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的消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楚辞所创造出的辉煌虽然光昭日月、彪炳于世，使它足以与诗经相匹敌，但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星光灿烂的银河里，它却象一颗匆匆的慧星，不久便消失了。拿楚辞与诗经对比，人们发现，这两种文学样式在后代的发展命运实在是大相径庭。以四言为主的诗经由于后人的不断继承与发扬，不但其现实主义的风格得到了弘扬，而且其四言的形式也逐渐演化为五言、七言和杂言等形式，无论从节奏、韵律，到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都得以承传，并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从秦汉到清代，以至于近现代和当代，诗歌的这一血脉不断地延续着，可以说是香火不断、寿祚绵长，我国也因此被誉为诗的国度。而楚辞却完全相反，在屈原之后，难以找到一位思想深度、艺术功力足以与屈原相抗衡的楚辞作家，也看不到一篇在思想艺术各方面超越《离骚》、《天问》、《招魂》的不朽楚辞篇章。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屈原的学生宋玉、景差等人的楚辞作品还多少得到老师的一些真传，清新可读；汉代除贾谊、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屈原楚辞的遗风之外，其余的楚辞作品就难以让人恭维了。由于楚辞创作不景气，汉代过后，再很少有人问津楚辞这种艺术形式，所以从此它消亡了。对楚辞消亡的原因，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家多有探讨，并取得了许多成果，可是也有一些人误入了歧途，他们认为屈原的作品有如孤峰耸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人难以理解。在众多的疑点面前，他们以《史记》中对屈原事迹记载前后龃龉为由，简单地判定屈原并无其人，他的作品不可能出现于那个时代，是后人所假托。这种观点当然是不足取的，谁也无法否认屈原及其作品的存在。但是寻绎楚辞为何迅速消亡的原因，不但可以从侧面回答屈原、屈作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文学发展的规律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楚辞之所以在汉代消亡，首先是汉代的客观环境不利于楚辞的生长。观察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文学样式能否延续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它是否获得了有利于其发展的客观环境。以春秋战国时期诗歌的繁荣为例，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社会上政治、军事、文化等斗争的场合，人们都要引诗、用诗，这对于诗歌的发展当然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在当时，诗歌的作者遍布全国，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各个阶层都在写诗。由于作者面广、数量大，作品自然众多，有了众多的作品就可能孕育出精品，而诗经正是这些精品的代表。唐代的诗歌也是如此，诗歌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们或以吟诗应酬作乐，或以吟诗仕进、交友，或以吟诗抒发胸中情感。这种有利于诗歌发展的客观环境，使得唐代形成了一支数量极为庞大的诗歌创作队伍，这支队伍英才辈出，他们创作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极大地推动了诗歌的普及与发展。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样式的发展进程得到验证。反观楚辞，自屈原创造出这一崭新的文学样式之后，楚辞的创作环境一直不佳。屈原是在接近晚年时受到怀王的疏远、流放，政治上失意之后才开始大量写作楚辞篇章的。从《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的诗句中，我们了解到屈原曾有众多的学生和崇拜追随者。但自从他失去了政治地位之后，他的那群学生、追随者们便多数趋炎附势，“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芳草”变成了“萧艾”，学生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在老师满腔悲愤地奋笔创作时，不能想象学生们能够步老师的后尘，去起而唱和。只有个别的学生如宋玉、景差等人，能够做到与老师同心同德，成为楚辞创作的响应与续者。但是他们毕竟人数太少，力量太单薄了，而且他们在政治上也和屈原一样，郁郁而不得志，受到黑暗势力的残酷打击，因此他们的作品的影响就是很有限的了。到了汉代，其最高统治者虽为南人，且其原籍就在原楚国的地域内，高祖刘邦也曾创作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楚辞体的《大风歌》，但由于汉定都于北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受到了北方黄河文化强大势力的包围，所以以楚地方言为其语言特色，以楚地风物、生活作为其基本表现内容的楚辞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汉代的文学作家主要是集中精力写作以铺张扬厉为美的赋，尤其是大赋，涌现了司马相如、扬雄、枚乘等一大群赋的作家。在当时文学氛围的影响下，一般作家对创作楚辞不感兴趣。和北方相反，汉代南方地区曾出现过有利于楚辞发展的大好环境。刘安封王南国，又雅好辞赋，他广招天下文士，创作楚辞等类文学作品。当时在他的封地内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楚辞作家，一时间南方出现了楚辞中兴局面。据史载，当时南方有大量的楚辞作品问世。可惜刘安谋反被朝廷所镇压，他的楚辞创作队伍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作为反叛者的同谋、党羽，这群楚辞作家所创作的楚辞作品自然要被查抄、销毁。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零星幸存的作品，多数作品我们已经无法欣赏到了。由于楚辞作品在当时就得不到流传，其影响自然无法扩展，楚辞中兴的势头就这样被扼止了。在汉代，反叛者多出自国家的东南方，南方在政治、军事上遭到国家多次镇压的同时，其文化也屡次遭到破坏，楚辞这种带有强烈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样式也就难躲过被摧残的厄运了。汉代还有一些作家零星创作过一些楚辞的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贾谊。他受命南国，受到楚文化的熏陶，加之自身命运又近于屈原，所以写了一些哀叹自己的不幸命运、哀悼屈原的楚辞作品。但贾谊以写作散文为主，写作楚辞并非他的本业。此外汉代还有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人也是较有名的楚辞作家。由于楚辞创作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加之楚辞作家在艺术上不但没有突破，反而走下坡路，所以楚辞的创作始终形不成气候。
楚辞消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不注意吸收民歌的营养，不善于借鉴民间的创作，因此楚辞的表现艺术得不到丰富与发展，而只能踏步不前，久而久之，其生命力便衰竭了。我国的诗歌创作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来自人民群众的新鲜活泼的民歌作品启发和丰富了诗人的创作，在民间创作的推动下，文人的诗歌创作不断走向辉煌。在我国古代，早已有采风的传统，虽然统治者所组织的采风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目的在于维护其封建统治，但语言生动、艺术上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歌作品一旦被文人所发现，它的营养便滋养了文人，使文人的作品在形式上获得了新的艺术表达的手段。所以历代成功的诗人都极其重视民间的创作，他们自觉地到民间去采风，去挖掘民间的艺术瑰宝。屈原之所以能够铸就楚辞那千古不朽的篇章，也同样是含英咀华，吸取了大量楚地民歌精华的结果。楚地有丰富的民歌，以《采菱歌》、《凤兮》、《沧浪歌》等为代表的民间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屈原正是在借鉴了这些民歌的基础上才创造出楚辞这一文学新体式的。他在写作《九歌》时，参考的就是楚地民间的祭歌；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民歌的语言、民歌的表达技巧一经他的处理，便成为了他的作品中亮丽的一笔。而楚辞创作的后续者们在学习民歌方面就大为逊色了，他们不学习民歌，在艺术上只会机械地模仿屈作，把屈原作品中的现成句子、各种艺术手法改头换面，稍作修改，或干脆原封不动写进自己的作品中去，好象屈原的作品是他们的源泉。下面我们不妨将宋玉、景差、贾谊等人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加以对比：
宋玉《九辩》 屈原《离骚》
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揽騑辔而下节兮，聊逍遥以相羊。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圆凿而云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屯余车其千乘兮…载云旗之委蛇。
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景差《大招》 屈原《招魂》
魂乎归来。 魂兮归来。
西方流沙，漭洋洋只。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
哦眉曼睩，目腾光些。
茞兰桂树，郁弥路只。
兰薄户树，琼木篱些。
二八接舞，投诗赋只。
二八齐容，起郑舞些。
贾谊
屈原
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惜誓）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离骚）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惜誓）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
已矣！国其莫吾知兮……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何必怀此都也。（吊屈原）……又何怀乎故都。（离骚）
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鵩鸟赋）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离骚）
由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上述楚辞作家刻意模仿屈原作品的地方确实不少。当然以上几位作家的语言还算是比较有特色的，艺术上也还是有些新意的。例如宋玉的《九辩》在借景抒情方面较为突出；景差的《大招》在描写四方险恶时将《招魂》的参差错落的句式改成了统一的四字句，造成了这首楚辞句式整齐之美；贾谊作品善用寓言与比喻等等。但是他们的成功仅是局部的，在整体上他们仍以仿效为主，因此他们的努力不足以掀起一场推动楚辞进步的革命。至于王逸《楚辞章句》中所收其他汉代楚辞作家的作品，除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被认为是“其可以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亮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王夫之《楚辞通释》）外，其余作家的作品，在造境写意、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上，以至于句式、词汇上，都难以找到独出心裁之处，让人读后感觉到是在机械地模仿屈作。而且其模仿的技巧也大有东施效颦般的笨拙。由于不学习民歌，文人的创作就有如婴儿断了奶一样，失去了哺育其成长所必需的营养，其作品必然缺乏生命力，因此也就很难产生深广的影响，也难以继续发展延续下去。
楚辞消亡的第三个原因是，楚辞创作的后续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选择的题材过于狭窄，这种做法极大地禁锢了楚辞丰富的表现力。我们知道，某一种文学形式的作品，其反映的社会生活的面越广，题材越多样，那么这种文学形式的生命力就愈强，它的生存空间也就愈广阔。反之它就将萎缩，以至于消亡。楚辞走的正是这后一条路。在题材的选择上，楚辞的创造者屈原的作品不可谓不丰富，作者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放至战国时代风云变幻的广阔社会背景上，去表现现实中个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感情，表现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表现诗人理想不得实现的人生悲剧；同时诗人也将笔触伸向深邃远古的历史，伸向异彩纷呈的神话天地，在神话与历史的空间纵情地驰骋遨游。后来的楚辞作家在作品题材的选择上几乎跳不出屈原作品题材的樊篱。分析一下楚辞后续作家创作的作品，我们不难总结出，它们不外乎如下几种题材：其一是抒发个人愤懑情绪，在内容上模仿《离骚》和《九章》。宋玉的《九辩》、贾谊的《惜誓》、东方朔的《七谏》等属于这一类。其二是由于个人怀才不遇而指天问地，探寻宇宙、人生的规律，这又是模仿《天问》。贾谊的《鵩鸟赋》即是其代表。其三是招屈原或某人之魂，仿《招魂》的内容。这类作品有景差的《大招》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除了以上几种题材，楚辞后续作家们可以说是江郎才尽了，对其它题材根本没有涉猎、没有表现。在他们看来，好象一旦离开了上述三种题材，楚辞就不是楚辞了似的。楚辞由此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怪圈，这实在是楚辞这种极为优美的文学形式的悲哀。归根结蒂，想弘扬楚辞、发展楚辞的人们之所以事与愿违，反而在实践中将楚辞推向了绝境，关键是他们没有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用极为生动活泼、极有生命力的文学形式去反复表现已经变得僵化的内容，不但不能使这种文学形式得到发展，反而将它窒息了。楚辞消亡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总之，楚辞这种文学形式的消亡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虽然屈原创造的楚辞表现力极强，艺术上充满了张力与活力，但由于运用楚辞这种艺术形式进行创作的后来者们不是通过学习民间文学的手段，在它身上注进新的活力，很好地去开拓它、丰富它，而是机械地去模仿屈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这就将楚辞推向了绝路，使楚辞失去了继续向前发展的余地。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今的文学艺术领域，当一种新的形式、新的题材的作品出现时，众多的人如果一窝蜂似地群起去模仿它，这样不但不利于艺术的繁荣，反而伤害了它的发展。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创造精神，鼓励一切创造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的劳动。我们期盼着文学艺术家们大批富于创造性的文艺成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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