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带来了论文,中国足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后来京赴赛的英格兰、意大利3支劲旅在京所进行的3场比赛已经过去了，但在这3场比赛中，中国国家队、北京国安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求胜欲望、敢打敢拚的气势和简练实用的技战术至今仍然是球迷们和首都舆论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当然，仅仅依据3场比赛的胜负就断定中国足球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似嫌证据不足，但在获胜之后仍然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亦不足取。这组专题旨在陈述职业化的足球改革到底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这种改革探索对我国的各项改革事业有无启示和可资借鉴之经验？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是否已臻完善？有“世界足球王国”之称的意大利足坛，为何偏偏对本来藉藉无闻的中国球队发生了兴趣？树大叶茂的意大利职业足球，对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有何参考意义？
入夏以来，北京球迷似乎度过了一次足球狂欢节：先是今年欧洲优胜者杯的“新科状元”、英格兰劲旅阿森纳队以1:2败给了北京国安队；接着是去年曾以2:4败于中国队、今年尽遣精锐发誓雪耻的桑普多利亚队，以1:3再次铩羽而归；旋踵之间，去年以0:2败给北京国安队，今年以世界级大牌球星组成超豪华阵容志在复仇的意大利铁军AC米兰队，90分钟内与国安队分不出胜负，最后靠点球险胜。面对这种可喜的战绩，以感情狂热奔放为主要性格特征的球迷们焉能不为之欢呼？
中国队员充沛的体能，惊人的速度，顽强的斗志和简练实用的技战术，赢得了对手的尊敬，也赢得了远隔重洋的意大利球迷和舆论的称赞。一时间，京人街谈巷议，皆是足球，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十数年来，梦魇般的、近似民族压抑般的中国足球情结的情感煎熬，似乎在京城的上空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国足球骤然燃起的希望。球迷们坚信：照这么踢下去，中国足球大有希望。
当然，伴随着中国足球屡战屡败而历经十余年情感锤炼的中国球迷，并未因几场眼前的胜利即忘乎所以，大喜并未淹没理性的思索：为什么球员还是那些球员、教练还是那些教练，而昨天溃不成军，今日却气势如虹、雄姿英发。
此间圈内人士指出，这种变化，应归功于近两年来所实施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成功探索。
人们不禁要问：职业化难道真正灵验如斯？它给中国足球到底带来了什么？它给中国的各项改革大业带来了哪些可资借鉴的启示？
“要对得起球迷”。昨天的一句标语口号，今天变成了球队和球员视为生命所系的质量意识。
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北京国安队在与国外的强大对手交手之前，教练员、运动员赛前都表示，“无论胜败如何，一定打出气势，要对得起球迷朋友们”。在赛场上，中国队员们不惜体力、满场飞奔，对对方有球队员进行凶猛的围追堵截，敢打敢拚，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敢传敢突，充满自信。中国队与桑普多利亚队交手时，中国队员无论是体能、速度、还是气势上，都胜出对手一筹，整场比赛，中国队占尽了场上优势；而北京队与世界劲旅AC米兰队90分钟踢成0:0之后，世界级巨星巴雷西、马尔蒂尼、德塞利等人累得以手支地，直不起腰来。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评价说：“他们在打意大利甲级联赛时，也从来没有累成这个样子。”中国球员的场上表现，岂止对得起普通观众？圈内行家也赞誉有加。
而在前些年，中国队每逢与境外球队比赛，亮相之时也言必称“要对得起球迷”，然而，球员们在场上“站着防、走着踢”，一遇强队就脚底发软，溃不成军，有时碰到弱队也无计可施，甚至阴沟里翻船的表现，何曾对得起球迷？
权威人士指出，以前，球队是“国家花钱、球迷娱乐”的表演性文体单位。在这种体制下，球员只是拿固定的国家工资而为球迷作足球表演的演员。反正是国家拨款，球踢得好不好，对不对得起球迷，关球队、球员何事？而现在的各足球俱乐部，则是“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而这一实体所经营的核心产品，便是球员和球赛。这一产品质量如何，只能靠赛场来体现。于是，竞赛质量的高低，球员质量的优劣，必须到赛场上经受万千观众的评头品足，甄别鉴定。而球队、球员的价值，只有靠其在竞赛场上的表现才能体现出来，只有靠球迷的认同来结算。球迷才是足球产业的市场核心要素。只有对得起球迷的球队、球员，只有对得起球迷的竞赛，才能令球迷甘愿掏腰包买票看比赛，甚至不惜重金、乘坐包机，千里、万里相随，只是为了看自己的偶像或球队的一场或几场比赛。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启动之时，足协官员在联赛前曾豪气千云地提出“一定要把观众请回来”，但其内心，恐怕是没着没落的，因为当年的甲A联赛是在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再度失利后不久鸣哨的，球迷们当时对职业化的态度还是个未知数。而在此之前的国内足球赛，上座率大都不到三成，有的场次甚至出现了看球的没踢球的多的冷清场面。依照惯例，这个时候的联赛，常常是拉也难得把球迷拉进赛场的。
然而，联赛一开场，赛前的种种顾虑立刻烟消云散。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甲A联赛现场观众共达217.6万人次，平均每轮（共6场比赛）11万多人，如果加上电视观众，估计总人数会超出亿人。最火爆的成都赛区，上座率达到95%。这在世界足坛上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四川球迷还创造了球迷包机赴客场为本队助阵的佳话。1995年，四川队受惠于本地球迷的表现，被足协派往泰国参加“泰王杯”。四川球迷自发派出108人为代表，出国为本队加油，开了中国球迷出国助阵的先河。
6月8日，当中国队以3:1力克来访的桑普多利亚队之后，一位花300元才买到一张高价票的球迷高呼过瘾，“花再多的钱也值了。”
从产业化的角度来看，没有球迷就没有足球产业，足球运动就是球迷运动，从“体育运动”到“观众运动”，这便是世界职业体育发展的轨迹，中国体育以足球为突破口的产业化改革探索，正因球迷的热情应答而显示出了广阔的前景。甲A中的一些强队，正因为有了大批稳定而忠实的球迷，才能获得可观的门票、广告、出售电视转播权、出售纪念品等全方位的产业效益。这也使教练员、运动员们真正懂得了，球迷才是足球的上帝，球迷才是球队、球员和足球产业的衣食父母。因此，为了球迷，教练得自觉提高自己的领军作战水平，球员得自觉提高自己的技战术素质，比赛得比出令球迷满意的质量。“要使球迷满意”，这句昔日表态式的标语口号，如今已化作一面质量意识的大旗，高扬在中国绿茵场上，激励着球队和球员们忘我拚搏，顽强争胜。在亿万球迷的逼视下，“假冒伪劣”的教练，滥竽充数的球员不可能有市场，不可能有饭碗，假冒伪劣的比赛会激发球迷的切齿愤怒，也会招致足协的严厉惩罚。正是亿万挑剔的球迷和球迷的挑剔，促使中国足球倾尽全力地进行着艰辛的质量提升，促进着中国足球的核心产品——球员，不断提升着自身的竞争力。
我们“提高全民质量意识”已经高喊了好几年，人民群众对假冒伪劣产品已是千夫所指，“质量万里行”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舆论监督行动也进行了好几年，然而，我们的产品质量至今仍不容乐观，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依然查不胜查、打不胜打，一不留神便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中国足坛的质量意识的提升，我们不难找到解决质量问题的相关环节：一、产品的生产者是否像球队和球员那样视产品质量为生命呢？二、我们的质检部门和广大消费者是否像球迷之于足球那样，以全部的激情投入地关注着产品的质量？三、我们的消费者协会是否像中国足协那样认真对待每一起投诉，对假冒伪劣现象绝不姑息手软？四、我们的各级领导能否像中国体育界的领导之于足球那样，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己任，摒弃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采取有力措施促使各项产品堂堂正正地在全国市场上，世界市场上一较高下？而所有这一切，可以归结于一点，那便是持久的激情和执著的认真。正是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0余年来持久的激情和执著的认真，才使得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道路初显魅力，才使得中国足球的质量有了提升。而任何事业要想求得发展和进步，没有激情和认真是不可能达到的。那么，对待与我们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息息相关的产品质量，应当如何呢？
“练练练！”昔日教练催命般的命令，今日变成了球员的自觉行动。球员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首要成果，是足球质变的发韧点。
四度冲击世界杯，四度吞咽失败的苦果。为了中国足球早日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足球学习南美，不灵！学习意大利，也不灵！花25万美元年薪聘请世界足球强国德国的著名教练施拉普纳来执教，还是不灵。1994年，中国足球在经过4年时间的酝酿论证之后，毅然走上了职业化的改革之路。
1994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457名甲A球员中，有42人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失去了参加联赛和重要国际比赛的资格。这42人还未能乘上职业化的战车，便在气喘吁吁的12分钟跑之后品尝了一年之内没有职业的滋味，他们长达一年地当了职业化的首批“不合格产品”，其中包括数位原国脚。
而对更多的球员而言，职业化为他们提供的不是一条窄胡同，而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广阔天地。去年年终总结算，甲A冠军大连万达队主力队员的奖金高达30万元之巨。其余俱乐部球员的年收入也普遍超过了往年。一俟今年转会潮起，黎兵、马明宇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分别拥有60万元和40万元的身价。这种身价，在足球强国固然不值一提，而在低收入的中国，这种身价在任何职业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足球改革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球。职业化的本质就是要确立一种职业关系。当中国足球的市场化、球员的职业化的新规则确立之后，每位球员无一例外地必须以自身才华所具有的价值来进行职业认同。正是在这一点上，球员在足球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凸现出来了。球员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其对于整个球队的竞争水平，首次摆在了价格的天平上。职业化在确立球员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烈地刺激了球员主体意识的觉醒。从这层意义上说，职业化无异是中国足坛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便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首要成果，便是中国足球质变的发韧点。
“练练练！”在中国教练、洋教练催命般的口号下，中国球员被练成了一滩在关键时刻总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而症结之所在，便是在先前的体制下，球员的质量，并未以价值来确立其与足球的关系，练与不练差别何在？是教练在“要我练”，练他个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又何妨？练不好除名？拜托您了。工作、婚姻、大学文凭还没有着落，我早就不想干了。而职业化的战车一经启动，一条“我要练”的机制便建立起来了：体能测试不过关意谓着一年失业，那是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代价；主力球员与替补队员之间，收入有着天壤之别；打胜、打平或失利，奖金就是不一样；在赛场上玩猫腻，打假球或作风粗野，得到的将是巨额罚款、甚至降级、禁赛的严厉惩罚。
1994年，北京国安队在甲A联赛结束后名列第8，其俱乐部负责人刘文雄仍然认为，球员的“职业意识在市场的教育下增强了”。
这一点，在今年联赛前的身体素质测试中可以得到印证，“不合格产品”不足10人，比去年大幅度降低。
在1994年度，中国队先后战胜了意大利甲级劲旅桑普多利亚队和德国劲旅斯图加特队，并夺取广岛亚运会亚军；北京国安队力克号称“不败之师”的AC米兰队。今年，国家队再次战胜桑普多利亚队，北京国安队力克英格兰劲旅阿森纳队，与重访的AC米兰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平手。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考察，不难验证中国足球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对甲A联赛水平在实行职业化后较之以往有所提高的肯定评价，“具体表现在，球员在精神上比以往更加投入、比赛更加激烈，技战术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职业化的进程中，中国球员在精神面貌上，敬业精神上，经受了一次洗筋伐髓式的洗礼，他们从昔日由人供养的“少爷”摇身一变成了操纵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在告别旧体制和旧机制的同时，自觉接受了一套比旧体制更严格，竞争更激烈，时刻存在失业风险，而又能充分证明自身价值和主体地位的新体制、新机制。
正是在这套新体制、新机制下，中国球员、球队，和足球比赛，走上了一条靠质量求生存，靠质量求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
权威人士指出，以新体制、新机制给中国足球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为视点，来审视我们的各项改革，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在市场经济为前提下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以价值规律重新确立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的职业关系。而这种关系一经确立，能否承受一整套更严格、苛刻，更能激发从业者的创造热情和敬业精神的新体制、新机制来进行规范管理就显得更为迫切。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多地将注意力和理解力放到对严格、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上来，并作好在新旧体制转换的阵痛中承担责任和牺牲的准备。这种准备跟足球运动员一样：技能就是饭碗，没有技能就没有饭碗，技能不好饭碗就不牢靠，收入也不会丰厚。
“友谊赛”、“表演赛”结束了，对中国足球真正严酷的考验——奥运会预选赛鸣哨在即。夺得女足世界杯第四名的中国队回来了，但掌声和鲜花寥寥无几。“重男轻女”对中国足球是福、是祸？女子足球注定成为被职业化遗忘的角落？
尽管国人给今夏的中英、中意之间三场足球比赛冠以“对抗赛”的字样，但在外国人眼中，这仍不过是“友谊赛”、“表演赛”。圈内行家和境外舆论界认为，欧洲球队在打完激烈紧张国内联赛和欧洲三大杯赛之后，球队和球员都出现了普遍的疲劳和厌战情绪，在两个赛季的间歇期间，球员的休整、休假是尤为重要的。而他们在此期间出席一些无关紧要、而又报酬丰厚的邀请赛、友谊赛，是一种不仅免费，并且能赚钱的旅游度假，此等好事，他们何乐而不为？而这类赛事，很难刺激起他们发狂的求胜欲望，也难以让他们引起像重视国内联赛一样的重视程度。
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的球队赢了球，中国球迷就该欢呼，就该尽情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球队的胜利，毕竟，中国足球能令球迷们欢呼雀跃的时刻并不多。若要想使中国球迷发出货真价实的欢呼，那么，我们还得从竞赛性质上，建立起货真价实的国际比赛制度。
日本一年一度的“丰田杯”、“麒麟杯”，是货真价实的世界水平，日本队在“麒麟杯”中经受着货真价实的锤炼，“美国杯”亦是具有世界水平的杯赛。以前中国也有类似的锦标赛或称杯赛，但时至今日，“长城杯”却停了哨，“戴拿斯杯”也没有了动静。从近两年我国所举行的邀请赛、友谊赛来看，国内有实力的财团在进行经营性的比赛上是舍得投资的。那么，有关部门能否说服这些财团从切实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出发，设立高额奖金、货真价实的国际杯赛呢？杯赛与友谊赛、邀请赛的区别，在于前者与后者同样设有巨额奖金，但在前者，参赛队必须夺得锦标后才能获奖，在后者，则是只要来了就会有奖。可见，要让来华参赛的外国强队使出看家本领，前者是优于后者的。这类杯赛，可以分为两个档次，一种是国家队，一种是俱乐部队。而且，中国足球的竞赛对象，似应将重点放在亚洲强队身上。毕竟，我们仍未“冲出亚洲”，在这种阶段上，多积累与亚洲强手比赛的经验，似乎更显重要而且必须。
转眼之间，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就要奔赴4年一度的奥运会预选赛赛场，这是对中国足球真刀真枪的考验。谁也不敢担保，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的重任，不会落在这批年轻球员的肩上。因此，中国足球的领导人，日前几乎悉数飞赴昆明海埂基地，去督促国奥队时间并不算充裕的最后一次赛前集训，可见其重视程度。
令人不无忧虑的是，与此同时，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女足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的中国女足姑娘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归国了。国内舆论的冷淡反应，透露出中国足坛、体育界、舆论界在足球上“重男轻女”的倾向并未得到多少改变。这种状况是福、是祸？
80年代初，中国女子足球起步伊始，就一举登上了亚洲的王座。1985年举办全国女足锦赛时，参赛队伍已达到35支之多。而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各地全面实施奥运战略，全运战略，对包括女子足球在内的非奥运项目或集体项目大举削减。蓬勃发展，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女足运动因此而滑入了低谷。全国女足队伍由原来的30多支迅速下滑到目前的11支，运动员由原先的千余人减少到目前的200来人。
山东女足主教练娄序程说，目前中国女足不景气，一是队伍少，二是经费少，三是人才少。1994年赴海埂冬训，山东队平均每人训练经费才400元，这还是经过多方努力才争取到的。球队在基地付不出伙食费，打了借条才得以到贵阳参加1995年的“神奇杯”比赛。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窘境下，中国女足仍然在1991年广州主办的首届世界女足锦标赛上夺得了第五名，1993年，中国队还夺得第一个世界性冠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足冠军。
西方有句谚语，“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已经取得进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入场券的中国女足这只在困境中奋飞的凤凰，已经面临着折翅难飞严重的惨祸。在她们取得世界杯第四名的佳绩的时候，我们在对她们在逆境中顽强生存，在营养不良的状态下开花吐蕊的旺盛生命力高声礼赞时，更为迫切的，是要为这些为中国足球奉献了青春和汗水的巾帼英雄们提供切实的援助。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女子足球，不应该是被职业化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