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袁世凯新权威主义统治的矛盾态度与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惑论文,矛盾论文,态度论文,主义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学者萧功秦首先研究并提出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他认为，在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大都存在过一种特殊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形态，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其特点是：首先，它在经济上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对西方资本与先进技术和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政府倾向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1] （P53）其次，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军事强人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来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在意识形态上，则更多地认同传统价值体系，用以作为自上而下整合社会秩序和凝聚人心的基本手段。[1] （P58）萧功秦视严复为我国新权威主义思想的鼻祖。严复新权威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中央集权强权统治，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而民初袁世凯实行的具有明显新权威主义特征的过渡性强权统治，与严复的新权威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解释和评价民初政局时，严复却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忸怩暧昧、前后矛盾、茫然彷徨的态度。时而反对共和制，时而对洪宪帝制态度暧昧；时而赞同张勋复辟，时而又认为清王朝大势已去；时而赞美袁世凯，时而抨击袁世凯；时而认为袁世凯不是新权威主义政治强人和皇帝的理想人选，时而又主张洪宪帝制后应留用袁世凯。这些自相矛盾的看法与观点使人们对严复的新权威主义思想感到扑朔迷离，难以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严复有如此表现？我们应如何正确理解其矛盾看法和遭遇的困惑，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示？本文将竭力探求。
一、严复的新权威主义思想
严复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官僚制度、科举与儒家意识形态等社会因子是相辅相成的，每一因子的功能必须以其他社会因素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作为支持性条件，指出：任何“治制之立，其法度隆亏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一则全局皆变”。[2] （P48）如果违背这一法则，引入一种缺乏支持性条件的新制度，就会出现“淮橘为枳”的状况。单项引进没有支持性条件的西方文化与政治制度难以成功。全盘引进也将导致“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的结果。[2] （P68）。对于中国变革要走的道路，严复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将出现“颠阶瞽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的局面。[2] （P1242）这是因为中国国民民主程度甚低，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观，因此，不能进行大幅度的民主政治改革，他说：“夫中国亲亲贵贵之治，用之者数千年矣，……故其入于吾民之心脑者最深而坚，非有大力震撼与甚久之渐摩，无由变也。”[2] （P120）在渐变的具体方式上，严复指出：“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2] （P1242）亦即从旧社会的机体内部吸取支持变革的社会因子，使内部因子与外部引进的制度有机结合，根据内部因子的发育程度来确定变革的深度与制度移植的程度。唯有如此，新移植的制度才能找到赖以生长的土壤，才能在中国成活并发挥作用。
为新移植的制度提供生长土壤的旧社会机体中的支持性因子应来自传统文化中称为“国性”的东西，“国性”即将一个国家或民族凝聚为一体的共同的文化、信仰、道德和风俗，是一个民族向心力的基础和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严复认为国性的具体体现就是儒家的“群经”，因此，“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也就是说，在改革过程中，统治阶级仍必须用儒家思想来教化人民，国家政权仍必须靠儒家意识形态来支持。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严复也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关于中国的政体，严复在辛亥革命前后均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建立共和制，帝制逆流甚嚣尘上时，赞同复辟帝制，但又认为袁世凯不能胜任皇帝。他一贯主张君主立宪。1906年严复著《宪法大义》，对君主立宪表示赞同：“乃今幡然而议立宪，思有以挽国运之衰颓，此岂非黄人之幸福！”[2] （P245）严复赞同君主制，表明他主张用君主制这种传统因素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中介。关于统治方式，严复认为在民初社会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收紧权力建立新的权威政治，指出：“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乎？”[2] （P603）
在经济上，严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吾国方忧贫，而救贫非实业不为功。”中国积贫积弱，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当其冲的就是修路开矿：“且道路不可不通，矿产不可不出；使吾能自通而自出之，将无事抵排，外力自消，内力自长。”[2] （P298）严复还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行业，在发展路矿的同时必须重视发展农业：“夫工业必资于原料，而原料，农业之所出也。使吾用其本有之知识，辟其素主之土地，善守其所得于天之分，先以原料生货之产，称雄五洲，则吾国不亦富乎！”[2] （P298）然后，在路、矿、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总之，在严复看来，对于处在新旧交替过渡时期的民初中国来说，不应全盘引进西方的“治制”，而应当走渐进发展之路，在政治上实现“专制”强权，在经济上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用儒家“群经”作为“国性”来整合意识形态，然后才能实现中国之富强。
二、严复对袁世凯新权威主义统治的矛盾态度
（一）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统治
袁氏上台以后，在政治上，竭力谋求专制集权统治，二次革命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失败而告终，袁世凯扫除了专制集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从此加快了专制集权的步伐。经过逼选，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随后，袁世凯又解散了国会，由约法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一切国家大权。还指使御用机构约法会议制定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可以无限制地连选连任，成为终身大总统。最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了名义上的总统，实际上的无冕之皇。最终帝制自为。在集中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还注意推行了一些具有现代化导向的行政改革：如在官吏任用上实行文官制度，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使得文官管理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开启了任人唯才的先河；颁布带有官治色彩的地方自治法律，顺应了当时民主基础薄弱、失范危机严重的实际情况和民主应渐进发展的需要。总之，洪宪帝制前袁世凯在政治上集权，抑制超过政权承受力的过度参与以稳定统治，在行政上进行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时期。
在经济上，袁世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实行提倡国货、对国货减免厘税、鼓励采矿开荒、奖励农副产品生产的政策；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鼓励引进外资。颁布了上百项法律、法规和条例，适应上升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业的要求，鼓励实业发展，其中很多是在参考西方有关法规的基础上，较多的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而制定的，如《公司条例》、《商人通则》、《公司条例实施细则》、《公司注册规则》、《公司注册规则及实施细则》等，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走上了规范化轨道。政府制定的这些保护、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大多得到执行。效果如何呢？从袁氏政府统治期间各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可以看出，民国之初，财政十分困难，1914年以后财政状况开始好转，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说明财政困难的局面逐年略有改观。总体来看，袁世凯统治期间推行的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而又开明的政策为受严重束缚的民族资本主义营造了一种宽松有利的环境。因而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一个“黄金时代”。
在文化教育上，袁世凯政府实行了如下政策：（1）采用壬子学制。根据壬子学制建立了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为经，以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为纬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为新式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模式与构想。（2）发展义务教育。1915年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全面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措施。教育部于同年5月2日制定《义务教育施行程序》，具体规定了义务教育实施的日程表，确定分两期办理。（3）鼓励社会教育发展。1915年7月教育部成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研究和指导通俗教育，负责对小说、戏曲、讲演材料、画报、白话报、俚俗图画进行调查、审核、改良、搜集。[3] （P101）政府建设图书馆，提倡通俗教育演讲。（4）复古尊孔。1912年7月，教育部决定把“孔子诞日”列入学校自定仪式中。10月教育部通令全国，规定“孔子诞日”举行纪念活动。1914年6月，教育部发出“饬京内各学校中小学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文”，令“各书坊，各学校教员等编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即或兼及他家，亦必择与孔子同源之说”。[4] （P1061）总之，袁世凯政府在鼓励文化、教育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抑制社会失范，是符合社会渐进发展规律的。
综上所述，民初旧的封建制度已经被打碎，而新的民主共和制因缺乏民主基础而无法建立起来，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失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集权统治，同时推行具有现代化导向的行政改革；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一方面鼓励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发民智，另一方面，提倡儒家传统道德以整合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行民主政治建设。其统治具有明显的新权威主义特征，与严复的新权威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二）严复对袁世凯新权威主义统治的矛盾态度
虽然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统治与严复的新权威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是，从实践上看，严复对袁世凯新权威主义统治所持的一些充满矛盾的理解和言论，有点让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理解。
1.袁世凯实行强权统治，严复赞美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确成了当时的政治强人，严复清楚地看到了袁世凯兼有革新与保守的双重特点，在袁世凯刚一上任时，就赞不绝口：“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2] （P612）“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2] （P62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严复本人竭力主张在中国实行强人政治，而袁世凯刚建立起来的新权威主义强权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严复的期望。
2.理论上始终赞成君主立宪，实践上对君主制的可行性和理想人选犹豫不决
为了给新权威主义统治寻求权威象征符号，在理论上，严复始终赞成君主制。而对革命一向不以为然：“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即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2] （P610）辛亥革命前后，他并不同意建立民主共和制：“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制治，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2] （P556）当他听到洪宪帝制出台的消息时说：“复辟之议甚佳。”[2] （P639）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还继续认为：“复辟岂非佳事。”[2] （P708）严复还认为满清虽然腐败，但如果梁启超等人笔下留情，将其保留下来以实行君主立宪未尝不是中华之福。[2] （P632）
然而，在实践上，严复对君主制的可行性和人选却犹豫不决。虽然，严复认为辛亥革命后也应该搞君主制，但是又认为袁世凯也不是合适的皇帝的人选，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无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曾意味深长地总结自己一生与袁世凯的关系说：“夫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夕之事。……即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者，可以见矣。”[2] （P636）并在参加筹安会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态度暧昧，说：“鄙意颇不欲列名（筹安会），以避烦聒，杨乃以大义相难，……曰‘此会宗旨，止于讨论国体宜否，不及其余。’就令反对君主亦成表见，意态勤恳，乃遂听之。而次日贱名乃登报矣。”[2] （627）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又无可奈何地认为清朝大势已去，没有权威合法性，“凭藉骛张乱政之失，可以光复旧业，必不然矣。”[2] （P708）
3.没有理想的强人，退而主张洪宪帝制后暂时留位袁世凯
严复认为自古以来只有强人政治才能统治中国：“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2] （P631）而民国初年如果“力去袁氏……将又铸一大错耳。”甚至主张在帝制失败后，仍应留位袁世凯，使其维持帝制前的新权威主义统治，他认为：“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2] （P633）并且警告政界：“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如果将来出现了更加有为的政治强人时，袁世凯“又万万不可以留。”[2] （P631）这说明对于非强人不足以整合的民初中国政局来说，严复认为虽然袁世凯不是最理想的强人代表，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超过袁世凯的强人。
三、结论
辛亥革命之前，严复在给胡礼垣信中谈到自由平等理念时，就预言了中国如果骤然过渡到美式民主制可能出现社会失范，他说：“譬诸吾国大道为公之说，非尽无他也，而形器之用，各竞生存，由是攘夺攻取之私不得不有。于此之时，一国之立法、行政诸权，又无以善持其后，则向之所谓平等自由者，适成其蔑礼无忌惮之风，而淘汰之祸乃益烈，此蜕故变新之时，所为可惧也。”[2] （P594）民国初创时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严复说：“自宋案、大借款二事发生以来，南北纷纭，至今未已”。[2] （P610）而此十余月两年中，内外之讧，事变之纷，将复作何景象，虽有前识，殆难预言。甚矣。”[2] （P673）袁世凯实行的具有一定现代化导向的过渡性强权统治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过渡时期中国政局，推动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其统治具有明显的新权威主义特征，与严复的新权威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民初实践证明了严复提出的新权威主义思想在实践中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但是，严复在新权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理解和观察民初政治实践时也表现出很多前后矛盾的态度和困惑，发表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在皇权是否可以作为权威象征符号问题上举棋不定，对新权威主义理想强人的人选犹豫不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
1.中国的渐进变革需要传统因素做为中介，皇权这个传统因素可以用来作为新权威主义的权威象征形式。因此，他对清王朝的灭亡感到遗憾，对袁世凯复辟抱有一丝幻想，忸忸怩怩半推半就地加入筹安会。
2.由于革命派的反对、世界民主潮流的示范效应，帝制一去不复返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严复就认为没有必胜的希望，原因是“为民党洋学生所反对。……不敢必也。”[2] （P639）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评论道：袁世凯并没有体察到君主制已过时，结果“一著既差，威信扫地。”[2] （P613）严复还认为君主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2] （P1551）
3.袁世凯复辟策略失误，没有很好地运用民意。严复认为复辟帝制的正确策略是通过真正的民意表决。据严复回忆，复辟帝制刚刚发起时，形势对袁世凯很有利，然而“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袁世凯自己也“极峰自危，行且即真，对于群下，词色并异，恶异己而亲导谀，……旧日心腹将帅，自段、冯以下，皆被猜疑，……虽亲戚故交，如徐如孙，皆以门面语相对付，而人心乃解体矣。”[2] （P635）从而导致了失败。
4.袁世凯治国素质欠佳，政绩不足，缺乏权威合法性，复辟帝制难以成功。按严复的理想，民初过渡时期的中国，需要既具有传统经验又具有新知识和世界眼光有整合失范策略的人来作最高统治者。严复认为在中国极其缺乏治国能人的时候，袁世凯“固为一时之杰，”然而他充其量“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2] （P624）袁世凯“忒多情，而不能以理法自胜耳。”[2] （P620）这种缺乏策略和理性的人不可能治理好转型时期的中国，复辟帝制也不可能成功。甚至严复还认为袁世凯治国有如下几大败笔，使他的权威合法性几乎丧失殆尽：
在财政困难问题上，民国刚刚成立时，严复就希望统治当局要高度重视财政问题，他认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的财政治理，成效甚微，而且，极为有限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事，至于民生与教育等根本无暇顾及，他指出：“财匮民穷，欲政府为根本救济之法，殆无其术，何则？观其举措，彼方戚戚以断炊破产为忧，刻意聚敛，以养军为最急之事，尚何能为民治生计乎？教育强国根本，而革命以后，所谓不特弹无，听亦无矣。”[2] （P624）袁世凯统治末期又逢一战爆发，使原本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复辟帝制，难免遭到众人反对，严复曰：“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不幸又值欧战发生，工商交困，百货瞢腾，而国用日烦，一切赋税有加无减，社会侈糜成风，人怀非望，此即平世，已不易为，乃国体适于此时议更，遂为群矢之的。”[2] （P634）
在与反对派和部属关系问题上，虽然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因笼络了一批愿为其效死力的羽翼而掌控了国家政权，但袁“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对于反对派，他不愿用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而多行暗杀之术，除此之外，还对政见分歧、争权夺利的部属如段祺瑞、徐世昌、梁士诒、冯国璋等进行排挤。导致“洹上父子之间，仅十余人耳，左右虽亲，炎凉变态，利尽则交亡……”的局面。[2] （P638）
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对日外交的失败是袁世凯帝制失败重要原因，“项城之反对者众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日本；惟日本反对，故财政无复活之机，而百为皆废。……余则无论何途借款，日本皆有力败之。”[2] （P637）
从严复对帝制问题的摇摆态度可知，他已认识到单就中国缺乏实行美式民主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来看，应该保留君主制，而且对树立转型时期的权威中心非常必要；但就君主制丧失了权威合法性和世界民主潮流的示范效应及革命派的反对等因素来看，严复对君主的人选、复辟帝制的时机与策略又非常讲究，犹豫不决，有时甚至认为君主制大势已去。
从严复对袁世凯毁誉参半的评价可以看出，他认为袁世凯这样的军事强人是符合建立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基本要求的，但非理想的人选。洪宪帝制失败后，严复主张留用袁世凯，说明在严复眼中，就非强人不足以整合的民初中国政局来说，虽然袁世凯不是最理想的强人代表，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超过袁世凯的强人，也反映了严复对民初社会提供的有限客观条件作出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折中判断，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有静待历史创造袁世凯“万万不可以留”的时机罢了。
总之，严复运用新权威主义思想观察袁世凯新权威主义统治时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前后矛盾、忸怩暧昧、茫然彷徨的态度，反映了民初政局本身的复杂性与微妙性。这种复杂与微妙性就在于，单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条件来说，需要皇帝这个传统权威来镇治新旧交替期社会严重失范的局面。但是，皇权作为一种符号在清末由于它丧权辱国没有成功地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已经丧失了权威合法性，政治激进主义者及广大民众在国外民主示范效应的影响下也认为君主制不合时宜。民初政局的复杂与微妙还在于，需要建立强人统治，但这种强人应具备多方面的特殊素质，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在清末民初复杂微妙的政治局势下，到底什么样的权威象征形式和强人代表才是完全符合诡秘微妙的时代需要的，严复没有找到，并最终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之中：“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2] （P603）同时，还对中国何去何从感到极度的无奈和苦闷：“后顾茫茫，或因此而成乱局，亦吾国运与吾民程度应历之境，天实主之，无如何也。”[2] （P638）
严复没有为中国新权威主义找到理想的权威象征形式和理想的强人人选，主要是因为历史展开程度的有限性和历史表象的复杂性阻碍和扰乱了严复的洞察力。君主制不是当时恰当的新权威主义权威象征形式，袁世凯不是理想的新权威主义的强人代表。这种理想的权威象征应是一种吸取了某些传统因素又有现代性的具有高度权威合法性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理想的新权威主义的强人代表应该是既具备强大的军事势力、权威和传统经验，又具备新知识，具有世界眼光，能敏锐感知世界潮流，具有高超的政治理性和策略，能恰当地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既有整合国家的资源，又有有效地整合国家的组织和方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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