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倒逼”产业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升级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既要对“成本”倒逼的产业升级抱以平和的心态，又要在转型过程中，防止产业升级受阻，出现产业空心化甚至产业的消亡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世所瞩目，但仍旧无法掩饰中国经济在世界产业链中扮演着“制造机”角色所伴生出的隐患，可以简称为“两个低”，即“成本低，利润也低”。从去年开始产业隐患开始了发酵，成本直线式上升，利润则一路往低走。这样的宏观结果是，中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1.4％跌落至今年上半年的10.4％；在微观层面，这种发酵也让作为浙江经济主体的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叫苦不迭。成本无疑会是未来2-3年影响浙江经济走势的主要力量之一。
如果说宏观基本面的观察太笼统，而微观层面的变化又显得琐碎，那么从“产业”的中观层面谈论成本上升或许更为务实。毕竟“产业”向上关联到宏观经济增长，向下又维系着微观就业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在外需不振影响出口的情况下，浙江凭借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进而一定程度上以内需替代外需，确实可以作为抵御经济下滑周期的良策。
“产业升级”这个老生常谈的经济专业术语在今年内外交困的经济环境中又有了积极的意义。
成本嬗变
古语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三个层次正好对应了产业升级的三种类型。根据国际经验，产业升级有几种基本的类型：第一种是制度变迁所诱致的产业升级。在中国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国有经济在一些行业占的比重日渐减少，行业垄断程度相应下降，产业内竞争变得充分，产业效率明显提高。这可以视作经济制度变迁而诱致的产业升级，此类升级虽是最基础的升级，但只要升级得彻底，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健康发展大有裨益，所以必须一鼓作气。如浙江经济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较快地形成了一县一业、一乡一品的块状经济格局，不同县市、地区之间各有产业分工，从“大而全”到“各司其职”，同样是制度变迁所诱致的产业升级。
第二种是技术创新诱发的产业升级，源于产业技术的更新演进。三代移动通信技术间的转换清晰地展示了基于技术演进的通信业升级过程。1995年第一代数字手机问世，只能进行语音通话；1996到1997年出现了以数字语音传输技术为核心的第二代数字手机，便增加了接收数据的功能，如接受电子邮件或网页；第三代数字手机与前两代的主要区别在传输与数据处理速度上的提升，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在2G迈向3G的过程中，加入了HSCSD、EDGE、EPOC等技术。但在进行这种产业升级的时候存在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对某一地区的产业而言，需要有准确的技术预判能力，一旦对技术升级方向判断失误，很可能造成某一地区产业的衰退。
最后一种就是指成本推动型的产业升级。由于成本的推动而形成的“微笑曲线”，可以解释产业链的分工(低端和高端的产业关系)以及产业的附加价值取向(高附加价值产业与低附加价值产业关系)。因此，从生产要素成本的角度来分析产业升级时有一个特点，成本推动的产业升级并非一次主动的预见性的行为，更多的带有被动意味，且如果升级失败，很可能组成某一产业的企业会大规模死亡。去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风云突变，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和劳工成本上涨，融资和出口受抑，浙江为数不少的中小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有停产的，也有倒闭的。这似乎说明成本推动的产业升级帷幕已经拉开。
成本的上升通道一经开启，就很难再往下降，特别是类似工资的刚性成本。在本轮成本推动的产业升级中，包括皮革、家具、食品以及纺织服装等行业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到最致命的打击。在经历了10多年蓬勃发展期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原来的粗放低效的“双低”增长模式已经丧失动力，承受不起成本飙升的冲击。若将上升的不同成本打包，这个“成本包”中至少容纳了要素、政策、环境三大类10个方面的成本内容。分别是：(1)劳动力工资上涨；(2)土地租金上涨；(3)原材料价格上涨；(4)紧缩货币政策后利息成本上涨；(5)人民币升值后的汇率成本上涨；(6)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率的“两税合一”政策，企业“两税合一”后的基本税率为25％；(7)新《劳动合同法》实施，要求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以及提高加班工资；(8)出口退税率的下调(2007年7月1日起国家开始实施新的出口退税率政策，共涉及2831项商品)；(9)加工贸易政策变化(2007年7月国家出台44号公告，新增目录1853个税号，保证金台账由空转变为实转)；(10)政府强制性实行节能减排政策，2009年还将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环境保护成本将进一步提高。
对上述“成本包”倒逼的产业升级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相似的时期，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中叶，以及韩国、台湾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关键在于转型过程中，防止产业升级受阻，出现产业空心化甚至产业的消亡，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产业化分工的产业集群模式太容易遭受成本打击
升级方向
经济学家曾经形象地用“小狗经济”描绘浙江经济，寓意其规模小巧，运营灵活。可面对成本推动的产业升级，组成小狗经济的中小民营企业的抵抗力相对大象型企业，还是弱了一大截，无论在资金、技术方面均不占优势。而浙江经济本身具有的鲜明特色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成本上升的直接影响，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许多企业经营维艰成了最突出的注脚。
产业集群、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特色，许多浙江民营企业能够维持多年低利润而不倒主要是依靠产业集群的发展建立起低成本优势，价格低廉为浙江商品行销世界构筑一道有效的市场壁垒。所以，总的来说，浙江经济也存在“成本低、利润也低”的隐患。
浙江的产业集群数量众多，且以传统产业为主，在国内传统的中低档产品生产方面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大多产业集群内缺乏举足轻重的核心大企业，产业秩序较散乱，这导致了产业集群生产的产品很难有响当当的品牌，也没有先进差异化的差异化专有技术。当成本飙升的时候，浙江的产业集群就无法利用品牌和专有技术发挥溢价能力，难以消化上涨的成本。说得更清楚一点，是大规模的专业化分工造就了浙江的产业集群，但这种模式太容易被模仿和遭受成本的打击。与此同时，长期“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让浙江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过大，当人民币持续升值一定幅度后，浙江经济就显得特别受伤，出现企业“不接单不亏，一接单就亏”的现象。
浙江产业要升级首先就要超越成本，但制约浙江产业升级的同样是成本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推进产业升级需要投入的研发费用、技术人员引进与相关职员的培训等成本；其二，原来可以用于生产的设备、技术、员工在产业升级的条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被淘汰出局，这部分就被归入折旧类成本；其三，有一类成本容易被忽视，而且与政府服务不无关系。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后，要通过权威部门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检测才能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但由于公共服务的落后，导致了企业相关检测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很多公共部门的检测和评级原本起到质量把关的作用，提高产品附加值。然而在现实中却恰恰相反，再加上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完善，造成了产业升级的制度环境成本。事实上，对于第一类成本，政府很愿意帮助企业分摊一部分，而且国家、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部分政策性投资将集中于此。比较棘手的是第二类成本，产业中的很多企业可能已经投资了相对落后的设备，此时掉头则无法收回投资，而国家也不会为企业分担该项成本。犹豫不决才导致将产业升级拖延至成本推动的阶段。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说过，“如果你今天不调整产业结构，明天你就要被产业结构调整”。现在，产业升级的出路在于作为产业细胞的企业的智能化。过去在资源、能源、劳动力都相当低廉，市场未饱和，以及消费需求简单的情况下，企业只要生产出低廉的商品就能销售出去，根本不用费脑子策划营销、塑造品牌。而成本“倒逼”的情势迫使企业必须开发“新”动作，少做“废”动作，以平抑上升的成本。据此，产业升级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是按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由轻向重转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这两者其实是协同进行的；第二，是由单纯的制造领域向价值链的营销、技术研发纵深拓展，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的创新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积累的过程，若企业抱有急躁的心态，产业升级就很难实现；第三，专注地深挖生产领域，从改善现有的制造、流程、采购等环节做起，以积累创新的经验，也是最现实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台湾的“代工之王”富士康为了持续降低制造成本，不仅自己生产多种手机、笔记本电脑的零部件，而且通过不断投入研发来优化制造工艺和流程，以期达到“变废为宝”的循环经济目的。台湾代工厂的经验表明，产业的升级不一定需要跨越式的发展，从力所能及的改进做起即可，这也为浙江产业升级指明了一个未来的方向。
优胜劣汰是市场规则，大量企业因成本高昂而破产，为新兴优秀企业的发展腾挪出空间的同时，也为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产业转型升级已形成共识，但企业和政府对产业的“凤凰涅槃”依然需要加倍的耐心和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