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看“一国两制”的开创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创性论文,一国论文,本质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邓小平同志从1993年起，多次谈到在中国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即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台湾、香港以及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异常大胆、新颖、颇具开创性的设想，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多年探索的结果。
一
以本世纪60年代为界，世界历史演奏着两个十分不同的旋律主题。在60年代之前，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在60年代之后，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虽然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不乏和平与发展的萌芽，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也时时出现战争与革命，但就这两个时期的基本特征而言，是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正是这两个明显不同的时代主题，规定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两种不同的认识。
以往我国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基本上是从生产关系出发并以生产关系为准绳的，即：社会主义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实现按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社会产品；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磨擦，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自力更生的主导方式。如果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自力更生）。毫无疑问，这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的初期是基本正确的，其在初期的带有恢复性质的粗放型经济建设中也收到了明显的效应。
但是，战争与革命时期严峻的意识形态对立，迫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不得不更多地从生产关系方面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60年代前后，当我国经济完成了恢复任务，开始进入集约化的现代高科技、大市场的发展时期时，由于计划体制的束缚和小农意识的干扰，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徘徊不前；加之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封锁又加重了我国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意识，进一步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战争与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以注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忽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特征的。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当60年代以后世界步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时，我国的社会主义仍然固守着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并且把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界定进一步提高到意识形态敌对性的程度，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内反对、批判并铲除与传统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的东西，以致发展到“文革”十年动乱，造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社会后果，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竟没有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使社会主义蒙上了一层“贫穷的”色彩。
可以看出，从生产关系界定社会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本质论有着三个特点或三个基本缺陷：第一，它主张意识形态的敌对性而反对意识形态的可相容性；第二，它主张计划体制而反对市场机制；第三，它主张自力更生而忽视对外开放。第一个特点是其最基本的方面，它规定了第二、第三个特点。在意识形态敌对性的思想指导下，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的敌对性，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
“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因为它违背了社会主义要让人们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的根本目的。然而，要改变“贫穷的”社会主义的现状，需要扭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而要形成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又需要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的时代主题。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严密观察，邓小平早就注意到时代主题的交换。他在1985年说：“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2页）既然和平将成为世界的主导趋势，那么世界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因此他多次谈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同上，第44页）“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同上，第96页）邓小平不但觉察到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到和平与发展，而且特别提出发展问题是时代两大主题“十分突出的核心”。
早在1979年底，注意到世界主题转换的邓小平就适时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实现四化的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纲领；传统社会主义本质论有悖于世界的时代新主题，已给社会主义带来很大危害，因而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求确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认识。经过多年的探索，邓小平终于在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就是解放被旧制度（如旧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旧体制（如新中国从1958年到1978年间形成的僵化了的经济体制）所束缚的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的自然后果就是发展生产力。两极分化是剥削的产物，消灭了剥削就可消除两极分化，消除了两极分化，也就可以达到共同富裕。
可以看出，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首先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其实质是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其中，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归宿处。与此同时，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没有舍弃生产关系，它以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突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征。所不同的是，为了从出发点达到归宿处，则需要采用一切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方式、方法、手段和体制，就目前的情况看，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的形式，因而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国树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市场经济指的是经济活动的世界市场化，脱离开世界性的市场是无法实现市场经济模式的，因而要树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就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即邓小平反复提倡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如果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新时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共同富裕。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步发展，证明了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正确性。
如果比较一下传统的和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会发现，从生产力角度界定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有着三个特点或三个根本优点：第一，它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敌对性，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可相容性。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就需要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资本投资和先进的组织管理经验，要实现这些，就应当淡化意识形态的敌对性，绕开政治问题，加强经济联系。第二，它主张市场经济体制，反对高度集中的取消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最充分的状态，它的边际效益和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基本要求必然导致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经济形态阶段。第三，它主张对外开放，反对以自力更生为借口的半闭国门、自我封闭。市场经济的表现方式就是经济联系的市场国际化，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但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资金和管理方式，而且生产出的产品也要进入国际市场，加入国际贸易体系。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其最基本的方面，它规定了第二、第三个特点。只有淡化意识形态的敌对性，才有可能与拥有技术、资金、管理方式和贸易市场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对话和开展经贸联系。
由是观之，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特征的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主张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可相容性，则是体现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正是出于由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产生的意识形态可相容性的思想观念，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
二
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为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然而，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又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国际问题，那么，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新时期，应该如何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邓小平认为，这一处理方式就是“和平共处”。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手段。”（同上，第38页）为什么解决世界上的争端要采取和平方式而不用战争手段呢？因为“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解决”。（同上，第39页）所谓新问题，即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出现的争端问题。既然各国人民向往世界和平，要求发展经济，那么出现的争端问题就不应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否则就会危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定，妨碍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此，和平的解决方式就成为最佳的选择。如果把和平地解决世界争端的方式上升为一种世界各国都来遵守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和平共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同上，第84页）
和平共处的精神实质就是世界各国以维护和平、避免战争的态度来处理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争端问题，其基本的解决办法是政治谈判，即撇开发动战争的动机，通过双边甚至多边的、一次又一次的外交斡旋和政治调节，促进争端达成各方相互妥协又基本满意的解决。和平共处对国际国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际上，它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得以维持深化的保证；在国内，它是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得以实施和体现的保证。因为，“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同上，第112页）没有和平共处，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和安定；没有和平共处，也就没有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坚定不移地遵循和执行和平共处的对外关系原则，关系到世界和平和国内建设的安危。
与此同时，和平共处并不能完全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意识形态的区别和对立。就当今世界而言，社会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家，由于苏联与东欧的演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又明显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在与世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中应该如何处理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呢？可能的选择只能是：在遇有争端的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度以不破坏和平共处为限，具体说来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做到不致于引发国家关系的破裂、政治谈判的中断，以致于影响正在发展和可能发展的经济联系，否则，就需要适当弱化意识形态立场。坚持和平共处的限度则要以不完全取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限，具体说来就是，坚持和平共处，必须做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致于遭到损害，以致于引起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和瓦解，否则，就需要适当强化意识形态立场。因此，我国主张和平共处原则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淡化和强化的统一，即在不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下，灵活地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坚持的关系。
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是一场以和平的方式开展的经济竞赛。和平共处并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意识形态的对立又以和平共处的方式存在，因此，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要想在世界上立脚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在和平共处中以经济发展的成功而成为胜利者。意识形态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是否优越、是否具有先进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归根到底取决于这种制度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能否最终成为同时代社会制度中最高生产力水平的体现者。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开始就建立在远远低于同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上，虽然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呈现着较高的速度，但要赶上和超过同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因此，在和平共处中进行的经济竞赛，我国的社会主义着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形势应当说是十分严峻的。
正是和平共处中经济竞赛的严峻形势，显示了邓小平从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意义。邓小平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同上，第84页）又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同上，第46页）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大陆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台湾（以及澳门）和平共处，并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国，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
这一设想的开创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它表达了不同制度下的中国人要求统一的愿望。统一的炎黄子孙分离为不同的政治实体并相互充满敌意，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长期分裂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实现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而“一国两制”的提出则为这种统一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二）它为不同制度下的中华民族政治实体的统一提出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中华民族的分裂是一个历史事实，对此，邓小平说：“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就是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同上，第57页）既然各是政治实体，那么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就“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同上，第17页），而是和平统一，在各自保留原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中国的统一。这一方式显然各方都能接受。（三）它适应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时代需要。确立了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我国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加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或海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台湾、香港是亚洲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员，它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一定的高新技术，因而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地区；由于同是炎黄子孙，有着深远的血缘情感，较易产生经济联系；加之地理上的接近等条件，使得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澳门）的经济开发和合作成为势不可挡、易于促成的事情。近年来我国吸引的外资以台湾、香港地区为主以及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主要转口于香港的事实，就是充分的证明。因此，不改变台湾、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但对保持台湾、香港的继续繁荣是必要的，而且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也是必要的。（四）它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国际范例。国际上的国家、地区争端很多。中国“一国两制”的成功可以产生很有影响的示范效应。对此，邓小平说：“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的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同上，第47-48页）“一国两制”不但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宽广胸怀，也是对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显然，“一国两制”众多的开创性意义中，第三方面尤为重要，它是其他方面得以发生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硕果之一。在传统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观念下，是无法想象“一国两制”的，只有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能产生“一国两制”的设想。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就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而国内问题的和平解决是首先的一步；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就要实行对外开放，而台湾、香港等新兴工业化地区由于血缘情感的联系，必然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首选地区；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就要进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而通过台湾、香港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相联系，我国可以更为顺利地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可以说，“一国两制”是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对外关系的生动体现，是对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
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新时期与我国在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新实践的结合，突出地显示了我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的重大意义，“一国两制”则为“和平共处”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最佳方式。以“一国两制”的设想解决国内问题，并进而以其隐含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原则去解决国际问题，由此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这就是“一国两制”设想的开创性意义的集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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