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演进与社会变迁：近代西欧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人文主义论文,近代论文,价值观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3)05-0095-06
中世纪西欧社会文化与15、16世纪近代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文化很难有明显的断层面，也很难说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如果追根究底地询问新旧文化的分界线，或许不能如人所愿。但要是追问新旧文化之间差别，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新文化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它同中世纪的宗教传统、文化规则和经院哲学拉开了距离；二是它的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实实在在的世俗生活。”[1](221页)本文侧重第二个层面上的理解，试图探讨西欧社会转型时期酝酿于由中世纪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向人文主义价值观念转变的进步历程和现代化基本内涵。
从观念维度来说，中世纪传统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保守、落后、反动和非人文的封建等级观念、骑士传统精神、教会禁欲主义。14世纪末15世纪初，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衰落，旧式文化传统日趋黯然，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人文主义者必然在反对和抨击禁欲主义等陈旧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崇尚以人为本、人性至上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如果说旧式价值传统就是禁欲、权威、秩序、等级和彼岸等非科学、非理性伦理观，那么人文主义新价值和道德观在保留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情节之时，必然显现向理性、科学、世俗人文主义观念体系的转化趋势。由此引起社会现实中民族的普遍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的微妙变化。直到文艺复兴已正式开始的15世纪，虽然社会价值观也没有达到那种完全抛弃中世纪的特征而彻底地由粗暴、贪婪、仇恨走向文明高尚的全新图景，却在显露新时代的特质和现代化的趋势。
一
中世纪末以来新价值观念涌现的重要表现是财富观念的变化。新式财富观念的源头在于中世纪末重视经商观念的复兴和新兴商业阶层的出现，导致社会普遍经商活动的兴起。新兴商业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其政治地位也逐渐演化，向着城市中产阶级身份转化，以其为主体的民众世俗观念也产生了变化，最突出表现于财富观念的更新。
就社会转型动力机制上说，市集对近代商业社会形成和发展起着一定作用，它在塑造社会新价值观和财富观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1世纪起的中世纪社会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文化仍处于野蛮和粗俗的状态，流浪商人的地位和经营活动面临种种威胁，因为他们依靠的生活手段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生活方式差异较大，教会对商业经营采取极度轻视和打击态度，“在他们眼里，商业活动对个人的灵魂拯救是危险的，他们谴责商业获利。”[2](288页、381页)然而，“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通常成为服役人这一状态一样，商业通常使商人成为自由人。”[3](131页)无论如何，流浪商人的存在意味着中世纪商业阶层的普遍出现，各国商人显而易见的目的是追求财富和崇拜商业利润。市集是中世纪商业复兴中最主要的经济交往形式，对商人而言，“市集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见识来自英国、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冰岛、葡萄牙等奇特的外国人。”[4](215页)从11世纪大量出现于意大利、13世纪在欧洲普遍流行的市集，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交易网络。布罗代尔写道：“从经济上讲，交易会毕竟以大商人的活动为主。大商人把交易会当作工具而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做大买卖的场所。”[5](74页)这里的“交易会”机构，历史或许不如与性质相近的集市悠久，但两者都可谓源远流长。重要的是，中世纪后，交易会的功能和作用与通常所说的集市功用是重合的，随着大商人日益对集市控制和管理，它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地位上升的同时，大商人经营和追寻利润或财富的观念便赋予社会更丰富的内涵。商人财富观念的变化是世俗民众观念转变的先导，越往文艺复兴时期过渡，在西欧社会文化发生转型的那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整个西欧社会的物质文明伴随着财富积累嬗变的同时，精神文明也随之演变。
典型如，随着商业复兴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后，其“商人不仅与法国、英国、阿拉伯、那不勒斯、埃及、拜占廷、地中海东岸各国进行贸易，而且足迹到达印度和中国。”[6](10-11页)其他西欧国家也一样，商人活动异常频繁。巨大的商业利润刺激着民族工业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时代，教会陈词滥调式的贬斥财富观念逐渐没有市场，人们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成为人生价值的重要实现途径。
近代西欧社会转型时期，新财富观念也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大力抨击基督教的财富观念之上的。社会普遍认识到“基督教视守贫为美德，视贪婪为罪恶”，中世纪教会对财富的态度是矛盾和虚伪的，托马斯·阿奎那那句名言“甘愿奉行赤贫的生活才是获得上帝的爱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6](9页)因为上帝的虚无性，变得空洞和没有说服力，对社会民众而言，教会自身是无处不贪无恶不作的。人文主义者在摧毁中世纪传统的财富伦理体系时，既肯定商人、企业主和银行家们纯粹追求利润的行为，又从社会伦理道德的高度来论证追求财富而寻求幸福的价值，目的是为了构建文艺复兴时期仍至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普遍的财富观念和价值观。当时诸如科普乔·萨留塔蒂、布鲁日、阿尔伯蒂和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论证和阐述财富不仅仅能给人以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确立社会的尊严地位，他们较全面地代表了人文主义者对财富的积极作用的看法[7](351-354页)。
人文主义者对财富占有的价值作了最系统全面的崇尚性阐述，但他们在猛烈抨击基督教财富观同时，又暴露出新兴资产阶级相对狭隘的物质欲至上的虚荣心。本质上，这种新的财富观念如果没有狂热的吹捧和片面的渲染，是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马克思就认为财富是道德的基础，物质生产决定着精神财富的内容和面貌，没有财富的粗陋终将变成愚昧的道德观，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们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8](118页)可见，视占有物质财富为道德的基础，是人文主义者崇尚财富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布罗代尔在谈到15世纪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时说，几乎所有意大利人的座右铭就是“不断操劳，努力挣钱”[5](644页)。
人文主义者针对基督教的财富观，为私人利益辩护、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道德的基础，反映了文艺复兴新时代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同时，新的财富观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并未在人们生活观念中占统治地位(事实上，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一种观念的更新总会受到社会上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的抵抗，更勿宁说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正如论者所言，从某种程度上看，文艺复兴时代是基督教的理想和生活与现实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新观念开始形成的同时，旧的生活准则——传统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仍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对我们的精神和生活起着深刻作用，但从历史进步性上看，新财富观无疑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6](16-17页)。
在社会转型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极力传播的财富观念，从很大方面说明了西欧社会和西欧人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变。限于篇幅和分析视角，我们无意分析整个西欧社会在文艺复兴到来以后民众财富观念的演变历程。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宣扬和鼓吹的财富观的历史事实，说明求富是时代潮流，脱贫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转型时期，新财富价值观念涌现对西欧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某种程度上，它是近代欧洲对外扩张的催化剂和思想动力，正是由于日益形成对财富的盲目性崇拜的态度，一旦接触到来自像马可·波罗式旅行家对东方财富和富庶所作的天方夜谭般渲染热潮，西欧人就头脑发热表现出对所谓遍地财宝的东方疯狂迷往，萌生向东方扩张到那里发财的野蛮计划。“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9](347页)西欧殖民者的扩张最初就是为了财富，而追求和掠夺的本性背后，除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就要劫掠别人的强盗逻辑外，则是受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固有的财富观念的驱使。
二
中世纪以来新价值观念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西欧人的快乐人生观。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在谈到当时西欧的人的人生态度时说：“对于15世纪的人们来说，公开赞誉世界和生命都是不妥的，就像浪漫主义时代的心理一样，时常所见只是受难与痛苦，只是寻觅衰颓之迹与未来之象，概而言之，即是谴责时代，藐视时代。”[10](125页)正是在15世纪这样一个谴责愚昧与陈腐、批判禁欲与暴力的时代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旋即就从禁欲、悲观主义实现了向乐观主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跨越，但人文主义价值体系中那种崇尚科学和理性及人本主义精神奠定了近代欧洲精神的基础。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提倡，人们逐渐树立崇高的生活理想，人生态度由禁欲主义、悲观主义向享受人生、寻求愉悦和幸福的乐观主义态度转变。
中世纪社会以等级占有制为基础，等级观念是占主导地位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人生观。在这种道德格局中，个性意识和个人价值被公然藐视，宗教上“社会高于个人”的原则使民众个人价值无足轻重地牺牲于教会控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之下。在教会看来，“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11](125页)这是泯灭压制个性潜能的抽象群体价值心理观念。从现代意义上看，本来个人都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的个体，是赋予一定能力和才华而进入世界的特殊个体，他与生俱来的特质和素质是自然赋予的秉性，它们应与个体本身相伴随直到终了，一个人如果认识不到个人的特性和价值，也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中世纪晚期，在教会控制被削弱、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渐确立。资产阶级要求个人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倾向也浮现水面。人文主义者却提倡以人为本、人性高于种性的时代主题，它们高扬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两面大旗，向宗教禁欲主义、保守主义和反动人性观挑战。
对于现世主义，可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世主义——是文艺复兴时社会上一种显著的追求现世生活的观念。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时代对灵魂全神贯注的得救，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因为在他们看来，接受生活的挑战比天国的许诺更激动人心。”[12](284页)人文主义的这种现世观念，在关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具体详实的例证和表述。质而言之，人文主义者倡导的这种现世观念强调：宇宙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人生的目的是现世的享受而不是死后的永生，人的自然欲望不是罪恶而是正当的需求。正如蒙田说的：“我们为他人生活已经够多了；……让我们的思虑和注意返回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安乐吧。”[13](163页)人文主义者坚持灵肉合一和现世享受，坚持现世的幸福比来世缥缈的天国快乐更实际。追求现世生活价值的要求在以蒙田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笔端流露出悠远的时代意义。
关于个人主义的涵义，并不存在什么实质疑问。基督教神学是否定个人幸福观念的，它肆意阻止人们对物欲占有的追求，所以中世纪西欧人更多是崇信宗教式的虚幻生活和对渺茫理想的向往。这种建立在纯粹宗教基础上的天国愿望无疑忽视个人的真切价值。故人文主义者又扬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大力颂扬资产阶级人生价值观，认为：“个人主义……意味着都市市民生活摆脱旧式的采邑制和教会权力的控制转而崇尚个人的财富和天赋。城市精英……展示他们独特天赋，赢得声誉和荣耀从而实现其抱负。”15、16世纪中叶以后，“个人主义越发深深地嵌镶于西方人的心灵，并且由艺术家通过刻画个性、探索者通过探测地图上未标明的海洋、征服者通过努力开拓殖民地和商业资本家通过积累大量财富等形式来体现。”[12](284页)这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欧社会对个人价值认识的态度。对个人价值的这种认识，客观上是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纷纷踏上东航征途的思想准备。
对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与向往，可以举出许多代表，而最典型的就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和伊拉斯谟。
莫尔是英国最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他的《乌托邦》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中幸福快乐观的构思。他认为人喜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人能够“赞叹宇宙的灿烂庄严，能欣赏芬芳的香味……这些是自然赋予人类，也是人类得天独厚的地方，作为使人类生活美好舒适的调节剂。”[14](91页)他指出：“一个人在应该追求什么和应该避免什么这个问题上听从理性的吩咐，这就是追随自然的意向。”[13](126页)莫尔更强调个人追求快乐应该以不违反社会公共法律为前提，个人幸福快乐不应妨碍他人和公共利益为原则[15](422页)。其个人主义快乐观和幸福观，虽然只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方案，但无损于人文主义思想家地位。
作为西欧步入转型社会时期以来最有感染力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他颂扬在感性与理性和谐同一的原则下，追求人性合适自然的快乐。也许他1518年的一封书信更能说明人文主义者的快乐和幸福人生价值观。他写道，“对生命我并无太多眷爱；进入生命中第51个年头，我想我活得已经够长了；在这一生中我并未发现有什么美好卓然的事物，值得虔信的基督徒穷心向往，对于此等信徒，基督教义早已许以更为良善的生活。然而现在我却希望能重新拥有几年青春的时光，仅仅因为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即有黄金时代降临。”[10](22页)人生观经历了划时代的转折，展示出明晰的由消极悲观主义向积极地追求幸福的乐观主义演变轨迹。
毋庸讳言，在中世纪衰落过程中酝酿而生的文艺复兴时期向近代转变的社会中，陈旧的观念通常顽强地与新生的观念并存。新陈代谢和推陈出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新旧观念往往会在长期内相互排斥和依存，这也符合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要求。无论如何，15、16世纪西欧社会中人们的各种观念正在交锋与消融中渐渐蜕变。历史的实际是，从前，所有的理想是基督徒式的清规戒律和清心寡欲，在很大程度上鄙薄尘世烦恼；此时，却表现出强烈地珍惜尘世幸福和快乐生活的兴趣。以前，在枯燥的基督教义上是禁欲主义式地藐视财富，清贫倍受亲睐和尊敬；此时对正当合理享受趋之若骛、对拥有财富的褒扬不绝于耳。过去，人们向来尊重的是一种苦思冥想或沉思隐居式的悲欢离合生活；此时人文主义者却大力推崇抛头露面、广泛交际的上流社会生活，大多数人向往拥抱文明开化、现世开放的乐观主义生活情趣。诸如此类的进步社会观念雄辩地说明了西欧社会已经由粗野、落后向先进、文明的社会迈进。
考察15、16世纪西欧社会转型期社会新价值观念的形成时，似乎可以注意两个方面：其一，人文主义者在斥责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悲观主义生活观念和态度的同时，也不是不反对和排斥正在滋长的新兴资产阶级个人绝对主义和极度享乐主义倾向。这在各国文学作品中已得到充分的反映，如大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的代表作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就是反映和讽刺批判文艺复兴后期新兴贵族一味追求肉欲情爱和猥亵浮艳的低级趣味的人生观和生活心态。其二，在由文艺复兴时期向近代西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新的价值观念更多的只是对财富、现世人生和理想未来的一味追求、宣扬和向往。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国实际生活环境中，正如赫伊津哈所言，这种乐观主义倾向有时是人为夸大了，当时社会精神领域里还难免充斥和盛行着中世纪式的悲观主义色彩，“我们要等到18世纪……人们才拥有了坚定的对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只有到了这时，人类及社会的完善才上升到中心地位。”[10](29-30页)这位史学大家是着重强调“进步”的内涵，也道出了转型社会中现实生活行为方式滞后于思想观念的事实。从发展的眼光看，无论如何这并不能抹杀人文主义新价值观念的文明开化之进步意义。
三
文艺复兴萌动之后，产生了西欧人新型价值观念的一种转化形态——具有现代寓意的新式荣誉观念。布克哈特认为，中世纪除了在意大利，“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社会上各阶级分开生活，每一个阶级各有本阶级的中世纪等级荣誉感。抒情诗人和行吟诗人的诗人荣誉是骑士阶级特有的。”[11](135页)于此，必须认识何为骑士制度及其观念。它对新型荣誉感的生发肯定施加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骑士式荣誉观与新式荣誉观又有其特质的差异。
中世纪骑士制度和骑士观念固然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有其特殊内容。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和社会发展方面虽不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却是一种极有市场的势力和潜移默化式的复杂观念，它必然牵涉社会的诸多方面从而搅动社会大环境，“在15世纪，骑士制度在宗教改革之后，仍是支配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强大伦理观念。人们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王冠。人们认为社会结构建于森严分明的等级之上，这种意识在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10](50页)这种制度和观念意识，导致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已经波及全西欧社会的时候，西欧民众个人和社会价值仍然遭到严重的蔑视，缺乏最起码的平等观念。表现在普通民众和基督徒的生活圈中，要么忠心耿耿于世俗统治阶级，要么回归于神灵的控制。而中世纪以来庞大的没落骑士阶层则义无反顾地崇敬可悲的骑士精神。这种骑士精神“既是对君主忠心耿耿又对宗教虔信不移的骑士，就是封建意识与宗教精神结合的化身。”[16](20页)它集中体现了中世纪西欧人对“行狭”与“行礼”、“尚武”与“尚雅”双重美德的尊崇。以骑士精神为核心的骑士制度作为一种源自中世纪所谓“崇高的”社会生活方式，后果显而易见，因为“英雄的梦想和浪漫的情感是其基础。”[10](64页)基于这种基础，后来的西欧人塑造了特有的荣誉感。
其实，追求荣誉感，不论过去或现在和将来，都是情理之中和合乎社会伦理的事情，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荣誉感和荣誉观念的内涵与实质差别极大。随着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追求个人荣誉也是西欧人一种重要价值观和人生观。所不同的是，如布克哈特所说的那样，中世纪骑士式的荣誉观只知道荣誉存在于群体之中，只知道有归于团体及等级、阶层的荣誉，只知道有阶级的、职业的荣誉。这是极端片面的。随着社会向近代的迈进，人们对荣誉的渴望却掺杂着更具现代意识和进步色彩的时代特征。
意大利式荣誉的渴求最为突出，典型如人文主义者但丁，“他曾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来争取诗人的花冠。作为一个政论家和文学家，……他不仅希望他在自己事业中出类拔萃，并且希望别人这样认识他。”[11](136页)彼得拉克也是一个强烈追逐荣誉的人，“他相信并且希望他的拉丁文作品能在他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中间给他带来声誉。”[11](201页)人文主义者对新式荣誉的羡慕心理和美誉言辞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这样对荣誉的追求和高扬，与当时民众心理倾向是相关相成的，人们除了对名人崇拜外，还对名人故居和墓葬地以及其游览过的名胜古迹等表现出异常的关注和形形色色的尊崇。如16世纪意大利的“历史和新地志学这时很注意不忽略每一个当地的有名人物”[1](139-141页)。对荣誉的青睐在建筑和艺术领域也有反映，如美第奇·柯西莫·德(Cosimo de Medici)就希望市民“在50年间他们只会因我留给他们少数几座蹩脚的建筑而永远记得我”。另一个佛罗伦萨人卢塞莱(Giovanni Rucellai)在谈到他之所以建筑几座宫殿和教堂时也强调“因为它们将给上帝增光，给佛罗伦萨和我自己的记忆带来荣耀”[17](49页)。对荣誉的渴求和向往达到一种极端程度，以至“在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获得荣誉的努力当中，有时我们把帷幕揭开，看到可怕的影响较著的事情，看到一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果以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11](148页)
16世纪的其他西欧人同样注重荣誉和好名声，不过对荣誉的追求不如意大利人那样强烈而近乎病态，他们虽也崇拜伟人，但从不设‘圣地’，虽然敬重历史名人，但却抱着一颗较平常之心。当然，历史地看，西欧人追求荣誉和名声的愿望未必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机制与观念。西欧人的婚姻观念及其做法可为佐证。就现代眼光来看，婚姻与事业、成家与立业的关系并不矛盾，只要男女青年到了法定年龄，又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成家立业和结婚生育都是件令人愉悦的大事。但对当时的西欧人来说，由于长期受到落后愚昧观念的束缚，人们对待婚姻和事业等问题的态度与现代截然不同而令人费解。
就当时社会机制与生活秩序而言，是否结婚、婚姻关系正常与否无时不与荣誉和声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中世纪教会把婚姻看作提供适当的遏制性欲和节制纵欲的一种力量”，那么，“人文主义者则更多地担忧婚姻会对男性在谋取智慧方面造成不良影响”，基于有人“把婚姻看成对深思熟虑的生活的一种危害，并且婚姻会由此损害一个人赢得智慧的努力和文明人的整个事业”[18](316页)。例如卜加丘的年青生活极具浪漫色彩，据说他26岁时在教堂遇到了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玛丽亚，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其早期作品如《十日谈》或隐或现表露了对玛丽亚的美貌和风采的爱慕，甚至有着性爱关系，又始终没有结婚。“他没有能够充分地考虑结婚问题，因为他拒绝陷入进去。”[18](316页)他在作品中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持猛烈的批判态度，自己对婚姻却极度抱怨。根本上，其人生经验正反映了当时西欧人在处理婚姻与事业以及声誉关系问题时的态度。此外，还有更多具体关注和讨论涉及家庭婚姻与社会声誉之间关系的社会生活行为和典型事例。更有一些人文主义者大力为合法的婚姻辩护，他们认为结婚和事业以至荣誉并不矛盾。由于受到人文主义荣誉观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在追求人生意愿的自由状态、设计现世生活、积极思索未来和谋取生命价值的时候，无不围绕着荣誉感这一重大主题。
文艺复兴以来西欧人的荣誉观既是新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内容。它不同于中世纪骑士式荣誉观而被赋予了新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它与当时人们幸福和财富道德观紧密联系。实际上，财富的获取和幸福的获得本质上是一种荣誉的奖赏。随着社会转型历史的发展，16世纪中叶后，西欧的那些赌徒一般贪婪的冒险家们在经济动机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狂热、残暴的东向航海探险活动中。于此，可窥见西欧功利主义者在掠夺东方财富、取得成功的喜悦之时，所表现的那种荣誉感恶性膨胀程度。值得指出的是，不应低估一种新荣誉观的产生和确立对社会生活普遍道德水准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不应抹杀它在革新和扬弃中世纪以来局限于宗教阴影之中的骑士荣誉观的方面，起到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收稿日期：20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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