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经济的十个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趋势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尚未过去，不少经济界人士已经在满怀期盼地瞩望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了——1997年或许将为在转型中腾飞的中国经济写下圆熟顺畅的一笔，虽然曲折与顿挫依然在所难免。
物价继续保持稳定
在中国消费品物价指数中，粮食及其制品的权数占70%，因此，粮食价格成为物价走势最基本的因素，1992—1994年中国粮食市场价格上升了200%，成为推动物价上升的主要因素。1995年粮食丰收，达到9300亿斤的历史最高水平，增产了400亿斤，同时大量进口，1992—1994年中国每年净出口粮食500亿斤左右，但是1995年竟然净进口360亿斤。国内粮食供应共增加了760亿斤，占有总产量的8%，占市场粮食的25%左右。粮食数量大量增加，必然使得市场粮价平稳。同时，政府连年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主要任务，控制总需求，并以财政力量补贴物价，使得全国消费品零售物价指数逐月下降。从1994年的21.7%，下降到1995年的14.8%，到1996年上半年，物价上升幅度降低到7%，7月份物价指数是5.8%，8月份还要低。如果下半年物价指数平均达到9%，全年即上升8%，实际上下半年无法达到9%的水平，全年零售物价指数应在6.5—7%之间。
1997年全年的农业形势，在经过了两年丰收之后，将是一个平年甚至可能是灾年，粮食产量不甚乐观。物价水平在1996年上升7%的基础上，可能继续保持平稳上升。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不会超过1996年的水平。
新的经济周期逐步启动
实行三年的“软着陆”，按照9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9%的速度计算，仍未到底，因为前6年，GNP平均每年增长11.5%左右，后4年只要平均每年增长6—7%即可。实际上，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方面的阻力，经济已经难以继续紧缩下去，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已经开始。其标志就是1996年5月份和9月份两次降低利率。
利率的降低主要是随着物价指数的降低而进行的，并不意味着中央货币当局放弃“适度从紧”的方针，除了刺激股市，减轻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中央财政的负担以外，也不具有其他意义。利率的降低对于居民消费不会有很大影响，也不会引起抢购。抢购的商品，只能是那种价格弹性高的，又预期涨价的高档消费品，目前这类商品已经出现供大于求，正在降价销售。相反，预期涨价的服务价格和生活费用，学费，医疗费，又无法抢购。
降低利率的实际意义，远远不如其象征性的意义那么大。对于其象征性意义（即标志着新经济周期的开始），也不必估计过高，因为在长时期的软着陆以后，经济启动应该是逐步进行的。许多人把1997年即将发生的某些政治事件看作是经济启动的契机，期待着类似1992年那样一个新高潮，恐怕未必如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降低，政府宏观调控是逆周期调节，而不是顺周期发动。1997年能否避免政治发动，而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考验。
人民币稳中实现自由兑换
1994年以来，主张汇率贬值的论调不绝于耳，先是借口国内物价上升，后是借口出口退税率降低，有些人据此宣称，人民币不贬值，出口就要滑坡。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贸出现逆差，贬值论到达最高潮。这是一些国有外贸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错误主张，当然不会被中央货币当局接受。目前的形势也完全证明了贬值论的破产。
由于外贸的顺差和外资大量进入，造成外汇连续供大于求，造成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基础。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中央政府连续数年发行大量人民币收购外汇，保持了人民币的基本稳定。经济的逐步启动将促进进口，使得外贸在1996年由顺差走向平衡，1997年可能出现逆差，但是整体国际收支仍旧是顺差。国内利率的降低和货币发行的增加，当然会改变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供求关系，但是只能防止人民币的升值，而预计不会造成人民币的贬值。只要1997年不出现国内经济的过热，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趋势即不会改变。
199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将达到1000亿美元，到1997年7月份，加上香港的外汇储备600亿美元，可达到1800亿美元左右。这样强大的外汇储备，足以使得人民币在贸易项目下实现自由兑换，并且在香港回归前后，支持港币的稳定。
外贸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1994年中国出口增长32%，1995年上半年增长44%，为历史最高峰。这是由于出口公司为对付7月开始的降低出口退税率，突击出口所致。结果下半年出口几乎没有增长，全年出口增长23%。在国内需求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出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贡献率由两年前的20%，迅速上升到40%。1996年上半年，外贸1272亿美元，出口640亿美元，下降8.2%，进口631亿美元，上升11.6%，出口的下降几乎马上就引起关于贬值汇率的要求，但这是“有病乱投医”。
中国出口的下降是结构性问题。第一是一般出口在1996年上半年下降28.5%，而加工贸易却增长了14.3%；第二是国有外贸企业出口下降26%，而外资企业出口增长38%。一般贸易与国有企业关系密切，一般贸易的92%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第三是纺织品和服装等大宗传统出口商品锐减。预计1996年全年，一般贸易下降27%，减少国内工业需求1500亿元。
一般贸易下降的背后也是经济结构问题。比如纺织品背后的棉花问题：1995年棉花播种面积减少1000万亩，为7000万亩。最低保证价格没有兑现。1995年9月提价，每50公斤544元提高到700元。但是棉花收购站压价收购，中间环节获益过大，每担棉花的流通环节费在1992—1993年为44元，1995—1996年700元。而进口7000万担，相当于国内棉花产量。很明显，解决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不能靠汇率贬值这样的货币手段，而只能靠财政手段，比如整顿出口退税，优惠利率及其他补贴等等，而生产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是解决出口困境的根本方法。
中国出口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外贸体制的国家垄断性质，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
1992年以来大批外贸骨干下海或半下海，国营外贸公司经营的多元化和高福利政策，都是引起出口成本上升的关键问题，造成了国有企业亏损而出口本身不亏损的问题。纠正的方法只能是全面改革外贸体制，放弃将出口利益行政化和依靠贬值促进出口的计划经济模式。
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开展
1996年4月，国有企业效益下降到最低点，出现25亿元净亏损，政府年付出400亿元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同时加强管理，但是都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问题。
中央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是“抓大放小”，即抓住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少数关键性的大企业，但不是管死。“放小”即放开小国有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搞活小企业，但不是撒手不管。准备在九五期间采取大步骤，1997年基本放开小企业，至2000年全面推开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完成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的任务。目前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增的股份公司9000家，股本总额5970亿元，其中上市公司430家。
但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很大，1996年8月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延期一年，问题很多：80%的试点企业希望搞国营独资公司，投资主体仍沿用原主管部门行使权力，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没有采取有效办法解决。特别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越来越大。上半年国家经贸委确定10种国有小企业改制形式：股份制，联合兼并，出租承包，拍卖净资产，嫁接改造，破产，委托经营，等等，被有些人批判为私有化。但是来自国际的竞争，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竞争，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国有企业如果不能够顺利地改革，国有资产就难免进一步流失。
目前许多国有企业中，已经出现了“经营者行为个体化”的趋势，国有企业派生出来的大批“小公司”，将采取价格转移方式不断制造亏损，将原国有企业吃空、或破产，或留下一个亏损的企业和大批老工人，等待政府补贴，而少数把持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力的人，将实际掌握国有资产，并向个人名下转移。
就业与职工保障矛盾突出
未来20年，是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重的时期。城镇失业率目前已经达到3—4%，加上2000万隐性失业，和农村1.2亿过剩劳动力，形成短期内难以缓解的压力。
中国失业工人的再就业率大幅降低，劳动争议事件增加，劳动力素质低下引起结构性的失业。我国就业问题，涉及综合性的人口、教育、体制、产业结构问题。在农村是过剩劳动力问题，需要经济高速增长和教育的普及来解决，在城镇是3000万老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中央统一政策，予以补偿。
我建议，公开划出一部分赚钱的国有企业进行拍卖，划归养老医疗基金，以10000亿元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转，产生每年1500亿元的利润，统一按照工龄支付老工人的养老医疗费，以便在国有企业无法避免的改革和裁员中，维持工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正常进行。
中国的渐进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刻不容缓，但是改革的方向和效果可以大不相同，是坚持深化改革来解决，还是转向通货膨胀来缓解，在1997年将是十分重要的选择。
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形成
中国9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形成，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下一轮经济增长；则需要住宅、汽车、通讯、旅游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一是住宅业，目前中国城镇住宅人均10平方米，要达到2000年的20平方米，还要建筑上百亿平方米。室内装修高档化，占到住宅总造价的30%。更为重要的是住宅建筑业是劳动密集行业，可以增加就业。
中国房地产的发展遇到了结构性的矛盾。1995年商品房空置5000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54%。原因一是成本过高；二是居民购买力不足；三是住房分配制度不改革；四是腐败严重，少数人借房地产开发暴富；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多数居民缺乏购买力。我国居民家庭年收入，在1994年，低标准是2087元，中标准是4004元，高标准是6720元，平均是4298元。一套60平方米的住宅，按8.8万元计算，居民想要买得起，要存款50年。
按国际经验，人均国民收入300—1000美元阶段应解决住宅问题。上海已经出台八大政策发展房地产：扩大销售对象；降低房地产交易税费；推进房屋租赁规范化；提高公房租金，深化房改；规范经营行为；建立预测监测系统；进行住房分配制度改革，消费工资化，租售商品化，管理社会化；扩大银行职工购房抵押贷款制度。核心是开辟房地产三级市场。发展住宅业的关键，是正确的社会政策，包括消除腐败，调整收入差距等。
第二是汽车业，汽车产业关联度大，对其他行业有明显带动作用，日本1965年时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中国目前水平，每千人小轿车32辆：如中国达到同样水平，私人轿车可达2800万辆。农用家庭汽车前景更加可观。
住宅和汽车的发展，可带动钢铁、建材、塑料、有色金属、电子仪表、石油化工、道路建设的发展。
证券股票市场进入发展阶段
经过几年的整顿，中国证券市场正在从试点走向发展阶段。九五计划提出“积极稳妥发展股票债券融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1996年5月，证监会主席周道炯讲话中，将“处于试点阶段”，改为“发展阶段”，标志着证券市场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证券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随着股份制的发展，基金的入市，国债的发行，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股市和债市将会更加活跃。而外部环境则是法制的完善，真正消除大户操纵，禁止使用居民存款进行投机，健全一系列法规等等。
历史上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中国与北方邻国一度存在的紧张局面也随之消除；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处于相对的衰退和势力范围的收缩之中；世界的基本趋势仍旧是和平与发展；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将处于1840年以来外部环境最好的时期。
全世界都在谈论东亚奇迹，“东亚奇迹”是现实还是神话？
1994—2003年，世界GNP将平均年增3.2%，发展中国家可达4.8%，东亚发展中国家预计为7.6%，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到2000年，东亚国家进口可占世界的33%。
技术转移网络从日本——四小龙——东盟，扩大到中国、越南和印支半岛。东亚经济估计可以高速增长到2020年。
1994年世界总产值26万亿美元，其中北美6万亿美元，欧盟6.5万亿美元，东亚5.5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转移，2003年预计北美产值为7.5万亿美元，欧盟8.1万亿美元，东亚可达9.3万亿美元。
亚洲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到2000年将占世界贸易的一半。亚洲发展需要大规模投资，流入外资占发展中国家的一半。1995年中国吸收外资380亿美元，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与此同时，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威协论”。一些西方人士害怕中国强大，开始诉诸所谓“遏制战略”。中国国内则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抬头迹象。
外资与民族工业的竞争加剧
1996年以来，关于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甚高，其社会原因是民族主义的高涨，其主要经济原因是国有企业受到了外资的威胁；走私和盲目进口冲击民族工业；合资企业挤垮国有企业，占有国内市场，收购国内名牌；在饮料，食品，轿车，橡胶轮胎等行业中，逐步挤掉国有企业，形成垄断竞争；在高利润行业，如化妆品，洗涤剂，玻璃，电子等，形成多家合资大企业竞争；外资购买国有企业产权，如“中策现象”已争论数年；以高科技和大资本为优势，继续占据中国市场，进入基础行业，等等。
面对以上问题，中国需要一个冷静理性的态度。国家无疑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支持民族工业，但也不能不惜代价。中国的渐进改革，得益于对外开放，目前已经进入改革与开放互相促进的时期。中国应该坚持以开放与改革相配合，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利用国际有利环境，利用20年有利的发展时机，渡过中国改革最为艰难的阶段。
在跨世纪的历史时期，在关键的1997年，造就一个新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高潮，势所必行。而在种种复杂的矛盾和干扰面前，我们一定不能选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