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动因及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执政党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涵义
一般而言，传统的政党意识形态有左、中、右之分。其中每种大的倾向，又可以根据 其偏向分成若干小的倾向。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的政党类型比较齐全且把这个国家中所有 政党都按意识形态标准放在一条横轴上，那么比较齐全的政党分布应该是：无政府主义 →极左小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改良政党→资产阶级保守党→君主立宪党 →法西斯党。
当然这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划分，在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前后可分成两个显著不同时期 。战前政党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多极化”一词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政党，不仅在意识 形态上五彩纷呈，而且相互之间尖锐对立；不仅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政党差异很大，而 且在同一国家中，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也是具有天壤之别。政党借以立足的，除了它的 特殊政策主张外，便是它的意识形态特征了。
然而，二战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政党意识形态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政党的意 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是完全互相排斥向互相借鉴学习、 包容吸收方向发展，亦即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
考察二战以来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发展变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通常而言，执政 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非意识形态化达到意识形态中间化的目的。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其内在本质 就是在政党活动过程中尽量不强调意识形态，而且一定程度上故意淡化意识形态以达到 意识形态中间化之目的，从而为自己尽可能保住执政地位创造条件和机会。在这方面比 较典型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战后几次大选的失败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深刻反思自己 ，他们认为：如果不深入地改变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党就永远难以获得更多选民的支 持。为适应形势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调整和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纲领：“党 应当制定一个全新的纲领，这个纲领必须抛弃意识形态的包袱，必须使党由一个阶级的 党转变成一个人民的党。”
1959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因应战后的社会现实，通过了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 。该纲领使党的性质由“工人党”转变为“全民党”，称“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其政治 目标；1989年12月，该党又通过《柏林纲领》，强调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左翼人民党” ，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和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是党的政治目标；德国 社民党在1998年竞选纲领中就强调，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从雇员、手工业者、 自由职业者、科技人员直至企业家。1999年，该党在上台执政后又着手规划修改党纲。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强调有用的就是正确的实用主义，“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 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 。
二是通过强调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尽可能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而使意识形态趋 于中间化。这种类型的政党，他们常常倡导一些无所不包、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力求 把所有的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思潮都涵盖在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下，从而 达到涵化其它意识形态的目的，籍以提高和加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从而尽可能获取民众 的认同和支持。比如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整合型政党”。这类政党的做法是：把民族 统一和独立作为党的一个根本目标，力图把自己说成代表全体人民并向所有成年公民开 放，其意识形态尽管名目各异，有时甚至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大多数都是追求一种全 民都承认的思想。比如有的称要建设“非洲社会主义”或“阿拉伯社会主义”，实际上 是把各种思想和主张都纳入到“社会主义”的名下。“突尼斯社会主义”很能说明这种 情况。“突尼斯社会主义”是突尼斯唯一合法政党宪政党的指导思想，也称“布尔吉巴 主义”。宪政党的基本主张都被概括成“宪政社会主义”。然而，“宪政社会主义”的 内容和它的名称并不相符。例如它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突尼斯爱国主义”加上“突尼 斯传统”；这个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营经济 、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存，国家保护私有财产而“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应以阶 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宪政党应把“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实 行民主，建设各种力量均衡的社会，但不实行多党制，宪政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坚持 社会主义，缩小各阶层间的差别，但传播马列主义就是“反对祖国”。很明显，“宪政 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力图把所有看来对突尼斯有用的东西都包容在“社会主义”的标题 下，把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民族主义的主张都揉和在一起，从而使宪政党都能够起到 一种包容和整合作用。
二、促成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动力因素
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不是政党随心所欲的结果，相反，它是使政党适应执政环境 变化而作出的一种选择。那么促使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动力因素有哪些呢?
(一)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促使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
当初政党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时，具有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并且因此而在政治上 受益。政党往往靠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动员选民，获得支持。现在，随着中产阶级的 日益扩大，一方面中产阶级崛起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得以成为社会的主流。另 一方面，执政党也通过和中产阶级的历史性的扣连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于是，执政党的 意识形态发生了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变化。中产阶级的温和、保守的社会性格与全球化的 内在的联系，使得执政党的政策选择更为实用化。各种激烈的意识形态主张，无论是左 的或者右的都在社会中变成了边缘的思潮，已经无法被社会接受，而仅仅变为中产阶级 的现实的挫折感和文化冲动的消费品。
随着高等教育在美欧国家受到空前重视，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队伍在这些国家不 断扩大，成为社会阶层的主体力量，这成为各个政党争取选票的主要来源。这些人普遍 厌倦党派之争，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支持中左政党推行的“中间路线 ”。为此，作为执政党，要想推行自己的执政纲领和路线，尽可能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 ，就需要获取中产阶级的支持。
(二)政党向选民党的转变促使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
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选票是政党的生命。大多数国外政党，他们平时组织都比较松 散，而且基层组织活动也没有什么统一的领导和安排，因此，党员的党派意识或者说党 员身份意识是非常不明显的。但是，一旦到了选举轮回的时候，各个政党所表现出来的 那种为尽可能获取更多选票的努力却是变得多么的有序和有效。不论是哪一个政党，都 总是把最终获得有效选举的多数作为自己唯一的奋斗目标。因此，很多政党都逼迫用执 政党理念思考问题。在过去，处于非执政地位的政党，总是想方设法寻找执政党的毛病 ，抨击执政党的政策和主张。但是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政党一般很难通过革 命或暴力等非常规手段获取执政地位，因而必须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社会 发展中出现的大量难题不再只是由于政党执政不力带来的难题，而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 同难题，其他政党仅靠指责执政党的失误而提不出建设性的政策主张，很难吸引民众。 目前，“执政党思维正在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政党思维方式。”
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首要的就是通过选举获得选民的支持从而得以问鼎公共权力。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影响加强。这种趋势， 使政党意识形态的传统被打破，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甚至互相接近、互相渗透 的情况下，强调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往往很难吸引民众。这就使政党不得不寻找新的途 径来动员民众，赢得支持。政党的政策和政绩会显得更为重要。执政党要想保证自己的 执政地位，就必须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作出调整，这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 极为普遍。
(三)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促使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
全球化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化发展一方面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国际社会的 和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也有其负面效应，如竞争白热化，国际金融资 本的投机炒作，跨国界的走私、贩毒、集团犯罪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在这样 一个既充满合作又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时代，各国政府既要寻求经济活力以求国际竞争力 ，又要加强宏观调控，减少避免自由市场的破坏性；既要鼓励境外生产以降低成本，又 要顾及国内的失业率；既要坚持变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各国经济命脉的互动造成的 双重效应产生出一系列令左、右翼理论都无法解答的课题，二战后一度盛行的凯恩斯主 义、里根——撒切尔主义也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目前西方社会正处于一个从工业时代 向信息时代的转变时期，国际竞争的核心已演变为知识的竞争，“知识经济”正悄然形 成。对于国家来说，在信息时代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既不能采用传统的福利救济方 法，也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把失业者完全推向市场，由个人解决，而必须创造新 的制度形式。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执政党需要寻求一个新的思路去应对，需要提出解 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交 流多样化、广泛化，使得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思想都有可能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因此， 人们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既然过去也没有能够用某种有效手段把意识形态的分歧 消灭掉，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这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避免因尖锐的意识形态 争论而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冲突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各自保 留各自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共处的实际结果，是促进了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 互交流、相互影响。
(四)以苏共为代表的一些大党老党在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训也加速了执政党意识形 态中间化进程。
苏共等传统老牌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及其所带来的后果是空前的。就苏联共产党而言 ，其失败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做法无疑应该是其失败的重 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苏联思想理论界倾向于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们的 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和根据，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名把马克思主义 教条化，借坚持社会主义为名，把苏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固定化。 这样做的后果是思想僵化、精神压抑、万马齐喑，社会生活一潭死水，理论严重脱离实 际。“社会主义已建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合”、“民族大家庭业已形成 ”之类的空话，一方面掩盖了苏联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另一方 面则成为神圣不可触动的理论信条。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者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 是为当时的政策和领导的言论进行论证和作注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不用于研究和解 决实际问题，而丧失了活力、丧失了生命力和战斗力，也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 种“改革新思维”从否定党的历史到全盘自我否定，使苏共意识形态全线倒戈。这无疑 加速了苏共的失败。因此很多政党从中吸取了教训，而且彻底突破传统的左与右的两分 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更务实、更多元化，从而为自己调整意识形态的探索提供了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五)政治多极化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同党派利益相互摩擦的调和也促使执政党意识形 态中间化。
显然，过去传统的左右政治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带有鲜明阶级特征的政党政治，在全球 化发展的冲击下，这种阶级政治的基础受到了挑战。一方面随着东西方两极格局的消失 ，缺少了过去意义上的政治敌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普遍出 现了“非政治党派”，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很多执政党都摒 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主张由“阶级的党”向“大众的党”转变，这 样可以联合各种政治力量，把更多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涵盖进来，从而迎合了新时代利益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同时，虽然不少国家实行多党制，但政治格局一直在左、右翼两大派别之间摇摆。如 果从执政风格和具体的方针政策看，两大派别仍留有不同的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别。但 是即使在两派对立尖锐的时期，他们各自的阵营内部也存在温和、保守、自由派别之分 。而长期的政党斗争实践已使他们认识到：没有一种单一的政策可以涵盖现代社会的种 种问题，必须借鉴他党行之有效的政策为己所用。
(六)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新社会运动”的认同也促使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
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这 就是包括绿党、女权主义等诸多奉行新的价值取向的“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他们 大有与正统政治分庭抗礼之势。新社会运动基础广泛而复杂，它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 、不同政党的人士大量地卷了进来，其成分十分庞杂；这个运动没有鲜明的阶级倾向， 由于参加的人分属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党，只是为了某项具体社会目标而斗争，因此 不表现为某一阶级或阶层独有的运动。
面对新社会运动的这些特性，传统的左右两分法政治判断标准显然无法把这些运动涵 盖进去，加以制度化。这些运动不仅冲击了传统政治生活的公众基础，而且也对传统的 政党提出了挑战，从而导致了选举投票率的下降和政治冷淡意识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 ，执政党必须调整自己的理论和策略，以便唤起公众对自己的认同和支持。这在客观上 要求执政党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新的思维和新的变革。
三、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表现
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在当今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党政治现象。为了 适应客观环境变化对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在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政党有 不同的适应方式，但是，综观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执政党意识 形态中间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中间化”的意识形态。即在原来两个相邻的意识形态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独 立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吸收和采纳了两者之间适合自己需要的内容，从而变成了 一种“新的”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出现的“第三条道路”思潮就 是属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为适应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中间偏左 ”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它既超越传统右翼政党的自由放任思想同时也超越了传统 左翼政党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倡导建立福利国家。它主张建立既强调市场功能又强调 政府作用的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试图在国家与市场、个人与政府、竞争与合作、权利 与义务、公平与效率、人类与自然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显然，布莱尔对工党党章第四条的修改，使工党更容易获得中产阶级，尤其是企业主 阶层的支持。此后，工党内部中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许多以前讨厌社会主 义思想意识的人不断加入到工党中来。工党党员队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同样，布莱 尔极力淡化工党的阶级性质，而强化工党的“人民党”的形象。他在一次大会上说：“ 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包括私营企业主和无产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 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这表 明工党是一个代表各个方面利益的政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阶层。这为工党在以后的大 选中获胜奠定了基础。
考察分析基督教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基督教民主主义，那么就会发现基督教民主主 义的“中庸”是非常明显的。“基督教原则”、“民主”和“一体化”是基督教民主主 义的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构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分析这个基本框架，就 可以更清楚表现出“中间化”态势。
首先是基督教原则，也即基督教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基督教民主主义要强调的并非宗 教本身，也非宗教之理，而是它们体现的原则。这个原则，后来被人们概括为“人格主 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强调，“任何秩序良好的健康的社会的基础”是对人的尊重。它 认为在实际中，人的自由经常受到威胁，因而“国家的作用是为社会主义全体成员的充 分发展作出贡献……其中的一个方面应是保障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国家有义务保护 人的自由和天然社会结构。各国的宪法中都应把人权写进去并且立法机关应强制实行这 些权利。
其次是民主原则。基督教民主党反对独裁和集权，接受了各级政府都要通过普遍的投 票选举产生的思想。基督教民主主义对民主有自己的独特解释。民主不仅仅被看作是一 种简单的程序，而是一种价值观念。它以为，国家应为自由和公平的结合提供条件，使 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充分发挥他的潜力。但这种潜力只有在适当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发挥 出来。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新民主和多元化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多 元化主义”否定自由民主的传统模式，原因有两点：一是这类模式只允许极少数地方代 表在政治中起积极作用；二是这类模式民族——国家一级鼓励权力的日益集中化。因此 ，应当实行“改良”型的自由民主即使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参与其中。
最后还有一体化原则。这一原则实际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它指支持国家和解，特 别是支持欧洲的一体化；另一方面，它指动员广大群众，建立有广泛基础的人民党，实 现阶级调和。为此，基督教民主党常常愿意把自己看作“跨阶级的党，并主张国家在协 调阶级关系中起重要的作用。和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基督教民主党 赞成国家的一定程度的干预。特别是在劳资关系上，它主张成立调解委员会，变双方的 矛盾冲突为一种伙伴合作关系。
显而易见，基督教民主党是要在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 选求一条中间道路。它既吸收了社会民主党强调民主、自由、多元化的方面，也吸收了 保守主义政党强调个人重要性的方面，既主张国家干预，大众参与，又努力建设“有人 类面孔的资本主义”，改善劳资关系以建立一个更为人道的社会。所以，罗纳德·欧文 把基督教民主党信奉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理论说成是“有点像是从别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拼 凑而来的大杂烩。”但基督教民主主义确实既区别于民主社会主义，又区别于保守主义 。在罗纳德·欧文看来，“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促使欧洲的保守分子接受自由民主 的原则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很好地说明了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中间化”特征。
二是“兼容型”的政党。“兼容型政党”(catch—all party)概念源自德国政治学家 奥托·基希海默尔(Atto Kirchheimer)于60年代中期发表的关于《西德政党系统的变化 》论文，用以指称当时西欧大部分国家那些庞大的、意识形态暧昧不明的争取各类选民 的政党。这种政党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代表，“这是一个寻求代表所有德国人利益 的政党，商人、工人、农民、天主教徒、新教徒、妇女等等，只有你能举出来，他们都 代表。”
兼容型政党现在被真正用来描述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要想获得大选胜利就必须成为 兼容型政党，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英国的保守党，西班牙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以 及日本的自民党都是兼容型政党。当然，其中资格最老、最为庞大的还是美国的民主党 和共和党。美国的两党都奉行实用主义，哪怕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意识形态都没有 太大的区别，有时“甚至比两党内部总统和议员之间的差别还要小。争吵的内容绝大部 分都是政策性的。”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会拘泥于某种既定的观念 ，只要对自己有用，他们彼此就会把对方的思想、政策主张拿过来为自己所用。尤其比 较明显的是两大政党在对待第三党的态度。虽然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若干除民主 党和共和党之外的小党，但这些小党却一直难以形成气候。就其个中原因，这与美国两 大政党对他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客观讲，这些小党有些提出的政策主张对民众有很 大的吸引力，但美国两大政党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经常把这些小党的一些适合自己需要的 政策主张拿来为自己所用，变成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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