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澳门，影像没有缺席——谈澳门的独立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影像论文,独立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艺术常常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镜子。在过去数十年，两岸三地都各自以丰富的影像回应了社会的剧变，于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张艺谋、侯孝贤及王家卫等导演的作品看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几个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轨迹。那么，一向在“两岸三地”的概念中完全隐形、在“港澳”的概念中又形象模糊的澳门又如何？澳门的故事，如何用影像诉说？
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澳门地区一直没有像中国大陆及香港等地发展自身的电影工业，澳门在电影创作方面交不出任何骄人的成绩。然而，在这个小小的、常常被漠视的小城市，却一直有人默默地进行影像创作。十年前的回归，令创作人开始寻找澳门人的身份与独特性。而在这十年间，澳门一方面赌权开放，经济火红发展，迅速为世界所认识，但另一方面，却是社会问题涌现，人心躁动。这一个契机，也刺激澳门的创作人向这个城市发问。十年过去了，澳门的电影创作仍然远远比不上香港台湾，但是，这个城市却已慢慢有了能力用影像书写自己的故事。
一、影像纪录澳门城市空间
澳门的独立电影早在1999年回归之前已在澳门的文化界引起注意，1994年朱佑人拍出《亚明的故事》，抒发澳门人在回归前的心情。至于另一导演许国明，则在2000年拍出剧情长片《枪前窗后》，思考媒体科技与生活的关系。他们都是澳门独立电影的奠基者。然而，若要谈到一个创作风潮的出现，则仍要看过去几年的作品。
要讨论澳门的影像创作发展，邻近地区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统。从1980年代初开始，台湾及香港开始用新颖的影像风格直视现代城市问题，比如杨德昌的《青梅竹马》捕捉了城市发展如何造成一对爱侣的疏离：阿贞是时代女性，属于时麾的台北东区，阿隆则是传统男人，属于老化的台北西区。蔡明亮的《不散》纪录了台北一间即将结业的旧戏院风貌，在这个被遗弃的阴暗城市空间，一些城市边缘人徘徊不去。关锦鹏的《胭脂扣》则以一个女鬼寻人的故事带出对城市高速发展的无奈，当年的旖旎风情，已变成商业社会的森林。以上三部电影，都是很有价值的城市电影，它们之所以动人，是因为电影对城市发展进行反思，对城市空间观察敏锐。
1980年代香港及台湾电影的城市题材，近年也在澳门出现。数年前，澳门石头公社的《戴上红鼻子的一天》以夸张的话剧方式，抒发对城市发展的感觉。片中，一群穿戴上小丑装的年轻人用24小时的时间漫游澳门，看似疯疯癫癫，但他们其实在跟澳门的不同城市空间对话，包括容不下童真与嬉闹的麦当劳(一个跨国企业的空间)、充满欢声笑语的旧区菜市场(一个草根空间)，以及破落颓然的历史城区(一个代表殖民历史的空间)等等。导演莫倩婷意念新颖，发自内心地道出她对这个城市的种种爱与恨，写出一封文笔拙朴但娓娓动人的“给澳门的情书”。这部作品虽然技术粗糙，但它率先用影像跟城市空间对话，意义不浅。
经过《戴上红鼻子的一天》的小试牛刀，去年的《堂口故事》正式宣布了澳门城市电影的诞生。电影的构思是成功的，由朱佑人、Sergio Perez及许国明等几个导演以澳门不同的城区为题，各自拍出一部短片。五部风貌各异的作品，对不同的城市空间各有观察。
五部短片中，何家政《良辰美景》的主题可与《胭脂扣》作类比，都是在陌生的城市空间寻人的故事。一个内地人来澳寻母，独自游走在青洲区，最后虽然找到母亲曾经居住的小屋，但已是人去楼空。跟着这个外来人，导演带我们慢慢地走了一遍青洲——一个破旧的青洲，一个渺无人烟的青洲，那是一片被城市发展遗忘的空间。片中，一问本应有着最亲的人的小屋，如今却是颓坦败瓦；寻母的不果，意味著城市回忆的丧失，也意味着根源的失落。更妙的是包裹着这片破败的城市空间的，是电影一前一后金光灿烂的澳门夜景。这个强烈的对比，道出了一个小小的澳门之内，竟也有著如此悬殊的城区差异。片末满天烟花的火光，只属于澳门南区的繁华，并没有照到北区的青洲。
令人想起《不散》的，则是朱佑人的《有时》。《不散》事先张扬一间旧戏院即将结业，再借几个城市边缘人的步伐来呈现这片被淘汰的城市空间，《有时》则以几张硬照先旨声明三盏灯区的改建，然后透过老中青三个主角的眼睛见证旧区变迁，悼念集体回忆的消失。即将搬家的婆婆，为了留下旧区风貌而学习拍照，这恰恰为整部《堂口故事》作出了有如后设电影的注释，即用影像去纪录澳门的一种精神。
土生葡人(即是于澳门土生土长操流利中文的葡萄牙人)导演Sergio Perez的《澳门街》对澳门城市空间的思考可能是《堂口故事》五部短片中最为深刻的。电影跟《青梅竹马》有一脉相通之处，两片都提出一个问题：一对恋人为何有缘无份？看看他们各自所属的城市空间便可知晓。从外国回流澳门的女子，巧遇于旧区经营葡国餐室的土生葡人，他们谈笑甚欢，情投意合。然而，他们却似乎走不出各自的城市空间：女主角满口英文，她喜欢新区的繁华生机：“回来澳门之前以为澳门土，回来后发现澳门其实什么都有了”；然而，男主角却只属于旧区，他跟她去新区泡酒吧，浑身不自在，要先行离场。电影非常有心思地把一对准恋人的矛盾置放于城市空间的不协调中。然而，《澳门街》的可贵之处是并没有全然否定新区的新文化，而用相对持平的态度看城市发展与旧区文化，没有陷入简单的怀旧情绪中。
电影点到的性别与文化议题亦非常有趣。首先，一如《青梅竹马》，女性代表的是新城区的中产阶层，男性代表的反而是旧区街坊，这点出了今天社会的性别问题。另外，片中对于新旧文化的呈现亦很独到，当女主角开口跟土生葡人男主角讲英文，男的却以广东话回应，并用葡文跟餐室中的老父对话。一个有着“老外”外貌的人，竟是更接近澳门本土文化的人。这个人，操流利中、葡文，熟悉澳门旧区，他是旧澳门的老街坊。这一点，突显了导演作为土生葡人的视野，也提醒我们别忘了澳门既属于华人，也属于土生族群。
导演许国明的《纸飞机》描述一个迷失自我的赌场主管遇上年少时的自己，想起了当年的梦想与朝气。跟其他四部作品不同的是，此片虽也是以特定的城区(望德堂区)为题，但全片却以中景与特写为主，甚少展示人物所处的城市空间。这一视觉风格对照电影的主题，颇见心思：这是一个有关澳门人的内省的故事，因此镜头也近距离直视戏中人。在人们喜欢缅怀澳门以前的宁静朴实的今天，《纸飞机》恰似一则时代寓言：赌场主管得到了财富之后，却是满怀郁结，他甚至忘了曾经的纯真与理想。另一部作品《指望》则展示了新晋导演陈嘉强的才情，片名《指望》不只跟杨德昌的首作短片《指望》相同，陈嘉强更仿佛以澳门人的身份提出当年杨德昌的发问：一个少年的成长之路要怎么走？一个城市的发展要何去何从？贯穿全片的那支“盲公竹”，点出了这个问题。
之所以把《堂口故事》跟以上几部台湾香港电影混为一谈，绝非穿凿附会，不过事实上，他们在风格内容上的确差异不小。这里要指出的是，一些过去二十年在台湾香港电视中曾经出现、并且为人津津乐道的城市主题，已经悄悄地在澳门电影中浮现。因此，《堂口故事》的意义，是影像创作跟城市主题的结合，是城市发展如何刺激导演创作，是创作人如何关怀脚下的土地。所以，尽管《堂口故事》没有拍出惊人水准，它的瑕疵也俯拾皆是，但它仍然是澳门影像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重新定义澳门制造
除了剧情片外，纪录片的兴起也是澳门近年影像创作的一道重要风景。尤其纪录片的强项是直视社会问题，它对剧变中的澳门的意义就更大。应记一功的是“澳门纪录新势力”征集活动。澳门文化中心征集以澳门为题材的纪录片，入围者可得到资助。这个计划鼓励了不少纪录片创作。有作品以舞蹈让观众认识今天的澳门年轻人，有作品以吸毒康复者的视角探讨毒品问题，有作品以十月初五街介绍地道文化，有作品从阿婆井追溯澳门历史，有作品从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表现拜金社会对人的压迫。以往澳门的录像作品常常复制香港的影视作品，缺乏个人特色，今年的众多作品却喊出了澳门人的声音。
去年得到首奖的《舞·价值》以街舞为主轴，表现一群热爱跳舞的年轻人的快乐与失落。导演张建铭不只展示一个议题，更娓娓道来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放在赌城的背景下更显得意义特殊。虽然，整部作品带着不少香港电台新闻节目的影子，但它仍是一部既生动又深入的纪实作品。另外，得到评审推荐奖的《350米》以长数百米的十月初五街去描画消失中的传统澳门文化，包括茶叶店及旧式茶楼等。导演Fernando Eloy做到了形散神不散，众多片段组合成一个鲜活的旧澳门。
得到最受观众欢迎奖的《被遗弃的针筒》呈现两个吸毒者历时半个世纪的吸毒及戒毒历程，侧面带出港澳社会不为人知的历史。另外，还有《迷·城》访问了数十人对今天澳门发展的看法。《澳门的水源》探讨阿婆井的历史与未来发展。《澳·土》捕捉了土生葡人的生活面貌，《红黄绿》引出澳门现时的交通问题。
最今人惊艳的，还数于今年得到评审团奖的《女移工》，导演何颖贤追访几个印尼女佣，不但记录她们在澳门的经历，更追到印尼把她们的家乡生活一一呈现。此片拍出了生动而鲜活的外劳故事，是部优质的纪录片。但更具意义的还是导演对社会弱势的关怀，身为外劳，身为女性，印尼女佣其实是双重弱势。借着她们流动于家乡与异乡之间的故事，《女移工》拍的不只是澳门问题，而是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国流动现象。
这些可以说是澳门影像创作的里程碑。在数码影像出现之前，从来没有那么多作品同一时间涌现，聚焦于澳门的人与事，对澳门的过去、现在、将来提出问题。一直以来，本地录像作品给观众两个印象：其一是技术有待加强，其二是鲜有正视社会问题。这次的不少纪录片都打破惯例，大部分导演在技术方面已是合格有余，而它们对本土问题的关注更是前所未见。这些作品非常值得推广，例如《舞·价值》很适合拿到各大学校作巡逻放映，讨论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350米》、《澳门的水源》及《澳·土》可以拿到世界各地，作为推广澳门的文化大使；至于《迷·城》更可以视为了解今天澳门的社会问题的入门之作。
在今天这个剧变的澳门，当澳门人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成了热门话题，当整个社会很需要澳门人说澳门故事，我不敢说我们是否需要纪录片多于剧情片。这种想法，好像把创作看成一种社会工具。但无论如何，这批作品的涌现，说明了本土录像创作人毕竟对澳门有话要说，这是值得鼓舞的。另外，如果实际一点，以澳门的录像水平来说，鼓励纪录片的意义的确比剧情片要来得大，原因是纪录片要求的各项技术都比较简单，创作人有一定的摄制剪接水平，再发掘真实故事即可，而不像剧情片，其编剧、演员、灯光、场地、道具都是缺一不可。
如果用上“新浪潮”去描述这批澳门作品，也许会被认为是言过其实，这三个字令人联想的是徐克与许鞍华，是高达与阿伦雷奈。然而，若用澳门的标准，这批作品开拓题材与关怀本土的精神，却真的令人兴奋得想起“新浪潮”三个字——虽然，它们在艺术上的创新仍然不足，导演的风格也没有确立。然而，最起码，这些作品显示出无穷的活力，那是甚为罕见的。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澳门正是让创作人大展拳脚的良机。这个独特甚至是奇异的赌城，会刺激澳门人创作，成为源源不绝的灵感来源，并一改澳门作品有时太过闲适温吞、缺乏社会触觉的作风。如果有相关的政策扶助鼓励他们发展，再加上本土创作人争气，坚持拍出好作品，总有一天，我们会对“新浪潮”三个字当之无愧——在录像创作如是，在文字创作如是，在视觉艺术如是，在剧场作品也应如是。
三、一个评审与观众的心声
多年来，我担任过不少录像比赛的评委，也看过不少澳门的独立电影。且不说澳门人的录像创作达到怎样的艺术水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掌握视觉语言的能力的确有显著进步。过去六七年，我见证着澳门的录像创作人如何慢慢写得出“通顺的文章”的历程。当年好些参赛作品都叫我看得战战兢兢，战兢的原因是很多作品在技术上非常粗疏，有时甚至造成爆笑效果，令人尴尬。然而，这种情况可说是逐年改善，直到数年前，澳大学生拍出的《2H》及《1112》更证明年轻人在系统性的训练及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在影音方面的技术已经合格有余。这一步，可说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义不小。
然而，在可喜之余，值得澳门录像创作者反思的问题仍然不少。首先，无论是学生抑或成年人的不少作品，都往往缺乏社会触觉，思考性弱。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他们喜欢借镜影视流行文化，有时甚至复制影视作品，缺乏独立思维，更枉论对社会提出个人看法。这一个局面，涉及澳门人根深蒂固的观影习惯及文化环境，要打破并不容易。还幸，近几年的作品已渐渐有所不同，上文提到的《堂口故事》就是一例。
另外，部分澳门录像创作人的心态亦值得商榷。由于澳门的影像创作起步较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等地都要迟得多，有人便在这情况下力争做澳门的“第一部电影”，也有人声言要建立澳门的“电影工业”，更有人要“进军国际”。首先，谁是“第一部”之争其实是不必要的，最重要的不是“首部电影”的宣传语句，而是作品的质量。至于建立“电影工业”及“进军国际”的说法亦未免叫人汗颜。在今天，全世界有真正的电影工业的国家也许不到十个，就是曾经辉煌的香港电影工业都已奄奄一息，台湾的电影工业亦已垮掉多时。电影是一门高投资的生意，是结合从创意到表演到技术到行销的复杂工业，澳门有什么条件谈电影工业？资金何来？演员何来？市场何来？至于“进军国际”，请看看杜琪峰花了多久才能被外国人认识，大导演如徐克去荷里活兜了一圈又如何，大家会记得杜琪峰进军国际之前的《暗花》，还是徐克在荷里活拍的《K.O.雷霆一击》？更别说去参加一两个国际录像节，其实跟“进军国际”是两码子事了。其实，今天在澳门谈“电影工业”及“进军国际”，仍然为时过早。
从“首部电影”之争到建立“电影工业”及“进军国际”的宣言，部分录像工作者似乎有点浮夸。在澳门，艺术创作在社会上备受边缘化，因此创作人若胸怀大志当然值得鼓舞。然而，如果这种“大志”的现实基础过于薄弱，又或是“大志”的背后原来是为了虚名，这便并不可取，对本土创作的长远发展也无脾益。
中国大陆这几年来众多的独立电影反映了改革开放下的社会百态，让世人知道中国电影除了《无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等虚浮的大制作以外，还有一些贴近人民生活、聆听人民心声的电影。贾樟柯在国际影展脱颖而出，可视为一种抗衡大制作的影像力量的胜利，为观众提供了中国真实面貌的另一面。
其实，从数码录像的普及到网上平台的便捷，影像作为纪录社会的工具必定日益重要，而今天瞬息万变的澳门也极需要这样的作品。澳门的录像创作者应以持平踏实的心态，反映我们的社会剧变与民生百态。过去几年，由于赌业发展带来的知名度，很多人一下子对澳门非常好奇。几个月前，一系列澳门当代艺术在北京展演，其中包括一个“澳门独立电影”的影展(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中国独立影像档案馆[CIFA]策展)，系统性地介绍了过去十数年澳门的影像创作。身为澳门人，这个影展的可贵之处是为内地的朋友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澳门，那是一个从澳门人的眼睛看到的澳门，有别于赌城的旅游形象与主流的政治论述。从过去的殖民历史到今天的赌城经济，澳门其实处于两个世界性潮流的风眼中——那就是以往的殖民主义与今天的全球化浪潮。这个城市很小，它的故事却是很丰富很有意义，因为它诉说的其实不只是澳门经验，而是属于全球的故事。我们期望有更多电影书写这些澳门故事。
栏目策划：唐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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