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
大西洋核力量 vs多边核力量
——20世纪60年代英美核战略的交锋
耿 志
摘 要: 为了应对苏联战略核导弹力量的发展，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酝酿了“多边核力量”计划，企图将北约欧洲盟国的核力量进行整合，以满足美国核战略的需要。这一计划不但遭遇到了法国的强烈抵制，而且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国和已拥有核力量的国家，英国也不愿意就此放弃自己独立的核威慑战略。为化解两难的困境，英国政府出台了“大西洋核力量”计划。尽管这两种计划最终都没有得以实施，但相互较量的过程能够揭示出英美之间关系的“特殊性”。
关键词: 多边核力量；大西洋核力量；核战略计划；英美关系
学术界对于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已有较多的研究，相对而言，对于英国提出的“大西洋核力量”计划研究较少，尤其是国内迄今尚无这方面的成果[注] 国外的主要成果有：Thomas C. Wiegele, The Multilateral Nuclear Force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the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 thesis (PhD) o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7; Wilfrid L. Kohl, Nuclear Sharing in NATO and the Multilateral For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 80, No. 1, 1965; Martin A. Smith, British Nuclear Weapons and NATO in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87, No. 6, 2011; John W. Young, Killing the MLD? The Wilson Government and Nuclear Sharing in Europe, 1964-66,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 14, No. 2, 2003; David J. Gill, The Ambiguities of Opposition: Economic Declin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Rivalry in the Nuclear Policies of the Labour Party, 1963-1964,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 vol. 25, No. 2, 2011; David J. Gill, Britain and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 1964-197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国内的主要成果有：孟晓雪《浅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姚百慧《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多边核力量计划的起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对美国的过多关注，认为美国是其时西方阵营的领袖，其盟国必然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要服从美国的意志。尽管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也能够被相关的史实所佐证，但忽视了在一些战略问题上像英国这样的主要盟国与美国之间的分歧，甚至是与美国之间的较量。
一、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导弹力量的发展和部署，不但北约的欧洲盟国，而且美国本土，都处于苏联核导弹的威胁之下。虽然美国在其他北约成员国部署了战术核武器，但没有部署战略核武器力量，这促使美国政府出台相应的措施去加以应对。与此同时，在英国成为核国家之后，法国决心紧跟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政府一方面试图阻止法国发展独立的核力量，一方面企图将英法的核力量纳入美国的战略设计之中，于是出台了“多边核力量”计划(Multilateral Nuclear Force)。
1957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计划在北约的欧洲盟国部署战略核武器，并出售中程弹道导弹给英国。[注] New York Times , July 17, 1957, p.1. 来自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New York Times , 1851-2014数据库。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之后，其他北约成员国由最初担心美国草率对苏动用核武器从而危及自身，变为担心美国顾忌本土遭受苏联的直接核打击而在使用核武器保卫欧洲问题上动摇决心。为缓解盟国的担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 Dulles)在当年12月巴黎召开的北约首脑和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以签订双边协议的方式向北约成员国提供美国的核武器和中程弹道导弹，由美国控制核弹头，盟国则控制导弹。[注]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7, 1957, pp.1, 12.但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拒绝了美国的方案，提出要么完全控制部署在法国的核武器，要么自己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在美国拒绝后，法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戴高乐的做法造成其他北约成员国要求更多地控制美国部署在本国的核武器，以此作为一种替代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方案，联邦德国甚至也提出研制核武器的要求。
为应对这种形势，1959年8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空军上将劳里斯·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建议，将北约打造成拥有自己控制核武器的“第四种核力量”，并配备中短程弹道导弹。在1960年2月13日法国成功试爆第一个核装置之后，诺斯塔德进一步提出由美国、英国和法国首先各出一个营组成一支多国部队，由一名非美国的指挥官统一指挥，该部队配备的核弹头则处于美方控制之下，这个建议没有被盟国接受。1960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建议在北约盟国部署“北极星”导弹，以取代防御能力比较弱的“雷神”导弹和“朱庇特”导弹，修改原有的“双控制”作法，将导弹和核弹头都交由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控制，但遭到了戴高乐的反对，该方案也不得不放弃。[注] Robert E. Osgood, NATO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229, 232; New York Times , March 3, 1960, p.1.
于是，在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Christian A. Herter)的授意下，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计划室主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鲍伊(Robert R. Bowie)于10月12日提出了一项计划，即组建一支“北极星”潜艇部队，每艘潜艇配备北约不同成员国的军事人员；同时组建包括多国军事人员的常规部队，以满足欧洲常规防御的需要；各参与国都对这些军事力量的使用拥有否决权。[注]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13, 1960, p.1.一定程度上，“鲍伊计划”成为了美国“多边核力量”战略构想的正式开端。
在同年12月16日的巴黎北约理事会会议上，国务卿赫脱对“鲍伊计划”作了一些修改，提出北约“北极星”核潜艇部队由5艘该类型的潜艇组成，其他成员国将从美国购买一百多枚导弹装备在处于北约指挥之下的其它舰只上，但前提是各国需在“多边体系”的政治控制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避免美国国会提出反对意见。[注]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7, 1960, p.1.也许是肯尼迪即将接替艾森豪威尔的总统职务，担心政策的连续性，除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外，其他成员国对赫脱的提议反应冷淡。[注]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9, 1960, p.1.
②使用第4次总体数据进行验证,验证误差结果如下:Fx方向最大误差为5.89%,Fy方向最大误差为12.02%,Fz方向最大误差为15.39%,Mx方向最大误差为0.52%,My方向最大误差为1.80%,Mz方向最大误差为1.55%,证明该方法仍然无法解决维间耦合问题。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上台后，对赫脱的多边方案进行了修改。1961年5月17日，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将继续向北约提供5艘“北极星”核潜艇，但强调这应在北约实现非核目标之后，并且没有提及在北约成员国其它舰只上装备一百多枚导弹之事。[注] New York Times , May 18, 1961, p.1.也就是说，肯尼迪把“鲍伊计划”中关于常规力量的方面置于了核力量之上，反映出肯尼迪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倚重核力量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调整，决定以“灵活反应战略”取而代之。根据“灵活反应战略”，肯尼迪政府希望其他北约成员国以发展常规力量为主，不搞自己的核力量，美国为北约提供核保护，目的是将英法以及未来可能研制核武器的北约成员国的核力量纳入美国的核战略当中。当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促使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加速推进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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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21日美英达成的《拿骚协议》[注] 1962年12月21日，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就名为《关于核防御系统的声明》的文件达成一致，并将其作为会议联合公报的一部分。依据该协议声明，双方于1963年4月6日签署了《北极星导弹购买协议》，美国政府以与美国海军采购相同的价格向英方出售“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弹头除外)、发射和火控系统等相关装备，以及提供测试和训练等配套服务，但不包括该导弹系统的设计等技术情报。 ，充分体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战略构想，是肯尼迪政府实施这一战略构想所迈出的重要一步。随后，肯尼迪任命前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负责一个由国务院和国防部代表组成的多边核力量谈判小组前往欧洲进行游说。同时，为吸引北约无核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美国进一步提出建立一支由25艘水面舰只组成的多国舰队，每艘军舰装备8枚射程为2,500英里的“北极星”A3导弹，并由至少三国的海军人员共同操作，核弹头则由美国控制；所需经费约50亿美元，任何参与国出资额则不超过40%，计划10年内建成。[注]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45; John Baylis, Anglo -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1984: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 2nd ed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p.137.然而，戴高乐以法英情况不同为由拒绝了拿骚会议之后肯尼迪向他提出的类似安排。[注] Charles S.Sampson and James E.Miller,ed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Vol.XIII:Western Europe and Canada,Washington,DC:USGPO,1994, pp.745-748.
二、英国提出大西洋核力量计划
2.委外加工形式五花八门，有带料加工、不带料加工、设计加工等，而且为赶进度普遍供需双方约定先加工后定价，这与非标行业的特性有关，很多非标组建的加工都没有历史可比价格，待整体加工完成再由双方协商确定加工价格，故委外加工费定价期间也较长，有时产品已完工入库，加工费还未对账确定，导致成本归集不及时。
对于美方没有在会谈中就“多边核力量”问题步步紧逼，而是坦然地同意对“大西洋核力量”方案认真予以考虑、给出自己的意见，并愿意在北约框架内进一步协商，这让英方感到有些意外。在12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威尔逊称：“访问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美国政府没有企图置我们于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不可接受决定的境地。结果，我们达到了阐明我们国防基本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为进一步更具体的协商铺垫了道路。”[注] CAB 128/39, CC (64) 2, 14th Conclusions, 11th December, 1964.
1963年10月，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Alexander F. Douglas-Home)接替麦克米伦担任首相。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则取代了遇刺身亡的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为解决上述难题，英国国防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Peter Thorneycroft)在12月的北约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了英国版的“多边核力量”方案，以求在美国的主张与英国自身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该方案主张：以现有的战机和导弹力量，而不是美国所提倡的“北极星”核潜艇，作为“多边核力量”的基础，具体包括英国已装备的“堪培拉”式(Canberras)轰炸机、美国和联邦德国已装备的F-104“星”式战斗机和“潘兴”(Pershing)空对空导弹，以及研发中的英国TST-2攻击机和美国F-111战斗轰炸机，并将英国V级轰炸机的作战目标由苏联境内调整为东欧；这支多边力量将由多国人员构成，并共同出资，归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注] The Times , Jun 26, 1964, p.12. V级战略轰炸机包括勇士(Valiant，1951年首飞，1955年服役)、火神(Vulcan，1952年首飞，1956年服役)和胜利者(Victor，1952年首飞，1958年服役)，1964年处于服役高峰，因苏联地对空导弹的威胁以及英国自身导弹技术的发展，战略轰炸机逐渐落伍，于1982年全部退役。1964年7月2日，英方将“桑尼克罗夫特方案”正式提交北约八国特别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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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美方对英方的“大西洋核力量”方案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英方方案的基础上，美方提出：需要同北约其他成员国协商之后才能做出最终的安排；仍需建立一支足够规模的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水面舰队，北极星核潜艇最初可由单一国家的人员操作，但最终不排除多国人员共同操作；英方将派出人员参与多边混合水面舰队的行动；这支多边力量不是其它战略力量的补充，而是部分的替代，其配备的导弹数量应不少于200枚，美方将在与其他盟国协商的基础上提供自己参与其中的力量构成；美方建议这支力量应处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指挥之下，但最终如何取决于盟国之间进一步讨论的结果；应在1965年年初召开相关各方的会议，在达成最终安排之前应同法国政府协商。
由于英国大选临近，道格拉斯-霍姆致信美国总统约翰逊，希望在大选之前不要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做出最终的决定，约翰逊同意了这一要求。[注] Andrew Holt,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Douglas -Home Governmen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Empire , p.56.道格拉斯-霍姆显然担心，此时政府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的任何支持性表态，都会使英国民众质疑政府在独立核威慑方面的立场，从而对大选结果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英方派遣了三十名海军人员加入美国海军驱逐舰“克劳德·V·里基茨海军上将”号(Admiral Claude V .Ricketts )的多国混合操练，并积极参与北约特别工作小组的讨论，以彰显英国政府并非消极抵制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注] John Baylis, Anglo -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1984: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 p.140.
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未能赢得执政的多数。10月16日，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出任新一届英国首相。根据威尔逊的说法，“多边核力量”是肯尼迪在国务院一些官员的压力下勉强实施的，肯尼迪在1963年4月曾告诉过他，“他从未对此热衷过，并没有催逼它，但他认为欧洲想要它”。[注] Harold Wilson,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A Personal Record ,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4, pp.70, 73.在国务院官员的继续推动下，约翰逊一度决定比肯尼迪更有力地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并告知英方1964年12月是做出“多边核力量”决定的最终期限。因为美国意在笼络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积极拥护的联邦德国，以便德国联邦议院在1965年1月大选之前通过“多边核力量”的安排，从而避免这一问题在德国大选中引起政治争议。[注]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p.251.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联邦德国在美国同盟体系中不断上升的战略地位。
本诗写于1921年，当时作者刚从日本回到祖国，目睹了社会的黑暗现实，虽觉得有些感伤，但并不绝望，仍然执着地追求光明和理想，于是写下这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通过对_______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_______，对理想生活的________。
事实上，相比保守党和军方，在野时期的英国工党更加反对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尽管工党也从军事的角度赞同军方关于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是没有必要的看法，但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担心“多边核力量”计划会导致核武器在北约内部的扩散，特别是会鼓励联邦德国的核野心，同时被苏联视为一种挑衅，而且认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次级的核力量机制，会从整体上削弱北约。另外，工党反对保守党的独立核威慑政策，认为美国掌握了西方阵营95%的核力量，即使并非要即刻销毁英国已有的核武器，英国也不应花费巨额开支将命运和利益集中在仅仅是象征意义的小规模核力量上。工党主张的替代方案是：从长远角度放弃英国的核力量，已有的核武器任由其过时而自然销毁；英国国防的重点应放在常规力量的建设上，而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同盟关系，将自身与美国的防御政策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依然保留动用核武器的决定权，但英国更多地参与美国核力量的构建、政策制订等方面，分享对美国核武器的控制，从而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注] Hansard, HC Deb, 4 March, 1963, Series 5, vol. 673, cc 59-61, 15 November, 1963, vol. 684, cc 495-496; Harold Wilson,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A Personal Record , p.70;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pp.265-266.
我认为，一些谈论特殊关系的人是正在向后看，而不是在向前看。他们留恋我们的帝国年代。我们不是将我们与你们的关系视作一种特殊关系，而是视作一种亲密关系，影响它的只有目的的坚定性和我们目标的一致性。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在我们过去辉煌或是那种辉煌的任何褪色观念的基础上来同你们交往……我们有，并且我们一直应该有,一种亲密关系。[注] Harold Wilson,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A Personal Record , p.80.
2.3 酒糟有机肥不同用量对烤后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各处理中部烤后烟叶主要化学成分指标除钾外均无显著差异，含有酒糟有机肥2 250 kg/hm2配施20%化肥的处理钾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其糖和淀粉含量均高于其他2个处理；3个处理的氯含量较低，均低于对照，其他化学成分含量各处理间以及各处理与对照间均无显著差异。
在美方的催促之下，11月20日-22日，威尔逊召集主要大臣及其常务次官、三军参谋长及其顾问专门讨论国家的安全政策问题，最终出台了一个名为“大西洋核力量”(Atlantic Nuclear Force)的替代“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方案。某种程度上，也兑现了威尔逊政府竞选时关于“重新谈判拿骚协议”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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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的力量组成包括：英国的V级战略轰炸机，除了那些用于北约地区以外的和那些预备的飞机之外；英国的北极星潜艇舰队；至少相同数量的美国北极星潜艇；非核成员国能够参与其中的由某种多国人员操作和共同拥有的组成力量；法国决定委派的任何力量，如果法国决定参与的话。
宗教界对进化论不满意，是因为它明确否定了圣经的论述。不过，人们很快找到了将自然选择理论和“人在自然界中处于高等地位”的心理需求结合的绝妙方法。
根据各国政府指示指挥上述力量的单一机构的职责是：向指挥官提供政治指导；批准指挥官关于使用全部武器的目标和行动方案；做出决定向指挥官发放核武器；在所有类型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角色方面制订一致的政策；协商讨论世界任何地方可能导致使用核武器的紧急情况；在制订目标方面，与美国在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进行协调。
威尔逊强调，只要北约同盟存在，英国承诺自己的那部分力量将一直留在大西洋核力量中；大西洋核力量将处于代表所有成员国的单一机构的指挥之下；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力量使用和有关指挥机制的任何改变方面拥有否决权，而其他参与国也可以单独或集体拥有否决权。为了确保不会导致核武器的扩散，特别是不造成在扣动核扳机上出现新手，核成员国承诺不扩散核武器，而非核成员国承诺不获取或获得控制核武器。另外，在使用战略武器方面，反对取消美国的否决权，或是置于任何多数表决的机制之下，否则将导致核武器的扩散。[注] Hansard, HC Deb, 16 December, 1964, Series 5, vol. 704, cc 431-437.
从“大西洋核力量”方案的内容来看，它实际是美国“多边核力量”方案、保守党的“桑尼克罗夫特方案”与工党以往立场三者之间的一种折中。一方面，它与“桑尼克罗夫特方案”有着相似之处，都主张利用现有或即将投入使用的武器装备，从而减少军费开支，都强调通过发挥V级轰炸机的作用，加强英国在其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体现了工党以往的主张，即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同盟关系，美国保留动用核武器的决定权，但英国更多地参与到美国核力量的建设、政策制订等方面，分享对美国核武器的控制，从而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再者，它原则上接受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作法，尤其使美国青睐的非核国家联邦德国在不获得核武器的情况下也能够加入进来，同时避免戴高乐指责法国被排斥在外，而设想法国也加入其中，尽管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至于工党以往反对英国独立核威慑的立场，威尔逊也能够以此向工党中的左翼表明，政府对《拿骚协议》做出修改是旨在通过提倡“大西洋核力量”方案从而放弃独立的核威慑，英国将自己的“北极星”核潜艇纳入其中就是使英国核力量“国际化”的体现。英国学者约翰·扬指出，威尔逊提出只要北约同盟存在，英国承诺自己的那部分力量将一直留在大西洋核力量中，以取代《拿骚协议》中附加的“除非女王陛下政府决定国家的最高利益正处于危急关头”的前提，是旨在“通过限制英国‘独立的’核能力，取悦想要废除它的那些人”[注] John W. Young, Killing the MLD? The Wilson Government and Nuclear Sharing in Europe, 1964-66,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 14, No. 2, 2003, p.301.。而对于保留“北极星”系统，威尔逊辩称，“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系统，开发替代性的系统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要取消它为时已晚”[注] Harold Wilson,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A Personal Record , p.40.。另外，威尔逊将计划建造的英国“北极星”潜艇数量由原来的5艘削减为4艘，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费用开支。[注] Peter A. R. Carrington, Reflect on Things Past :The Memoirs of Lord Carrington , London: Collins, 1988, p.221.甚至威尔逊政府中的一些人还打算将“大西洋核力量”计划作为使美国同意英国削减在北约所承担常规军事义务的一种手段，以此减少国防支出，并且获取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英镑币值稳定的支持。因为至1964年海外军事开支已占英国政府财政赤字的三分之一。[注] David J. Gill, Britain and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 1964-1970, p.77.如此，威尔逊最终化解了工党左翼对“大西洋核力量”方案的反对。
然而，从威尔逊政府出台“大西洋核力量”计划来看，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政党利益，工党执政之后依然延续了保守党的独立核威慑路线。威尔逊强调只要北约同盟存在，英国承诺自己的那部分力量将一直留在大西洋核力量中，与麦克米伦在《拿骚协议》中附加的“除非女王陛下政府决定国家的最高利益正处于危急关头”属于异曲同工，在关键时刻英国政府完全可以以退出北约从而宣布同盟破裂为由撤回自己的核力量。威尔逊在议会下院指出，“不会有任何系统锁妨碍我们与潜艇的通讯权利或是我们撤回潜艇的权利”[注] Hansard, HC Deb, 17 December, 1964, Series 5, vol. 704, c 694. 。而时任外交大臣戈登·沃克(Gordon Walker)也认为，“事实上，在《拿骚协议》保留最高利益正处于危急关头而撤出的权利与我们承诺只要同盟存在就身处其中之间，很可能没有什么差别”[注] David J. Gill, Britain and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 1964-1970, pp.88-89.。此外，“在大西洋核力量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英国无疑将保持像以往一样的核力量——但是，如果其他国家拒绝接受工党的方案，就将不是它的错了”[注]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p.279.。也就是说，不论如何英国政府仍然能够保持独立的核威慑，“大西洋核力量”是一个进退皆可的方案。
对于英方企图以“大西洋核力量”计划取代“多边核力量”计划，美方不是没有怀疑，特别是威尔逊在议会公开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做出了批评，他称该计划“对西方力量毫无助益，反而很可能造成同盟内部力量耗散，增添东西方阵营达成一致意见的困难”[注] Hansard, HC Deb, 23 November, 1964, Series 5, vol. 702, c 943. 。但原本就不看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认为，英国新政府的反应比美方最初在英国大选前预想的要好。于是，美方同意待12月威尔逊访美之时再详细讨论“大西洋核力量”问题。[注] John W. Young, Killing the MLD? The Wilson Government and Nuclear Sharing in Europe, 1964-66,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 14, No. 2, 2003, pp.301, 303.
三、英美核战略计划的较量
为敦促威尔逊政府尽快做出决定，并为即将举行的华盛顿英美首脑会晤做前期准备，避免双方再发生拿骚会议上的那种误解。11月底，美国总统特别顾问理查德·诺伊斯塔特(Richard E. Neustadt)和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先后被派往伦敦。诺伊斯塔特告诉首相威尔逊，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多边核力量的接受”。鲍尔更直言不讳地称：“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后退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期待我们给予支持，除非我能够这样说，否则我取消访问行程会更好些。”而据一位采访约翰逊总统的英国媒体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约翰逊声称：“他永远不会再信任英国的首相了，因为他所有的经验表明，他们的华盛顿之行主要事关的是国内的竞选活动。”[注] Harold Wilson,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A Personal Record , pp.75-76; FRUS , 1964-1968, vol. XIII: Western Europe Region, Washington, DC: USGPO, 1995, pp.120, 126-132.
戴高乐的立场进一步引发了英国国内原已存在的关于《拿骚协议》是否能够保证英国独立核威慑的激烈争论。[注] Hansard, HC Deb, 22 January, 1963, Series 5, vol. 670, cc 31-36; 30 January, cc 910-912, 921-926, 955-1074; 31 January, cc 1139-1270; 以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为首的工党继续反对保守党政府的独立核威慑政策，而保守党内的一些成员担心英国丧失独立核威慑。好在麦克米伦的保守党政府度过了这一政治难关。麦克米伦提到：“第一次关于拿骚协定的辩论会开的非常之好，大出意料。”[注]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2页。
在这种气氛并不友善的情况下，12月6日-9日，哈罗德·威尔逊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但在临行前，他表示：“时间在我们这一边，而不在美国人那边。我们不急于达成协议。”[注] John W. Young, Killing the MLD? The Wilson Government and Nuclear Sharing in Europe, 1964-66,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 14, No. 2, 2003, p.306.正是在此次访问期间的一次白宫晚宴上，威尔逊提出，英美之间的关系应是“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而非“特殊关系”。他称：
然而，在竞选期间，尽管工党提出“重新谈判拿骚协议”的口号，但有意在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和独立核威慑方面采取模糊的作法，以便为上台执政后留下更大的政策选择余地。毕竟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策方面需要比在野时期考虑的因素更多，包括对美德关系超越美英关系、核武器扩散的担忧。就如英国学者戴维·吉尔指出的，“公开和私下里，威尔逊强烈反对英国加入北约核力量，代之强调采取核不扩散和欧洲对美国核战略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做法。但这都不表明未来的首相打算一旦上台就采取如此有限的国际角色或谈判立场。威尔逊关于核外交的言辞是作为反对党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用承担政府的责任，主要出于党内团结和选举胜利的需要”。[注] David J. Gill, The Ambiguities of Opposition: Economic Declin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Rivalry in the Nuclear Policies of the Labour Party, 1963-1964,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 vol. 25, No. 2, 2011, p.252.美国学者安德鲁·皮埃尔则认为，重新谈判《拿骚协议》，“不意味着简单地取消购买北极星的协议，威尔逊不断回避向他提出的他是否将‘取消’协议这个问题。‘重新谈判拿骚协议’这一话语内含的意思几乎是，只有在以新权利作为交换的情况下，英国才会放弃获得北极星导弹的权利”，“如果导致华盛顿相信英国将完全放弃核力量，那是它自己对英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缺乏敏感性的结果”。[注]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pp.264-265, 272.
根据威尔逊本人的记述，他向约翰逊总统详细解释了英方反对多边混合舰队的原因。他指出，这不但技术上存在困难，最主要的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欧洲盟国反对联邦德国染指核力量，而且会进一步加剧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另外，需要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和集体威慑机制，很多欧洲盟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担心美国的单边决定会使世界陷入一场核战争之中，或者是任由欧洲自生自灭。他向美方提交了英方的“大西洋核力量”方案。
在英方看来，这一方案利用现有或即将投入使用的武器装备，可以避免因组建核舰队带来的额外军费开支，对苏联更少构成挑衅。英方不提“北极星”潜艇，则意在避免自己手中的“北极星”潜艇被纳入多边力量，从而确保英国核威慑的独立性，而且英国还能在“桑尼克罗夫特方案”所提议的多边力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政府对于“桑尼克罗夫特方案”的反应较为冷淡，怀疑英方的动机是要取代美方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于是，英方急忙表态，“绝非意在替代拟议中的海基力量，或是与之竞争”，只是“一种理念的延伸”。[注] The Times , Jun 26 p.12 and Jul 3, 1964, p.12. 来自The Times : Digital Archive, 1785-1985数据库。北约其他成员国也对“桑尼克罗夫特方案”缺乏热情，认为海基力量更具灵活性，土耳其则不想在其境内部署陆基力量。[注] Andrew Holt,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Douglas -Home Governmen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Empir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55.但美方没有直接否决“桑尼克罗夫特方案”，同意将其作为对美方“多边核力量”方案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一种替代方案加以考虑。[注]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p.249.
总之，传统语文教学在近代清末解体和裂变之后获得了独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使语文教育在传统的“文”与“道”上作了富有时代性的近代化的阐述；而当其矫枉过正、离异传统语文教育之后，三十年代的讨论，又使它重新回归。这次回归不是回复到传统封建语文教学体系，而是在整合新文化精神和传统文化特质上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根据威尔逊的解释，“大西洋核力量”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考虑那些想对核计划制订、政策和战略施加更大影响的非核成员国的立场，加强北约同盟的整体力量和团结；尽可能地保证分派给北约的核力量共同置于一个单一的联合指挥机制之下，从而构成北约同盟防御架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尽可能地覆盖战略和战术核武器，而该机制应与北约紧密相连；促进北约同盟在有关核武器的政策上进行协商。
威尔逊随后对美方意见中的某些地方，例如建立水面舰队、英方派人员参与其中等，提出了自己共计十八点的不同意见。最终，英美双方同意在本次首脑会晤期间不对此做出决定，而是进一步征求北约其他成员国的意见。[注] Harold Wilson,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A Personal Record , pp.79-81; FRUS , 1964-1968, vol. XIII, pp.137-156.
尽管如此，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仍遭到了英国军方的反对。军方认为：该方案在军事上是不必要的，只是增加了已有的核武库而已；现实可行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多国操作存在沟通上的不便；必然导致军费开支的紧张和技术人员的短缺，影响其它项目的实施；在外交上，也容易激惹苏联，为禁止核试验谈判增添困难。英国军方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认同。但是，英国外交部“不愿意冒犯华盛顿，尤其是在1962年拿骚峰会上肯尼迪同意向他们提供北极星导弹之后”，“担心公然的反对会疏远华盛顿和波恩，削弱英国在同盟中的影响力，并且可能导致一种德美特殊关系的出现”，甚至使德国染指核武器。[注] John W. Young, Killing the MLD? The Wilson Government and Nuclear Sharing in Europe, 1964-66,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 14, No. 2, 2003, pp.296, 297; David J. Gill, Britain and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 1964-1970, pp.80-81.而在参与“多边核力量”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向英方施加了“不同寻常的重压……让其知道，如果必要，他们会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继续下去。英国外交部逐渐认识到，如果多边力量建立起来，英国完全难以承受置身其外的后果”[注]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p.247; The Times , Jun 26, 1963, p.12.。
安德鲁·皮埃尔对此分析称，美国政府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在政府和细心的公众当中存在严重的疑虑，而法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联邦德国则意见不一，其他欧洲盟国也缺乏兴趣，加上苏联越来越表示反对，因此“在缺少欧洲对此计划的有力支持并且基于国家安全没必要尽快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总统决定推迟以便寻求其它方案，从而使德国和英国感到更加满意，并去赢得法国的赞同，博取更普遍的支持”。另外，约翰逊接受了顾问们的建议，不要重蹈拿骚会议的覆辙，仅仅在英美双边的基础上去解决关乎整个西方同盟的问题。[注]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p.280.而事实上，在华盛顿首脑会晤之前，麦乔治·邦迪就曾辗转告诉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W. Healey)，华盛顿主张多边核力量的团体正在失势，而约翰逊总统的立场开始动摇。[注] John W. Young, Killing the MLD? The Wilson Government and Nuclear Sharing in Europe, 1964-66,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 14, No. 2, 2003, p.306; David J. Gill, Britain and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 1964-1970, p.98.
于是，约翰逊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停止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向北约盟国施加压力，而是准备与盟国探询替代性的方案。[注] FRUS , 1964-1968, vol. XIII, pp.165-167.这标志着美国政府打算放弃自己原有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尽管该计划并未随上述决定立即被放弃，也并不代表约翰逊愿意给予英国“大西洋核力量”计划以支持，只是“总统发现了大西洋核力量计划具有吸引力的某些方面：它使英国核威慑国际化，同时可以阻止德国‘染指核扳机’；但是在知晓欧洲国家政府的反应之前，他不愿意做出承诺”[注] John W. Young, Killing the MLD? The Wilson Government and Nuclear Sharing in Europe, 1964-66,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 14, No. 2, 2003, p.307.。戴维·吉尔指出：“这次会议不是一场核外交的零和游戏，威尔逊和约翰逊都部分取得了胜利……约翰逊希望英国经济强劲，支持美国在越南和苏伊士以东的行动，而威尔逊试图获得持续的金融援助，使美英关系成功延续下去。”[注] David J. Gill, Britain and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 1964-1970, p.101.
于是，约翰逊建议英国首相威尔逊牵头尝试与联邦德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然而，“大西洋核力量”对联邦德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非核国家，方案中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在德国看来显然是不平等的。法国更是不会参与其中。由于主张美国永恒的否决权，抛弃了欧洲政治团结和军事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美国撤出其势力存在的“欧洲条款”(European Clause)，北约其他的欧洲盟国对“大西洋核力量”也没有多大的兴趣。[注] 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 1939-1970, p.281.对于这种结果，英国政府实际乐见其成，因为“大西洋核力量”计划本身就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不得已出台的方案，如此英方还可以把计划夭折的原因归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多边核力量”上的消极退缩更减轻了英国政府在推行“大西洋核力量”计划上的压力。
1965年3月，威尔逊在访问联邦德国期间与德国领导人再次商谈了“大西洋核力量”问题，威尔逊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不太愿意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方案，急于确保目前巴黎工作小组正在讨论的原先的多边核力量方案仍然在我们的大西洋核力量方案之前”[注] CAB 128/39, CC (65) 5, 15th Conclusions, 11th March, 1965. 。与此同时，在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苏联政府一反常态，对核不扩散国际谈判表现出兴趣，同时它对“大西洋核力量”与“多边核力量”采取同样的反对态度，这让英国政府有些意外，它原以为“大西洋核力量”禁止核扩散的作法更容易被苏方接受。经分析，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对大西洋核力量的反对可能主要是为了作为一种筹码”[注] CAB 128/39, CC (65) 2, 19th Conclusions, 30th March, 1965. 。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政府打算将同苏联达成核不扩散协议置于“大西洋核力量”的谈判之上。
10月9日-12日，英国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告诉美方，如果苏联同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英国政府愿意放弃“大西洋核力量”方案，尽管美方质疑苏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注] The Times , Oct 12, 1965, p.8.这意味着英国政府也将放弃“大西洋核力量”方案。在“多边核力量”和“大西洋核力量”都走不下去的情况下，美英与其他北约成员国只好探寻其它可行的途径，最终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负责的北约国防部长委员会的建议之下，北约于1966年12月14日成立了“核计划小组”(Nuclear Planning Group)，专门负责北约框架内核防务政策的评估和制订。
四、结语
“大西洋核力量”计划是英国哈罗德·威尔逊政府为应对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应景而生的，它不但旨在化解来自美方的压力，而且意在防止核武器在北约内部的扩散，尤其不希望联邦德国成为一个与英国平等的核国家，以及出现美德关系超越美英关系或是推动德法靠近甚至形成核同盟的结果。此外，威尔逊政府力图继续维护英国核力量的独立性，平衡国内的党派政治斗争。英国学者约翰·扬称：“因此，大西洋核力量是一项复杂的、精心设计的计划，意在对北约的非核成员国做出让步，并且表面上取消英国‘独立的’核地位，同时取代多边核力量计划以及推动核不扩散。它显然是为了维护特定的英国利益，而不能仅仅因耗费时间而不认真考虑。”[注] John W. Young, Killing the MLD? The Wilson Government and Nuclear Sharing in Europe, 1964-66,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 14, No. 2, 2003, p.303.戴维·吉尔则强调，除了军事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之外，“大西洋核力量”计划实际是威尔逊政府借此换取美国同意其削减在欧洲大陆的军事义务和支持英镑稳定，从而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一种手段，而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英镑的贬值会影响到美元和国际汇率的稳定。他还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多边核力量”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一种手段，为了改善收支平衡，从欧洲撤出其部队，而不加剧与欧洲盟国之间在军事和货币方面的分歧。[注] David J. Gill, Britain and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 1964-1970, pp.78-85, 89-90, 102.
在回忆录中，威尔逊提到当时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登载了一副卡通画，描绘了一艘写有“多边核力量”的轮船被一艘“大西洋核力量”的潜艇击沉，意在英国的“大西洋核力量”摧毁了美国的“多边核力量”。[注] Harold Wilson,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A Personal Record , p.82.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解读，没有反映出美国放弃“多边核力量”的真实原因。如上所述，造成“多边核力量”计划和“大西洋核力量”计划都未能实现的原因主要是，美英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对两种计划大都不愿意接受，这部分是由于他们作为非核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部分是因为他们反对美英两国擅自决定涉及整个北约同盟的共同事务，而作为欧共体轴心之一的法国的坚决反对，也进一步影响到了北约同盟内其他欧共体成员国的立场。当然，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不一以及政府缺乏国会的支持也是重要的因素，苏联的反对以及两种计划对东西方缓和、核不扩散条约的谈判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发挥着作用。
例4.MARY:What is a lie!Now you're talking in riddles like Jamie. Edmund! Don't! There's your father coming up the steps now. I must tell Bridget.
随着在“多边核力量”计划问题上美国压力的解除，20世纪60年代英美之间核战略的交锋开始迅速降温。而英国不能接受联邦德国获得与其平等的核地位，加之苏联表示愿意就核不扩散问题进行谈判，这些都进一步促使原本就因应对“多边核力量”而勉强提出“大西洋核力量”计划的威尔逊政府，失去了继续推动实施“大西洋核力量”计划的动力和热情。至于威尔逊政府是否是真心打算实施自己提出的“大西洋核力量”计划，学界存在争议[注] David J. Gill, Britain and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 1964-1970, pp.76-77.。应该说，无论对于“大西洋核力量”计划，还是对于“多边核力量”计划，英国政府实际都并不发自肺腑地热衷，推出前者只是“两害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对于自己所倡议的“大西洋核力量”计划的夭折并不感到遗憾，尤其是一直反对混合舰队的国防部和一直对增加额外开支耿耿于怀的财政部。
1.教学内容远远滞后于技术的快速发展。遥感课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技术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内容还在不断充实和完善。但在实际教学中，遥感课程的内容一般源于已出版的教材，有些已无法满足当前的实际需求，亟须更新和完善。
尽管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和英国的“大西洋核力量”计划先后都不了了之，但两者之间一度的交锋反映出了英美这两个最亲密的冷战盟友在核战略问题上的分歧，也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英美关系的“特殊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建立起“特殊关系”之后，这种关系因战后对苏冷战的战略需要而延续了下来。1958年8月英美核同盟关系的确立，是战后英美“特殊关系”存在的最有力证明，英国据此获得了其他盟国所不具备的与美国的核合作关系。[注] 参见耿志：《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与英美核同盟的建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3-22页。 然而，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冷战年代，在“特殊关系”的框架内，英美两国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美国显然是主导和强势的一方，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上，就如面对“多边核力量”计划所表现出的那样，英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主张，因为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于英国而言更加重要，英国难以轻易表示拒绝。
另一方面，英国并非完全被动的一方。在英美利益不一致时，英国总是试图去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或促使美国做出调整，就如为维护英国独立的核威慑地位而提出“大西洋核力量”计划那样，从而尽可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美国也往往不会完全漠视英方的观点，甚至对英国做出让步。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哈代·麦克尼尔指出：“在一切关键性的时刻，都能听到英国人的意见，有时英国的意见修改了美国人的决定。”[注]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54页。 麦克尼尔的看法不仅仅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战后年代同样适用。因此，正是双方必要时都能够向对方做出妥协，英美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才既得以维系，又充分得以体现。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 2019) 03-0060-00
收稿日期： 2018-2-22
作者简介： 耿志，男，江西南昌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天津 30038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英美核同盟关系研究1940-1981”(TJSL12-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52WW1212)的支持。
(责任编辑：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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