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战场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的最后战场——杨振宁论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场论文,科技进步论文,高技术论文,发达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长期关注和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他曾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征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1]，从1971年首次回国访问起， 杨振宁便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他虽然身在海外，却心系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科技事业，每每献计献策，在中国科技发展、国家走向富强昌盛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一 关于中国科技投资问题
1982年3月5日，杨振宁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题为“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想法”的信。在信中，他从科技投资的角度介绍了美国经济发展与科技投资的规律，对中国科技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不合理的科技投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时隔15年，重新研究这些观点以及他后来提出的类似主张，对于当前中国科技投资体制、科学成果转化、科研开发中心的转移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以及转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依然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研究一般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或者为三个阶段：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性研究。杨振宁又把这三个阶段称之为：原理研究、发展性研究、产品研究。从投资和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基础研究是一种远期的投资，如高能物理是原理研究的一个典型例子，其成果至少要在数十年甚至百年以后才能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应用研究是一种中期投资，其成果短则5～10年，长则10～20年就可成为直接生产力； 产品研究或开发性研究是一种短期投资，一般在1～2年或3～5年就可转化为产品，如半导体领域内的多数成果就是如此。
从科学创造的角度讲，基础研究的目的不考虑应用，以探索自然之奥秘为目的；应用研究虽然侧重于应用，其目的不是局限于已经知道能成功生产的产品，而是开发人类未知的产品；开发性研究的目的明确地指向一两种或一两类产品。当然，这种分法并不是绝对的，在一些领域，他们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
科学研究分为三类或三个阶段，怎样进行投资，就成为各国政府、工、商、金融等部门投资政策的一个重要课题。杨振宁在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多年的观察比较与分析后认为，美国和日本在科技投资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美国全社会对于科技投资的认识和科技投资的体制是随着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规律的变化而变化的。开发性研究在美国始于上个世纪。当时美国的工业已有了非常雄厚的基础，科技投资主要集中在产品开发方面，高一层次的科技成果，即应用研究成果主要靠从欧洲引进。到20世纪初，美国的各大工厂意识到单纯地引进应用成果已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各厂相继创立了研究所，如贝尔实验室、通用电器公司实验室等著名的研究单位。这些研究单位的建立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工业的发达，更重要的是美国工、商、金融与政府都认识了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基础研究在美国开始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大批著名科学家的涌入，加上美国发展的工业与已有相当基础的应用研究，使美国开始重视原理研究，并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基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位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近几十年诺贝尔科学奖几乎让美国科学家所垄断便是一个证明。
对于美国科技投资的历史，杨振宁总结道：“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
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2]
对于当代美国，科技投资的重点和规律是非常明显的，除去产品研究以外，发展性研究的经费大约是原理研究经费的10倍。基础研究主要在大学和一些国立研究所进行，发展性研究主要在各大公司附设的研究单位进行。
80年代中期以后，美各大公司将其研究单位的研究目标更加转向经济收益上来，它们提出“商业第一”的原则，不仅将大量的经费集中到这一原则之下，而且，所有科研人员必须按这一原则进行研究，否则就得走人。也就是说，在改进当前产品（产品开发研究）和发展未来技术（应用研究）之间，经费的分配，必须服从公司的发展战略，由于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竞争，各大公司越来越重视近期市场的导向作用。科技投资的结构也相应会发生变化。
作为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日本也受到了同样规律的支配。日本从50年代起，其科学政策几乎是围绕着迅速发展经济的国家战略而展开的，对产业的技术基础采取了倾斜的政策，日本明确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从科技投资看，基础研究比例最低，并且，它所谓的基础研究并非本来意义的原理性研究，而是指某些带有实际应用的基础技术研究，真正用于原理研究的经费是“少而又少的”。80年代以后，尽管日本政府一直以各种方式强调促进“基础性研究”，但由于受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事实上，主要的投资仍然是服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到现在日本的基础（原理）研究仍然和世界水平有一定的距离。不过，杨振宁认为，以日本现有的雄厚经济实力，良好的研究条件，在不久的将来，其基础研究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在对80年代中期之间的中国科技体制进行了较长期的观察和了解后，杨振宁认为，中国已有的各体系内的研究工作“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与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的研究似乎没有被注重。”[3] 并且认为在各个研究领域内“影响中国科技人员发挥作用的具体原因主要是个投资问题。”[4]
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科技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是重视基础研究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的原因是计划体制导致科技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互分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文轻商”等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人们的意识中，从“念书”到“研究”，最终的目的似乎就是“青史留名”，而基础研究的特点往往迎合了这种传统，如在物理领域从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到杨振宁本人，个个都是名重如山。另外，受国外研究的一种假象误导，由于在发达国家，各大公司视应用研究成果为高度机密，决不轻易泄露，而基础成果则很快就会发表，故在中国产生一种印象，“以为美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比应用研究多得多，事实上，正好成反比。”[5]
这种倾向自然导致中国科技投资的“误区”。几乎是从首次回国访问起，杨振宁就非常关注国内科技投资的倾向。70年代初，国内部分高能物理学家上书周总理，要求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这是一项纯粹的高能物理项目，其投资额是十分巨大的。杨振宁在了解这一消息后，深感忧虑，他认为，根据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状况，花巨额人民币，建设这样一项宠大的精密工程，对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是决不可取的。在以后的专家论证会上，他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来又直接向邓小平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虽然，直至70年代末，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但是1980年，中国国民经济调整，该项目被迫下马，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80年代以后，杨振宁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以他特殊的身份，注意引导中国的科技投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他不止一次地指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分布，各国需要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在中国，假如把我干的那一行强调得太高了，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6] 并且强调，如果这种倾向影响了当代的大学生，“这类问题就不是一般问题了。”[7]对于他的观点，80年代末之前，国内许多著名学者持批评态度。 为此，杨振宁在一次接受香港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想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假如今天中国的经济能大大搞好，剩下来的问题都有办法解决。我从来没有讲过中国应该停止做基本研究。我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说，基本研究的经费不要缩减，也不要增加。增加的经费应该用在应用方面。因为中国有很优秀的人才，也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为何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有这样众多的人才，可是今天还为什么穷呢？原因是没能把这些科研成果转换成经济效益，这个环节是中国最需要发展的。”[8]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科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杨振宁在中国科技投资问题上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可以说是高瞻远瞩。到目前为止，中国科研与经济“两张皮”体制所导致的弊端越来越突出，科技成果转化难仍未解决，成果转化的中间投入仍然不足，与科技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投资体制尚未建立，所有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因素。
进入90年代以后，杨振宁仍然一如既往。对中国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针对高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发达国家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杨振宁在比较中、英、日、美等国后指出，日美在高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很成功，英国则很不成功。以生物工程为例，英国在这一领域积聚了很多一流的科技人才，乃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他们只会做纯粹的研究，不肯或不会“下海”，所以他们的生物工程赚不来钱。在这方面，英国与中国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没有能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不同的是，英国的科技水平很高，而中国由于财力限制尚不具备这样的科技实力。所以，较之中国，英国的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总的说来，这与它的政府政策、学术风气以及金融投资结构有关。英国在金融投资结构上与日本和美国有很大差别。要想使工业发展，必须有技术上的新见解，当这种新见解还不成气候时，就得有人愿意出钱来试试，这就是风险投资。把风险投资者和技术人才衔接起来，英国不会做，日本和美国却很会做。
杨振宁认为，中国必须走风险投资的道路。“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制和管理问题。中国须造就众多既有科技头脑，又有商品意识的人，他们能看出哪些科技成果值得做风险投资，哪些不值得。中国现在有必要也有能力着手这件事了。”[9]
1997年6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 杨振宁对该中心的成立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担任了中心的名誉主任。这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要目标的中心，对此，杨振宁怎样看呢？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回答道：“现在国内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水平，有余力对尖端基础科学的发展多做一些努力。清华大学是一个有很好传统的学校，有高质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所以集中力量在清华大学办一个高等研究中心是非常合适的。再过三十年或五十年，回头来看，我们会觉得中国的高等科技的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枢纽的地方。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方面是很成功的。而我们知道近代的科技发展……是需要经济的支援、工业的支援和聪明人的支援。改革开放后积累了差不多20年的经济力量，把经济力量一部分用来大力支援科技发展，我想现在是一个好时候。”[10]
二 关于中国发展高技术问题及科技人员下海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江泽民强调高技术发展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也是杨振宁一贯倡导的。他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应对下个世纪以高科技较量为核心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可以预言，今后的国际市场逐鹿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智力密集型工业领域。”[ 11] 纵观近20年来的世界市场，每隔几年，就有一种代表未来的新型工业产品问世，如计算机领域的个人电脑，通讯领域的移动电话，家电行业的高清晰度电视等等，每一种“主干”产品都是以高技术为基础，并迅速成为一种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引起世人瞩目，提前5 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成就基本上是以中低科技为支撑。这一点从进出口贸易情况来看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之一，1996年进出口总额二千多亿美元，其中出口一千多亿美元，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不到10%，反观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美国，1996年，进出口总额八千多亿美元，其中出口四千多亿美元，高技术产品占到60%以上。对此，杨振宁特别强调到：“中低科技难以使经济长期保持成长势头，高科技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忧患意识，丝毫不能为已取得的经济成就所迷惑。”[12]
那么， 在中国应该怎样发展高技术？ 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早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杨振宁就十分明确地提出，高技术发展与翻两番的目标必须结合起来。为此，“关于中国如何对待高技术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不能跟日本或美国采取走同一条道路的办法。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做好两件事：第一，要解决大规模生产的效率问题；第二，要解决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13]这两件事都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提高经济效益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杨振宁认为，今天中国最大的困难是太穷。中国虽然有很多的人才，但是由于经济基础太差难以发挥他们的才干。并说这是他多年来对中国观察得出的一个结论。由于发展高技术关键是人才，因此，“中国高技术发展政策的讨论，不能离开翻两番的目标”。也就说，首先要创造让人才发挥才干的经济条件。
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选择什么样的高技术发展对中国来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有些高技术能在2000年以前产生经济效益，有些高技术显然不能在2000年前产生经济效益，”[14]， 按照杨振宁的观点， 在15～20年内能产生较多的经济效益的高技术领域，比如生物工程，需要的投资比较少，如果有足够的设备，通过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生产出产品并占领市场。这样的高技术要大力发展。事实上，近年来，一些生物工程产品正像杨振宁所预计的那样在国内市场上崛起，如在医药保健行业，农业中的养殖、加工等行业，生物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另外一些高技术，比如核聚变产业能源将成为人类利用能源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是在近几十年内很难产生经济效益，并且，这种研究需要大量的试验经费和昂贵的设备。这种高技术，“尽管是一项重要的课题，然而中国需要做的事太多了，不可能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投资。”[15]总之，不同的高技术，要有不同的态度，其原则就是能否在中、短期内投入市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要走高技术的道路，并且，在目前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发展高技术的政策要与之相适应。那么，当前中国高技术还难以形成产业，难以走向国际市场，其原因何在？杨振宁认为主要是管理、组织与观念的问题。他曾举例说到：“例如半导体元件，最大的困难是不能到国际上竞争。这同建国以来一个传统叫‘填补一个空白’有关，就是以前中国不能做的现在能做了。但填补空白和国际竞争是两码事。这个传统主要是不计成本。能否参与国际竞争不单是技术问题，还有成本问题，推销问题。计成本的观念与填补空白的观念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不计成本的填补空白是不现实的。尖端技术虽好，但价格昂贵，别人的便宜，生产效率高，你还是不能去竞争。 ”[16]因此，高技术产业化的过程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问题， 还存在体制与观念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中国科技界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科技人员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员“下海”。对于科技人员“下海”，这里既有体制的问题，更有观念的东西。杨振宁曾多次发表谈话，认为这种现象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应该予以支持和肯定。
从国家利益的高度讲，杨振宁说，高科技战场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的主战场，也是最后的战场。倘若不能在高科技战场、高科技商品的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中国将被抛于脑后。因此，为适应高科技生产的要求，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大量的高层次技术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17]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讲，杨振宁指出：“千千万万的高层科技人才从事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事业，开发出能够在国际高科技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中国才有希望，他们自己也才更有前途。” [18]对此，杨振宁举了香港的两个例子。过去， 人们要想录下某一电视节目，必须在指定的时间进行比较复杂的操作，大约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发明了一个设备。现在，全世界很多报刊的电视节目预告上，每个节目后面都有一个号码，只要把某一号码输入一台与电视机相连的附属设备，这个节目到时就会自动被录下来。这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便游说别人投资，建立工厂生产这种设备。由于有较好的市场，世界各地都销售这种产品。这位教师从此离开了香港中文大学，从事与此项发明相关的产品的开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另一位教师找到了以低廉成本生产液晶显示板的途径。便也“下海”成立专门经营这种业务的公司，为各种用户生产不同规格尺寸的液晶显示板，生意十分红火。这种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下海”，“利己、利国、利科技”。[19]
从观念上讲，科技人员“下海”将会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不利于科技发展的成份。中国自古存在轻商意识，“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从商是鄙俗的，做学问才清高。即使做学问，他们也都宁愿挤在纯粹学术的狭小天地。”[20]并且，知识分子中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学者穷是穷，但社会地位还是很高，受到重视。太重视，把许多人都‘重视’成学究，多数光关门搞科研，皓首穷经，那不是浪费吗？对国家、对学者有什么好处？”[21]因此，让一部分科技人员“下海”，虽然在某些研究领域少出一些成果，但是却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彻底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迂腐观念，从而更自觉地更多寻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现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从科学技术发展内部讲，科技人员“下海”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代在前进，科技研究的侧重点也在改变。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一个纯学术范畴；而现在，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为其最丰富和活跃的内涵。”[22]因此，科技人员“下海”，搞开发，一方面到了科技活动最活跃的领域，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后也才能确保基础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的顺利进行，科学技术本身才能逐渐进入自我良性发展的循环轨道。
有人认为过多的高层科技人员“下海”必然会使基础理论研究队伍出现断层。对此杨振宁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太多的人挤到了基础理论队伍中，而基础研究是不需要太多人的。他说，本世纪初，读物理学科的人很少，而基础物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三次物理学革命。这就表明，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现在训练了很多人做基础研究，与实用没有关系，做出来的东西不见得能改进社会经济状况，还要不断地利用更多的资源。
当然，杨振宁的观点并不是要所有的科技人员都“下海”，他说，“下海”要因人而异，“有些人，像数学家陈景润，性格气质不适合‘下海’，不能‘下海’就一心一意去‘上山’”[23]去安心做纯学术研究好了。
大多数科技人员“下海”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在他们头脑中形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会在“商海”中处处碰壁，因为它和商业的风险意识、拼搏精神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杨振宁以为，想赚钱就不要进实验室，“下海”就“下海”，“逼一逼是有必要的，总不能就那么站在岸上干看。”[24]当然，科技精英“下海”还是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不能让他们由于惧“海”而淹死。政府要出台一些政策，一方面要鼓励科技人员走向商场，使科研、开发、产品、市场有机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要提供一些条件，解除科技人员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同时，要在全社会树立新风尚、新观念，形成全社会的一种时代精神。
总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其它都是次要的，因此，要大力扶植能够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研究，鼓励科技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在商品舞台上施展才华。“我认为，已经‘下海’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希望他们的人数能够多些，再多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