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推广“热”的“冷”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也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1997年，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九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提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2000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把每年的12月定为“全民读书月”。2009年11月，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原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办，深圳市委、市政府协办的“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经验交流会”在深圳举行。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第一次写进党的政治报告。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相继举办“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等活动，阅读推广活动“范围扩大、时间延长、影响提升”，逐步形成“政府倡导、社会支持、媒体推动、专业运作”的模式，可以说形成了全民阅读推广“热”。总体而言，我国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效果也十分明显。但这并不是说毫无问题可言，不需要我们反思了。恰巧相反，“我国政府在促进国民阅读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如何做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仍然需要我们对全民阅读推广“热”做些“冷”思考，讨论一下有哪些方面还存在误区，或者需要改进。在笔者看来，当下我国全民阅读推广存在以下10个误区或问题。
1.阅读权利意识不够强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明确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公共图书馆应该保证市民获取各种社区信息，使社区每一人都能确实得到图书馆服务。”可见，国际社会把阅读视作公民的一种权利。政府组织在为推广阅读的过程中，一定要牢记国民具有自由阅读的权利，一定要树立保障阅读权利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的施政理念。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人身自由，阅读自由则是人身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阅读自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每一位公民享有阅读自由权。这种意识在当下中国不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国民个体层面都不够强烈。社会应当为国民个体具备基本的阅读素养、开展独立自主的阅读提供保障。就国民个体而言，维护自己的阅读自由权是人生的一种态度。国民个体应当要求社会为自己提供阅读自由的条件，同时为阅读自由而努力实践。
2.财政投入存在不足
对政府而言，促进国民阅读的根本措施，还是要加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仅就公共图书馆或社区学习中心而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非常大。美国有9000多个公共图书馆系统，大约有16 500座公共图书馆，68％的美国人拥有读者证，每年大约有14亿人次到馆访问，比持Visa的人和到麦当劳的人数量都多[2]。在美国，公共图书馆主要由财政税收支持，设立管理委员会，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和提供服务。有统计表明，中国在图书馆上花的钱仅占GDP的0.01％左右，是美国的1/10。如果按照人均计算，美国的图书馆开支是中国的120倍[3]。
台湾作家、出版人高希均说：“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教育支出太多而导致财政崩溃；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国家是现代的，教育是落后的。”的确如此，推动全民阅读的根本动力就是读者的阅读需求，而阅读需求是需要发达的教育事业作为支撑的。尽管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斐然，但是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尤其是喊了多年的素质教育还未得到真正落实。在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的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读者，其阅读习惯往往会出现畸形。教育类技能类的阅读盛行，而传统文化等修养类阅读受到冷落，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全民阅读工程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活动，需要投入较大财力并持之以恒地开展。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多促进国民阅读的措施，包括将全民阅读提升为国家重要文化工程、设立国家阅读基金或国家阅读专项资金、发放购书券拉动图书消费、发展农家书屋、扶持实体书店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没有投入就想深入推广阅读，是很难实现的。加拿大政府曾经为独立书店购置电脑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这是多么实在的举措。
3.社会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发挥不够
“9·11”发生当天，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给小学生读《我的宠物山羊》。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理事长海因里希·克雷比施说：“给孩子读书和讲故事，是最不复杂也是最合算的对未来的投资。”在德国，有200多个促进阅读的社团组织，其中成立于1988年的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其历任名誉主席都由德国总统担任。在挪威，为了让12～15岁的青少年保持对图书的兴趣，顺利度过青春期，政府官员和社会名人经常到学校，组织中学生举行隆重的阅读仪式。韩国总统朴槿惠认为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使她“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这直接带动了该书的销售，可谓极好的阅读推广。
社会公众人物的表率、引导和示范作用会激发民众的读书热情，是阅读推广应该加以发挥的。同时，推广阅读应当是社会公众人物的职责所在。应该说，从最高层的社会公众人物看，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们对全民阅读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但除此之外，广大政府公务员、文体明星乃至学校领导的阅读行为和率先垂范，总体而言还存在颇多不足。“各级领导人应该亲自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建议国家领导人和各级主要领导每届任期内至少一次到校园与学生一起读书，以推动全民阅读。”[4]在笔者看来，这也是非常实在的建议，实施起来不难，也不用财政投入，但现实情况是不尽如人意。
4.阅读推广活动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
阅读推广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不能仅仅停留在专家呼吁、政协委员提建议的层面，是需要做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的。只有在制度的规约下，阅读推广活动才会扎实有效。
美国为了激起国民阅读的更大热情，陆续推出一系列阅读计划和法案。美国政府1995年再度提出“学童读写”运动；1997年克林顿政府提出“美国阅读挑战计划”；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阅读卓越法》；2001年布什政府提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将“阅读优先”作为政策主轴，并推出了“阅读、阅读再阅读”计划，在该法案中，提出“经费补助”与“师资培训”的方式提高儿童阅读能力的阅读优先政策。英国的图书出版社不用纳税，法律规定其盈利必须用来扩大再生产，扶持文化科学事业。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德国政府不仅免征书店的所得税，还在增值税上给予书店优惠。以色列虽然人口少，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但即便在军营，每个人也要读完50本书，并有专门的老师来指导阅读。2006年11月，在时任总统普京的支持下，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和俄罗斯图书联盟共同制定并发布《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日本政府善于利用政策、立法支持国民阅读的推广。1999年8月，日本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把2000年定为“学生读书年”；2001年1 1月制定《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规定了读书活动的理念，明确了国家、地区和公共团体在读书活动中的责任。韩国1994年颁布《读书振兴法》，2009年推出《读书文化振兴法》。新加坡政府提出“天生读书种、读书天伦乐”。从2001年11月开始，新加坡婴儿出生时，医院的护士叮嘱产妇的事项中有“如何读书给婴儿听”一项。
近年来，我国不少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提出多种对策建议，提出将促进国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朱永新认为，要将阅读提升到建设民族共同思想基础和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实力和营造全社会共同精神家园的国家战略高度上，重新审视推动全民阅读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在两会中，曾有政协委员提出，进一步完善全民阅读主管机构，推动设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研究制订国家全民阅读中长期规划；制定《国家阅读大纲》，推动全民阅读国家立法，设立国家阅读节或全民阅读日；建议将市民阅读状况指数纳入文明城市指标体系，以真实可见的数据记录居民阅读情况的发展变化，以量化可靠的指标反映该地区公共阅读环境的建设情况，进一步改善市民阅读状况，提高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水准。这些建议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由政府主导文化发展的思路有待商榷
文化发展与全民阅读密切相关。一个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社会，一个追求创意、崇尚文化的社会，其全民阅读的氛围必定是浓郁的。文化创新与发展不仅可以为全民提供新的作品，而且也会激发全民的阅读需求。
现在，政府主导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发展文化产业政府最积极，政府甚至直接主导国有企业的投资，以拉动文化建设。遗憾的是，这是一种传统的发展思路，但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政府直接主导的经济活动在全世界都已被证明是低效率、低效益的。我国的文化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激发市场的活力，依靠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应该向民营企业开放。祝君波曾提出疑问：“在一个日趋开放的时代，我们有多少理由长期把民企排在文化和出版活动之外，又有什么理由长期以‘买卖刊号和书号’为由限制民营的文化、出版企业？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领导之下，今天的文化出版业向民营、向自己国民进一步开放的积极意义呢？”[5]
的确，我们以巨大的成本维护国有文化企业一统天下的经营格局，又不能换来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种悖论就值得思考。环顾全世界的文化创意产业均以中小企业为主，需要多元的结构和多种积极性，需要形成一种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环境，只有更多地向国民开放，更多地吸纳民营企业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国民的作品创作热情，才会真正迎来阅读的繁荣春天。
6.媒介组织的参与积极性有待提升
媒介组织与阅读推广之间本应存在天然的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组织都是阅读服务组织。只有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媒介组织才得以生存。但现实是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与新媒体等媒介组织系统，对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积极性都有待提高。
纸媒机构对能够直接带来利润的签售会、推广会似乎更感兴趣，但对群众性的阅读推广活动就不太热心。读书类栏目的缺乏或者不景气是我国电波媒介的一个特点。网络与新媒体组织为全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能启发心智、引导读者深阅读的内容严重不足。总体而言，我国媒体在倡导全民阅读方面做得还不够用心，更多的是应景和急功近利。国民在阅读方面所陷入的误区，与媒介塑造的唯经济主义“拟态环境”不无关系。正是由于受到唯经济主义的舆论的影响，国民在阅读方面会愈发功利化、短视化和感性化。而这种特点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唯经济主义的价值取向[6]。近年来，童书市场出现“贵族化”倾向，已成为一股令人忧虑的风潮[7]。媒介组织应当提高品位与觉悟，自觉地“重铸民族魂和时代精神”，从而提升国民的理性睿智，陶冶国民的道德情操和加强国民的文化素质，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推广阅读，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利润。
7.“阅读障碍”和“阅读歧视”现象依然存在
此处所指阅读障碍，不是指读者个体因为阅读素养不够，导致无法独立自主的阅读。而是指由于社会因素，导致阅读成本偏高，国民个体无法阅读他想阅读的内容。这种阅读障碍从理论上说，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存在的，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不过在我国，有些本来是可以消除或者是应该努力去消除的“阅读障碍”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许多公共图书馆、国有书店没有设置残疾人士的专门通道，不少新闻节目没有设置手语主持，盲文读物偏少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据统计，我国有900万盲人，但2003年供盲人阅读的新版图书只有104种，盲文期刊仅8种。在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与160所图书馆共同合作，每年选送2500本书籍用来录音及制成盲文，以满足盲人需求。普林斯顿盲人科技图书馆在全国设32个录音室，每年录制约5000册专业科技书籍，其中3000册为新版书。
至于“阅读歧视”则是指社会在向全民提供阅读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长期以来，许多公共图书馆对社会弱势群体存在“歧视”，导致杭州图书馆向乞丐开放成为社会新闻。公共阅读资源没有让全民平等地共享，甚至存在人为地把读者划分为三六九等。阅读推广的本义所在就是要普及阅读，激发阅读，尽可能地减少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导致不能阅读的情形。对于社会群体来说，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员都应该成为阅读推广的对象。“阅读歧视”的存在与阅读推广的精神是无法兼容的，应当努力予以消除。
8.社会基层阅读服务组织建设滞后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指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不仅要有以所在城市命名的地标式公共图书馆，而且要积极推广建设大量分布在城乡的各个部位，依据所在区域居民人群和文化消费特点而合理配置的社区图书馆(乡村阅览室)。遗憾的是，我国社会面临着基层阅读服务组织建设滞后的尴尬现实。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不足1元，人均藏书量不足0.5册，与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人均1.5册至2.5册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每1.5公里半径或1万人口的小区就有一座图书馆。以色列平均每4500人就拥有一所图书馆。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立法规定只有30户居民的村子都要建立“阅读室”。
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小区规划中，都要通过增加书店与文化设施数量，以体现人文关怀与对市民的文化福利回馈。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建议。只有当社区书店、社区学习中心、基层文化馆、基层图书馆等遍布社会基层时，我们才可以说阅读真正得到推广。
9.组织协同性和系统性有待加强
阅读推广涉及面广，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机构，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加强协同，提高推广活动的系统性，效果才会更加显著。美国就成立了国际阅读协会及全美阅读小组等专业机构从事早期阅读的相关促进工作。美国出版商协会倡导全民阅读，进行畅销书排名，组织图书评奖，研制阅读书目，举办各种阅读推广活动。日本有专门的“读书协会”，经常举办“日本读书周”之类的活动。
我国设立了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统一组织管理全民阅读活动，大大促进了阅读推广活动的深入开展。但该办公室层级较低，社会资源的整合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当前，我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内容丰富，但组织不够有序，实施不够深入，协调机制不够有力。应该考虑将分散的各类全民阅读促进活动进行系统化、组织化；统筹组织农家书屋、社区书屋、青工书屋、公共图书馆、城市读书节活动等各类阅读工作；从儿童早期阅读抓起，建立起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机制；满足弱势群体阅读需求；开展书香之家的推荐活动，发挥书香家庭的示范作用；发展民间阅读公益组织和志愿者，调动全社会力量推广阅读；推进“农家书屋”工程，开展农民读书活动；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全民阅读；采取切实措施，对出版业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实体书店的发展。所有这些阅读推广措施应该加以有效整合，让有限的投入产出尽可能大的效能。
10.活动长效性与科学性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阅读推广活动数量较多，但具有持续性的不多，阅读活动的实际成效有待提高。我国系统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历史较短，持续地开展下去才是关键。阅读推广贵在坚持，形成习惯和传统才会逐步释放其效果。那些短、平、快的推广项目，能产生一时的影响，但不可能产生持久的能量。
加强学术研究，提高阅读推广活动的科学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广活动才不会盲目。比如，推荐书目是阅读推广的重要方法，但书目的编制需要科学研究，切不可沦为商业工具。目前我国的几个与阅读有关的研究机构，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不足，阅读研究的学科交叉不够。全国还没有成立统一的一级学会——阅读学会，阅读学的学科定位不够清晰，学科地位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对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诸如数字阅读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事阅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展开合作，共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