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敛性与异质性：服务业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服务业论文,异质论文,收敛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5)06-0012-10 doi:10.16299/j.1009-6116.2015.06.002 一、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收敛性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一个标志就是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经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就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刘易斯则针对发展中国家欠发展的现象，将经济发展概括为一种二元结构变迁的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当农村不再有剩余劳动力存在时，该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发展，进入一元状态。Kuznets(1973)[1]则进一步将伴随人口增长，依赖于现代技术以及经济结构、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出现的生产能力长期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其中，被后人概括为库兹列茨典型事实的表现之一就是，快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对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变化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服务业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产业结构的主要部分，服务业是“被动地”接受产业结构转变的要求，还是“主动地”作为经济发展引擎，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迁？二是当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是否意味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一定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或者说，无论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服务业发展成一个产业结构主要部门之后，是稳定持续增长，还是有可能再一次地让位于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来看，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表明了各国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结构收敛的趋势。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它们做出了划时代的技术创新，并且将之广泛运用于产业活动，提高了各个产业的生产率，尤其是农业、制造业的生产率[1]，并引发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变迁。 第一，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空间及其潜在的产品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这三个部门之间是非平衡、非同步的。通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品空间复杂程度、产品关联程度以及分工程度要高于农业[2]，相应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往往要高于农业。这就意味着，制造业存在的巨大生产规模和范围将比农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也会高于农业。相应地，制造业产品空间的扩张离不开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持，尤其是对降低交通成本、信息成本和融资成本的需求持续不断增长，诸如交通、通信、物流、商务、金融和科技等生产者服务业将随之得到相应的带动。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不仅需要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入，也要有更多的技能型劳动力投入。其劳动力工资水平会因供不应求而出现上涨，并且高于农业部门，或者快于农业部门，从而吸引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 如果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就会导致被鲍莫尔称为“停滞部门”的服务业“被动地”吸纳被制造业挤出的劳动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在服务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情况下，服务业价格随需求增长被推高，导致服务业的增长中包含了一部分名义增长，使得经济表现出一种“成本病”，同时又拉低了整体经济生产率增长的平均水平。如果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率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贸易壁垒的降低得到了提高并超过制造业，那么生产者服务业除了吸收自然增长的高技能型劳动力，还将从制造业“虹吸”一部分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为制造业提供更高质量、更为专业或成本更低的外部供给，服务业从“被动增长”转变为“主动增长”①，经济的平均生产率水平由低转高，“成本病”将得到缓解[3]。 第二，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意味着人均收入提高将引发新兴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即人们的消费需求在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基础上转向追求非必需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消费②，亦即对差异化产品、耐用品、奢侈品、教育、医疗卫生、旅游、文化娱乐、社区性互动等各种服务的需求就会上升。这种增长既有传统服务业增长，也有新兴服务业的增长(通常又称为现代服务业的增长)[4]。由此将刺激相应的制造业部门、服务部门的供给增长。[5]这些因人均收入提高而产生的新兴服务需求要得到满足，就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这些服务业部门。这些就业的增长除了从自然增长的劳动力队伍中吸引的部分劳动力之外，也要从农业、制造业中吸引部分劳动力转移，因而势必会产生与制造业争夺劳动力的竞争状况。即使制造业广泛地实施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新兴服务业多样性和分工深化还是有可能使得劳动力供不应求，进一步推动服务价格和劳动力工资上升，进而又提升人们对上述新兴服务业的需求，形成相互增强的趋势。 第三，劳动力工资上升还将改变人们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平衡，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之后，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消费需求，而随着这些服务由家庭供给的机会成本的上升，进而会产生两个效应，一是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供给增加了，例如妇女的就业率增长[6]；二是对从市场采购的服务需求增长，既包括对传统的生活消费服务的外部需求，也包括对高质量、专业性的服务需求增加，刺激相应的服务业供给增长。事实上，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在产业结构变迁中不断地被激发出来，由高技能劳动力来提供高质量、专业性服务的成本相对低于家庭内部自我服务的成本，或者说前者提供服务的生产率相对高于后者。从这个角度看，相应的服务业部门将得到发展。③ 如果将上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起过程放在全球化经济中来看，不难发现，在制造业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资本偏向和技能劳动力偏向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较高的生产率上，在世界市场上，集中分布于产品分工程度高、关联性强、范围广的产品空间中，而发展中国家则依赖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禀赋，集中于产品分工程度低、关联性弱、范围窄的产品空间。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来看，由于贸易成本、交通通信成本持续降低，发达国家除了出口贸易之外，逐步增加FDI和离岸外包等活动，将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制造和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研发设计、精密加工制造、品牌、营销等环节留在发达国家之间再配置。这种分工虽然使得世界市场上产品空间变得越来越复杂，发展中国家能够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进入世界市场，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带动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所处的是低附加值分工环节，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对新兴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仍然不足。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处于高附加值分工环节，将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既获得了生产率提高，又进一步优化了劳动力配置和产业结构，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增长，在制造业外包中失去岗位的劳动力再转移到服务业中来。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服务业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类似于制造业国际分工的情况，在信息技术广泛使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的情况下，服务业中服务环节的可分离程度提高，可贸易程度增强，而且跨地区运输(例如发达国家企业的呼叫中心设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不断增加，使得现代非个性化服务业(Baumol et al.，1985)[7]，如知识、信息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快速增长，原来面对面、本地化的服务则相对增长缓慢。服务业外包、FDI应运而生，在服务贸易的世界市场上，服务贸易的复杂程度也逐步上升，无论是作为服务外包发包方的发达国家，还是作为接包方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都获得了增长[8-9]，甚至以去工业化来获得增长。④制造业FDI、离岸外包的情况也类似，发达国家仍然处于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将劳动力从外包的服务环节中转移出来，部分进入本地化的服务业，部分经过教育、培训进入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得到进一步扩张，并且与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仍然凭借低技能全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服务外包，处于低附加值服务环节。这些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大部分是低技能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既可能来自于农业，也有可能来自于制造业的转移。在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也只能处于低附加值环节的情况下，如果外包、FDI带来的服务业生产率较高，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过来，那么制造业的增长将受到抑制。反之，如果外包、FDI带来的制造业生产率较高，并且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密集投入，那么服务业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抑制，最多呈现出“被动式”增长。 综上所述，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上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提高产生的需求拉动。贸易和投资开放对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不难发现，一个经济体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中，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上升将呈现出一种收敛的趋势。 二、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收敛的典型事实 各国服务业发展收敛的状况通常由三个指标来度量，一是服务业就业或劳动时间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比例是否高于其他产业，二是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是否高于其他产业，三是消费者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是否高于其他类型消费。前两者是从生产率角度来度量的，第三个是从收入需求弹性角度来度量的。第一种测度方法忽视了各行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差异，而后两种度量依赖于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格这两个指标，如果产品或服务价格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而且各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上升幅度存在差异，就容易出现某个行业在产品数量增长缓慢但价格上升过快，从而出现增加值“虚增”的情况。 Herrendorf et al.(2013)[10]根据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瑞典、芬兰、荷兰、比利时和韩国1800—2000年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增加值数据(1990年基期值=100)，揭示出各国服务业发展普遍存在一个收敛的趋势：农业和服务业占比随着人均收入增长都呈现单调变化，其中在人均收入为4 900～8 000美元时，服务业增长的速度加快；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Buera & Kaboski(2012)[11]把21个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发展中国家1800—2000年的数据放在一起考察，发现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变化特征。 服务业之所以能够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与服务业生产率相对变化、人们对服务业需求的收入弹性有关。根据份额偏离法(shiftshare analysis)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可以进一步找出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原因。Peneder(2003)[12]对欧盟28个国家1995-1999年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劳动力生产率数据进行了分解，如表1所示，其经济总体上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0.818，是三个方面增长率之和。
一是部门内增长效应，即各个产业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贡献率高达98%，其中服务业的部门内增长效应最大，几乎是工业的2倍、农业的6倍。 二是部门间静态再配置效应，即来自于该部门凭借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吸引劳动力从其他部门转移过来，这种效应又称为“结构红利”。该部分虽然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只有2.9%，但是可以看出这部分贡献主要来自于服务业的部门间静态再配置效应，即以其较高的生产率，吸引了从农业、工业中转移出来劳动力，贡献了“结构红利”。农业和工业部门内部生产率增长相对偏低，不足以留住本部门的劳动力。 三是部门间动态再配置效应，即是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份额变化率之乘积。如果该部门劳动力份额变化率为正，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负，那么由该部门引起的劳动力动态再配置效应为负数。这意味着该部门吸纳的就业在增长，但是因劳动生产率在降低，使得总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降低，因而被称为停滞部门。该效应因此又被称为“结构包袱”。反之，如果该部门劳动力份额变化率为负，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两者乘积仍为负数，这种情况强化了“结构红利”。⑤不难发现，该效应在经济总体上是负数，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率只有-0.9%，且来源于农业和工业部门。因为农业和工业的部门间静态再配置效应为负，所以这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这就为服务业增长供给了劳动力，同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动态效应为正，因此服务业的增长没有产生“结构包袱”，服务业没有成为“停滞部门”。需要指出，表1是根据欧盟28个国家1995—1999年数据计算得出的，如果样本范围、时间选择以及行业范围有变化，将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 三、各国服务业发展路径：异质性 前面从理论和经验型事实上揭示了服务业发展的一种“标准模式”，即服务业随着人均GDP增长而逐步收敛为经济主要产业部门，但是这种“标准模式”并不意味各国服务业发展路径具有同质性。例如，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非农部门转移来启动经济发展，就存在着两种可能不同的路径。一是工业化路径，即在非农部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该经济体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和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从而启动制造业发展，使其成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门。如果制造业部门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密集投入，并且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那么服务业总体上就呈现“适应性增长”特征，满足与制造业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所产生的需求，因此就有可能出现人均GDP达到7100美元时，服务业占比要低于“标准模式”中的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以中国为典型代表。这种发展路径的发展趋势可能是，当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劳动力供给满足不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张所产生的需求时，劳动力工资上升倒逼制造业提升生产率，从而引发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最终产业结构随着人均收入上升而收敛于“标准模式”。二是服务业化路径，即如果某国制造业发展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并且在世界市场上与以制造业参与全球化分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又缺乏比较优势，则可能从服务业角度启动经济发展。例如，南亚国家凭借其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语言，以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参与了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包，并迅速带动服务业全面发展，成为经济主要部门。如印度，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下，其服务业占比就远远高于中国。但是这种发展路径的演变趋势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以服务业生产率持续不断地提高，来获得经济增长；二是服务业生产率提高之后，增强了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需求拉动，制造业占比呈倒U型变化。 就每一条路径而言，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人均收入增长的需求弹性变化仍然可以用来解释其形成和变化。但是决定部门间劳动生产率、收入需求弹性变化方向的因素却取决于各个国家特定的技术变迁，以及随技术变迁而发生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和相应的体制、意识形态的动态调整和变革。这些因素的作用可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技术变迁对服务业兴起的影响 首先，根据“标准模式”，一国的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与其人均GDP水平相关。技术变迁作为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13]，间接地决定着服务业发展程度的差异。技术创新从兴起到被其他后发国家广泛采用通常有一个很长的迟滞。[14]迟滞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对新技术吸收采纳是有成本的，有障碍的，这与新技术的使用效率有关。由新技术兴起和应用带来的生产率变化发生于资本和劳动力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再配置过程中。对于资本要素的变化，体现在投资特定性(investment-specific)技术变迁中，在既定的资本一劳动比下，这种投资特性的技术变迁实际上就是资本偏向的技术变迁⑥，随着新技术物化的机器设备供给的不断积累，机器设备的价格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投资成本的降低将进一步刺激这种新技术的投资。另一方面，新技术的物化又将淘汰落后的机器设备，吸引新的机器设备投资，并使技术研发中的劳动力从落后技术、落后设备中转移出来，进入新技术研发及其物化的设备制造部门。只要新技术带来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淘汰落后技术造成的损失，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将呈现净增长。[15] 在劳动力供给既定的情况下，资本偏向的技术变迁带来机器设备投资的增长，不仅提高了密集使用这些机器设备的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实现了产能的扩张，也使得机器设备本身制造的产业范围和规模得以扩张。这些部门的扩张会使得劳动力相对稀缺，进而引起劳动力工资上升，这又将进一步刺激节约劳动的新技术发明和运用，但是由此将导致劳动力再配置出现双向流动。一个方向是来自于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该类型劳动力在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的部门中被机器设备挤出，而新技术兴起后进入广泛的运用阶段通常使技术不断地标准化，由此又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16]，但是这些新增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可能出现在其他部门。例如，信息通信技术的设备在服务业得到广泛投资和运用后，就新增了相应的劳动力需求。另一个方向是来自于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需要知识密集型要素的投入，高技能劳动力本身就是知识的化身，因此，在投资特定性技术进步中，机器设备投资扩张和分工深化的同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就使得高级技能劳动力不断地从落后技术、落后机器设备制造和使用部门中转移出来，以及从进入标准化阶段的机器设备使用中转移出来，进入新技术及其物化的机器设备的研发和创新活动中。这些转移既发生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制造业内部的再配置效应，又因劳动力需求增长可能引起工资上升，从而引发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再配置效应。如果放宽劳动力供给不变的限制，从长期看，可以表现为这样一些情形，例如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自然增长、机器设备在家庭生活应用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从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出来。这里我们侧重分析这种持续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情形。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对新技术及其物化的机器设备需求主要是对适用于工厂制中的大规模劳动力投入和操作，将加工制造环节变得较为简单以适应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扩张的需求。相对应地，这种技术变迁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有限。如果新增就业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较高⑦，甚至在逐步增长，那么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将相对过剩，导致其工资相对降低或增长较为缓慢。这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可能更多地分布于科教文卫和公共服务业等使用知识密集程度较高服务的部门。当工业化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时，劳动力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部门内部或部门之间将进行再配置，反映各部门生产率的变化。从制造业部门来看，技术变迁将转向于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技术创新和机器设备投资上。不仅如此，此时如果高技能劳动力在上一阶段供给相对过剩，其相对工资降低到一定的水平，将使企业更有激励转向技能偏向型技术变迁。[17]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逐步增加，新增人口和现有劳动力的教育投资将持续增长，涉及劳动力技能教育的相关服务业将相应兴起。从企业组织变迁角度看，由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联合生产效率不高，二者倾向于在各自独立的组织中运行[17]，工厂制中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层级制变得逐步扁平化，高技能劳动力密集投入的活动逐步独立，甚至外部化，催生了高级生产服务企业的兴起。 从农业来看，农业部门之所以有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阶段，带来产业结构变化，基于生产率的角度，无非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是非农部门中投资特定性的技术变迁带来的资本积累以及相应的生产率提高，高于农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一种“拉力”；二是农业部门投资特定性的技术变迁(或技能偏向型技术变迁)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推力”。对发达国家(英美德法等国)和新型工业化国家(日韩)共计11个国家1840—2000年农业与非农部门就业变化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农业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普遍存在“先拉后推”的特征。[18] 从服务业来看，服务业作为劳动力就业的蓄水池，既被动地吸收农业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后被挤出的劳动力，也主动地利用市场化和新技术，从其他部门既定的劳动力存量中吸引部分劳动力转移过来，以及在新增的劳动力流量中分流部分劳动力进入服务业。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取决于其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程度。 事实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是在统计意义上受制于劳动力就业规模和服务业价格变动的增长。如果服务业对知识密集型劳动力使用程度提高，对信息技术及其装备使用密集度提高，使得服务业产出增长率能够高于就业规模的增长，那么就会出现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局面。但是要注意到，即使服务业技术变迁发生变化，其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有可能增长缓慢。这是因为服务业内部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着不平衡增长。如果服务价格因竞争程度加剧而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增加值的增长率。此外，服务业实际产出的增长与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关。如果相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制造业、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升，那么这些类型的服务业将与制造业、农业展开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竞争，其结果可能是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份额上升。服务业由此成为真正的经济增长引擎。 总之，通过对技术变迁引起劳动力配置变化的分析，对于服务业兴起和发展可以总结如下：技术变迁将引致劳动力从生产率提升的制造业和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服务业；服务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运用与自身的技术创新，将引发高技能劳动力在部门内和部门间再配置，服务业内部生产率出现不平衡增长，使得服务业呈现出总量增长、结构分化的特征。各国或地区在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吸收能力上的差异、在行业分布上的差异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率差异，将最终导致各国或地区服务业发展进程和结构变化产生显著的差异。 (二)市场增进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一般来说，新技术的兴起和采用在同一部门内不同企业之间、在不同部门之间引起的生产率会呈现出非齐次变化，在市场上会引起部门内、部门间企业产品价格和工资的相对变化，通过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进入和退出，引发资本和劳动力在部门内、部门间再配置，并引发低效率企业寻求产品市场管制和高效率企业利用垄断势力维持其特殊利益，进一步间接地影响到新技术在部门内和部门间的应用和扩散程度，导致规模不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但是这种产品市场管制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变成不适当管制，如管制者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俘获，出现政府失灵。从服务业领域管制来看，Baily et al.(1993)[19]揭示出，1990年之前德国、英国的银行业生产率落后于美国是由于受管制程度较高所致；日本、法国零售业规模偏小也与进入管制程度较高有关；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国有化程度高是造成电信业生产率明显低于美国的主要原因。 从企业纵向边界来看，随着服务业管制放松，那些密集使用服务的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服务业企业采用新技术，如ICT技术，而获得较低的服务投入成本。随着服务业新技术的不断兴起和被采用，高生产率企业不断进入，将改善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就会引发制造业主动放弃自我供给的服务，从而使得劳动力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发生再配置。Acemoglu et al.(2005)[20]通过对93个国家75万家样本企业的分析发现，进入壁垒、合约成本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程度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的是那些纵向一体化程度倾向较高的行业。 从劳动力市场管制来看，劳动力在部门内、部门间的再配置效率受到劳动力进入和退出市场壁垒的影响。在工会组织谈判能力较强的部门或企业中，工会通常关注的是现有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稳定，而对新劳动力的进入、劳动力辞退、工资变动设置一定的壁垒。因此，在新技术兴起和扩散过程中，如果新技术的使用不影响现有劳动力就业或收入，那么工会组织化的企业会采用新技术及其物化的设备。[21]如果新技术兴起和扩散依赖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投入，那么在工会组织化的行业中，企业就会倾向于增加内部培训，提高已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而不是倾向于从企业外部增加技能劳动力的进入。 在开放经济中，贸易自由化以及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较高国家的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企业都将产生较大的冲击，这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说，该国高生产率企业更愿意将依赖于新增劳动力投入的加工部门转移到其他国家，低生产率企业则将面临来自无劳动力市场管制国家的产品进口的替代，结果使得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上升，低技能劳动力得以从原企业中转移出来，劳动力部门内和部门间再配置效应得到改善。对于那些易受外部冲击、波动性较高的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通常不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较高的国家，而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较少的国家。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并不明显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较少的国家。[22]相反，在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较强的国家，比较优势存在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则处于比较劣势。[23]但是，应当注意到，在工会组织化的企业中，企业特质性知识和技能能够得到比较有力的保护和维持，这来自于企业对内部培训的投资和劳动力长期的“干中学”，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较高的国家，在企业特定性技能密集型的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24] 总之，产品市场管制、劳动力市场保护等制度因素将使得新技术兴起与采用受阻，生产率进步缓慢，最终使得一国在相关行业上缺乏比较优势，与生产率进步较快的国家产生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制度、产品市场放松管制将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伴随着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成本降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规模和范围的扩张，将影响到一国部门内、部门间的资源再配置情况。如果再配置方向是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进出口市场的增进都将成为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技术可分性引发服务升级和公共服务扩张 对某些消费者服务和生产者服务来说，技术进步和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从技术可分性上引发服务业升级和扩张。例如，在家庭生活、娱乐等产品(例如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脑等)和服务上的技术创新和大规模生产，使得人们在家庭内部活动的时间配置发生了变化。其结果一是节约了家务劳动时间；二是替代了一些从外部获取相关服务和产品的时间，例如DVD替代影院观赏、网上购物替代现场采购等。这些变化对服务业的作用如下。一是将一部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释放出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妇女较为密集地进入服务业，由此增加了相关服务业的劳动供给。但是各国情况有所差异，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妇女的就业率要明显低于美国，而且该趋势持续不变[25]。二是对于某些家政服务来说，家务活动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的应用，使得家庭投资这些设备和相应家务投入的成本低于原来从外部采购的家政服务，例如洗衣机的普及减少了对外部洗衣服务的依赖，小汽车的普及减少了对其他交通服务的需求，等等。[26]三是技术和装备的创新使得一些专业性服务兴起。相对于家庭内部自我提供的服务来说，专业性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如果质量更高、成本相对更低，例如某些保健服务、专业洗衣服务等，将会使这些服务的供给从家庭内部走向从市场采购。对于制造业企业内部的生产者服务也是如此，即随着信息技术软硬件的进步，装备的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提升等，制造业企业自我提供的某些生产者服务，尤其是知识、信息密集型服务的质量低于或成本高于专业服务提供商，企业将倾向于转向从外部采购，从而扩大了这些生产者服务业的市场容量和分工程度，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四)在人均收入增长的条件下，非位似偏好引发服务升级和公共服务扩张 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人们的各项消费需求并不是同比例增长。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和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以人为本的服务需求呈现较高的弹性[27]，从而引致这些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 以人为本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通常是缓慢的，低于农业和制造业，因而被划归为停滞部门。[28]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农业、制造业的就业份额逐步下降，这些以人为本的服务业的就业份额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其服务的工资水平和相对价格增长较快，从而带来名义增加值的增长[29]，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服务业的名义增加值占GDP之比超过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如果以实际增加值来度量，这些服务业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则较小。以美国数据的计量发现，服务业生产率每增长1%，实际产出增长为0.76%[30]。从供给角度看，这些服务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根据瓦格纳定律，其公共预算支出水平将呈现持续上升的特征，并可能引发财政赤字。Baumol(1967)[28]提出的“成本病”假说正是基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这类服务业工资上升和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率引起的预算支出和赤字增长的事实。但是应当注意到，它们的供给水平受到公共财政支出、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的体制以及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在民选体制国家，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支出来自于选民的选票压力要大于非民选体制国家，在公共财政支出安排中，就较为容易得到维持和增长。因此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将对这些服务业的增长差异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经济发展过程在三次产业结构上收敛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结构。服务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人均收入达到某个中等水平(4 900～8 000美元)之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支持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第二阶段是在人均收入位于该中等水平之后，制造业、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使劳动力从制造业、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继续进入服务业，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之后转向下降，服务业的就业占比、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成为或继续保持第一的地位。 服务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和收入需求弹性这两大因素。每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都引发了各大产业部门内部各个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从而引致劳动力在各部门间转移和再配置。劳动力生产率提升总是偏向于资本要素密集型、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和部门，低技能劳动力则总是流向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来自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及其物化产品进入服务业，成为服务业中间投入，提高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其规模扩张。如果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创新来自于某些服务业部门，这些服务业部门就常被冠以现代服务业的称号，成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与制造业中相应的环节相互补充或替代，提升了制造业生产率。基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又进一步引发了更多层次的服务需求，新兴服务业应运而生，扩大了服务业吸收劳动力转移或新增劳动力的规模和范围。 服务业发展依赖于劳动力部门间再配置，但是这种再配置并不是零成本、无障碍的，而且各国制度和政策差异导致劳动力的部门间再配置在相同的技术进步下出现不同的产业结构。对于服务业来说，其兴起、范围扩展和分工深化比第一、第二产业更加依赖于劳动力部门间配置。不仅如此，面向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创新更加依赖良好的上下游企业合作与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知识与信息密集型要素的投入和组织创新，因此，服务业发展就更加需要鼓励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加需要自由进入、退出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制度，以及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和投资。此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那些以人为本的服务业，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更加依赖于具有民主倾向的政治体制和公共管理体制来促进这些服务业所需的公共投入和制度创新。 ①一个证据是Russo & Schettkat(2001)的计算发现，美国1972-1990年间，服务业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在制造业总产出中比重从11.91%上升到13.91%，该比重在德国1978-1990年间从12.98%上升到16.73%，在法国1972-1990年间从10.82%上升到16.77%，在英国1968-1990年间从9.16%上升到13.14%。参见Russo G,Schettkat R.Structural economic dynamics:myth or reality?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final product concept.In:Ten Raa T,Schettkat R.(eds.)The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ies:The Paradox of Exploding Costs and Persistent Demand,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1:132-166。 ②Fuchs(1968)对美国1929-1965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计算发现，对个人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为1.12，对政府公共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为1.07，对最终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0.97。 ③这可以解释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服务业增长和高技能劳动力及其工资的同时增长。 ④Nadia Doytch & Uctum Merih(2011)引用联合国(UNCTAD、WIR，2004)的统计数据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的FDI总量中，服务业FDI占比在1970年为15%，1990年升至49%，2002年进一步上升为62%。1990-2002年，农业和制造业FDI占比分别从9%降为6%，从42%降为34%。该文计量发现，来自金融类FDI占GDP之比这个变量对所有类型国家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实际人均产出增长率)都显著正相关，来自于非金融类FDI占GDP之比只与欧洲与中亚地区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显著正相关，与高收入国家、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国家、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制造业显著负相关。参见Doytch N,Uctum M.Does the worldwide shift of FDI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s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A GMM estimation stud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11,30(3):410-427。 ⑤如果某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份额变化率都为负，或都为正，那么两者乘积均为正。这意味着，前者促进了生产率增长部门的发展，强化了部门间静态再配置效应；在两个变化率都为正的情况下，该部门作为生产率增长部门从其他部分吸引劳动力。 ⑥根据Acemoglu(2009)的定义，在资本与劳动比不变的情况下，新技术使得机器设备使用带来的边际产出相对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不断地增加。参见Acemoglu D.Solution to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⑦文献中通常把接受过高中教育以上的劳动力成为高技能劳动力，把接受过高中教育或高中以下教育的劳动力成为低技能劳动力。参见Acemoglu D.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2,69(4):78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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