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_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_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心理学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10)01-0001-08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早在几十年前,朱智贤教授(1979,1982)在其《儿童心理学》这部经典教材及其他著作中就指出:“我国儿童心理学是正在发展中的科学。我国儿童心理学工作者的总任务是:在儿童实际工作者和儿童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下,建立一个既能吸收、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实践经验和科学理论,又能有效地为我国各项儿童事业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儿童心理学。”在这段关于学科任务的纲领性论断中,突出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强调了儿童心理学为中国社会现实服务的应用性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的儿童心理学或发展心理学事业不断繁荣,然而,离真正完成朱老所确定的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特别忧心的是,当今发展心理学研究中一些不妥的观念和做法,可能会让这个学科偏离正确的道路。比如,学术研究日益“书斋化”而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照;研究问题日益“书本化”而少有生活气息;一些学者以“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的名义而无视中国的实际和本土轨道;在研究方法上过分追求“量化”而使研究近似数字游戏;很多研究貌似“精细化”而实则是“碎片化”。在这种背景下,要实现朱老所确立的学科任务或目标,我们认为当前尤其应该强调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现实需求,面向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加强应用研究和研究成果的应用。

2 发展心理学现实转向的国际学科背景

儿童心理学自诞生至今已经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其间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了由单纯的儿童研究向毕生发展研究的转换,从而演变成为今天的发展心理学。当前国际上发展心理学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一是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二是应用发展心理学的崛起。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日益明显。在儿童心理学诞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关于心理发展的研究基本上囿于各个心理学流派的框架从各自方向分别向着学术高峰攀登,机能主义、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皮亚杰学派等等,都曾各领风骚几十年。从上个世纪50年代直到80年代,研究者才开始意识到并试图整合不同学派的范式,这一时期突出的理论成果就是各个“新”学派的出现,如新精神分析、新皮亚杰学派等,然而,这种整合基本上还是心理学内部的整合。最近这二三十年,整合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学本身,开始了真正的跨学科整合,比如结合生物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研究心理发展的生理机制,将最早在物理学和生态学领域使用的动态系统方法整合到对儿童动作的研究中。对心理发展的跨学科研究,推动了“发展科学”的形成,这是以心理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由诸多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群。

可以这样说,在一百多年的学科历史中,心理的发展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儿童心理学时期(1882年到20世纪中期)、发展心理学时期(20世纪中期到80年代)、发展科学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毫无疑问,发展心理学是发展科学的核心学科,但只把发展研究定义为“(发展)心理学”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学术发展趋势。所以,强调“发展科学”是当前的潮流。目前,各种以“发展科学”为题的刊物和大部头著作纷纷出现。例如,国际上已经有多种著名的“发展科学”刊物,如1998年在美国创办的《发展科学》(Developmental Science),2007年创办的《欧洲发展科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Science),还有1978年由“国际行为发展学会”创办的《国际行为发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也是发展科学方面的权威期刊。此外,以“发展科学”为题的著作更是不计其数。

“发展科学”的研究特别强调跨学科整合,这种整合本质上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整合: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研究问题,不同范式、不同的方法和技术被整合使用;或者,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以各自的方法和方法论就共同关心的心理发展问题协同攻关。随着跨学科整合的深入,发展心理学已经从纯粹的心理学分支,演变成了庞大的“发展科学”,但无论方法上如何整合,都始终围绕着心理发展有关的问题开展研究,强调以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是方法整合的目的,决定着整合的方向。

出于整合的需要,当前很多发展心理学研究机构都突出强调了“跨学科性质”,或者重新组建跨学科的发展科学研究机构。如在美国,以北卡莱罗那大学为核心,集中杜克大学、北卡莱罗那州立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学者,组建了强大的“发展科学研究中心”,目前该中心有100余名来自各种学科背景的发展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有巨大的学术影响。再如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的发展科学系,是一个独特的跨学科组织,由来自如下领域的发展科学家和临床学家组成:发展实验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发展病理心理学,其学科目标是推进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解,并将发展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应用。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内本学科的基本趋势是:以发展心理学为核心,集中各相关学科专家开展“跨学科”的发展研究,强调研究为应用服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通常是“问题导向的”,这里的问题既包括比较纯粹的学术问题,比如如何刻画动作、认知演变的动态过程(如非线性演化、自组织临界性),也包括解决共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比如,在美国集中了心理学、教育学、数学、神经科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探讨美国儿童数学能力发展和教育问题(因为美国在这方面落后于很多国家)。总之,在发展科学领域,真正能推动跨学科整合研究的问题,必然是这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或者是重大社会现实问题。

社会现实的强大需求,推动了应用发展心理学,乃至应用发展科学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Lerner,Fisher,& Weinberg,1997; Shwalb,Nakazawa,& Shwalb,2005)。在美国,对“应用发展科学”(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界定。所谓“应用”是指为个体、家庭、行动者和政策制定者直接提供有效建议;“发展”是指人类个体在毕生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系统性连续性的变化;“科学”是指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收集可靠、客观的信息,这些收集的信息能够用来验证理论和应用的效度(张文新,陈光辉,林崇德,2009)。这是当前对应用发展科学的一种较为权威的界定。目前这一学科领域已经有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如1980年创办的《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7年创刊的《应用发展科学》(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杂志。由此可见应用发展研究领域的繁荣之势。

从最新版本的《儿童心理学手册》(2006年的英文版,可参考2009年的中译本)内容的增新,也可以反映出学界对应用发展研究的重视。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每隔9至16年就修订一次《儿童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该《手册》的第四版出版于1983年,第五版出版于1998年,而最新的第六版于2006年3月出版,如今该手册已经成为国际发展心理学界最权威的巨著。与1970年版相比,新近版本出现的明显变化之一就是大幅增加了应用发展心理学的内容,它涉及到三方面:

第一,教育实践中的研究进展与应用。它包括(1)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2)早期阅读评估;(3)双语人、双文字人和双文化人的塑造;(4)数学思维与学习;(5)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6)空间思维教育;(7)品德教育;(8)学习环境。

第二,在临床中的应用。它包括(1)自我调节和努力的投入;(2)危机与预防;(3)学习困难的发展观;(4)智力落后;(5)发展心理病理学及其预防性干预;(6)家庭与儿童早期干预;(7)基于学校的社会和情感学习计划;(8)儿童和战争创伤。

第三,在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中的应用。它包括(1)人类发展的文化路径;(2)儿童期的贫困,反贫困政策及其实行;(3)儿童与法律;(4)媒体和大众文化;(5)儿童的健康与教育;(6)养育的科学与实践;(7)父母之外的儿童保育:情境、观念、相关方法及其结果;(8)重新定义从研究到实践。

上述三个方面的应用发展研究的内容,在《儿童心理学手册》里面大约占有200多万字的篇幅。该《手册》在体例和内容上的这种增新,明确反映了实践的需求以及儿童心理学乃至发展心理学自身对应用研究的日益重视。

综上所述,目前国际(特别是美国)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基本走向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在侧重研究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比以往更加关注教育、临床、社会层面的重大现实问题,突出强调应用研究,从而有了跨学科的“发展科学”、“应用发展科学”的定位。理解国际上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对于我们如何定位国内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肯定是有启发意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与国际接轨,而不考虑中国的现实。

3 当代中国背景下发展心理学现实转向的条件

对科学研究的推动,来自两股力量,一是社会力量;二是科学力量(Cairns & Cairns,2006)。在美国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心理学新趋势的出现是这两股力量推动的结果,我们可以按照类似的逻辑来分析当代中国背景下发展心理学现实转向的条件是否具备。

首先来看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包括多重含义,最重要的是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最强有力的因素。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需求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那么,在当代中国是否对发展心理学研究有强大的现实需求呢?新中国建国60年来,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目前正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当前人民大众的心理需要、自身发展的需要已成为最突出的需求,国家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发展和人民福祉。可以说,在我国,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对发展心理学提出了强大的现实需求。“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关注心理的和谐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要求研究如何开发国民的创造潜能;国家对民族团结的重视,要求我们探究民族心理与国家认同问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心理问题日益突出;民众对教育改革的强大呼声,也要求我们把教育建立在坚实的心理发展规律研究基础上;在很多领域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群体性事件、网络成瘾),都要求我们关注国民心态和心理素质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社会文化的变革要求发展心理学必须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切实将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参与解决涉及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促进全民族和每个人的健康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强大的社会需求,必然催生另一股社会力量,那就是机构的力量:一方面是面向儿童、个体发展的服务机构(如学校、医院、福利院、咨询中心等);另一方面是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各种官方和民间的研究机构。随着服务机构市场的扩大,必然要求发展心理学科研机构给予更多的智力支撑;而研究机构则在学术研究的定位上,不仅强调“顶天”,即走在国际学术前沿,解决科学领域中的基本问题,而且更加强调“立地”,即面向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

这两个方面机构的力量不仅彼此影响,甚至直接交叉。Cairns和Cairns(2006)在分析儿童心理学诞生的背景时,就指出除了科学的力量之外,在19世纪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社会在教育、医疗、社会工作等职业领域对儿童研究产生了强大的需求,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庞大的职业人员群体不仅做具体的服务工作,很多人还直接参与了儿童心理学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应用发展科学”的崛起不是对已有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完全批判,而是对发展心理学应用研究的“回归”。实际上,那些历史上早期的发展心理学家主张在自然情景中研究儿童,既重视知识的科学化整合,又重视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张文新,陈光辉,林崇德,2009)。在当今中国,与个体心理发展有关的服务机构和研究机构都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育,它们将是直接推动发展心理学现实转向的两股机构力量,成为这种转向的体制保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力量来自于大学。目前,大学除了强调“纯粹学术”的定位外,也日益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社会担当,鼓励他们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为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组织提供智力服务。由此,将有力推动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现实转向。

随着全社会对心理学的需求日益增加,党和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心理学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并指出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发展心理学工作者,应该也必须和全体心理学同仁一起努力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中与心理学有关的大量应用课题。

除了社会需求的推动外,科学发展还有其自身的逻辑。就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而言,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必然为国际上的研究趋势所影响,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必然也必须吸收该领域国际上的研究思想、方法和成果。也就是说,直接“进口”或“拿来”的部分,将在中国的发展心理学中占很大的比重。但是,我们必须警惕以“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的名义,把中国完全变成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试验场,更不能如某些研究者那样把自己变成了西方同行的中国数据收集员。因为如果不能在世界背景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那么中国的心理学不可能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地位。要建立我们的知识传统,必须强调研究的“中国化”,其含义有三:一是要研究中国现实的问题;二是要在借鉴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充分挖掘本土的智慧和方法论;三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特别是理论体系。关于中国化的问题,我们曾经反复讨论过(林崇德,2002),这里不再展开。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必须充分尊重自己的知识传统,才可能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像维果茨基因为充分吸收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知识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才提出了影响全世界的社会历史文化学说一样,中国要产生享誉世界的发展心理学家,也必须扎根于中国的知识传统和现实土壤。可见,做出现实的转向,是发展心理学学科自身发展逻辑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的发展心理学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日益提高,在某些领域开始积累自己的研究资料,这都为将来研究水平的跃升创造了可能,也有可能在服务中国社会和人民大众的过程中做出更大贡献。比如,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发展心理学研究已经有良好的传统。自1978年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以及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已经有大批发展心理学家参与其中,他们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应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工作,这里可列举有代表性的“五家”(林崇德,1999):(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刘静和教授领导的“现代小学数学教学实验”研究。在研究儿童数概念、类概念、乘除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儿童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发展,总结出部分与整体关系认知的12项指标,从而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重新构建现行教学大纲范围内的小学数学知识结构,以塑造儿童良好认知结构的心理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们编写了《现代小学数学》1-10册,影响甚广。(2)心理研究所另一位教授卢仲衡先生,他提出并运用心理学原则编写自学辅导教材,教材包括课本、练习本和测验本,以便学生自学与练习、教师批改与检查。他依据教学目的、过程和学习的心理发展特点,制定出自学辅导教学的原则,并以这些原则作为教与学的基本方法或指导原则。(3)华东师范大学邵瑞珍教授的“学与教”的研究。其课题组有选择地对国外某些有重要影响的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中小学实际,开展了一系列促进学生心理发展的“学与教”应用性研究。(4)北京师范大学冯忠良教授的“结构化—定向化”教学思想。他认为教育系统中的心理学核心问题是学生能力与品德的心理结构的构建问题,这些心理结构的形成,是依据有目的、有计划的经验传递,按确定的方向和要求(定向)构建起来的。依据结构化—定向化教学思想开展的一系列干预实验,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发展。(5)我们关于“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的教学实验。我们已在全国的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了3000多个实验点,通过20多年的实验研究形成了自己“学习与发展”和“教育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并获得了中小学生智能发展与培养的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虽然有上述代表性的应用研究,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当前对发展心理学应用研究的重视程度仍有待加强,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必须做出更加现实的转向。

4 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内涵与原则

基于上述对发展心理学国际学科背景以及中国社会现实和研究状况的分析,我们提出当前发展心理学研究应该做出更加现实的转向: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现实需求,面向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加强应用研究和研究的应用。社会现实需求是确定学术问题的参照系,我们的研究不能只是“书本上来,书本上去”,研究应该有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或可能性,为此特别应该加强应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积极地推广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长期以来,发展心理学工作者比较强调基础研究,而相对忽视应用研究。其实,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各有侧重,并不能相互取代。基础研究所提供的描述、预见、解释性的知识固然是实际问题解决的理论基础,但当运用于实际问题时,必然遭遇从“一般”到“个别”或从“抽象”到“具体”间的巨大差异。而且,任何基础研究均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研究者的价值观,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就等于将某一整套价值观运用于实践,而这种价值观却有可能与实际问题解决所需价值观格格不入。所有这些,就决定了应用研究不可能是基础研究在实践中的简单延伸。这就需要从事应用研究的发展心理学家在深入理解基础研究成果的实践意涵的同时,必须紧扣实际问题的特点,运用相关科学方法开展扎扎实实的应用研究。虽然构筑发展心理学学科基础理论大厦的任务还得由基础研究者担任,但应用研究也能为基础研究提供新的有待解决的课题,积累必要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研究所寻求的“大理论”提供相关的“小理论”。特别是,由于应用研究维系着发展心理学同实际问题的联系,它的发展还能给整个学科当然也包括基础研究赢得更多来自于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支持。总之,要营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发展心理学领域,从事基础研究也好,从事应用研究也好,均应互相关注,互相借鉴,互相支持,切不可顾此失彼,更不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切不可有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或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偏向;切不可在研究中只顾个人兴趣而不考虑社会现实的要求,更不能将研究做成抽象的数字游戏,将本身很简单的常识现象神秘化。

这种面向现实的应用研究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对心理的发展开展跨学科研究。作为“应用发展科学”的研究,从研究范式上突出强调学科交叉性,或跨学科性质。发展研究不仅是发展心理学这一学科的事情,研究内容不仅是狭义的心理发展。所有关心发展问题的学科都可以做出贡献,所谓“发展”涉及起源、形成、维持、顺序、变化等与时间维度有关的所有现象。当前发展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的心理学范式,在更广泛的学科交叉背景下,探讨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与心理发展的关系、种系进化与心理发展的关系、环境变迁与心理发展的关系。生物学、生态学、神经科学、发展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很多学科都涉及人类心理发展问题,广泛的学科交叉,本身就便于研究成果在这些不同学科和社会领域的应用。因此,应该在“发展科学”的旗帜下融合不同学科和范式的研究,避免定位于单一的发展心理学的狭隘视野。

第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两支队伍“跨界”合作。朱老(1979)早就强调,“儿童实际工作者和儿童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如今在与心理发展有关的服务行业和研究机构,两支队伍的力量都非常强大。我们建议实际工作者应有更多的理论考量,理论工作者要多考虑为实际应用服务。以儿童心理咨询为例,全国有无数的从业者,然而,我们不仅应该注重咨询实践,还要注重对咨询模式的概括和理论的提升,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咨询理论体系;类似,其他领域的实际工作者也可以开展行动研究,以及各种类型的研究。理论工作者既要研究社会生活实际中的学术问题,也要参与对各心理学有关行业的实践智慧的现场研究。如果两支队伍能够打破界限和成见,并紧密合作或结合,肯定有利于本土知识体系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综合考虑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与年龄联系起来,揭示各年龄阶段心理的发展性变化,以探讨发展中什么在变,发展性变化的实质是什么,具体的发展性变化如何构成心理发展的完整面貌。而与年龄相关的应用课题实在是太多了,且不说儿童青少年发展变化涉及的应用课题,且不说目前老龄化问题带来许多热门的应用课题,就拿18~60岁成人期“生活事件”变化来说:就业、恋爱、结婚、养育、教子、离婚、退休、丧偶等等,其质量好坏,能否适应,无不与发展心理学的应用课题有关。在探究这些方面的发展规律时,我们必须既考虑到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又要考虑到其文化特殊性。发展总是与年龄有关,如同美国学者埃尔德(2002)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强调个体的生理年龄,还要强调社会和历史意义上的年龄,而后者能体现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发展规律。以就业为例,就产生了很多应用性的课题,如考察初次就业年龄的意义以及就业时机、就业类型的社会制约性,就业有关的生涯规划和辅导,诸如此类的课题都应该为发展心理学家所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普遍的发展规律,也会揭示发展的文化特殊性。

第四,“求真”与“至善”的结合。如同前文所述,发展心理学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二者有着各自独特的目标:基础研究回答的是心理发展“是什么”的问题,寻求的是发展心理学所需的描述、预见、特别是解释性的知识;应用研究则侧重于回答现实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等过程中心理发展变化的“应该”问题,旨在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建议或指导。二者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基础研究奠定着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彰显的是学科的学术价值,以“求真”为导向;应用研究则维系着学科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凸显着学科在实际中的存在价值或生命力,以“至善”为导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能相互取代,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林崇德,2005)。基础研究是“求真”的过程,它关乎事实、规律的发现,然而应用发展科学的研究不仅关心“实然”的问题,也关心“应然”的问题。研究的应用是为了维持内心与社会的和谐,为了促进个体素质与民族素质的提高,这种研究不仅是要找到科学规律,还要探究如何使心理发展臻于“至善”。为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科学规律本身,还要研究科学规律的应用规律。

第五,开展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研究始于问题,这种问题要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要么是实际问题,只有能提出并解决问题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前文曾提及应用发展科学的研究通常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进一步讲,这种“问题”更多的应该是社会现实问题。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日益与心理和心理学有关,作为发展心理学的专业人员必须勇于面对各种现实的、实际的问题,而不能只满足于对国外理论的修修补补,满足于实验室精巧的控制。如果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考虑生态效度,不考虑现实的需求,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言这个学科就是无足轻重的,我们永远只是个旁观者,而不会成为社会责任的担当者。

5 我国当前发展心理学应用的重大领域

当前发展心理学应用的领域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谈四个领域。

首先,素质教育需要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和研究成果的应用。我们今天所实施的素质教育,是要以创新精神为核心,以德育为灵魂,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素质。素质教育的推进是由国家和社会决定的,而不能由发展心理学来决定。但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发展心理学的应用问题:德育工作如何有效开展、创新教育怎样才能获得期待的结果、课程如何安排、教材怎样编写,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要考虑到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征和规律,考虑到不同年龄(年级)儿童青少年的接受能力和心理需求,只有将发展心理学的科学理念和研究成果应用到素质教育的实践中,素质教育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素质,推动人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前文提到的“五家”都结合心理发展规律,开展了旨在培养中小学生素质的应用研究。当前,依然有很多研究者坚持在教育领域开展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他们不仅关注传统上一直作为重点的能力、品德发展的培养研究,还随着时代变化提出并研究了一些新的应用发展心理学课题,如情感发展与情感教育、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学习、校外环境中的心理发展与教育、教师生涯与教师素质提高等。我们认为这类应用研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大力加强。我们不仅要直接开展这类应用研究,还要善于结合儿童青少年发展规律为教育部以及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

其次,在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领域开展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意指一种良好的心理或精神状态。“心理健康”的概念既正面代表一种良好状态,也表示它的相反方向——心理问题。在我国大中小等各级各类学校里,主要从促进心理健康的角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当然也涉及对心理问题的辅导和咨询;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主要涉及的是对各种心理问题的咨询与治疗。

尽管我国大中小学生群体中心理健康的是主流,然而,许多问题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学习、人际关系和自我等方面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令人担心的是,有关的一系列横断历史研究(辛自强,池丽萍,2008)显示,随着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问题的增多,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降:一方面那些消极的心理特征,如心理问题、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等逐渐增多或增高;而另一方面那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自尊水平却逐渐下降。目前,举国上下的大中小学都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然而如何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仍是摆在教育者和教育主管部门面前的棘手问题。无论是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还是针对个别学生的心理辅导,这都是一门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目前一线专业师资匮乏的情况下,教育部成立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试图吸纳更多的心理学专家和教育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可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将是发展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领域专家一起开展应用研究的广阔舞台。相比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发展心理学的需求,社会上的需求则更加巨大。如今各种名目的心理咨询师令人眼花缭乱,所开展的咨询和治疗实践更是有待规范和加强,这都需要开展大量的应用研究工作。

再次,社会和谐需要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建设“和谐社会”,自然包括促进心理的和谐,而且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林崇德,2007)。我们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谈与“和谐社会”建设有关的应用发展心理学课题。从积极的角度看,就是提高国民心理素质,促进民众心理和谐,在这方面如下一些突出的问题值得研究:社会与人类进步的发展指标、民族心理与国家认同、国民道德素质和德育体系、健全人格以及生涯规划、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心理变迁、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心智进化、促进心理发展的社会政策设计、社区治理与心理健康促进等。作为发展心理学研究者不仅要开展个体心理发展的研究,还要开展群体心理的社会发展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将可能把发展心理学推向关乎国家发展的更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比如,以往各级政府绩效的考核主要侧重经济方面(如GDP增长率),而心理和谐要求人们重构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分别是人类发展指数、主观幸福指数、教育发展指数(林崇德,2007),这些有关国民素质与心理和谐方面指标的提出,将有力推动各级政府切实贯彻党的“以人为本”的方针。

从消极方面来看,要建设和谐社会,就要减少“不和谐”“不健康”的心理和行为。各种各样的不健康行为不仅危及个体身心健康,也危及社会稳定,增加了犯罪风险。这些不健康的心理行为包括:吸烟、吸毒、酗酒、网瘾、赌博、性与艾滋病、抑郁、自杀、攻击、犯罪等等。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应该结合卫生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社会学、犯罪学等不同学科的力量,就这些行为问题开展研究,促进民众心理健康,减少不良行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最后,其他很多领域都需要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或研究成果的应用。比如,对老年心理的应用研究和干预工作。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08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人有1亿6千万,到2015年将突破2亿。有西方学者预言,对中国增长有利的人口趋势会在2010~2020年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在2035年之后。届时,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会比美国更为严重,其情形会与今天的欧洲和日本更为类似。总之,“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如“未富先老”、机构养老、老年心理健康、认知老化、毕生发展和终身学习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从事老年心理发展研究的学者探究。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老年人,儿童青少年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有“中国特色”的实际问题或与社会热点有关的问题,如独生子女的教养、离异家庭子女的成长、隔代抚养、网络成瘾、转型期的诚信问题、高考心理、农村留守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等(林崇德,2007)。此外,以儿童为对象的广播影视、图书报刊、玩具教具等很多产业领域也都需要开展儿童心理学或者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和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总之,我们应该做出现实的转向,因为“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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