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若干理论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共同富裕论文,观点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8年5月， 邓小平在会见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时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 明确地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范畴。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对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证，赋予共同富裕以新的具体的内涵，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于正确地揭示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认识
邓小平怎样揭示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也可以说他的共同富裕思想是怎样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社会主义价值观上看。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评判尺度是什么呢？一是政治尺度，把阶级斗争当做衡量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二是所有制尺度，把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和升级过渡当成是衡量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三是思想尺度，把革命战争时期的牺牲精神和军事“共产”的做法当做衡量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这种价值取向，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抛弃了以上种种不科学的认识，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发展生产力。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本质。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在提到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总是提到社会主义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2 〕这就为认识和评判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标准和尺度：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穷。这个根本立论，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是首要的、最高的、也是最基础的逻辑层次。这是一个首创性的理论突破，对于理论创新，它具有原发的意义；在对我国传统社会主义认识体系中的变革中，最初、最本质的变革，就发生在这上面；它还具有先导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根本价值观的确立，才导出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命题，这些命题都是这一根本价值观在各个领域的延伸和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它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评价的意义。
第二，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上看。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三大根据这一论断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与根本手段之间的矛盾。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既同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忽视发展生产力有关，也同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忽视人民的需要有关。虽然那时也强调人是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因素，还提出什么“人的因素第一”的口号，但是，这个人的因素被当成了纯粹抽象的东西，抽掉了它的物质内容。因此，一方面任意夸大人的作用，夸大精神的作用，把人的精神和意志看成是无所不能的东西，试图用意识来取代物质，用狂热来取代科学；另一方面却又蔑视物质利益和人的正当的物质欲望，把人们追求致富当成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不重视改善人民的生活，致使贫穷落后的面貌长期不得改变。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3〕并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4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5〕这些论述，非常清晰、 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
第三，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上看，共同富裕当做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标，不是一种先验的、自生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所规定，并由这一基本经济关系所体现的。这个基本经济关系，就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中讲的“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以下简称“两消”）。“两消”是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概括，反映这一本质的经济特征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中只提前者未提后者，是因为前者在本层的层面实际地包含了后者、肯定了后者。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提“两消”，而且提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高，都要响，但是并没有完全理解“两消”的含义，片面地以为“两消”是社会主义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本质，把“两消”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甚至等同于共产主义，离开生产力、离开共同富裕在那里侈谈所谓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公正，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在那里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和升级过渡。其实这种认识和做法，不过是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和经济关系的扭曲。邓小平拨乱反正，赋予社会主义“两消”以科学含义。依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两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但这一基本经济关系既不能独立存在，又不能自我实现，它是建立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经济制度。“两消”不能脱离生产力，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为实现“两消”创造物质条件；“两消”不能脱离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如果脱离了，“两消”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两消”也不能脱离解放生产力。因为“两消”的具体特征和实现形式不可能没有缺陷，必然要经过改革来加以完善。这样，在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的条件下，才确立了“两消”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才有正确的依据，才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之，社会主义因此而找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关系，或者说我国的基本经济关系才真正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目的。
二、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几个理论界定
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断，不是脱离历史时空条件的抽象认识，而是把问题提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科学认识，它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又同时包含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构想。这样，在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断中便形成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界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理论向导。具体而言，这些理论界定有以下几点：
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而不是近期目标。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这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决定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从1956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时起，到21世纪50年代左右止，历时约一百年左右。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使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和消除贫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使我国的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到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而这一结果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还不算是发达国家，而是中等发达国家或者接近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还不是高度富裕而是比较富裕或中等富裕。为什么说这种情况是实现了共同富裕呢？邓小平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7〕“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 国民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8 〕这就告诉我们，我国人均四千美元所过上的生活要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四千美元的生活水准，因此，可以说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二，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非均衡的产物，而不是平均化的东西。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9 〕这里包含着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上，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人们的收入，应当依据其劳动贡献有一定的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对劳动成果实行平均分配；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而是有利益差别的共同富裕。二是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能齐步走，同步富裕，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由他们带动其他人和其他地区走向富裕，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因为人们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是在人们相互竞争、你追我赶过程中出现的，是激发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结果，这就会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增加社会产品的总量，从而大大提高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三是邓小平在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长期性的同时，还提出了台阶式的发展战略，认为“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10〕“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1〕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应当有不同的速度，不能在发展速度上平均化。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我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因此，邓小平就发展而言的这个“台阶论”，也可以看做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过程的“台阶论”。就是说，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若干时期发展得快一点，上一个新台阶，那么，相应地，我国人民的整体富裕程度也应该和可能有若干个发展快的时期，上一个新台阶。总之，邓小平的非均衡化发展观，体现了共同富裕目标内含与发展过程的统一，体现了我国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共同富裕不只是指物质生活方面的富裕，而且包括着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普遍交换中造成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自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12〕这一论断指明了，财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内容。当然，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上，必须有丰富的物质产品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这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只有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这种富裕并不是现代文明条件下的真正富裕。在现代文明条件下，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展的文化教育，为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分享科学文化的成果，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同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3〕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共同富裕的主要内容。我国在经济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左右，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达到中等富裕程度的时候，我国全体人民的文化生活，应当可以而且必须比同等物质条件下的其他国家有更高的水准。这一点，鲜明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特征。
第四，共同富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民富国强。邓小平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做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4〕后来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规定了我国的共同富裕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民富国强。前苏联在这方面有过严重教训，他们重积累轻消费，重基础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并把大量财力用于国防建设，这虽然增强了国力，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这一强国而不富民的做法，也曾经影响过我国。吸取这一历史教训，邓小平在新时期注意了兼顾民富和国强两个方面。他在谈到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如果拿出百分之五去搞国防，军费就可观了，但是我们不打算这样搞，因为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15〕这段话清楚地显示出我们的国强是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的，而民富又必须有国强来保障。因此，邓小平非常强调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共同富裕，就是在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民富国强的共同富裕。
三、确立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的根本视角
强调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改善人们的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并把这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根本视角上发生了变化，这一视角就是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而不是从抽象的思想观念上和政治观念上把握社会主义。这最早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基的。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黑格尔派试图用一种新的道德要求来消除人民所受到的束缚，以实现他们所谓的“实在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唯心思潮，就意识形态与物质环境特别是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论证，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什么观念批判的思维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冲突的产物。“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16〕这一论述，指明了共产主义的一般特征和条件，这个特征是要消灭生产条件的自发性，不再使它成为私有制下那种剥削劳动者的手段，而是成为公有制下被劳动者所支配并为劳动者谋利益的手段，而获取和发展这种生产手段就成为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建立的条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经济性质的东西。他们在其著作中反复阐明了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7〕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学论证，强调了人是生产目的，强调了生产服务于目的、与目的一致的思想。这些论断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划清社会主义问题上空想与科学的界线的思想武器。但是，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在思想上再次陷入空想。与18世纪资本主义初期空想社会主义避开阶级斗争追求社会改良的形式不同，现代社会主义空想，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漠视经济发展，追求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发展生产力与改善人民生活被撇在一边，社会主义被理解成为一种狭隘政治性的东西，社会主义的发展被看成是与经济发展相脱离甚至相对立的运动。这一认识和做法，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受了重大挫折。
这种情况使得邓小平不得不回过头来从社会主义的ABC讲起， 反复论述社会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在根本方面又是与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的。弄清这个问题，就是在思想源头上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根据不能从人们的思想上去找，不能从政治斗争上去找，而只能主要从经济上去找。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认识，这个主要矛盾，是着眼于经济、以经济为依据确立的，因而是具有经济性质的矛盾。当我国社会生产力由于落后，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而人民生活贫困的状况不能改变时，当人民的需要不能形成对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因而生产力不能以高于资本主义的速度向前发展时，矛盾双方相互连接，相互对立，形成为对社会主义发展最主要的制约，这一制约就是经济上的制约。解决这一矛盾，当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要改变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使之由落后的生产力，改变成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是经济建设，从而使我们明白了消除制约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也使我国找到了解决社会主义一切其它矛盾的关键和基础是解决经济问题。对此，邓小平从多方面作了阐述。他在谈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的关系时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8〕在谈到政治稳定与经济的关系时指出：“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19〕在谈到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的相互关系时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20〕谈到思想教育与经济关系时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21〕
特别重要的是，正确解决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这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类矛盾和各种关系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过去我们出问题，就是由于不能正确处理这个关系。邓小平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正确分析了这个主要矛盾与阶级矛盾、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提出了一整套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确保全党工作着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有效原则、政策、方针和方法。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扩大。不能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会形成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对敌对分子的打击和斗争是必要的，并要长期进行下去，但这种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遗留。对全国来说，这只是在一定范围里的存在，而不是主要矛盾。邓小平还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强调了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指出这场斗争至少要持续到下世纪50年代，这“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22〕从经济上认识社会主义，确认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我们取得了解决社会主义各类矛盾的主动权，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左”和右的干扰。
但是，必须指出，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确认社会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性质，丝毫不是也不可以贬低社会主义政治的作用，这与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23〕“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4〕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5〕“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26〕他用各种语言表达了要从政治高度来看待经济问题这一思想，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27〕“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28〕“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29〕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骨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基本骨架形成发展起来的。这反映了全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反映了党已经能够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并把这一把握上升到政治高度，形成了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相一致，社会主义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相一致的自觉认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偏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没有重蹈过去轻易改变正确路线那样的错误。
注释：
〔1〕〔2〕〔3〕〔4〕〔5〕〔7〕〔9〕〔10〕〔11〕〔14 〕〔15〕〔19〕〔21〕〔22〕〔24〕〔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172页、155页、110—111页、23页、224—225页、155页、 377页、375页、23页、161—162页、355页、89页、204页、195—196页、 129页。
〔6〕〔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6卷第537页，第1 卷第77—78页，26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8〕〔13〕〔18〕〔20〕〔23〕〔25〕〔26〕〔27〕〔2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9页、第208页、128页、250页、231页、 194页、195页、163页、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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