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师论文,太平军论文,湘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湘军水师营制与太平军水师营制比较
湘军水师的营制，主要来自明代戚继光束伍练兵成法。曾国藩曾于同治七年上奏指出：“咸丰三年衡州试办水师之始，初非有旧制之可循，亦非能一办而即妥，大抵屡试屡变，渐推渐广。前日所立之法，后日觉其不备而又增之，今岁可行之事明岁觉其不便而又改之。即如因船中无主而始设哨官，因栖止不便而始加雨篷，因巨艇不甚灵活而全用舢板，因弁勇不可陆居而另给座船。若此之类皆履之而后知，试之而后改，逮规模之粗定，遂习惯成常新”〔1〕。由此可见， 湘军水师营制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曾国藩在水师营制的确立上精益求精，苦费了一番心思。
湘军水师创建之初，无章可循，遂参照陆师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营设营官。另设分统和统领，水师统领一直由彭玉麟和杨载福二人担任，分别统御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水师编制前后有异。初创阶段，“凡水师，快蟹船一，营官领之；长龙船十，三板船十，诸哨官领之；合二十一船为一营。”〔2〕一营共计425人。至1854年2月， 湘军水师编成10营，共5000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及五副营。1854年6 月长沙整军时每哨添置官一人，营之为哨，每船即为一哨。1855年，九江、湖口战役后，湘军水师受挫，战船被分割于内湖和外江两处，湘军水师被分成内湖和外江水师两支。其时，快蟹、长龙不能直接参加战斗，仅供舢板弁勇食宿和存储器械、食物之用，曾国藩便将舢板作为湘军水师的主力战船。“咸丰五、六年间，裁快蟹，减长龙为八，增三板为二十二，合三十船为一营”〔3〕，直到1857年初， 曾国藩才宣称：“水师近日以来法制大备”〔4〕。1857年10月， 湘军内湖和外江两大水师会师湖口，总营数已达23营之众，战船500多号，炮位2000余尊。 与绿营之师及太平军水师相较，湘军水师在营制方面有三大特色。其一，湘军水师编制严谨，系统分明：营官领哨长，营以上则辖以分统，分统隶于统领，统领归大帅指挥，上下相维，思谊相孚，临时患难相顾，易收臂使指应之效。其二，湘军水师单独编制，独立作战，不受陆师支配，机动灵活。其三，湘军水师营官虽听命于曾氏，受曾国藩调遣，但在具体作战上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太平军水师初建时分五军，营制与陆军相同。其具体办法是：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或称管长）一人。四两为卒，设卒长（或称百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师帅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管五个师，共管13155人。军帅是一军的长官， 有管理全军的责任。但军帅还不是太平军水师的最高长官，在其上还单独设有水师总制、将军、监军来统帅。战时另由中央派遣监军以上的侯、王等节制水师及陆师、土营各军，统一指挥。后来，太平军水师迅速扩为九军，按实数官兵应达12.8万余人，但“自师帅下，下层水兵，实额不满”〔5〕。九军皆为唐正财调遣。
在营制方面，太平军水师存在着严重的缺限，不仅难以和编制严谨的湘军水师相比，甚至比不上腐朽极深的绿营水师。第一，太平军水师没有建立起一套适于水战的水师营制。第二，现成的太平军水师营制机构庞大，人员臃肿，难以灵活作战。据记载：综计太平军水师一军中，按编制从总制到两司马的正职官及其属官当有4578人。另外，太平军水师以军为作战单位，一军万余人，需船数百条，这样庞大的船队在水域作战，指挥布阵，其不易灵活运用可想而知，且难以阻挡敌人的火攻。第三，太平军水师组织松散，没有必要的分工。太平军水师所有船只都用来载运军队、粮糗和器械炮火，又都做战船使用，每接仗时都命出队打仗，不仅没有炮船、战船、坐船、辎重船，甚至连军用与民用都无区分。第四，太平军水师附属于陆军，水师军帅只有管理训练的权力而无指挥作战的权力，战时由中央派监军、侯、王指挥。这样，便使太平军水师难以把握战机，运转不灵，往往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二、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的武器装备比较
水战的主要作战工具是船与炮。曾国藩深知船、炮与水师成败的关系，他强调说：“水师事宜，以造船置炮二者为最要”〔6〕。 在“造船置炮二者”中，又以造船为“第一先务”，确定将快蟹、长龙和舢板作为湘军水师的主要战船。曾国藩之所以没有选用绿营水师的红单等船，是考虑到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交战主要在长江上，湘军水师船式要适应江河作战。湘军水师三种战船中，舢板船船小，机动性能好，有风张帆，无风划桨，轻便灵活，运转自如，又能穷搜港汊，使贼船无所藏匿”〔7〕，同时，因其船小，目标亦小，且疾驶如飞， 不易被太平军的炮火击中。舢板船这一特点适应了江河作战的自然条件，在与太平军的水战中，施火攻于太平军水师，屡立奇功。后人评曰：湘军水师“肃清东南，称雄天下，以舢板为最得力”〔8〕。
湘军水师在专门研制战船的基础上，又大量购买洋炮，装备水师。曾国藩明确规定水师凡大炮一律采用洋炮，因其炮位大，射程远，威力大。他认为：“两湖旧存及新铸之炮，质恶而匠拙，即二、三千斤重者，其为用或尚不逮数百斤夷炮之远，徒嫌笨重，又虞炸裂。”〔9 〕为使湘军水师迅速装备西洋大炮，曾国藩上奏请求购买外国船炮，他说：“购买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0〕另一方面不惜重金，派人专程去广东购回大量洋炮。湘军凭借船坚炮利，与太平军水师初战湘潭、岳州即见功效，大显神威。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11〕
太平军水师与湘军水师相较，无论船、炮都难以与湘军相匹敌。太平军水师皆以沿江所征民船、商船编成，“逆匪所掳船只，多半湖南炭船，名曰‘小拨’。其身长而窄，棚矮而坚，首尾木板斜耸，高与棚齐。”〔12〕没有分工，座船、战船、辎重船混用。太平军水师初期所用炮皆为土炮，火药质量亦极低劣，往往击中敌船，而敌船却行驶如故。清政府军机处密报上就记载有：“贼船炮亦极平常，且不善施放”〔13〕。太平军后期虽陆续装备有新式火炮，但为数亦不多。
三、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后勤保障比较
曾国藩作为地主阶级的优秀军事家，对湘军水师的后勤保障亦很重视。湘军把粮台设于水次，随军而行，所到之处，兵勇“无米盐缺乏之患，无昂贵数倍之苦”〔14〕，保障了后勤补给，稳定了军心，且适应战时的要求。在攻克天京之役中，湘军水师源源不断地把粮饷、军火、援军运往前线，发挥了重大作用。曾国荃曾称：“恃水师为根本，以水面为粮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孤军深入重地，全仗水师相辅而行。”〔15〕
湘军水师优越的后勤保障还表现在后方船只、枪炮的生产补给上。湘军水师在长期征战中，被太平军水师焚毁的船只亦不少，但往往能及时得到补充，主要得益于其雄厚的后方补给。对此，湖南的大本营给予积极而又全面的支持。除曾国藩设置的船厂外，1854年湖南在籍官员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概等人“始捐资设船局，而黄冕专制炮以应征，军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16〕。在九江、湖口之战中，“彭玉麟等回武之师，一面与贼接仗，一面修整破船，次第完好。”〔17〕三月，湖南“亦发新船百余至金口，彭玉麟募军实之，合旧水军为三千人。”〔18〕曾国藩称赞说：“赖湖南巡抚骆秉章，一力维持，接济船炮，拨给饷项，添募水勇，俾金口水师（外江水师）危而复安”〔19〕。这样，遭受重大损失的湘军水师数月不到，即又恢复元气，重振旗鼓，愈战愈强。
相反，太平军水师不仅战时粮食、军火难以保证，没有设专营后勤机构，就是对于船舶的修理、制造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仅在天京大王庙前设一船厂，且并不打造战船。太平军水师船只来源主要依靠俘获、征用民船。太平天国初时战船万余艘，但经过湘潭、岳州、武汉之战后，被焚船只数千艘，因没有专门的修理厂，破船难以继续使用，新船补给不上，太平军水师日益衰落。
四、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的人员素质比较
曾国藩极为重视水师军官的政治素质和真才实学。只要“才堪治民”有“忠义血性”即可入湘军为官。《中兴别记》曾记载有“曾国藩治乡兵，博求奇士，衡阳常安仪荐玉麟有胆略、可倚任，因劝玉麟请谒，时居母丧未小祥，意欲不出。国藩母丧未终，遣谓曰：‘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玉麟感奋，遂入军焉。”〔20〕彭玉麟果不负厚望，很快成为湘军水师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曾国藩对湘军士兵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提出“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之气者为，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录用”〔21〕。
湘军整体素质高还表现在其严格的训练上。曾国藩不是唯武器论者，他极为重视人和武器的有机结合。曾氏认为：“自强之道，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22〕。曾国藩把“操兵”即士兵的训练摆到了战略高度，强调“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三年之败，……真美人不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23〕他强调军队必须经过“精练勤训”，方能参战。湘军的训练把“训”和“练”分开。“训”的内容又分为“训营规”和“训家规”两个方面。“训营规”又分为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四项，日夜常课七条和营官定期点名、看操。“训家规”可概括为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在“练”的方面，包括“练技艺”和“练阵法”。曾国藩还将水战要求编成歌谣，传唱军营，指导训练和作战，其词曰：“……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斜斜排个一字阵，不慌不忙听号令；出队走得一线穿，不慌不忙听号令；出队排得一络连，慢的切莫丢在后，快的切莫走在前。……第八水师莫上岸，止许一人当买办；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24〕经过严格训练的湘军水师战斗作风凶悍绝伦，士气高昂。
参加太平天国水营的，多是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铁工匠作。这些人虽然擅长驾驭船只，但对大规模水师如何布阵打仗，可谓一点不通。太平军领导集团不重视搜罗水军统领人才，培养水军将领，也不注意水军的编练。太平天国水师首领唐正财船户出身，虽然对于搭桥、运输尚属行家，但是不懂行船布阵之法。由船户转而来的水手不经训练即投入战斗，缺乏起码的作战技能。太平军水师水兵不惯水战，炮手不善施炮，比比皆是。没经严格训练的太平军水师“其实水战诸法，茫然不解”，行军打仗全凭靠船多势众。“行则帆如叠雪，往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25〕据记载，前期太平军水师能放枪炮的人极少。
与湘军水师官兵相比，太平军水师人员素质明显逊于敌方。首先，湘军水师以文官充任统帅，彭玉麟“有胆略”，杨载福、褚汝航等将官均文武全才，精通水战。太平军水师将官整体素质低，堂堂水军统领唐正财竟对行船布阵之法一无所知，重要水师将领林绍璋更是才能平庸。其次，在思想教育上，太平军采用宗教说教的形式，难免有空洞虚伪之嫌。而湘军以中国数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教育士兵，易于激发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再次，湘军水师的训练制度明显优于太平军水师，湘军水师单独编制单独训练，有一整套的水军练兵法。而太平军只重陆师不重水师训练，以至于水兵不谙水战，炮手不知施炮。另外，湘军水师的内部团结也非太平军水师所比。
五、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的战略战术比较
湘军水师的作战战略大致可概括为两点。其一，高屋建瓴，以上制下，先剪枝叶，再拔本根。曾国藩自幼精通史籍兵书，熟谙历代战例，他曾精辟地指出：“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距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26〕，故于创建湘军伊始，就确定了湘军的基本战略：以上制下，先剪枝叶，再拔本根。首先控制长江上游地区，以两湖为依托，然后顺势东下，占据沿江重镇要地，最后一举攻克天京。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区域主要在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地形特征是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奔流不息的长江横贯东西，江水呈阶梯状自然地由西向东流入大海。这就决定水战是敌我双方的基本战斗形式之一，谁占据了上游地区，谁就争取了主动，取得了战胜对方的先决条件。为先剪枝叶，再拔本根，1858年底，曾国藩在提出经略全局的规划时说：“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滁、和，必先围安庆。”〔27〕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进攻天京。1864年，天京的外围，东南的苏、常、杭，均告失守，天京水陆粮路断绝。7月，天京终沦入湘军之手。
其二，水陆相依，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目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兵力歼灭敌有生力量，是曾国藩对付太平军水师的重要手段。1854年4月，湘潭之战，湘军水师凭借船坚炮利， 使太平军水师受重创，伤亡万人之多，上千号战船被焚毁。7月岳州之战， 湘军营官杨载福率舢板绕至太平军水师之后，乘风放火，太平军战船被毁100余只。 10月，武昌之战中，太平军水师损失最为严重。10月12日，曾国藩率水陆军自金口沿长江三路齐下，直抵鹦鹉洲，太平军船只300余艘被毁。13日，湘军进攻汉阳、汉口，太平军船只300艘又被焚。至此武昌江面的太平军水师尽为湘军水师消减，船只被焚者共达1000余艘。经过湘潭、岳州、武汉一路损兵丢船，太平军水师如急流直下，势力大减，士气低落。而接下来在田家镇——半壁山会战中，湘军水师放火焚烧太平军水师战船4000余只，太平军水师主力丧失殆尽。曾国藩也极为重视水陆相依，协同作战。1856年武昌之役，湘军水师炮船封锁江面，并与陆师配合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内困武昌守军，外抗石达开援军，终于于年底攻克武昌。1858年九江之役亦然。
湘军水师在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的基础上，在与太平军水师的交战中，所采用的战术也十分灵活。1854年7月21日， “褚汝航等进泊石湖，亲驾小船前往君山一带，探明虚实，见贼舟湾泊甚多”〔28〕，遂返回，商定在君山、雷公湖等处预先设伏，然后以小艇诱敌出而攻击。23日夜，彭玉麟设伏于君山南岸，杨载福埋伏于雷公湖上游，夏銮等舟行距港不远，太平军出战，“夏銮所部开炮一周，转头佯败而走。该逆不敢出追，我军转头开炮，彼此相持，突遣舢板数只斜趋入港，贼蜂拥而出，舢板复佯却，逆舟左右攻围。其时，杨载福伏兵先起，抄贼之尾；彭玉麟君山伏兵继起，拦贼之腰；褚汝航坐船亦到，并力合攻”〔29〕，大败太平军水师。
太平军领导人在整个战略上也注意到了控制长江上游的重要战略意义，主张以上制下，水陆协同，巩固天京政权。洪秀全“舍粤不顾”长驱直入，“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胜利后，即于1853年5月19日， 发兵西征。太平军水师西征，向安徽、江西和两湖地区发展，扩大上游地区控制范围，在整个战略上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太平军领导人没有上下统一，自始至终、坚定地把既定的战略方针付诸于战争实践之中，也没有从战略的高度真正认识到水师的重要地位，把力争上游优势，重视水师建设作为全局性问题来考虑。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受重大挫折，由盛而衰转入了后期防御，新提拔的年轻将领李秀成重下游，轻上游，专事苏、杭。太平军水师日衰，长江江面控制权易手，使湘军水师得以顺流而下金陵，苏、杭亦不保，这是太平军后期战略的重大失误。
在战术上，太平军水师因战斗力不强，难以独立作战，故相当重视水陆协调一致，但多为水师辅助陆师进攻，不象湘军每战以水师为先锋，陆师辅之。太平军水师配合陆军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胜利。1853年5月武昌之战，连搭三座浮桥，人马来往，如履坦途， 长江中游险要遂为太平军所控制。1853年太平军占领扬州后，在扬州附近江面以铁索、木板架设浮桥，清方水师战舰为所扼。在战术上，太平军水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避匿不出”、“避敌锋芒”的疲敌策略在九江、湖口战役之中也曾获得过重大的胜利，给湘军以沉重的打击。1855年，石达开针对湘军水师兵骄将疲、求胜心切的状况，采取“坚壁固求”，用小部队袭扰敌人，寻找歼敌良机。1月29日，引诱湘军水师120余只轻舟冲入鄱阳湖，然后迅速在湖口设卡筑垒，把湘军水师切成内湖、外江两段，致使湘军水师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然而极为遗憾的是太平军水师既没有乘胜追歼湘军外江水师，又未趁其内湖水师士气大落、供给困难之机，歼其大部，而使之保存完整，迅速卷土重来，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
注释：
〔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6。
〔2〕〔3〕《湘军记》第345页。
〔4〕《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42页。
〔5〕《贼情汇纂》卷5。
〔6〕〔10〕〔1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1。
〔7〕《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第20页。
〔8〕《湘军志平议》第180页。
〔9〕《曾文正公书札》卷5。
〔12〕〔13〕《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卷1。
〔14〕《曾文正公文书札》卷3。
〔15〕《曾忠襄公书札》卷3第34页。
〔16〕〔18〕《湘军志·水师篇》。
〔17〕〔1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6、卷7。
〔20〕《中兴别记》卷9。
〔21〕《曾国藩杂著》卷2。
〔22〕〔23〕《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42页。
〔24〕《湘军记》第352页。
〔25〕《贼情汇纂》卷5。
〔26〕《曾国藩全集·奏稿》卷4。
〔27〕《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3。
〔28〕〔2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