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至隋诗歌韵类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评析
魏鸿钧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上古到中古的韵类研究，向来着重于《诗经》韵部的分类、音值拟测，进而排列《诗经》和中古韵书、韵图的语音对应演变关系。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从各个时期的诗人用韵来架构多平面串连的汉语语音史。同时，也注意到部分合韵可能代表的方音特色，因此或者将诗作依诗人籍贯分类；或者依诗人活动范围整理，藉由与主流汉语相比较，得出区域的语音特色。早期这些研究在分析韵类的方法上缺少标准。80年代后开始运用“数理统计法”研究诗歌押韵，至今成果虽然不在少数，但多半集中在魏晋以下。下一项工作应是扩大“数理统计”的应用范围，从历时的角度串连各时期的韵类演变关系。
关键词：诗歌押韵；上古音；合韵；数理统计
一、周秦至隋诗歌韵类的研究意义
从今日古音研究及方言层次分析可以看出：不同韵类之间的接触，反映或时间、或地域、或音变类型的内涵。[1]9以中古206韵、韵图开合、等第为基础，类推上古韵部的“直线型理论模式”，①往往忽略了不在这条演变途径上的音韵层次和音变类型差异，也简化了汉语语音史的样貌。此外，“直线型理论模式”的研究难点在于：
1. 从中古《切韵》、韵图开合、等第对应到《诗经》的投影架构来看，许多所谓的分化、合流或是一字异读看不出什么语音条件。[2]400
2. 囿于历史语言学“同一条件下的同一音位，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只能产生同一音变”的封闭性原则，导致在“韵脚韵”（《诗经》）和“韵书韵”（《切韵》）两种性质不同的语料对应关系中，必须极尽可能地用音标符号表现从上古到中古的膨胀性发展。
3. 一方面承认汉语自古有方言的存在；另一方面抛开空间差异而着重于历时语音的发展，仅仅以一维的纵向时间差异来贯穿纷繁多歧的语言演变。[3]27
4. 上古到中古前期可能有语言典范转移或标准语转换的事实，无法从中窥测。[4]13
工程中应用较为广泛的预压法有2种形式：真空预压和堆载预压。前者是指在气压的作用下，将地基土体中的空气抽离出来，使土体形成真空状态，从而达到压实和加固的目的；后者是通过在地基上堆放重物对土体进行压实，为避免堆放的重物对地基造成破坏，通常以分级的方法增加荷载。这2种方式的适用条件不同，当软土层的厚度小于4.0m时，可采用真空预压，如果超出应使用堆载预压。在淤泥质土的地基中，预压法的处理效果最佳。
5. 高本汉认为从《诗经》（西周河南语言）到《切韵》（隋唐陕西方言）有直接的继承演变关系。然而《切韵·序》指出中古韵类上的差异，实为萧该、颜之推等人依据各地方言“能分就分”的原则，并参考古韵类分合的因素所造成。
基于上述意见，可知从《诗经》音系直接派生出《切韵》的做法未必可信，研究者有必要在韵书、韵图与《诗经》的对应关系之外，直接从各时期的语料来架构多平面串连的汉语语音史。相关的尝试，如王力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中唐，又从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直至现代，[5]共九个时期顺流而下，前后贯串汉语历时的语音演变情况，摆脱以《切韵》为枢纽的“橄榄型”束缚。②然而一方面所凭借的材料太少；另一方面韵部分合的标准不明，诸多合韵的例子搁置不谈，以致押韵变化的处理过于简单（如基本上排除从方言的角度诠释），被认为：“虽然‘历时音系连贯格式’细化了密度，但仍然未能跳出高本汉直线型的窠臼。”[3]23
至于繁杂的异部合韵，过去长期把周秦两汉一千三百多年当作一个整体，一部一主要元音的做法，只能说明这些合韵是“方音”或“韵缓”的关系，无法证明实际上具有相同的韵读层次，如以真、文、元三部的主要元音为例，一般拟测为高、央、低三阶元音：e、ə、a（王力），i、ə、a（李方桂），其中“真文”多数学者认为两汉合并；③至于“真元”“文元”“真文元”等互有交错的合韵现象只能够是“音近”关系，无法就《诗经》“真文”与“元”不音近，《楚辞》以后却常常合韵提出解释。具体分析上古“舌尖鼻音韵尾”各部之合韵内涵应牵涉到以下音变：[6]33-68
1.真部四等i元音裂化为ia，表现出in、ian两种韵读层次，前者为保守层，与元音前高化的文部臻摄字相押（真文合韵）；后者为创新层，与元部山摄字合流（真元合韵）。
PLC数字量输入点数的统计：1)启动按钮、停止按钮、计米按钮、急停开关、自动\手动选择开关等元件。2)测量钢带速度、长度及排线控制使用的接近开关。3)变频器、变频电机风机热继电器保护报警信号及伺服控制器报警信号。需要13个数字量输入点。
2.文部二等r使ə元音下降为a（文元合韵）；三等受j介音及韵尾前鼻音n影响前高化为i（真文合韵）；四等ə先前高化押真部（i«n＞in），再裂化押元部（in＞ian）。
其中wni(x)=wni(x;xn1,…,xnn)是可测权函数, i=1,…,n, w(·)是种宽泛的权函数,很多估计都是这种加权的形式, 如Jackknife估计和最近邻估计。w(·) 是同时与x及设计点列xn1,…,xnn有关, 所以简写为wni，且满足下面基本假设:
中古以来的音韵系统，或者说是音类框架，像四声八调、三十六字母、206韵等，已经被韵书韵图字母押韵等等勾画了出来，所以从现代方言上推，并不是很严格地在做比较构拟the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和内部构拟th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而只是选择或构拟一个中间音、一个公分母、一个平均值，填到中古以来的历代框架里就行。[29]193
在操作时要把握好时间段，各施工环节之间的时间阶段不能太长，水泥的初凝时间不能超过规定时间。要注意好施工设备，尽量排除施工中的不利因素，保证施工在一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4]。
表1 上古楚地方音特色
二、《诗经》《楚辞》诗歌韵类研究评析
自郑庠《诗古音辨》分古韵六部以来，历经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人的研究，至罗常培、周祖谟之三十一部，加上黄侃所分出的添、怗两部，古韵总为三十三部。此三十三部之建立，莫不视《诗经》音读为准式，而以屈宋楚声以降为附庸，如林炯阳所言：“周秦古音之探求，自顾江段以下，成就斐然，创获颇多。然诸家专尊先秦，于汉魏以下不屑措意，偶有言及，或语焉而不详，或以先秦之附庸视之也。”[7]11061938年，董同龢推论东阳、之幽、侯鱼、真耕四类合韵为楚方音特色。[8]10接踵者，如林莲仙《楚辞音均》、[9]陈文吉《楚辞古韵研究》、[10]杨素姿《先秦楚方言韵系研究》、[11]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12]皆致力于上古楚地方音的研究，企图使《楚辞》音摆脱《诗经》音之羁绊，以解开通语与方言之间的纠葛（表1）。[13]31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健康的重视度越来越高，要求更多的绿色食品供应于市场。因此，生态养殖越来越受重视，林下养鸡市场开始供不应求。由于林下养鸡的环境复杂，因此如何做好常见传染病的预防极为重要。本文对林下养鸡几种常见病进行阐述，提出了防治措施，希望可以帮助鸡养殖户减少养殖过程中传染病的发生，提高养殖经济效益。
从研究材料来看，这些研究未排除《卜居》《渔父》等④（今人认为非屈原所作），[14]139；[15]226-229且把《庄子》《淮南子》《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押韵较宽的散文韵以及九店、郭店、上博简等通假字也列入统计（不以“韵基相同”为必要条件，可视为旁证，不可作为主要证据），其结论有多少程度可反映战国楚方言特色仍有待商榷。
从研究方法来看，表中诸家所论定之“楚音特色”，多半就“合韵次数”来谈，至于几次是分是合？没有明确标准。仅以“冬东”为例：董同龢认为不是合韵特色；林莲仙、陈文吉、杨素姿认为冬东合并；赵彤认为冬东分立，诸家是分是合的标准皆不同。总计楚音“合韵特色”有阴声“之幽、侯鱼、支歌、之支脂”；阳声“冬东、东阳、耕真、真文、蒸文元”。对此，笔者曾以“数理统计法”研究屈原、宋玉用韵后提出看法：“冬东”“耕真”经数理统计检验未能合为一部；“之幽”“侯鱼”“东阳”“之支脂”“蒸文元”甚至未能合为一辙，可谈的仅剩下“支歌”“真文”以及未曾被提出的“物月”。[13]34这三类合韵是否楚方音特色？由于没有同时期、同性质（诗歌）的文献可供比对（既无共时比较，何来区域特色？）；加上“支歌”在中古具有共同的“止摄字”；“物月”具有共同的“蟹摄字”；“真文”具有共同的“臻摄字”，“止”“蟹”“臻”各摄合流符合上古到中古的音变趋势，难以证明这些合韵所反映的究竟是南北类型的差异，还是历时演变的结果。赵彤在方法上虽也用“数理统计法”，但仅止于讨论韵部之间的分合关系，对于部内各韵的交涉情况未多着墨。事实上，合韵往往是各韵部内的某类字发生语音变化，产生了共读层次，把“合韵”的两部拟为完全相同或相近的主要元音并不能解决问题，部内共同的押韵层次才是语音变化的关键。
三、汉魏六朝诗歌韵类研究评析
汉魏的语音材料，清人王念孙、洪亮吉、胡元玉等人做过纂录及排比工作，但是没有什么大的贡献，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一段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南北朝的诗人用韵研究较早见于清儒万光泰《四声谱考略》以及纪昀《沈氏四声考》。万光泰以沈约用韵为考察对象并旁及同期诗人五十家，其写作动机一在研究《广韵》二百六韵是否创自孙愐、陆法言；二在讨论二百六韵与沈约《四声谱》的关系。[16]91纪昀《沈氏四声考》在万氏的基础上研究沈约用韵，其结论是：“法言之书，实窃据沈约而作者也。”1933年，王越发表了《三国六朝支脂之三部东中二部演变总说》以及《汉代乐府释音》，前文略述古韵“支脂之”和“东中”在三国以后的流变；后文大体上承袭清人旧说，发明不多，且颇有可议之处。[17]31936年，于安澜出版《汉魏六朝韵谱》，搜罗宏富、材料完备，主要缺点在于分析方法。罗常培、周祖谟曾批评：同一时期内有哪些作家用韵特殊？同一个字在前后不同的时期内是否具有语音转变？《广韵》一韵的字是否归类一样，有没有值得注意的现象？特殊的合韵例子应如何解释？自汉至隋声调的分类和隋唐韵书有何不同？这八百年间是否存在方音的分歧？于安澜对于这一类的事情都没有顾到，[17]4然而事属草创，例所难免。同年，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从明张溥原辑、彭懋谦重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选录南北朝和隋初四十九家韵文作为研究材料，除依照用韵变迁划分出三个时期；又参考诗人籍贯划分出六个区域，其目的在指陈这一时期的诗人用韵和《广韵》分韵有什么异同，然而所用的材料较少，诸多合韵的例子搁置不谈，仅达到预期的目的为止，没有讨论更多的问题。[17]3此外，王力探讨南北朝用韵时，汉魏晋诗人用韵尚留下不少空档，以至于无法向上链接，从历时的语音观点讨论更深入的问题，如《广韵》“灰咍”有之部、微部两种来源，南北朝第一期不太接触，王力合并为“灰韵”显然未考虑古韵来源不同的问题。
1958年，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详细分析了两汉的韵部及特点，是汉语韵部研究的里程碑之作，然而也并非全无可议之处，如罗、周两位先生主张：“到西汉时期，鱼侯合用极其普遍，所以我们把鱼侯合为一部。”[17]49邵荣芬、王力并不认同此说，前者指出侯鱼之所以接触，在于东汉“鱼部鱼虞模”往“侯部虞”的方向合并，形成新的鱼部；[18]70-84后者提出相反的音变方向，指出两汉侯部“符臾珠姝儒俱隅驱腴区趣愚踰煦榆渝殊貙拘驹愉岖劬株蹰襦趋嵎须雏”等字转入鱼部，造成两部混淆不清。[5]84无论音变方向为何，皆不同意两部字完全合并于西汉。李方桂则不承认侯鱼接触是主流音系的表现，他说：上古*u与*a接触，是*u元音破裂成*ua的方音现象，即便这个现象在汉代很普遍，仍是个方言现象，理由在于《切韵》时代侯部的各韵仍然跟鱼部不同。[19]73
劳动教育是高校教育中长期被忽视的环节，很多高校依旧没有发现劳动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劳动中的创造工具、使用工具是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标志。
罗、周之后，林炯阳《魏晋诗韵考》、[7]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20]何大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21]周祖谟《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22]相继关注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用韵问题。其中除周祖谟反复研寻，整理出“两汉至南北朝”各分期的韵部演变概况外，林炯阳、丁邦新、何大安对于魏晋前后期的语音观点皆承袭了前人看法，林炯阳说：“今取本师陈伯元先生古韵三十二部、罗常培、周祖谟两汉韵部、本篇所定魏晋韵部、以及王力南北朝韵部，参合比较，则自周秦至陈隋一千七百余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公元六一八年）韵部演变之大势，可得粗略之了解矣。”[7]1108丁邦新、何大安除采用李方桂上古和中古的拟音系统，也以罗常培、周祖谟的两汉，[17]王力、[23]周祖谟[24]的南北朝韵部系统为基础，全面地从音值上串联周秦至隋的韵部演变脉络。上述学者除试图理清汉语主流音系的发展脉络外，可贵的是也注意到部分合韵可能代表的方音特色，因此或者将文献依地域分类；或者将诗作依诗人籍贯或活动范围整理，藉由与主流汉语相比较，得出南北方言与各区域的语音特色。然而，他们共同的缺点在于分部的标准流于“印象判断”“举例判断”，即便部分篇幅用了“算数统计法”，但也有其局限性。⑤我们从各书“合韵表”来看，林炯阳、[7]1249-1256周祖谟[22]36-39，47-49，54-56只见合韵次数，自韵的次数看不出来，更不见换算成比例。丁邦新所提供的数据较为完整，[20]201，213，224有部分分部应再商榷，如宵部分出宵、豪，其中宵部自韵95、豪部自韵83、宵豪合韵76，换算出合韵百分比高达42.7%；再看蒸部分出蒸、登，其中蒸部自韵62、登部自韵6、蒸登合韵5，即便合韵百分比仅7.35%，但登部自韵6次，蒸登合韵却高达5次，凡此皆未说明分部的标准何在。
20世纪80年代朱晓农《证北宋豫鲁地区十八辙三十四组》，开始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诗歌押韵，标举可以克服“印象判断”“举例判断”“算数统计法”的局限，至今相关成果已不在少数，如麦耘《隋代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金恩柱《唐代墓志铭的押韵及其研究方法》、刘修海《元散曲用韵研究》、张建坤《清车王府抄藏曲本子弟书用韵研究》、戴军平《魏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李书娴《用聚类方法研究古代押韵材料》、魏慧斌、李红《宋词阳声韵的数理统计分析》、张建坤《北魏墓志铭用韵研究》、李书娴《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韵文材料的验证与个案分析》、王冲《前四史韵语研究》、张建坤《齐梁陈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这些研究都运用“数理统计”把各分期材料中的“辙”“韵”统计出来，即建构出一个共时平面的韵类系统，但多半集中在魏晋以下。下一项工作应是扩大“数理统计”的应用范围，从历时的角度串连起各个时期的韵类关系，看出音韵演变的大致方向，进而对其描述或解释。
不论何种统计法都有相同的优点，即藉由科学数据，摆脱印象式的举例、判断，也有相同的缺点：即：处理出现频率较低的韵时把握不大；数字背后的意义，仍无法完全脱离研究者的主观推论。关于前者，处理方式只能尽可能地将同类型的材料（诗歌押韵）搜罗殆尽，只要统计样本数量越多，相对误差就会越小，真的无法讨论则指出局限，不盲从妄断；至于后者，并非统计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对语音演变方式或语料对应关系的认识不足所致。处理韵段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用什么方法，“分部”只是概略性地反映韵部与韵部之间的亲疏远近及其界线，能否具体地分析到各韵部间的语音变化关系才是关键。以侯鱼合韵为例，于安澜认为西汉侯鱼同用、分用并存，东汉后全趋同用；[25]12罗常培、周祖谟则主张西汉侯鱼合为一部。[17]49不论侯鱼合并于西汉或东汉，皆凸显了这是主观经验下所作出的论述，没有“分合标准”作为依据。此外，也把“侯鱼”看做是部与部之间的分合问题，到了邵荣芬、[18]70-84张鸿魁[26]394-422才从韵部内韵类与韵类之间的关系，指出侯鱼是东汉“鱼部鱼虞模”往“侯部虞”方向整并的语音现象。笔者曾撰文指出相关讨论也只谈对了音变方向，从韵段上看，两汉除“侯部遇摄、鱼部遇摄”同用，也多“侯部流摄、鱼部遇摄”相押，“遇摄字合流”之说⑥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韵段上所见。[27]34“鱼部鱼虞模”往“侯部虞”合并的说法只能解释《诗经》音到中古16摄、206韵的音类整并规律，其它不在这条对应关系上的合韵现象往往受到忽略，这不是观察诗歌用韵不够详实的结果，而是过于迁就《诗经》韵部到中古206韵对应关系上所造成的局限，我们必须藉由统计数字忠实地反映这些不在对应关系上的合韵现象，才能彻底厘清韵类之间的音韵层次，找出合理的音变条件。
一辆丰田RAV4因事故翻车，修复后在试车途中发现，当车速低于20km/h行驶或怠速等红灯时，发动机会自动熄火，再次进行点火操作，发动机能正常启动。
四、结语
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不断引进，方言学、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入，传统系联诗歌韵脚的做法只能反映韵类之间的关系，在许多研究者眼里，算不上提供一个清晰的语音系统和演变规律。但就历史比较法而言，音类的分合关系总是比音值的异同更加重要，[28]32相关工作如未臻完善，将大大影响韵部拟测的基准，也使得语音演变的机制暧昧不明。西方重建原始印欧语主要依靠“比较法”和“内部构拟法”，相关的局限前人所论已多，⑦实际运用在汉语研究上也延伸出种种问题，如尽管高本汉的比较工作利用了二十一个汉语方言和三种域外汉字音材料，但并没有依循先寻找最小对应组、再根据对立互补条件归纳原始音类的比较程序，而是直接在清儒所归纳的上古诗歌韵类和中古反切系联所建立的音类里填入音值，[28]47对此朱晓农先生直言：
1)Java程序设计课程需要对程序设计语言(如C或C++或计算概论等)有所了解，有很多学生对于语言理解的不够透彻，在学习过程中十分困难。教师在定制教学大纲时，通过泛雅平台帮助学生们回顾或了解一下相关的程序设计语言，设置一个前导课程。
同理，从押韵行为互有交错的关系来看，如：支歌、支脂、之脂、之幽、幽宵等合韵，反映周秦两汉一千三百多年，各韵部内可能不止一个读音，故造成不同韵部间有多种合韵关系，这凸显了在掌握《切韵》、韵图与《诗经》的对应关系之外，有直接从各时期韵文来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必要性。
2. 诗歌用韵只反映“韵腹”和“韵尾”，“声母”“介音”仍需回到韵书、韵图的框架上来谈。⑧陆法言《切韵序》曰：“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据此则诸多南北、古今音读，已经人为因素所剃除，上古文献所用的字音，未必能在韵书、韵图中找到相对应的音读。
1. 《诗经》和韵书、韵图的性质不同，要采用高本汉的历史比较法，必须先将韵书、韵图压缩在同一个平面，将206韵、十六摄一一标记上音值。陆法言明言《切韵》之作“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这个“以摄为纲、韵分四等；开合洪细，囊括其中”的音韵体系是什么？诸家所构拟的是一个音系内的对立关系？变体关系？还是多种音系的杂糅关系？这是直线型理论所无法兼顾到的。
这段话表面上批评了高本汉未能恪守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汉语文献上的音类框架尚有许多问题需要厘清，如：
3.元部字一般维持a元音读法，三等字有jan＞jən的元音央化现象（文元合韵）。
3. 上古“多少部”的做法，其背后的意义是每一个汉字，中古的每一个韵类都有一共同来源的“归属”，实际上是将不同时间、地域、演变类型的层次压缩到同一平面，以“旁转”“对转”解释，始终分不出哪个“层次”是早期的，哪个是晚期的。汉语的历史演变综合多种因素，要分出层次，看出历史音变，显然无法以“旁转”“对转”一语带过。
即便如普林斯顿学派严格遵守比较法，不依赖汉语文献的原始语重建工作，也忽略印欧语的子语言总是截然分化；分化后又互不影响；而汉语各方言的分化往往是“拖泥带水”，分化后又“纠缠不休”。[29]194种种方法上的局限皆说明不论是罗杰瑞等以方言差异拟测原始闽语，或是高本汉等以上古《诗经》和中古韵书、韵图对应连结的做法，皆属于演变关系上的推测，与其说是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不如说是方法上的尝试，表现的是一种“逻辑事实”，而未必贴近“语言事实”。我们说哪一家的拟测最合理、逻辑性最强，也应正视各项理论已解决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罗杰瑞未能排除非闽语层次所拟测出的第九调；高本汉未能正视韵书性质造成上古到中古在音标符号上的膨胀性发展等等，都是西方历史比较法无法在中国畅行无阻的根本原因。再者，就诗歌韵类分析而言，也有许多比较法所无法兼顾的条件，像是押韵条件的改变，标准语的转移，以及南北是非的差异等等。如何藉由分辙、分韵厘清韵类之间的关系，为更严谨的逻辑事实提供参考依据，是日后所要努力的目标。
注释：
① 指高本汉以《切韵》（隋唐陕西长安方言）为中枢，上推上古汉语（西周河南语言），下接现代方言（几乎是全部）的直线型理论模式。从表面上看，中国语言学界对高本汉的批评多于肯定，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古音学第二次大辩论，林语堂、李方桂与高本汉你来我往，以及后来赵元任、陆志韦、葛毅卿、李荣、董同龢、周法高等的修正。据实而论，这些批评都是对个别或局部结论的商榷。尽管有这些议论，高本汉古音拟测的原则、方法、格局和阐释汉语语音演变的模式，还是被中国语言学家普遍接受了。参见李葆嘉《汉语起源演化模式研究》，第21、22页。
② 指以“单一音系性质”的《切韵》为枢纽，则上古到中古为由简到繁的膨胀型分化过程；从中古到现代方言为由繁到简的收缩型合并过程。即简—繁—简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状态。
③ 罗常培、周祖谟主张：《诗经》脂微、质术、真文六部，到了两汉合并为脂、质、真三部。李方桂进一步指出：脂、真部的*i元音到了汉代（或汉代以前）就开始变为复合元音iě，与微、文部的*ə元音合而不分。
④ 傅锡壬从用韵现象将《卜居》《渔父》归为一类，认为和其它篇章不同，并强调“若云一人之作品，其用韵必有习惯上感情上不自觉的统一性”，推论此两篇非屈原之作。游国恩也考证《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篇有伪托的嫌疑，非宋玉所著。
⑤ 如无法区别“短诗中少数几个韵脚”和“长诗中一大串韵脚”在数字上的不同；无法区别“10个A部字夹杂1个B部字”和“10个A部字夹杂10个B部字”在数字上的差异；两部通押到百分之几算合并，百分之几要分开，难以有公认的标准。
⑥ 如庄忌《哀时命》，“后耦垢／与渚处雨宇野者”相押；韦孟《讽谏诗》，“后／绪”相押；王逸《疾世》，“謱／余”相押；王逸《遭厄》，“耦／宇”相押等等。“／”左侧为“侯部侯厚”（流摄）字；右侧为“鱼部鱼虞模”（遇摄）字。
本文设定的边界条件将在下面依次说明，在只对水下船体阻力研究时，边界条件设定的比较简单，在粘性模型中选择RNG k-ε 模型，在对材料进行定义时，需要添加液体水，对船舶在不同的航速时需要对inlet-water速度进行相应的设定，例如当船舶的航速在12 knots时，将inlet-water速度设定为6.1733m/s2，如果要研究船舶处于空气和水两种介质中的阻力，要使用VOF模型，并追踪空气、水二相流的自由液面，在静水面划分不同介质的流域，即静水面以上为空气部分，静水面以下为液体水部分，对船舶航行的阻力进行计算，应保证船舶水线面与气液相界面保持一致。
⑦ 如不理会方言或社会变体、语言分化之后不再接触、适用于一个语言的结构形式等等。
⑧ 如上古介音系统的拟测，高本汉与他的中古系统是一致的，即：一、二等没有介音，三等有介音-
-，四等有介音-
-，合口有介音-_-，董同龢同意了这个看法。王力一部只拟一个主要元音，因此无法像高本汉以不同主要元音区别一、二等韵，便采取了有无介音来作为一、二等的区别，开口二等为-
-，合口二等为-o-。陆志韦认为二、四等都无介音，三等有两个介音。李方桂主张三等韵有介音--，影响上古声母的颚化现象，二等韵里有介音-
-，使舌尖声母卷舌化，上古音系统里只需要这两个介音，此外没有合口介音。不论哪一家的做法，对于上古“开合、等第”的判断，都需要从中古韵书、韵图的架构往上类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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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egory of Poems, Songs and Rhymes in Zhou, Qin and Sui Dynasties
WEIHong-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Research on rhyme categories in the archaic period and ancient times have always focused on class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und values of rhyme sec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n arranged the relationship of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and evolu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Songs and ancient rhyme books and rhyme charts. With the research deepened, scholars started to frame a multi-plane cascaded history of Chinese Phonetics from rhymes used by poets in different periods; meanwhile, they were ale aware of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s possibly represented by paired rhymes; therefore they classified literatures per region, or organized poetic works according to the native place and activity scope of poets in order to compare with mainstream Chinese to obta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ialects and phonetic features of various regions. There is no standard for the approaches in these earlier researches to analyze the rhyme category. Since the 1980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hyme of poems and songs. Though there are lots of results so far, a majority of them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periods after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next work should extend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cascading the relationship of evolution of rhyme categories in various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Keywords:rhyme of poems and song;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rhyme merger;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收稿日期：2018 – 09 – 29
作者简介：魏鸿钧（1980-），男，台湾桃园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音韵学。E-mail: 1535195206@qq.com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9）02 - 0047 – 07
（责任编辑 周 芬）
标签：诗歌押韵论文; 上古音论文; 合韵论文; 数理统计论文;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