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际代词与非人际代词的对立看语体分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词论文,人际论文,语体论文,对立论文,与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学界对人称代词的研究基本上限于“代词语法学（pronoun grammar）”的研究范围，包括人称代词的范围研究，人称、性、数、谦敬、包括式与排除式等分类研究，句法功能研究，活用研究和回指、预指研究。本文拟在前辈时贤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元话语理论出发，将现场性、互动性、传信性作为人称代词与语体关系的三个变量，讨论其组合情况对语体次类的影响。
一、人称代词的二分系统
传统语法学教材几乎千篇一律地将人称代词划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代词，并将第一人称代词分为包括听者的包括式和不包括听者的排除式。吕叔湘（1982:153）、朱德熙（1982:81）两位前辈指出，言者自称为“我”，称对面听者为“你”，称言者和听者以外的人或物为“他”。吕叔湘、江蓝生（1985：135）进一步指出：“就古代汉语而论，第三身代词跟指示代词的关系异常密切，应该合并成一类；剩下第一身跟第二身的代词可以合称‘对语代词’。”吕叔湘所说“对语代词”一名恰与当今所谓“人际代词”（interpersonal
pronoun）是同义词，与非人际代词（uninterpersonal pronoun）是反义词。由此，依据其所指是否直接参与话语交际，人称代词分为“人际代词”与“非人际代词”两类，或者分别称之为“言语角色词”和“非言语角色词”（彭宣维2005）。
1）人际代词
人际代词的所指是面对面话语交际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出席者，即直接参与现场话语交际的双方——言者与听者，包括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第一人称代词即“言者自称语”，第二人称代词即“听者介入语”。此外还有一个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咱1、咱们”），可称为“言听者合称语”，即言者出于拉近与听者之关系的目的，允许听者与自己一起共同参与话语的构建。但无论言者对交际对方使用“你、你们、您”还是“咱1、咱们”，都难以使得言者与听者的话语交际主动权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话语交际主动权始终掌控在言者即“我”的手里。
2）非人际代词
非人际代词的所指不直接参与面对面的话语交际活动，即第三人称代词（“他（她、它）”、“他们（她们、它们）、怹”）。非人际代词的所指始终被排斥在面对面的话语交际之外，即便是出现在话语交际现场，也不是话语交际的直接参与者，而只是话语交际的言谈或涉及对象。
参照吕叔湘（1982）、朱德熙（1982），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话语交际功能分类系统可以总结如下：
二、人际代词与非人际代词的不平行性
汉语学界虽然不曾提出人际代词与非人际代词范畴，但实际上对二者及其对立已经有了不少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笔者所见，学界所提二者之间的对立可以概括如下。
1）共时系统的不平行性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既有人际代词，又有非人际代词，如英语、法语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既有人际代词，又有非人际代词，但后者与指示代词形式上还没有彻底分化，如日语、朝鲜语、蒙语等；只有人际代词，没有非人际代词，如唐以前的古代汉语。而匈牙利语和新几内亚Hua语则代表着另外一种不平行现象，它们的人际代词单数形式通常都带有某种人称附缀，而非人际代词没有人称附缀，这说明后者还没有取得与前者同样的构词资格。
2）语音形式的不平行性
英语人称代词的主元音开口度呈现出下表所列的由大到小序列：
由上表可知，无论是单数还是复数主格形式的主元音，英语都存在人际代词开口度大于非人际代词的倾向，即单数形式[a]/[o]＞[i：]/[i]，复数形式为[a]/[o]＞[e]。其他非主格形式也大体如此。
现代汉语人际代词多为带曲折调的上声或阳平声，如“我、俺、你”为上声，“咱、您”为阳平；非人际代词为没有曲折调的阴平声，如“他、怹”为阴平。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对古汉语平声和上声的描写分别是：“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据朱晓农（2007），古汉语上声是个高升调，适合表达亲密关系。现代汉语的人际代词读高调，适合表达具有亲密关系的言者与听者。非人际代词从古至今都是平调，适合表达与言者、听者关系较远的他者。
无论英语人际代词开口度大于非人际代词，还是汉语人际代词声调高于非人际代词，都说明人称代词与其语音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象似关系（iconic relation），属于Peirce的象似符（icon）——概念重要性（现场出现与否）跟其语音体积大小之间存在对应性：人际代词所指现场出现，语音符号体积相应地大些；非人际代词所指现场隐身，语音符号体积相应地小些。
3）所指生命度的不平行性
朱德熙（1982:82）指出，口语里，主语位置上的“他”一定指人，只有做宾语时，才有可能指事物；“他们”不论在什么位置上都指人，不指物。这说明，语境里的人际代词只能代替指人名词，非人际代词还可以有限度地代替指物名词。简言之，人际代词所指的生命度高于非人际代词。或许正是由于所指的生命度高低有别，所以除“您”外，人际代词的活用都很活跃，而非人际代词活用则弱得多。
4）来源与发展的不平行性
人际代词与非人际代词在共时系统、语音形式、所指生命度高低等方面的不平行性，说明它们在话语交际中的地位不平等。这种交际功能上的差异，体现在二者形成的历时不同步以及共时的形态差异上。现代汉语人际代词自上古时期即已成为交际中的重要语言成分，而非人际代词“他”至中古才形成（王力1989）。就源头看，人际代词往往跟近指代词或较近指的远指代词相关，非人际代词往往跟较远指的远指代词相关（吕叔湘2002：187）。而且“指示代词和三身代词在来源上有密切的关系，多种语言里都有或显著或隐蔽的例证”（吕叔湘、江蓝生1985），如汉藏语系（张惠英2001：131，林素娥2006，唐正大2005），法语、俄语第三人称代词、英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都源于指示代词（徐丹1989），日语、朝鲜语、蒙语第三人称代词也来自指示代词，且至今同形（郭锡良1980）。此外，由于人际代词发展较为成熟，非人际代词发展较为缓慢，所以人际代词在现代汉语里独立性较强，已不能被“这/那”指代，而非人际代词仍可以被“这/那”指代，说明它仍然与指示代词保留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彭宣维2005）
以上所论人际代词与非人际代词表现出的不平行性如表2所示。如果将表中的①至④项合并为形式，⑤至⑦项合并为功能，则会立刻发现，在形式与功能两个方面，人际代词都是强项或无标记项，非人际代词都是弱项或有标记项。二者之间这种强弱不对称的格局将成为下文讨论的起点。
三、现场性、互动性、传信性与人际代词
互动元话语理论重在揭示言者与听者联合建构语篇的程度。（付晓丽、徐赳赳2012）作为互动元话语重要类别之一的人际代词，除了在句子层面具有构建句子的句法功能，在篇章层面具有促成语篇衔接和连贯的作用之外，还在语篇层面具有人际功能。这是人际代词与非人际代词之间的最大区别。人际代词的人际性主要表现为语篇的现场性、互动性以及传信性，没有语篇的现场性、互动性和传信性就没有人际代词，而非人际代词则与之无关。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不同的语篇或文本可能会偏爱不同的人称代词或人际代词。
1.现场性与人际代词
语篇或文本的现场性（site specificity）指话语交际活动发生的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和特定环境的统一，是双方相互作用的特定的言语场所。从语言交往方面来看，人际代词的所指对象是语言交往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总是出现在语言交往活动现场；非人际代词所指对象不是语言交往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而是话题中所涉及到的人物，该人物可以出现在现场，也可以不在现场。人际代词的指称都是现场直指，非人际代词的指称可以是现场直指，也可以是话语复指。换言之，人际代词的所指对象是交谈情境中的参与者，非人际代词的所指是交谈情境之外的局外人。在交谈情境里，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第三方都是旁听者、局外人，即使出现在交际现场，也总是被排除在会话交际情景之外。（方经民2004）因此，高现场性的语体要求或可能使用较多的人际代词；低现场性的语体，人际代词的出现频率通常较低。
其次，会话交际现场可分真实会话交际现场和虚拟会话交际现场。在虚拟会话交际现场中，也会出现人际代词甚至高频出现。如广告是面向全体公众的宣言，而且广告文本的写作者并不认识广告的受众，但是出于实际效果的目的，广告人通常会使用第二人称代词称呼读者，这显然是一种虚拟的私人化（synthetic personalization）写作手法，作者通过这种虚拟对话现场与读者建立一种“在场”人际关系，努力创造出平等对话的氛围来增强文本的说服效果，充分体现出广告语篇的对话性，实现广告的目的。例如作者通过使用“our/your”等词汇，似乎在以朋友的身份与读者娓娓道来，努力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对语篇作者所阐述的观点产生共鸣，接受宣传。
2.互动性与人际代词
互动性（interaction）指语篇生成与理解过程中言者、听者、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言语交际的互动性是交际主体之间的互相作用。语篇是话语交际双方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的记录，语篇及其意义的生成与理解的全过程都始终贯穿着交际双方的互动。（辛斌、陈腾澜1999）语篇的互动性或对话性的强弱对听者介入语的要求不同，互动性或对话性越强的语体，听者介入语和言听者合称语的使用频率通常也就越高，反之则低。
3.传信范畴与人际代词
传信范畴（evidentiality）是言者在言语交际中向听者指明所言信息的来源并向受话人表达说话人对所传递的言语信息的态度。传信范畴的表达也是动态交互的，是在言语交际互动中协商完成的。该范畴的表达能体现语言的人际意义，并能协调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狭义的传信范畴“比较看重信息来源与说话人客观真实性概念之间的关系”，广义的传信范畴“兼顾说话者的态度，更看重他对于现实的肯定强度”。（张伯江1997）现代汉语的传信语（evidential）经常使用特定的插入语、副词和语气词等来表达，但也可以通过人际代词来加强传信的肯定强度。如张伯江（1997）所举六个例句（例句顺序照旧，序号则是笔者另加的）：
（1）a是我把他们请来的。 d没我你们是赢不下来的。
b我是特意请了假赶来的。 e你准是先看了答案了吧？
c本来不打算让你知道的。 f你就等着我出这张牌吧？
a、b、d、f句都出现了第一人称代词“我”，其余各例均以第一人称代词“我”为话主，即以言者自称语强调信息来之可信，这可以从交际双方对信息的知晓度和权威性角度来解释。（乐耀2011）甚至是在低现场性、低互动性的语体中，由于需要强调传信或言据性，也往往需要言者自称语的出现甚至高频出现。
四、人际代词的隐现、用频高低与语体分类
1.现场性、互动性和传信性的语体分类价值
据第三节分析，首先我们有理由将现场性、互动性两个因素设为人际代词与语体关系的两个重要变量，其组合情况往往在决定语体的次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传信性可以设为一个次要变量。语篇的现场性、互动性和传信性的高低、强弱大体决定着人际代词的用频高低，所以依据现场性高低、互动性高低以及传信性高低等抽象指标对语篇进行语体分类时，一定程度上可以具体落实为人际代词的隐现及其用频高低，依次表现为如下三层对应关系：
（a）人际代词使用频率高的语篇往往具有高现场性，反之则低；
（b）听者介入语、言听者合称语（“咱、咱们”）使用频率高的语篇往往具有高互动性，反之则低；
（c）在低现场性、低互动性的语篇里，如果人际代词里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高，则往往具有高传信性，反之则低。
言者自称语、听者介入语和言听者合称语三种人际代词在话语里出现与否以及频率高低，固然与语言及其文化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如英语广告文本使用人际代词的频率为6.5%，而汉语仅有0.3%（晓丽2009）；国内传统的科研论文写作规范往往默认——尽量使用被动语态，隐藏动作执行者，让事物及其规律以客观的口气呈现出来，这与国人一向奉行集体主义和中庸之道，不习惯于突出自我；西方人奉行个体主义，敢于藐视权威，突显自我，强调作者在学术方面的个人贡献有关（张秀荣、李增顺2011）。但语篇的语体风格或分类与其现场性、互动性和传信性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如果暂且不过多考虑其他因素，而仅从人际代词在语篇里的隐现及其用频高低角度出发，可依次将语篇粗略划分为由高而低的三个层次上的语体：
第一，依据现场性高低，语篇分为高现场性语体和低现场性语体；
第二，依据互动性高低，语篇分为高互动性语体和低互动性语体；
第三，依据传信性高低，语篇分为高传信性语体和低互动性语体。
以下分别讨论。
2.高现场性语体和低现场性语体
语篇的现场性指参与话语交际的双方直接出现在交际现场，因此凡是面对面对话交际的语篇都是高现场性语体，反之则是低现场性语体。前者如日常对话、影视作品和小说里的对白、新闻采访、辩论、谈判、审讯等，后者如法律语体、政论语体、操作语体、科技语体等。以法律语体为例，其功能在于威慑敌对势力，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宣传法制和调整国家、集体、个人相互之间法律关系的庄严职责，其互动对象具有最大的广泛性或公众性，几乎不以个体为言者，也不以个体为听者，即法律体没有现场性。同时，即使是针对个体的法律文书，也要使用定义极其严格的法律术语（如“被告”、“原告”等）来指称话语交际者以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准确性，而不宜使用指称性随话语上下文变动不居的人称代词（偶尔使用非人际代词“他”或“他们”回指法律责任人）。换句话说，法律语体的非现场性、严肃性、准确性使得人际代词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关系平等的日常对话语体就不同了，它具有明确的对象——在场的话语交际参与者——言者和听者，交际功能仅在于两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流信息，甚至是非命题性的寒暄、唠家常，其互动对象是睹面相对的听者，互动性是私人之间的互动，甚至没有互动就没有话语，所以无需使用定义明确的指称话语交际者的术语，人称代词也就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出发，以法律语体为一端，平等关系的日常对话为另一端，可建立起人际代词视角的语体分类系统。
高现场性语体又可以分为事实现场性语体和虚拟现场性语体，前者如前面所举的高现场性语体，后者如寓言语篇、假设听者在场的语篇。下表所列是三个语料里听者介入语的统计：
上表中三个语料都高频运用人际代词以表达言者与听者之间近距交际关系，即便吵架也不例外，如《红楼梦》第29回“宝黛吵架”一节称呼对方几乎一律用“你”，自称一律用“我”，貌似吵架，实则是变相地互诉爱慕、关切之情。最值得注意的是，《祭十二郎文》虽被明代茅坤推许为“祭文中千年绝调”（《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六），而历代文人却多于情真意切、句式错综处分析其艺术成就。①其实，这与其大量运用听者介入语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循规蹈矩的祭文均以读者或参与祭祀者为听者（如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以几乎不用听者介入语，而该文则大胆采用与死者直接进行现场对话的方式，假设祭祀对象——十二郎——为在场听者，直接与“汝”对话并与之共同构建话语，共同再现“吾”“汝”共同经历的生活场景的种种细节，边诉边泣，吞吐呜咽，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促膝长谈。②这一切又均自肺腑中真切流露，所以具有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力量，以至南宋安子顺感慨说：“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③至于袁枚《祭妹文》大量运用人际代词的写法显系模仿韩文而成。④其次，现代汉语人际代词表现虚拟互动的例子还大量见于爱情歌曲。⑤
3.高互动性语体和低互动性语体
互动性指话语交际主体之间的对话活动贯穿于语篇的构成与理解过程，特别指听者自动或被动地介入语篇，参与语篇构建的活动。Volosinov认为，任何话语，包括书面话语，都是对他人话语的回应，并期待自身也得到回应：“事实上，词是一个两面的行为。它既取决于是由谁说出的也取决于是向谁说的。”（辛斌、陈腾澜1999）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语言运用的本质，即其对话性。因此，高互动性语体往往要求使用较多的听者介入语和言听者合称语，低互动性语体往往出现较少或几乎不出现听者介入语和言听者合称语。一般说来，高现场性语体往往也具有高互动性。但也不尽然如此，如工作报告语体、演讲语体、满堂灌教学语体等，虽然话语交际双方都在现场，但互动性不强，所以较少出现听者介入语和言听者合称语。反之，有些现场性较低或很低的语体里也可能出现较多听者介入语和言听者合称语，如王朔《随笔》中的一段话就是很好的一例：
在短短101个字里，作者接连使用了两个听者介入语（你、你们）和四个言听者合称语（一个“我们”和三个“咱们”），以此增强与读者尤其是与自己有过笔墨过节者之间的互动，拉近彼此关系，特别是“你”的使用更是意在化解矛盾。
就科技语篇的情况而言，Harwood（2005）对文理四个学科的英文科研论文中的“We”和“I”进行的定性分析发现，即使被认为是抽离自我（author-evacuated）的自然科学语篇中，作者也使用人际代词来实现自我推销的目的，从而驳斥了科研论文是客观的而不应出现人称代词的传统观点，表明第一人称代词在科研论文中不仅仅是科研活动的执行者，还被学者广泛使用于各种目的。（参见张秀荣、李增顺2011）但现代汉语科技语篇里的人际代词使用频率仍然极低，话主显身的主要方式是“我们”和“笔者”，而几乎不用显得有点霸道武断的“我”。至于第二人称代词几乎不会出现在科技语篇里。
日记体大概可以称得上互动性最弱的语体。以官方身份写成的编年史可称为“国家日记”，以私人资格写成的编年纪事可说是“个人日记”，后者源自前者。但作为“国家日记”的《春秋》常常用“我”指代鲁国，而个人日记由于是面向自己写作，是一种最纯粹、最隐秘的私人著述，是面对自己灵魂的密谈，往往是作者的自言自语和内心独白（钱念孙2002）或默认为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几乎不使用任何人际代词，属于“自我即听众”（self as audience）的语体。由此可见，公众性极强的法律体（见上节）和私密性极强的日记体都是互动性极弱的语体，前者面对的听者是所有人，后者面对的听者只是听者一人而已。总之，主要是话语或语篇的互动性强弱决定了人际代词出现与否及其频率高低，互动性强，人际代词就出现或高频出现，互动性弱，人际代词就不出现或低频出现。粗略地说，人际代词出现及其频率高低与语体互动性强弱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高传信性语体和低传信性语体
前文曾提及传信范畴也可用第一人称代词表达，这是由于第一人称代词往往充当话主或主语，而话主往往是信息的权威知晓者，所以第一人称做主语的“了2”句偏爱主观传信语（乐耀2011）。在科学研究中进行讨论时，人们通常会用“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或“我的想法是……”等形式表述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本身，而用“我发现……”、“我根据……”或“我依据的证据事实是……”等形式报告其研究成果是怎么做出来的（白建华2008）。还有人发现，第一人称代词在学术语篇引言部分有四个表达功能：一是作者用以陈述写作目的，表明写作意图并为读者提供一目了然的文本框架；二是帮助作者描述研究步骤，阐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展示对文本的整合能力；三是帮助作者表达观点，力求在研究性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观点，以此加强其陈述的说服力；四是用来提出假设或展示作者对本研究的期望，使读者清晰了解研究者的构想（邹清华2008）。但法规性语篇应属例外，它是国家政体（而非个人）在发言，不能介入个人意识，人际代词突显的表达主体的个人意识，与法规性语篇的交际功能和语体规范背道而驰，所以不能在其中出现（李秀明2006）。
上文讨论或许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依据所指是否直接参与话语交际，人称代词可以分为人际代词和非人际代词。前者直接参与话语交际，后者不直接参与话语交际，只是话语交际的提及者或谈论对象。
二是，人际代词与非人际代词在共时系统、语音形式、所指生命度高低、来源与发展速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平行性。人际代词在各个方面都是强项或无标记项，非人际代词都是弱项或有标记项。人际代词具有人际功能，非人际代词不具有人际功能。
三是，人际代词的人际功能取决于语篇的现场性、互动性乃至传信性，这三者的高低强弱决定了人际代词出现于语篇的频率。一般而言现场性、互动性越强的语篇要求较多的人际代词出现，反之则低。换言之，人际代词出现与否及其频率高低与语体现场性、互动性强弱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次，高传信性语篇一般也会要求人际代词高频出现。据此，人际代词出现与否及其频率高低可以作为语体人际功能分类的一个重要参项。
本文初稿曾于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2012年7月，复旦大学）上宣读，第二稿曾于当代语言科学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江苏师范大学）上宣读。此次发表前承匿名审稿人提出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特此致以谢忱。错误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①清刘大櫆《论文偶记》评论说：“文贵变……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古文观止》的编选者说道：“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钱基博认为，“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饰，纵笔一挥，而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肯，提振转折，迈往莫御，如云驱飚驰，又如龙虎吟啸，放声长号，而气格自紧健。”（《韩愈志》）郭预衡评曰：“现在看来，《祭十二郎文》的行文艺术真是前此未有……写祭文而全以散体叙事出之，这在传统的格式中确属不伦不类的文字。但也正因如此，文笔才格外动人。”（《中国散文史》）
②对此，古今人虽也有所揭示，只是还不够透彻。如林云铭评曰：“祭文中出于情至之语，以兹为最……故自始至尾，句句俱以自己插入伴讲……所以为绝世奇文。”（《韩文起》评语卷八—）。金圣叹评论道：“论情事，只是一直说话。”（[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一）秦朝晖（2006）指出：“由于韩愈无意识地使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进行抒情，文章便形成了对话形式……这是一次特殊的对话，是一场韩老成不在场的缺席对话，是人企图与鬼之间的对话，是一场泣天地、动鬼神的对话。”
③原文为：“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见[宋]赵与时《宾退录》）
④林纾（琴南）认为，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泷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⑤如《你我之间》（刘罡版、浩然版、姜涵版、冢景芷溪版等），《你我》（刘以达版、刘承俊版、邬裕康版等）和仿《我侬歌》的《我侬你侬》（张德兰版）。至于北京奥运会主题歌以《我和你》为名，则表达了全世界人民紧密团结、亲如一家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