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政[1]2013年在《当代科学与技术知识所有权问题》文中研究指明在大科学时代之前,科学知识是公有的,技术知识产权则由专利权保护,两者的界限是清晰而明确的。科学公有主义是默顿科学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院科学时期为科学共同体广泛认同和遵守。随着科学实践的变迁和科学哲学理论的发展,默顿基于本质主义的规范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逐渐失去了辩护基础。在后学院科学时期,众多研究者尝试重塑和建构新的科学规范,如齐曼的“后学院科学”规范等。但这些尝试并没有理清科学形态变迁后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生产的复杂情境,因而也无法理清当下科学与技术知识所有权的现状。要深入研究当下科学共同体所生产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所有权规范,就必须以实践的科学哲学观重新审视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所有权规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理清两者在实践中所处情境的区别。在库恩之后,实践论的科学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实践论的科学哲学认为,探讨科学的一切问题都必须放到共同体实践的情境中。这一思路与伦理学研究中的实践论伦理学相契合。运用实践论伦理学中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视角,回到科学公有主义最初确立的情境中,可以深入揭示其产生的原因。科学实践的逻辑决定了只有知识的公开才能推进科学的发展,科学公有主义是为了保障科学共同体内部信息传播而设立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与共同体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一起形成的。而信息传播实践本身是与信息技术紧密相关的,因此,当信息技术发展之后,该规范也随之改变。当下爆发的“学术之春”和“开放获取”等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随着大科学计划的实施,科学共同体实践的主要目标从理论研究转向了技术知识生产。由于技术知识本身具有的生产要素属性,科学共同体也逐渐融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来,成为技术知识研发的核心领域。政府、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生产实践,必然涉及权力支配下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问题,仅用实践的伦理规范研究来探讨如此复杂语境下科学技术知识的所有权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因此,还需要引入科学政治学的考察。从技术专利知识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人手,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视角,有利于理清技术知识所有权发展的历程,以及以《拜一杜法案》为代表的“大学专利所有权”产生的原因。当代科学共同体生产的技术知识所有权之所以呈现如此的形态,正是由于在技术知识的地方性迁移过程中,科学共同体拥有的权力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改变了利润的分配。随着该法案的推进,其对科学共同体产生的影响逐渐显露出来,一部分大学开始在科学和技术模糊的领域申请知识产权,从而使当代科学共同体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一现象的产生正是资本逻辑对科学共同体介入的结果。综上所述,科学与技术研究是一种实践,实践自身的逻辑决定了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所有权。科学理论研究的实践决定了知识必须公开,这正是科学公有主义规范设立的原因,科学公有主义及其当代发展都与科学实践的变迁密切相关。随着大科学计划的实施,科学共同体开始生产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商品,就成为了科学技术实践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相连接的契合点,资本开始介入到科学共同体当中。技术知识生产过程决定了科学共同体拥有特殊的权力,因此资本不得不将一部分利润让渡给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追逐利润的逻辑推动下,科学共同体在当代发生了重要的演变。
乌日妮[2]2017年在《《实践论》文本源流考证》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理论、实践和制度的全面创新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新的实践和发展,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讲话时提到了重读毛泽东经典名篇的重要性。《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的两个最为着名的哲学着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实践论》和《矛盾论》诞生于现代中国革命进程当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实践论》从思想承继发展到文本生成传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借鉴和吸收,能够推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全、丰富和发展。追溯《实践论》思想源流。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湖湘文化"中的知行观和面临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考,都对毛泽东论知和行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思想源流。例如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具有丰富的理论工作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位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过程中,根据各自的身份和立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和实践,并依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毛泽东青年时期对"湖湘文化"的吸收与继承,为后来形成《实践论》中的"知行合一"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在思考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论和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梳理《实践论》文本生成过程与版本考证。《实践论》写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出版于50年代,由于历史条件有限等原因,这部经典着作的文本生成与出版修订经历了漫长过程。文本生成之前,毛泽东坚持学习和研读马列着作,目的就是解决和处理中国革命面对的现实问题,再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之后,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加以总结和提炼。《实践论》问世后,在国内外出版流传了诸多版本,以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式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全和丰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探究《实践论》作为经典哲学着作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实践论》在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进程采取了层层递进的叁种方式,即党政干群集中学习、党内向党外覆盖传播和通过新闻媒介传播。其一,通过学习小组、干部教育等方式有效的实现了从学习理论到运用理论的维度转化;其二,通过由党内到党外这样立足于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丰富了经典文本的多层化传播路径,有效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创新性;其叁,通过媒体媒介的宣传教育,实现了理论学习热潮的良性互动。总结《实践论》在传播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基于当时历史背景、文献传播效果,结合当今时代发展进行分析《实践论》传播如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影响,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有哪些启示。
索磊[3]2016年在《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研究》文中认为在哲学实践转向、教育研究实践转向、课程与教学实践转向的历史背景下,本文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借鉴了该领域关于实践理性的研究成果,尝试用实践理性来解释教师专业成长,提出了基于实践理性教师专业成长的命题。论文遵循着以下研究思路:什么是实践理性?为什么提出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实践理性关照下教师专业成长应当是怎样的理想境界?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存在怎样的现实阻抗?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有哪些现实选择?论文从对实践理性的界定着手,探讨了实践哲学的两种不同传统。相应于两种实践观,实践理性也有不同的内涵。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德性实践论。总体而言,其所言的实践主要限于政治、伦理之域。康德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实践哲学传统,把实践与道德领域联系起来。基于此种传统的实践理性,其内涵局限于道德、伦理和政治领域。技术实践论则源自培根,这一传统把关注之点从道德哲学转向自然哲学,扩展了实践的内涵,实践不再只是伦理的实践,而且是一种技术的实践,涵盖了科学和生产活动。道德实践论和技术实践论割裂了人类行为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标志着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这种实践转向超越了这两种实践哲学传统,基于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实现了实践的完整性,统一了制作和实践的对立,弥合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的割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应的实践理性不再囿于政治和伦理之域,而体现在对于人类行为全面关注,既关照人类行动之善的价值追求,也关注人类行动的成果与效率。本文依据实践结构包括目的、手段和过程叁要素的观点,结合实践过程的内在逻辑(有益性、有效性和正当性),把实践理性归结为叁个内在向度:价值论、工具论和交往论。叁个向度分别针对的问题是人类行动“何者为善”(有益性goodness),“如何达到善”(有效性effectiveness),“怎样使善的追求合乎规范”(正当性rightness),与此相应实践理性具有叁个原则:向善原则、有效性原则和正当性原则。据此,本文建构了以实践理性作为理论工具的分析框架。教师专业成长实践是一种特殊的实践,集“成己”与“成人”于一体,是一种自身具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实践理性可以对教师专业成长实践展开前提性反思和批判性反思,教师可以据此调整自身专业成长的方向、提升专业品性、追求自我卓越。实践理性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在诉求对于教师专业成长有着丰富的意蕴。为了对实践理性关照下的教师成长进行详细阐述,本文运用所建构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实践理性叁个内在向度展开了具体的描绘。价值向度是实践理性的内在向度之一。以价值向度检视教师专业成长实践,则其目的导人向善。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就是教师价值理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统整社会期望与自身合理需求、兼顾公共利益和自我生命价值,实现身心和谐发展;教师总是能意识到专业知识技能也承载着价值,不会“只注意赶路却迷失了前行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实践理性价值向度视域下的专业成长强调教师主体性的彰显,教师是自我成长和发展的主人,教师成长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教师的内在主动性而不是外在催迫。工具向度(技术向度)是实践理性的另一向度。在实践理性工具向度的视域下,教师专业成长则在于如何科学有效地实现成长目标,探求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及其获取与掌握的有效途径;实践理性的工具向度很好地诠释了实践理性的筹划功能。如果把教师专业成长比作一次远行,实践理性的价值向度负责规约教师专业成长的方向和终极目标,工具向度则负责路线的设计、交通工具的选取以及行程安排。交往是教师专业成长实践的本质特性之一,教师专业成长离不开教师与他人的交往和教师的自我交往。实践理性交往向度视域下,教师专业成长就是教师提升自己与人沟通的有效性,养成交往伦理和审辨思维能力的过程。要而言之,实践理性作用于教师成长就是探求“何者为教师专业成长之善”(成长的有益性),“如何达到教师专业成长之善”(成长的有效性),“怎样使对教师专业成长之善的追求合乎规范”(成长的正当性)。以实践理性检视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则教师的专业成长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对照实践理性的叁个向度,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分别表现为:价值向度上存在价值取向迷失的现象,教师的发展目标过分注重功利取向而忽略教师专业成长的本体价值;发展内容上对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视遮蔽专业伦理的价值;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教师主体缺失、主体性消隐;发展方式上则表现为教师交往目的异化、意义失落。实践理性的工具向度上存在问题的典型症状表现为:专业主义理念下成为“技术型”专家的发展目标,效率至上意识下过分追求发展过程的可控制性和高效率,教师过着一种科层组织底层的单向度生活。就实践理性的交往向度而言,教师的交往现状暴露出交往向度的孱弱,表现在:以差序格局为标志的交往原则人情化;文人相轻导致囿于门户之见;不能真诚面对自我内心造成交往心理失调;民主交往意识欠缺以致唯权唯上。这些都有违于实践理性关于教师专业成中过程的正当性原则。基于实践理性教师专业成长的前提是教师实践理性的合理化。当前教师专业成长的困境反映出教师的实践理性不完善,突出的问题是实践理性内在各向度的失谐。这是基于实践理性教师专业成长所面临的现实阻抗。本文结合历史文化脉络和我国的具体现实国情进行了多方归因。首先是时代因素,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背景,造成中国既有现代性的问题,同时又受到后现代思想的冲击。现代性带来的工具理性滥觞,在祛魅的同时又造成了工具理性的殖民;变革时代与后现代思想的影响导致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价值判断和选择的难度;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不利于实践理性的合理化。教师是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决定着课程改革的成败,因而教师的专业成长也就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课程改革是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提出了教师改变的吁求。2001年开始的课程改革也的确进行了大规模的教师培训,然而培训却存在一定偏差,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尚需更新培训理念、进一步提高培训的方式和针对性。教师个人经历和个体的人格特征影响着教师实践理性的形成和完善。基于实践理性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选择包括:通过培养教师的价值自觉、批判性反思来促进教师价值判断能力、辨识教师专业成长之善的能力;形成教师专业成长正确的器道观,以提升对于教师专业成长手段有效性的考量能力;通过学习型学校建设来营造有助于交往伦理形成的良好氛围,促进教师交往伦理规范意识的形成。
李维鹏[4]2017年在《马克思技术实践论之于社会交往的当代价值》文中提出马克思技术实践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要构件,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重要基础。本文站在唯物主义视角,围绕“技术实践对人类交往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内容展开全面论述。本文研究框架如下:本文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厘清技术实践论及交往的相关理论经典,使之更加条理化;第二章:概述马克思技术实践论的基本内容;人类通过技术实践与自然界产生关系,并且人类在技术实践基础上形成社会关系。第二部分即第叁章,简要分析人类技术实践语境下的交往历史。在说明技术实践与交往在马克思思想中交汇的层面上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关联性,深化对技术实践与交往关系的认识。第叁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剖析基于当代技术实践的交往,提出解决交往问题的举措。第四章:论述了当代交往的特点并对当代交往进行技术批判,重点分析人在交往中的异化根源。第五章:从技术实践观、技术实践主体素质、技术实践的优化以及我国的制度优势四方面详细阐述推动技术实践不断发展,实现异化的超越,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交往,以此彰显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的当代价值。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本文的创新点:立足于技术实践与交往的关系,揭示当代技术实践基础上交往与技术的密切关系,并从技术哲学角度分析当代交往中人的异化;从整体的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阐述这一阶段技术实践为实现人类自由交往目标应有的举措。
李楠[5]2017年在《毛泽东知行观及其对“两学一做”的意义研究》文中提出知与行,自古以来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知与行的思想不断地得到新的演绎。但是,当历史的指针走到近代,以往的知行观在面临中国最亟待解决的难题前,却尤显“捉襟见肘”。事实已经证明,单凭中国传统的知行观祈求救中国于“刀俎”之下的愿望,均已破灭。马克思主义虽为科学的精神武器,但欲解决具体而现实的中国问题,非以中国之逻辑来与之对接不可,非以洞悉中国之实情不可,亦必有正确操作这精神武器之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武器,集成以往知行观之精华,整合中外哲学资源,立足中国革命实际,依靠人民主体,创立了辩证唯物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知行观在内涵上实现了对传统知行观的根本性超越,并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够在中国发挥作用找到了其逻辑上的着陆点。在以人民作为知与行的主体之基础上,毛泽东知行观“重行”的特色尤为明显。其“知”可分为事实之知——实践之知、价值之知——德性之知,以及蕴含前述二者之义并且明显表现出目的性、追求无支配理想的自由之知;其“行”以人为主体可划分为做事、做人以及蕴含前述二者之义并且表现出重效果、追求无支配现实的“自由”之行。一切的“知”最终都是为了“行”。但是,从理论形态的“知”到充满现实的“行”的转变,并非易事。知行中间有促其转化的中间介质,“知——信——行”以公式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过程。毛泽东正是注重“信”的作用,一次次地实现了知行统一。毛泽东知行观在当代,也有其“行”的启示意义。“学——做”与“知——行”,究其哲学上的基础,可发现有共同的意蕴。理解到这一点,便为解决当下在一定范畴内处于“分离”状态的知与行的问题,提供了可追寻的线索。经推敲可得,“学——做”之间也需要充分发挥“信”的作用,而“信”的建立又需要再次返回毛泽东知行观中寻方法,即改造作为“学——做”主体的主观世界。
朱强, 戴钢书[6]2017年在《用《实践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文中认为分析研究毛泽东《实践论》的重要科学内涵,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实践论》为国家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政策的制定奠定了理论依据,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案例中得以充分体现。《实践论》对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反映出创建实践基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保证,进而提高大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鹿军[7]2014年在《论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及当代价值》文中认为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将认识论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认识论思想。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主要内容以实践观为逻辑起点,阐述了实践观点是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辩证统一,阐释了认识论思想是辩证法与认识论相统一,通过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揭示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规律性。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和康德认识论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有其自身的特性,主要表现在认识主体能动性、认识客体现实性、认识中介科学性和认识过程辩证性等特征,彰显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科学性。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以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新思维,体现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理论价值,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为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提供了理论法宝,为全面深化改革拓展了认识路径。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现实价值。文章从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出发,运用归纳总结、比较、文献分析的方法阐释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及当代价值。文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毛泽东《实践论》的写作背景,包括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和理论渊源。根据诸多文本资料,第二部分阐述了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的主要内容：(1)实践观点是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辩证统一；(2)认识论思想是辩证法与认识论相统一；(3)认识发展规律揭示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规律性。第叁部分在比较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康德认识论思想有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探析了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的主要特征：(1)认识主体能动性；(2)认识客体现实性；(3)认识中介科学性；(4)认识过程辩证性。第四部分论述了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的当代价值：(1)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的理论价值；(2)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的现实价值。
赵晶[8]2007年在《从实践论的视角论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文中认为王阳明不仅是中国的伟大思想家,也是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在东西方哲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方式产生了一种以世界为合理整体的思想体系。阳明哲学的第一个前提是心即理,以心之灵明表现出天地间的一切正理,并发现了和西哲贝克莱(Berkeley)类似的“存在即被知觉”之说,良知和致良知学说是他的思想学说的完成形式。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一生的论学宗旨,而它只有在致良知说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其真实意义才能得以彰显。致良知学说是王阳明一生哲学思想的总结与综贯,这叁个字最好地体现了阳明学说的实践论精义。本文侧重于从实践论的角度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进行解读,并且尝试和康德的道德与实践论相结合,重新对致良知学说进行深层解析。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致良知学说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分析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理论出处,以及和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异同。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致良知学说的实践论内涵,分四个小节来说明致良知学说的本真、先天良知与后天经验的道德实践、“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在实践中的理论互涵性、致良知中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实践合一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致良知学说的实践论精义。第叁部分尝试把致良知学说与康德的道德与实践论相比较,体现致良知学说道德主体实践的命脉。最后一部分突出了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在人性启蒙中的重大意义。致良知学说是王阳明对儒家内圣外王成德立功之教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反映了阳明的人道情怀和救世精神,它不仅关注个体自我生命的道德实践,而且更要推及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实践。
权伟新[9]2012年在《知识传播与阅读选择：毛泽东对西学的认知和理解，1910-1937》文中提出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西学知识通过各种媒介在中国传播,特别是新教育制度的实施,西学知识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取得合法性,这使青年学生能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涉猎西学。本文以青年毛泽东与西学的关系为个案,分析20世纪初年中国青年对西学的认知和理解。在认知层面上,晚清到民国的西学译介,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资源”。通过这些资源,能使青年学生对西学有一个感性认识。不管是从中获益还是被困其中,青年们可以通过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建他们的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毛泽在青年时期即是在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的西学译介中重新认识了世界。至于青年学生对西学知识的选择,则与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本文以时间为序,分别考察毛泽东在青年时期阅读的西学论着,他对西学知识和西方制度的认识以及他的社会活动,以此来重建他在青年时期的阅读世界,分析他对西学的认知和选择。通过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近代青年对西学的认知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教育状况,并表现出很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毛泽东就得益于他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读书生活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求学生涯,并且他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带有湖湘文化的痕迹。在理解层面上,本文通过解读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来考察他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理解；同时通过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读,考察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对于前者,我们认为毛泽东早年学习西学所积累的知识基础,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伦理学原理》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湖湘文化传统的限制和先天教育条件的不足,使他在阐释自己对该书的理解时,不得不回到传统中国的知识场域中寻找资源。对于后者,尽管从毛泽东在《实践论》的行文上看,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是基础性的,但是这篇哲学论文是在认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宣言。《矛盾论》展现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新理解,即开始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对马列主义进行理论分析,这篇论文在方法论上进一步论证了“实践高于知识”这个标准在党内的正当性。总而言之,近代中国青年学生在西学传播的大潮下,对西学的认知、选择和理解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们对西学知识的阐释多元化,展现了近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多元面向。
伍柳[10]2015年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实践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高概括,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之作。虽然它诞生于七十八年前,形成背景和历史发展条件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大有不同,但丝毫没有降低其巨大科学价值。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捆绑研究占主流,而关于《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这极大地限制了大众化相关工作的开展成效。对《实践论》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研究是十分合理且有必要的,本文试从《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阐述、方法探讨和实践贡献叁个方面共同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实践论》研究的学术大厦。理论阐述部分主要谈及《实践论》从必要性、规律、主体、目的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践论》是一部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优秀着作,当中详细回答了大众化“何以必要”,细致分析出当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定主体和一般主体,揭示出两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律。除此之外,《实践论》以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初级目的和最终目的的创造性解读激发了新的理论运思。这四个方面廓清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真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方法探讨部分主要是针对《实践论》当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的探讨,囊括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以及与中国语言相结合这叁种方法,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些方法通俗易懂,逻辑严谨有序,经过了历史的洗礼,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实践贡献部分主要涉及到《实践论》作为科学思想指导中国实践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贡献。《实践论》是毛泽东肃清教条主义错误的理论成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整风运动中的顺利确立准备了理论条件,同时,它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大众化传播载体,传播贡献不容小觑。此外,《实践论》代表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影响力空前绝后。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一路高歌猛进。新时期必须在新的实践基础上,重视《实践论》当代价值,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当代科学与技术知识所有权问题[D]. 崔政. 浙江大学. 2013
[2]. 《实践论》文本源流考证[D]. 乌日妮.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3]. 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研究[D]. 索磊. 西南大学. 2016
[4]. 马克思技术实践论之于社会交往的当代价值[D]. 李维鹏. 太原理工大学. 2017
[5]. 毛泽东知行观及其对“两学一做”的意义研究[D]. 李楠. 湘潭大学. 2017
[6]. 用《实践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J]. 朱强, 戴钢书.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7
[7]. 论毛泽东《实践论》中认识论思想及当代价值[D]. 鹿军.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8]. 从实践论的视角论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D]. 赵晶.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9]. 知识传播与阅读选择：毛泽东对西学的认知和理解，1910-1937[D]. 权伟新.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10].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实践论》研究[D]. 伍柳.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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