝八时来拜会先生，并欲顺候大隈伯，托弟先为转达先生，祈先达大隈伯可也。明朝有事复回横滨，晚当再来京，投宿先生之家，次早一同会谈也”。（注：《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7页。）
犬养是孙文的支持者，两者此刻的接触非常密切，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刘访问犬养时，孙当东道主，这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若仔细思量，则此事大为怪异。无论犬养毅或大隈重信都是日本政界的要人，清政府特使若要会见的话，无论从礼节上或效率上讲，都应通过日本政府的途径。尽管如此，刘却特意以作为亡命者的客居者为引见人，从刘的角度而论，他一定接触过孙，进而使孙意识到孙对于他来说的重要性。
从此短短的书简中抽取出如此众多的信息，似乎有些不妥，但由于目前可依据的第一手材料止此而已，所以若进而大胆说一句的话，便是孙文不仅积极地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直到刘回国的当日为止始终把握着说话的机会。因此，并没看到有关康梁暗杀问题的迹象。
六
然而，此刻却流行起孙文以暗杀康梁为条件接受刘学询革命援助金的传闻。日本驻沪领事馆官员松村（《字林沪报》9月23日号消息栏“密使之近状”）向本省发送的报告文书有如下记述：“刘向孙表示，若刺杀梁启超，计所立之功，刘以招抚之名（对于有前咎者招抚养之意）保举推荐之、必获得大权、然后相约作乱。以为孙有其党数十万，不易给养，故向刘索饷二十万两，以为起事之资。”（注：《外务省记录》，《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此史料之复印件从孔祥吉处获得，在此深表谢意。）这里说的是，刘学询请求孙文暗杀梁启超，而作为回报孙提出提供革命资金20万两的要求。暗杀对象限定在梁启超身上，是因为康有为已于数月前离开日本。不仅20万是个天文数字的巨款，而且孙文党羽10万（夸大至极）这个数字也不合乎逻辑，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资金运作迹象。
若根据报纸的消息，孙文、暗杀梁与巨款之三点的汇合，从一开始就出自刘学询之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消息的来源，据报道记载，这是日本警察在审问一位名叫阿菊的妇女时的口供。而且，在消息中还提到日本警察的国家性质，言“按，就刘在日本时的行为，警察署均派出人员密探详报。故朝夕之动静皆洞悉无遗。并将所闻悉载为一册，因过于秽乱，故未传播”。总之，来日以后，刘的一举一动皆在警察监控之中，因此此消息的可靠性极高。然而，有关此机密情报是怎样入手的则只字未谈。
然而，说起消息中出现的阿菊，是刘学询的“宠妓”，而刺梁等等的话，据说是刘与孙于“酒楼”（日文为“待合住吉”，指招妓女游玩的场所。译注。）的密谈内容。场景设定虽然看似天衣无缝，但正因如此出现了重大的破绽。就语言一项来说，二者若用广东香山方言来密谈的话，阿菊显然不能听懂，如果是她捏造的话，那么情节又未免过于细致入微。也就是说，阿菊的供述只能被认为是刘学询意图传播的。而且，提起9月23日，正是刘学询延迟赴京述职、于上海策划事情的时刻。
将《字林沪报》上刊载的“密使之近状”报往日本的是日本领事馆官员，因为此消息牵涉到中日两国的政治问题。（注：此消息虽以暴露刘学询政治以及人格上的低劣为基调，但其中也包含着为达成目的的掩人耳目的部分。）作为当时的一个悬案，清政府的确提出过逮捕并送返康梁的要求，因此确实是一件值得报告的情报。可是，从此处谈到的刘学询出钱买通孙文派暗杀康梁派的构想中我们不难找到与新加坡事件相似的内容。此时的风闻中刘之所以登场，是因为已经作为传闻的消息被登载到报上，所以试图否定也很简单。的确，此消息对于孙文等并没有造成任何形式的影响。
七
众所周知，戊戌政变后，日本的改革支持者们为了促成孙文派和康梁派的调和做了大量的活动。从1899年夏至翌年夏间孙文与梁启超的关系看，或许在两者的关系史上是最为协调、也许可能发展到联合的一个时期。例如，1899年11月，梁启超在芝之红叶馆为唐才常、林奎、秦力山举行归国壮行会时，孙文也与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一同出席了。（注：引自《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年谱长编》上，第193页。）此外，孙文于岁末的12月19日梁启超为活动美国华侨而离开日本时，向其介绍了夏威夷兴中会的同志。（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第44页。）
由于以上关系，从客观考虑，孙文接受暗杀梁启超请求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受孙文派遣的宫崎寅藏等前去暗杀先前作为支持者并对其有救命之恩的康有为，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刘学询仍然布置下天罗地网，投入大笔资金，试图推进这一计划。刘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策划此事，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连串的政治阴谋。
戊戌政变后，获得喘息机会的守旧派为迎合西太后的意图献出逮捕处刑亡命者康梁的策略。其中，由杨崇伊提案，作为“联倭杀康”策略执行者被选为“考察商务”之特使的是刘学询。将刘学询与杨崇伊连接起来的人物就是在此间一连串事件中作为刘后盾的李鸿章，而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的孙女是杨崇伊的儿媳，所以其间的姻亲关系十分牢靠。而且对于刘学询来说，康有为是仇敌。康有为与闱姓勾结弹劾刘，对此刘也采取了防卫战，然而，结果受到“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的处分。为了逃避罚款，刘学询逃到了上海浙江一带。（注：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第130-131页。）
“罚银一百万两”是难以想象的巨额。内藤虎次郎于1899年秋到上海市曾拜访过刘学询，据闻刘学询有资产“七百万两左右”。（注：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博文馆，1900年，第190页。此次会见发生在刘作完归朝汇报回到上海，拖延派往湖广总督张之洞下“差遣委任”令，而等待派往两广总督下“差遣委任”的微妙的时期。当然，虽然没有触及到密会孙文以及暗杀梁启超的问题，但有关“中日结盟”和“商务考察”的议论极其有趣。）若从刘的资产论，100万两并不是不能支付的金额。然而，作为赌场上的庄家绝不可能轻易地兑付罚款，所以刘为寻找抵赖的途径绞尽了脑汁。为此，有效的方法就是迎合西太后的意图去建立功绩，而其中暗杀康梁是此刻最恰当的一招。
也就是说，对于刘学询而言，康有为的确是值得憎恨的仇敌，但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暗杀康梁首先是为了讨好西太后。刘学询等为了策划暗杀计划，先是企图获得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合作，受到拒绝后，才将调门降到“中日结盟”上来。（注：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第133-156页。）
可是，刘学询大概对西太后这样说明：关于遣返康梁问题，“清日同盟”就是为了获得日本政府协助的表面策略，而并不要放弃暗杀计划。这样一来，就必须取得能使西太后认可的证据。于是，扮演此剧目主角的人物便落到了客居者孙文的身上。在作为特使访问东京时，刘学询与孙文进行了多次的秘密会晤。可是，孙文并没有接到暗杀梁启超的请求。必要的是要制造出“请求”的气氛。当做好这一切准备后，刘便向西太后提交出《字林沪报》所刊载的“密使之近况”的消息，希望以此获得西太后就其忠实完成任务的谅解。以荣禄为首的一帮人虽然因秘密会晤问题攻击刘学询，但西太后却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下达派往张之洞处“差遣委任”的命令，所以可以认为她已基本上认同刘的复命。（注：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第197-198页。）
然而，任务并没有完成。刘学询与李鸿章于同年11月末电报往返频繁，（注：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第99页。徐兴庆说，由此可见要拿李鸿章的政治生命赌博，所言稍过（徐兴庆：《围绕〈两广独立〉的中日交涉史——与刘学询相关的问题》，《孙文研究》No.34）。）其具体内容虽说不详，但试图利用孙文来策划暗杀滞留于香港的康有为的新计划则是显而易见的。
不久以后，刘学询拍来的下一份电报中列举出两广独立的庞大计划，并以商讨此事为由将孙文叫到广州。宫崎等于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正如本稿所见。这次为了取得宫崎等3人的照片，动用了3万金。刘学询需要做的是付款，然后将照片拿到手。正如内田明确记录的那样，照片是为了交给西太后而必须的东西。只是它并非刘所说的为了孙文特赦的申请，而是用来作为暗杀康有为委托人证据的照片，这一点并不难以想象。（注：由于西太后痛恨康梁，所以有过利用制作与康梁合影而预谋陷害岑春煊下野的举动（《乐斋漫笔》，第17页），刘学询利用照片与其相比大约还要早7年左右。故或许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早的类似事件。）于是，求之不得的是，新加坡政府以3万金为根据，以“流放处分”的形式对“妨碍保安”的刺客们进行了法律制裁。刘学询的计划如愿以偿，西太后也一定会首肯。不须委托孙文一派暗杀，而且又能让西太后相信这件事是真的，所以3万金和3人的照片就是绝对必要的了。
此处应该注意的是，从疲于筹款的孙文方面来看，这是一笔飞来的巨款。然而基于刘学询的立场，获取西太后的宠信，与免除100万罚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对于那一方面所需要的大笔活动资金来说，这只不过是极少的一点必要经费。宫崎等并没有意识到其间的这层关系，而只是认为3万元巨款必然有其合适的用途，而一般人则把宫崎等所持有的金钱视为是接受暗杀康梁的酬金。其早些的例证就是在文中第四部分业已指出的近卫日记，而最终将这种误解广泛传播的责任在于平山周。平山将“两广总督李鸿章有启用足下图两广独立之意。然其所恶者康有为也。若得如足下壮士暗杀之，大事即成，请速到广东”一句作为刘学询致孙文的书简加以引用。（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本及日本人》1911年11月号附录，第87页。其结果，以“康有为一人之生首”为交换，获得了有关谋求李鸿章与孙文合作的记述（《柏原文太郎传》，《对支回顾录》下，第651页）。不过，《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者以其见识指出“不知平山所据”（第206页）。）
平山此刻经常出现在孙文的周围，是协助他开展活动的人物，惠州起义过程中曾作为孙文的代理人与刘学询交涉，所以他的记述自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然而，若对照本稿之论证结果，则相信一定是由于某种差错所引起的。（注：平山自己则于其后不久的文章中做了与之相反的记述：“在横滨康有为之徒，相信孙文之徒确有杀害康之意，将此事致电于康”，这显示了基于误解基础上的理解。）至于其中之原委，则希望留作今后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