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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空前加强，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思想统治更加强化，实用之学兴起。这些对明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明代的军事与以往相比，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明代战争频繁，出现了新的敌对势力。
明代270余年，外敌的海上入侵，边疆少数民族的袭扰，内地的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争斗，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洪武元年（1368年）明灭元，但元朝残余势力依然存在。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五年、二十一年几次派兵远征漠北，同时，为统一全国还进行了消灭四川明升、云南元梁王和辽东纳哈出的战争，在沿海进行了反倭寇侵扰的战争。朱元璋之孙朱允炆即位不久，发生了“靖难之役”。朱棣夺取政权后，于永乐七年（1409年）派丘福远征漠北，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接着，永乐八年、十二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朱棣还对安南用兵，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直到宣德年间，这场时断时续的战争才告结束。在沿海，倭寇不时侵扰，永乐十七年望海埚战后，才有所收敛。内地则有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起义。宣德年间，有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反叛，反击兀良哈的袭扰。正统年间，南有云南思任发起事，福建邓茂七、叶宗留，广东黄肖养的起事；北有“土木之变”，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虏，随后瓦剌大举进攻北京，明廷统治处于危机之中。景泰年间，邓茂七、叶宗留、黄肖养起义被镇压，鞑靼又不时寇边。成化、正德年间，又有多次农民起义。嘉靖年间，发生了“庚戌之变”，北方形势严峻，倭寇大肆入侵，抗倭战争延续了十几年。万历年间，明廷进行了援朝抗日战争，又同后金大战于萨尔浒。天启年间，有明同后金的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崇祯年间，有明末农民大起义战争和明与后金的松山之战等等。据统计，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75年中，共发生大小战争579次[①a]。在这些战争中，尤以边海防战争为突出。
明朝同以往的一些朝代一样，受到来自北方的民族的威胁。以男耕女织为本业的农业民族如何对付善骑射、机动迅速的游牧民族的袭扰，这是摆在明代军事家面前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明代还遇到了以往各代所没有遇到的来自海上的威胁，这主要是倭冠及嘉靖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自海上的倭寇以其不同于中国的武器、战略战术和武士道的强悍，第一次给明代军事家提出了如何防御外敌从海上入侵的新课题。
第二，军事技术有了新的重大发展。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明代的军事技术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提高。兵器、战车、舰船制造和城池构筑有了全面创造性的发展和进步。火器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传统火器得到全面发展，而且引进了威力大、射速快、射程远的西方火器——鸟铳、佛郎机和大炮。在明代中后期战争中，无论是陆战还是水战，到处都弥漫着黑色火药的硝烟。明代火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威力之强，制造之精巧，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使用的武器已由冷兵器占绝对主导地位过渡到火器占主导地位。
明代造出了与春秋战国时期截然不同的战车。这种战车不仅有屏蔽，而且运载的火炮很有威力。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是有足之城、不秣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池的防御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能攻，能守，能移动，是现代战车的雏形。
明代的战船，出现了适于近海、远海航行，便于作战、侦察等大、中、小不同形制和型号，其上配备的火器远较陆军为多，有很强的杀伤力。还有一些特殊战船，设计精巧，可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明代构筑的城池城墙多以砖石包砌，更加坚固耐久；墙上的附属设施——敌台、战台、垛城、悬眼等更加完备；墙外有牛马墙、护城濠，濠外有品坑。整个城池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的防御工事体系，加上运用火器，使城池的防御性大为加强。
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火器的发展，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必然引起军队编制、军事训练、作战样式的一系列变化。这就给驾驭战争的军事家们提出了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新课题。
明代在军事上不仅出现了需要解决的新课题，而且解决这些新课题的理论基础也发生了变化。
中国有着古老的兵学传统。历代的军事家主要是以兵家思想为指导来解决军事问题。明代也不例外。洪武年间曾颁行《武经七书》。正统之后，又把《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教科书。军官大多受过兵学教育，他们解决问题当然是以兵学为理论基础的。但自正统之后，军卫子弟多习儒业，而且明代的思想统治更加强化，以程朱理学和王守仁心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各个思想领域都占统治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科举考试的依据，而且也是武学生员必读的教科书。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一些军事家往往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从而使儒家思想同兵家思想一样，成为明代军事家的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明代特别是嘉靖后连绵不断、性质不同的战争，既关系到明朝的统治，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引起士人的广泛关注。欲以文章名世的大批文人，目击时艰，也纷纷改弦更张，励志武事，或投身于军旅之中，或潜心于兵学研究。这不仅使兵学研究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兵书大量涌现，而且也使儒家思想更广泛地渗透到兵学之中。
明代出现了诸如朱元璋、王守仁、俞大猷、戚继光、徐光启、袁崇焕等一大批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们以兵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为指导，解决军事斗争中提出的新课题，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和观点，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推动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
二
明代军事思想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对以往的军事思想有所补充、修正和阐发。
（一）战争观
明代军事家认为战争具有双重性：既有救民涂炭，除暴去苛，安定民生的一面，也有妨民残民的一面，因此主张用兵要慎重。
明代军事家指出，制止战乱的发生有两种手段：一是加强武备，一是安定民心。“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①b]。只有大力进行军队建设才有可能不动用军队，只有大讲武备才有可能不动武。但仅仅靠武备是不够的，无论是反对外敌入侵，还是制止百姓“暴动”，安民是最重要的。安民是制止祸乱的根本。要用儒家思想教育百姓，使之皆出道化之下；要减刑罚，薄赋敛，使百姓能生活下去。所以“良吏优于良将，善政优于善战”[②b]。在和平时期，不可重文轻武，也不可重武轻文，文德教育有时比军队更重要。
进行战争同样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财力，“国不富不可以兴兵”；一是民心，“民不和可不以合战”[①c]。在有的人看来，民心更加重要。人心不归，就是有众多的军队、贤能的将领，也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作战必须以得民心为本。
明代人对战争的认识，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有所深化。这主要表现在“兵能弭祸，亦能召乱”上。这个“召乱”，不是“好战必亡”的乱，而是多多少少看到了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从而引起的祸乱。在制止战争和进行战争的问题上，也多多少少考虑到了“民”。这恐怕是明代以前的人所不及的。
（二）军队建设思想
明代人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军队建设理论。
军队是由人和武器武备构成的。明代军事家对这两个方面都注意到了。
军人是由官和兵构成的。明代的军事家既注意练兵，又注重练将。
1.练将。
“练将”一词过去人们没提到，尽管明以前已有培养训练将领的机构武学，但只提出了选拔和任用将领。“练将”一词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人们对培养训练将领认识的深化。
在将领标准上，明代人不是泛泛地讲“智、信、仁、勇、严”，而是具体地提出将领应该正心术，立志向，做好人，要有忠君、卫国、保民、爱军、恶敌、光明正大、宽宏大量、廉洁奉公、实心任事、不妒贤忌能、不刚愎自用的品质和作风；要精通兵法，熟悉韬略，具备善于节制、长于指挥的才干；要有广博的学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有高超的军事艺术，熟悉各种兵器的使用并精通一二种。这些具体而实用的标准，既便于有志为将者去磨炼自己，也便于取将者选拔任用，为前人所不及。
在培养训练将领上，戚继光提出了既要读书，又要实践的主张。读书要广，既要读品德修养方面的书籍，又要读战策和广博学识的书籍。读书要心体神会，融会贯通，师其意不泥其迹。在读书的基础上还要“履夫实境”，“置诸桴鼓实用之间”[②c]，以便熟悉己情、敌情和山川之形，学习、运用兵法，增长才干；通过“实境”考察将领，然后根据德、才、识、艺的不同，委以相应的职务。这些又是发前人所未发。
在选拔任用将领上，强调“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③c]，不论门第，不求全责备，反对用世将，用私人；强调审之要严，用之要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监兵，不中制，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2.练兵。
练兵，首先贵在选兵，要选乡野老实之人，不用城市油滑之徒；要勇、力、捷、技具备，尤其注重胆气精神。其次是编制体制。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强调军队的编制要与战斗队形的变化相一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①d]，一切阵法只在伍法中变化；军队要体统相维，大小相承，兵将相识，士兵要强弱一力，巧拙一心，生死一令，进展有度，虽退亦治，成为有节制之师。再次是训练。主张兵不贵多，惟贵精练。练兵要分强弱，因能别队，量材分等，随材异技；既要练耳、目、手、足，更要练胆练心；练胆气是练兵的根本，练心则气自壮。练胆，或强调“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②d]，或强调“身率之道”，“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③d]，并以赏罚为辅助手段。注重思想教育，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亲上死长思想为重要内容。练兵时从难从严，要练实战真本领，禁绝“花法”；注重平时养成，“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④d]。
这套具体而又系统的练兵方法，是前人未曾阐述过的。如真能按着这套办法去做，当时确实可以练出精兵。
3.武器装备。
在武器装备方面，明代的一些军事家首先强调不断改善更新，使之优于敌人。徐光启认为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有人无器，人非我有。西方火器传入之后，更强调火器的重要，“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⑤d]。为此，要改造原有火器，制造新武器，求精求新。其次，强调各种性能不同的武器相互配合，长短相杂，刺卫兼合，远近兼授，相资为用。火器和冷兵器相配合，大中小船编在一起，攻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相互补充。再次，强调武器与使用武器的人的正确结合。不同的士兵“皆当因其才力授习不同”的武器，即让不同年龄、不同体格和素质的士兵使用不同的武器，充分发挥士兵的长处，从而充分发挥武器的威力。再其次，强调灵活使用各种武器。长兵器要会短用，短兵器要会长用，以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
明代军事家们不仅看到了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更可贵的是他们阐述了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关系。人和武器的关系，人是主导方面。“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士兵立得脚根定则拽柴可以败荆，况精器乎”[⑥d]。练将和练兵关系，练将更重要。“必练将为重而练兵次之。夫有得彀之将而后有入彀之兵。练将譬如治本，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①e]。将德和将才的关系，将德是第一位的。“不贵其有过人之才，而贵其有事君之忠”[②e]；“材艺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材”[③e]。练胆和练艺的关系，练胆是根本。“练胆气乃练之本也。”[④e]练心和练气的关系，练心更重要。“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⑤e]，等等。
以上这些关于练将、练兵、武器装备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不仅注意到了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又指出了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有主有次的整体，从而形成了关于军队建设的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
（三）边海防思想
明代始终面临着倭寇的海上入侵和北方民族的袭扰。在长期激烈的边海防斗争中，独具特色的边海防思想逐渐形成并趋于完善。
朱元璋建国之初，对外采取了和平的方针，期于“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⑥e]。为了保卫和平，保卫刚刚建立的政权，采取了防御战略，不发兵征讨他国；严加戒备，来则御之，去则不追。其后，边海防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充实。总的指导思想是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所谓羁縻就是笼络、怀柔、安抚。但安抚是有条件的，是重政治安抚，剿抚兼施，“顺则抚，逆则剿，逆而又顺则又抚之，顺而又逆则又剿之”[⑦e]，以威慑其暴，以惠感其心。对海外国家，“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⑧e]，除盗不除商。所谓内修战守就是加强边海防建设，敌人来犯，能战能守。加强边海防建设要建立多层次的防御体系。边防，设险以守，守之于边墙，守之于旷野，守之于城堡。修边墙，建重兵；以边墙当其出没，以重兵当其长驱。海防，御之于海洋，御之于海岸，御之于内河，御之于城镇。大造舰船，发展水军，强调防之于海为“上策”，敌“来则攻之，去则追之，屡来屡攻，屡去屡追”[⑨e]，直至把敌歼灭。内和外的关系，强调内治，治理好国家，搞好战守准备，是巩固边海防的先决条件。战、守、和的关系，强调以守为本，战、守、和迭相为用。要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灵活运用三种手段，掌握主动权，达到防御的目的。这些思想发前人所未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四）作战指导思想
明代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对以往的作战指导原则不是盲目的信从，而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些原则或进行阐发，或进行修正，从而发展了这些原则。下面试举几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关于攻守。
攻与守是兵学中的一对范畴。明代人强调攻守结合。“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无守则为无根，守而无攻则为无干。”[①f]要求集武器配备、军事设施两种功能为一体，并由此引起作战方法的变化。戚继光抗倭时创建的鸳鸯阵就是集攻守为一体的典范。装备了火器的战车，行则阵，止则为营；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又可以与步骑协同作战，御冲以车，卫车以步，骑为奇兵，共同对敌。城防，则要构筑城濠、牛马墙、城墙等多层工事，骑墙敌台要火力相交，要设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所以“车营，战中之守也；沿边台垣，守中之战也”[②f]。
2.关于虚实。
明人阐述了“气虚”、“气实”的概念。他们认为，不仅兵疲食少为虚，士卒离心，上下有隙也是虚，称之为“气虚”；不仅兵强积广为实，主将圣明，上下同心也是实，称之为“气实”。战斗的失败，往往是“气虚”所致。
3.关于奇正。
明人对《孙子》和《李卫公问对》中讲的奇正多有补充和修正。《孙子》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明人补充道：“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无穷，江河之不竭。”[③f]《李卫公问对》中说：“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明人指出：“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可施？孙子谓，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安有不教而能相生无端者耶？”[④f]《李卫公问对》中说：“正而无奇，守将也；奇而无正，斗将也；奇正皆得者，国之辅也。”“殊不知奇正原不可分，惟临时因用，始有奇正之名。若以用正、用奇、奇正皆得而分守将、斗将、国辅之别，则臣不敢服也”[⑤f]。明人关于奇正的基本看法是：奇正原来是不分的，只是在临用时才有奇正之分。用兵时，与敌人正面接触的部分就是正，其左右两翼即为奇，但也有正内之奇，奇内之正，无不可为正，无不可为奇。奇正的变化是根据临时指挥来决定的；善用奇正的变化，便可得知敌人的虚实；善用奇正的人使敌人不知是奇是正。
4.关于选锋。
《孙子》说：“兵无选锋曰北。”戚继光指出：平时不注重训练，“有事之际，又复立名‘选锋’，每哨队内抽其愿者、强者，凑合而发。咸知兵无选锋之虑，独忘临敌易将之危。人心忽更所属，行伍分离，上下易置，已难责成”[①g]。他们强调指出，选锋“应选于无警之日，非选于对垒之秋。一营之内未尝尽强而无弱，兵家亦未尝弃弱而不用”[②g]。选锋要选其人未教之前而教之，再选于既教之后而用之。
5.关于拙速巧久。
《孙子》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明人指出：“拙速巧久论恐未可拘”，“速而果拙，何贵于速，迟而果巧，何嫌于迟”[③g]，认为孙子的说法只适合列国相争的时代，而不适合于后来。
6.关于围师必阙。
《孙子》说：“围师必阙”。明人指出：“攻围之法，不可执一也。如贼势大败，贼少我众，所围之处或山林人家又复狭窄，方可四面合围，必使一倪不返。如贼气方盛，我少贼众，或所围之处散阔，而我兵分守不足，必缺生活一面，分兵于去围十里之外，必循之路伏之。”[④g]这就指出了“围师必阙”是有条件的。
7.关于阵法。
明代人对营阵的认识更深刻，指出营阵的基本原则是“所贵为奇正，有分合，利于相救，便于攻守”[⑤g]。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总起看来，明人对前人的军事理论，有的补充，有的修正，有的阐发得更全面。
三
明代军事思想不仅在以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而且与以往的军事思想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儒家思想更加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各个学派的思想本来就是相互影响，彼此批判、学习和吸收的。吴起的军事思想就吸收了儒家思想的内容。明代的军事家无一不是儒家。一生征战近50年的俞大猷被称为“儒将”。在军事思想上贡献颇大的戚继光“私淑阳明，大阐良知，胸中澄澈如冰壶秋月，坐镇雅欲有儒者气象”[①h]。明代军事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兵家吸收儒家的思想内容，倒不如说儒家吸收兵家思想、兵儒融合更为恰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赋予兵家以儒家思想内涵，或者说，用儒家思想改造兵家思想，使其符合儒家思想。
明人把《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生员的教科书，但往往以儒家思想来解释《武经七书》的内容。如《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刘寅解释为：“道者，仁义、礼乐、孝悌、忠信之谓。为君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教悌、忠信，使民亲其上，死其长，故为君同心同德，上下一意，可与之同死同生，虽有危难而不畏惧也。”[②h]完全以儒家的思想内涵来解释“道”，使《孙子》的“道”和儒家的“道”完全一致。《孙子·军争篇》多言利。刘寅认为：“篇中多以利言，利非货利之利，乃便利之利。”[③h]这也不是《孙子》原意。如果说“兵以诈立，以利动”的“利”，还可以解释为“便利”的话（实际也勉强），那么“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和“诱之以利”的“利”，就难解释成“便利”了。明人之所以把“利”解释为“便利”，是因为儒家耻于言货利。
把本来不是《孙子》原意的东西加在《孙子》头上，这只能解释为要使兵家思想具有儒家思想的内涵，使二者合而为一。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有一段话大体道出了这个意思。他说：“孙武子兵法文义兼美，虽圣贤用兵无过于此，非不善也，而终不列之儒。设使圣贤其人用孙武之法，武经即圣贤作用矣。苟读六经，诵服圣贤，而行则狙诈，六经即孙武矣。顾在用之者其人何如耳。”这样看来，儒学和兵学没有什么区别，其区别在为何人所用。
第二，运用儒家思想解决军事问题。
明代的军事家强调练兵、练将，他们用来训练士兵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军事家俞大猷讲：“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④h]戚继光讲得更明确：“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⑤h]将领不仅要用儒家的理论来教育士兵，还要以符合儒家思想的“诚”来感化士兵，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树立起“亲上死长之义”。
教育将领更要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学兵之士，当明王政，端心术，以仁义为本，权谋为辅，庶几有三代之风，而功业过人矣。春秋战国之习，岂可为哉？”[①i]将领不能学习春秋战国的霸道，而应学三代圣贤之道，因此首先应该“端心术”。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中第一条就是“正心术”。他认为《练将》的26条“约之以一言曰：正心术而已”。训练将领的课程，儒家经典是主要的。要求将领“坚心忍性，苦心窒欲”。无欲，心中就会清静，思虑就会敏捷；无欲，就不惜死，就勇敢。有勇有谋，自然能打胜仗，成为好将领。
明代军事家用儒家思想练兵、练将，使练兵、练将从耳目手足的训练进到练心。这弥补了兵家对思想训练注意不够的弱点，加深了训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使训练思想更加完备、成熟，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有积极意义。
明代军事思想中的战争观和防御思想也渗透着儒家思想。譬如，战争观中对“民”更加重视，就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的。军事思想中突出儒家思想，这是明代军事思想的一大特点。
（二）防御思想更为明确
秦汉、隋唐和宋因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袭扰，都重视防御思想。但明代的防御思想与这些朝代相比，显得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方位的防御思想。秦汉、隋唐和宋讲防御都是陆上防御，因无海上外敌入侵，还没有提出海上防御理论。明代不同，不仅陆上防御理论更加发展，而且建立了海上防御理论，从而形成全方位的防御理论。
第二，设险防御思想更加突出。秦汉讲设险防守，宋代也讲设险防守，但实际上宋代更多地是凭险防守，既凭借江河等天险进行防守。明代则注重设险防守，而且防守思想也更加突出。俞大猷指出：“守务之要，《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谓之设，必用人谋、人力之造作，非若天险、地险之自然也。”[②i]又指出：“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堑可凭也。”[③i]正是根据这些思想，明代不仅修建了比汉代更加坚固的长城，而且大修城池塞堡。在沿海，无论是卫所，还是府州县都大建城池，以城池这种人为之险为依托，抵御敌人从海上入侵。在边疆，除长城外，塞堡林立，卫、所、守备点都有城池。因此，明代设险防守的思想远比秦汉和宋代深刻。
第三，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思想更突出。明代军事家都主张在边海防要设置多层次有纵深的防线。海防，主张防之于海，防之于海岸，防之于城池。郑若曾主张，“会哨于陈钱，分哨于马迹、洋山、普陀、大衢为第一重；出沈家门、马墓之师为第二重；总兵发兵船为第三重”[①j]。边防，主张防之于边墙，防之于旷野，防之于城堡。城池的防守也不是单纯依靠城墙，主张首防敌于濠（护城河），次防敌于羊马墙，再次才防敌于城墙。这种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守增强了防御的可靠性。
第四，攻守结合，以守为本的思想更突出。明代军事家强调攻守结合，“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无守则为无根，守而无攻则为无干。”[②h]有人更强调守，“御敌之道，以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③j]。战、守、和都是对付敌人的手段，要根据形势，随机应变，灵活运用这些手段，取得主动权，达到防守的目的。这种思想表明，明代的防御思想不是消极的。
明代防御思想是对以往防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我国古代防御思想更加完备，对保卫中央集权的国家安全和百姓的和平劳动起了积极作用。
（三）实际操作性更强
明代特别是中后期注重实用之学，军事领域也不例外。明以前的军事思想精深微妙，多为行而上者，“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④j]。明代军事思想不仅理论强，而且很具体，便于实际操作。
军事思想主要由军队建设思想和战争指导思想两个方面构成。军队建设思想包括选兵、编伍、武器配备、思想、技艺、营阵训练等；战争指导思想包括谋略运用、战略战术等。应该说明代军事思想在这些方面论述得都比较具体。
比如军事训练，明代军事家既强调练兵也强调练将，并且阐述得十分具体。挑选士兵时，不仅看年龄、体质，还注意思想素质。编伍，不仅由下而上逐级编定，甚至对每个士兵怎样登记都有明确叙述。各种技艺一招一式都有具体规定，以防花法混入。至于练将，则论述得更为具体，列出课程，指出学习方法等。孙武和晁错等指出了练兵、练将和武器的重要性，要人们选择有“能”的将领，训练出“强”的士兵，使用锐利的兵器，但如何做到这些没有论述。而明代的军事家对此则有详细论述。
明代军事思想是实践的总结，是从实践中来的，又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因此，这些理论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这是明代军事思想又一特点。
四
明代军事思想在对前代军事思想继承、总结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和提高，充实并发展了古代军事思想体系，指导了当时的军事斗争，对后世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一）充实了古代军事思想体系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到明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体系更完整，内容更丰富。军事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军队建设思想和战争指导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战争指导思想的基础，以后各朝各代的战争指导思想都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战争指导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明代根据实际作战经验，在一般作战原则和防御思想方面都有补充、阐发和修正。以往没有海防思想，明代确立了；对以往的边防思想，明代给予充实和发展。这就使我国国防理论更加完整和深刻。
明代以前的军事思想主要是战争指导思想和战争谋略，军队建设思想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明代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把我国古代军队建设思想推到了高峰。其主要标志，一是系统性和完整性，即对构成战斗力的士兵、将官、武器装备的各个方面及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训练、整饬的理论和方法，而且正确地解决了人和武器、练兵和练将等关系；二是内容的深刻性，练兵提出了练心气，练将提出了练将德，武器装备提出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相互补充等等。这些都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指导了当时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
明代的军队建设思想和边海防防御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反过来又对实践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戚继光按照他的军队建设思想建立了一支敌人畏之如虎的“戚家军”，在南方为平息侵扰沿海十几年的倭冠立下不朽的功勋。在北方，俞大猷按照他的兵车操法，在大同练就一支车兵，取得了安银堡的胜利，以步骑三千、兵车百辆，打败了十余万蒙古骑兵的进攻。在援朝抗日战争中，吴惟忠的部队为夺取平壤立下战功，吴惟忠是戚继光的老部下，他是按戚继光的军事思想练兵的。
在海防防御思想指导下，明代在沿海构筑了大量城池塞堡，在海上冲要之处，建立了多道巡逻线，中国第一次建立起海防防御体系，且比较严密。迄今依然屹立在我国北部疆土上的万里长城，是明代设险以守思想的产物。隆庆以后，北方和西北疆域的宁静，是在注重招抚、抚剿兼施的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明代战车是在火器大量装备部队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攻守结合的思想建造的。一头两翼一尾阵反映了明代人对奇正理论的运用。俞大猷持重用兵、功收万全是他不拘泥于“拙速巧久”思想的结果。据坚城用大炮的防守思想，使袁崇焕赢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但是，明代军事思想大都是个别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提出来的，有些被朝廷接受，成为总的指导思想，得到全面的贯彻；有的只是由个别军事家或将领付诸实施，这些人一旦离开，他们提出的军事思想也就随之而去。熊廷弼巡按辽东，在努尔哈赤起兵不久，就提出了“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战略。但熊廷弼离开辽东，此战略再无人实行。萨尔浒战后，熊廷弼二次赴辽，提出了分驻重兵，扼守险要，相互联络，相互支援，迭扰疲敌，相机进剿的复辽战略。可是他刚站稳脚跟，即因攻讦而去职，此战略也就付之东流。辽沈失守，熊廷弼再次经略辽东，又提出“三方布置”的复辽战略。这一战略一开始就受到阉党分子的抵制，结果广宁失守，熊廷弼被杀，辽东出现了更大的危机。如果能始终贯彻熊廷弼第一次提出的战略，努尔哈赤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发展；如果能贯彻第二次提出的战略，努尔哈赤就不可能占领沈阳、辽阳；如果能贯彻第三次提出的战略，明廷在辽东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快。后来袁崇焕守宁远所提出的复辽战略，由于袁崇焕的被杀，也成了泡影。由此可见，明在同后金斗争中接连失败，不在于没有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而在于政治腐败，使这些正确的战争指导思想不能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
明代军事思想总的来讲是适应当时军事斗争需要的，在当时的军事斗争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三）对后世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明代的印刷术相当发达，刊刻的兵书到清代依然大量存在，有的流传至今。由于清人认识到明代兵书的重要意义，因而大量翻刻、重印和传抄。据不完全统计，清代重新刊刻的就有110多种，包括了明代军事思想的方方面面。清代乾隆年间，政府把明代某些兵书列为禁书，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些兵书的传播。如《金汤借箸》一书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一崇祯年间由周鉴等辑著的兵书，到了清乾隆年间改头换面，成了惠鹿酒民撰的《洴澼百金方》，而且一再翻刻、传抄，到清末已有20多个版本。与此同时，嘉庆年间薛大烈删节《金汤借箸》，辑成《训兵辑要》；陈阶平辑著的《戎政刍言》也摘录了《金汤借箸》的内容。薛大烈是带兵打仗的提督，陈阶平是漕标副将。他们辑摘《金汤借箸》的内容，足见该书的实用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江南道监察御史江鸿升自称摘录《洴澼百金方》的训练部分而成一书，称《训兵六章》。他将该书连同奏折，上送朝廷。道光皇帝批道：“该御史所奏各条是否实于军政有裨，著各直隶省督、巡抚、提督将各条逐加体察。如有可采之处，即著照折内所陈及所录《训兵六章》实力讲求，认真训练，务使力挽颓风，士卒皆为劲旅，是为至要。”嘉庆之后，禁书渐弛。咸丰之后，《金汤借箸》的刊本、抄本有二三十种之多。明代的《金汤借箸》和它改名的《洴澼百金方》，在清代前后共有翻刻本、手抄本50多种。《金汤借箸》含有丰富的治军、城守、水战等内容，清代人如此重视，可见其影响之大。
清人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也很重视，视其为“指南”、“金针”、“圭泉”及“遵用”的“法则”，不仅将其收入《四库全书》，而且刊刻多达20几种。其中鸦片战争后是翻刻的一个高潮，表明当时人们力求从中寻求治军之方、用兵之术。清人还按《纪效新书》等书的军事指导思想实际操练，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多年带兵打仗的薛大烈说：“以戚太保练将、练兵之法及《登坛口授》之语一一遵行之，行则无不效者。”[①k]曾国藩组建的湘军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尽管有很多原因，但其募兵制度、挑选士兵的标准、编制体制、训练思想、军队纪律、作战战术等，或多或少渊源于明代军事思想，不能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民国年间，人们也注意从明代军事思想中吸收治军、作战有用的东西，仅翻刻的明代兵书就有40多种。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仅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各印过五次以上。人们要从明代抗倭民族英雄的著作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以抗击日寇。
明代军事思想在国外也有影响。日本至少翻印过《纪效新书》、《神器谱》、《兵录》等10部兵书。宽政十年（1798年），平山潜子龙在《刻纪效新书序》中说：“夫戚子之书，节制严明，号令严谨，实兵家之规则，行军之律令也。……及今之时，损益此书，变通其事，而兴练兵讲武之要法，振护国保民之伟略，则步伐止齐之兵可见于今日，而于圣贤虑亡之戒思过半矣。”封建时代的日本也要灵活运用明人的学说来“振护国保民之伟略”。
在朝鲜，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设立训练部，用《纪效新书》来练兵；清康熙六年（1667年），又颁行《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令将弁学习，可见其影响之大。
明代军事思想对以往的军事思想有重大的发展，对后来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起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因此我们说，明代军事思想是一座思想宝库，至今人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注释：
①a 《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①b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②b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一《叙寇原》。
①c 西湖逸士：《投笔肤谈》卷上《本谋第一》。
②c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四《练将篇》。
③c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二九《将帅之任》上之上。
①d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六《兵符节制》。
②d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一一《大同镇兵车操法》。
③d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一《胆气篇》。
④d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首《纪效或问》。
⑤d 《徐光启集》卷六《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
⑥d 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二《储练通论》。
①e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四《练将篇》题解。
②e 《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四《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
③e 《练兵实纪杂集》卷一《储练通论》。
④e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一《胆气篇》题解。
⑤e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一《胆气篇·胆气解》。
⑥e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
⑦e 张居正：《张文忠公集》书牍九《答甘肃巡抚侯掖川计套虏》。
⑧e 《徐光启集》卷一《海防迂说》。
⑨e 《正气堂集》卷九《请多调战船》。
①f 《筹海图篇》卷一二《严城守》。
②f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议台官习艺》。
③f ④f ⑤f 何良臣：《阵纪》卷二《奇正》。
①g ②g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首《纪效或问》。
③g 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上《拙速解》。
④g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
⑤g 茅元仪：《武备志》卷五二《阵练制》。
①h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h 《武经七书直解》卷上。
③h 《武经七书直解》卷中。
④h 《大同镇兵车操法》。
⑤h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一《胆气篇》。
①i 吕坤：《安民实务·倡勇敢》。
②i 《正气堂续集》卷七《为伏陈战守要务以备采择疏》。
③i 《明史》卷一九八《翁万达传》。
①j 《筹海图编》卷一二《勤会哨》。
②j 《筹海图编》卷一二《严城守》。
③j 《大学衍义补》卷一五○《守备固圉之略》。
④j 戚继光：《纪效新书自叙》。
①k 薛大烈：《训兵辑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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