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叙述与身份进化的动力——基于欧洲化进程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传体论文,欧洲论文,视角论文,进程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11-0118-21 一 导论 冷战后随着前“南联邦”和“南联盟”的相继解体，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纷纷取得独立。独立后的两国都抛弃了原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开启了各自的欧洲化进程。①由于历史上曾经同处一个国家，因此这两个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同之处：联邦制国家的共同历史、相同意识形态的历史经历、经历了同一场战争以及延滞的民主转型。②虽然具有这些历史共同点，但是它们的欧洲化路径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进程。在克罗地亚，由于在政治、经济、行政以及入盟谈判等方面满足了绝大多数欧盟的标准和要求，如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全方位合作，所以在2004年被接纳为欧盟候选国。此后关于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的技术谈判也相继完成。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这样克罗地亚就顺利完成了从巴尔干国家身份向欧盟身份的转变和进化。然而，塞尔维亚直到2012年才成为欧盟候选国，目前仍未正式加入欧盟。③塞尔维亚虽在2008年与欧盟签订了《稳定与联系协定》(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被视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第一步，但遗憾的是，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却面临重重阻碍。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在于不愿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Y)展开全方位的合作。此外，塞尔维亚拒绝接受科索沃的独立，这些举措使得塞尔维亚与欧盟的关系进一步分离。那么为什么克罗地亚比塞尔维亚更愿意接受带有强迫性干预色彩的欧盟政治要求？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塞尔维亚向欧盟身份的转变和进化，并使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呈现身份分离的状态，以至于至今都没能被欧盟完全接纳？又是什么因素推进了克罗地亚向欧盟身份的转变和进化，并使克罗地亚的欧洲化进程呈现身份聚合的状态，进而最终成为欧盟的一员？④这些问题可以引申出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也即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加入欧盟所带来的巨大收益预期诱导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总是充满热情地向着欧盟集体身份转变和进化，并呈现一种身份聚合的动力，而有些国家则始终不愿完全实现自我身份的欧洲化转变和进化，反而形成一种身份分离的动力？ 二 已有解释及其不足 现有关于国家欧洲化的解释主要集中讨论为什么国家会接受并采纳欧盟的规范和制度规则，其出发点大都是以欧盟为研究视角，或是强调欧盟的权力、欧盟的制度约束，也或者从欧盟的社会化及其影响力角度进行解释，而对国家之间欧洲化进程的差异性则解释不足。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尼尔·弗利格斯坦(Neil Fligstein)和韦恩·桑德霍尔兹(Wayne Sandholtz)等人将国家的欧洲化视为欧盟治理方式中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制度化过程，⑤强调欧盟的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目标国国内政治的变量，注重国内采纳欧洲一体化议程的政治过程分析。⑥由此，产生了三种关于巴尔干国家欧洲化的解释路径。首先，制度是一种由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机会结构，而国内政治行为体因此也会利用这种机会为自己牟利，因此注重分析巴尔干国家对欧盟一体化制度的选择时机而非国内制度的发展过程，该理论对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欠缺的。⑦其次，欧洲化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强调欧盟既有的社会制度和观念能够不断塑造欧洲化进程中国家行为体的偏好。⑧但是，该理论路径也忽视了对国家行为体在欧洲化进程中制度选择意愿的分析。⑨最后，强调欧盟先前的制度惯性和政策黏性，认为一旦成员国接受这些制度，在随后的时间中成员国对制度的控制力将会越来越小，制度将成为约束成员国行为及其与欧盟关系的主要力量所在。这也造成了候选国和新加入国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讨价还价和艰难谈判。例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与欧盟就逮捕战争罪犯问题进行了长久的谈判和周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两国欧洲化进程的原因所在，但同时也忽视了国家行为体对制度变化和制度创新的讨论。⑩这些学者将欧洲化视为制度化的进程，同时更加注重对国内因素的分析，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但无法对欧洲化进程中的国家差异性做出解释。 第二，一些学者强调国家是“理性人”，总是以效用最大化进行理性计算。因此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候选国对入盟规则的遵约主要是因为成为欧盟成员国所带来的激励收益远远大于所产生的国内成本；二是在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中，谈判的结果依赖于谈判双方的相对权力。(11)一方面，国内成本的视角确实能够对差异性的欧洲化进程提供部分解释，但是并没有对是什么因素引起这些国内成本提供充足的说明和解释，这使现有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对入盟收益与国内成本的比较分析方面；另一方面，对欧盟相对权力及其对目标国强压性的相关解释在中东欧国家中较为成功，但将其应用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具有前南斯拉夫历史遗产的国家中，就会发现欧盟的相关强压政策塑造的不是这些国家的顺从和遵约，而是相应的抵制。正因如此，就连支持这一解释路径的弗兰克·施莫芬尼(Frank Schimmelfennig)也认为，欧盟的外部激励政策不能在具有前南斯拉夫历史遗产的国家中成功复制。(12)所以，这两个基本假设也不能对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差异化的欧洲化进程提供恰当的解释。 第三，也有学者从社会学习和身份认同角度进行研究。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Checkel)认为国家采纳欧盟的规则是因为它们认为自己是内在适合的并且欧洲化的过程在国内被认为是合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社会化、说服或者惯习，候选国就会习得并采纳欧盟规则。(13)事实上，这样的观点确实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最初的欧洲化动力，但是由于其只注重对成功的欧洲化案例进行过程阐释，因此对于后来塞尔维亚延滞的欧洲化进程则解释不足。另一种观点是将目标国的欧洲化视为创造欧盟身份并认同欧盟的过程。(14)蒂娜·弗赖伯格(Tina Freyburg)和佐尔法伊格·里克特(Solveig Richter)认为国家的族群身份认同就像一个“过滤装置(filter)”，它会排列出国内政府行为影响因素的优先性，也即是基于理性的成本计算(结果性逻辑)，还是基于可接受的身份、价值和实践等社会因素(适当性逻辑)。因此，当他们将这样的理论观点用于分析克罗地亚相对于中东欧国家延滞的欧洲化进程时，发现正是由于欧盟将“指控战犯”作为克罗地亚入盟的条件之一，形成了与克罗地亚族群身份的冲突，从而使克罗地亚政府在满足欧盟条件方面前进得较为缓慢。(15)可以看出，将欧洲化进程视为创造欧盟身份并认同欧盟的过程的确能够更为深入地解释国家欧洲化进程的选择意愿，但是当前这些研究对族群身份认同的形成因素和因果机制并没有详细论述，也没有对国家之间差异化的欧洲化进程做进一步的解释。 总的来说，对于相似国家间差异性的欧洲化进程，尤其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差异性的欧洲化进程，当前的研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对此，本文强调欧洲化进程的实质是一国由于对欧盟认同的提升使得自我的身份定位朝向欧盟群体成员身份聚合的实践过程，而这一过程则凸显为一种身份进化的进程。本文认为国家的自传体叙述是导致自我身份建构和身份进化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国家欧洲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三 自传体叙述与身份进化的动力 国家的叙述不仅仅是对自身历史记忆、空间、时间的简单描述，而且还应该揭示故事建构的方式，故事建构是为了谁，又有什么样的目的等。(16)本文认为自传体叙述是一国在既有的历史叙述和认同基础上，国内叙述者根据自己当前的目的和利益有选择性地向受众叙述本国历史和集体记忆，以此建构和稳定本国身份认同和利益的一种存在方式。(17)国家的自传体叙述包含三个维度，即神话叙述(既有的历史记忆叙述和认同)、政治精英(国内叙述者)和历史教育(故事建构的方式：向受众叙述本国历史和集体记忆)，这三个维度是层层递进、相互影响的关系。那么这三个维度是如何建构国家的自我身份并以此影响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和自我的身份进化呢？ (一)神话叙述与他者的关联 在国家的自传体叙述中，作为叙述素材的神话叙述是国家身份叙述的主要来源，也是族群身份的主要构成部分。所谓神话(myth)，是指关于一个既定的社会集体或族群起源的故事，这些故事被认为是现实的、真正的和重要的。(18)神话是群体文化生产的关键性工具之一，是群体信息存储和标准化的主要方式。借助神话，群体成员能够彼此承认它们是拥有共同信念并且生活在一个同样观念世界中的族群，因此神话也是界定自我和他者群体边界的主要因素。(19)神话叙述不仅是国家或族群存在意义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神话作为一种“重大故事”还是区分我群与他群、影响我群与他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神话具有同化的作用，通过神话叙述可以使两个不同种族或民族的群体成为一个群体，通常是较落后的且神话贫瘠的群体以放弃自己的文化、语言和神话叙述的方式提升自我并以此融入另一个更加先进和高级的群体；(20)另一方面，神话叙述具有分化的作用，当某个群体为了加强自身的身份认同时，会倾向于越来越认同群体自身的神话，而妖魔化他者。这样的结果会使跨群体的沟通和认同变得十分困难。(21)那么神话的这两种作用是如何转化的，也即什么时候偏向同化、什么时候又偏向分化呢？ 事实上，神话的内容是决定其地位和作用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国内神话叙述中他者的形象和角色是影响我群与他群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同化过程中，如果在我群的神话叙述中他者以消极的角色和形象展现出来，那么就算我群是落后的文化群体，为了维护民族自尊和加强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也会不愿意融入他群，倘若真能融入，这个过程也是缓慢和艰难的。事实上，他者之所以是以消极形象和角色出现在自我的神话叙述中，大多是因为他者在历史上对自我的不承认造成的。这样的例子在国际关系中有很多，例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恒久冲突、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与科索沃的独立以及东南欧的民族问题等，都是群体神话叙述的负面影响，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我群的神话叙述中他者以消极的角色和形象展现出来，进而促使我群与他者的认知和关系容易恶化甚至朝向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相反，在身份进化的进程中，由于神话叙述是影响自我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主要因素，因此如果自我与外部世界他者的神话叙述具有更多的共性，那么就更容易实现自我的身份进化，积极地融入他者。 因此，本文得出以下假设：在抽象层面，国内的神话叙述与重要他者关联越少，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分离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的神话叙述与重要他者的关联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神话叙述中共同点的多寡，如宗教信仰、族群起源等；二是他者对自我神话叙述内容承认的多寡，尤其是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如主权叙述的承认多寡。此外，在本文所分析的抽象层面，也即神话叙述，其本身是自然的、无争议的，它们没有具体的和可识别的作者，没有原始的文本，因此国内的神话叙述为接下来的政治精英的叙述操控提供了原始的叙述材料和合法性来源，这样就使国家原始的自传体叙述转化为具有意识形态的叙述形式。 (二)政治精英与叙述操控 在神话叙述中，哪种叙述会成为当前国家自传体叙述的主导叙述是由政治精英的叙述操控所决定的，而政治精英如何操控以及为什么要这样操控而不那样操控则是由政治精英自身所秉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类型所决定。(22)政治精英进行叙述操控的最终目的是想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叙述。合法性叙述不仅仅表现为诸如宪法、法律、制度等国家治理的内容，事实上，合法性叙述一旦建立就成为国家愿景和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23)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叙述是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所在。(24)因此分析政治精英所秉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类型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这决定了其政治态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汉斯·科恩(Hans Kohn)从意识形态角度将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即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也称自由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也称种族民族主义)。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在政治光谱中都是属于右翼的意识形态，认为自我民族的成员比他者民族的成员更加优秀，于是他者民族被排除在民族国家之外，或者没有资格成为自我民族和国家中的一员。如果这样的划分被一个族群视为是种族或族群差异时，那么外来族群将很难融入这个族群。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通常被称作族群民族主义。但是事实上，民族主义并非全盘都是偏向右翼意识形态，与族群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公民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接纳任何认同其族群和公民价值的人们成为其成员，不会因族裔而排斥新成员，因此公民民族主义是更加偏向自由主义的左翼政治意识形态。虽然科恩对民族主义的分类是建立在对东西方比较的基础上，并且遭到诸多批评，但是，正如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所认为的那样，“在民族主义分类法方面，科恩的两分法依然是最值得赞美和最有影响的”。(25)实际上，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地区或国家的民族主义并非完全体现为这两种民族主义中的一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这两种面相。因此，本文认为最为合适的方法是将这两种民族主义作为分析政治意识形态的两种理想类型。(26)与政治光谱的意义类似，民族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可以形成一个类似的光谱图。(27)这样在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所秉持的民族主义思想类型就位于这两端之间，或是靠近公民民族主义一端，或是靠近族群民族主义一端。总结起来，族群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区分可以概括如下(见表1)。
在此基础上，在政治精英层面，国内政治精英越倾向于族群民族主义者，就越有可能以排他性话语叙述异类的他者，特别是历史上与该国结怨的重要他者，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分离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大。但是，事实上，所有非民族主义政党都可以被认为是秉持公民民族主义的政党。(28)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为：在政治精英层面，国内政治精英越倾向于族群民族主义，就越有可能以排他性话语叙述异类的他者，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分离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大。这样就可以着重探讨政治精英是否更加倾向族群民族主义者，从而暗含了其在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区间上的走向。政治精英通常会通过各种媒体演讲、声明或发表各种文章、出版书籍、研究报告等方式，表现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进而从既存的“重大故事”中选择性地强调某些故事或忽略某些故事，以此形成自身政治合法性进行辩护和修饰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最终融合成国家自传体叙述的一部分。(29) (三)历史教育与社会认知 历史教育对社会认知的直接影响体现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上，教科书所呈现的内容直接塑造了教育对象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因此教科书中对既有历史的叙述结构或风格将深刻地影响国内民众对本国历史和外部世界的解释和态度。(30)正如日本学者平野睦美(Mutsumi Hirano)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教育之所以能关系到国际关系和外部环境，主要是因为历史教育促使公众对外部世界偏好的形成。(31)这主要涉及历史教育中的叙述结构或风格以及由此激发的不同情感。(32)因此，在涉及国际关系时，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叙述风格是影响社会认知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历史教科书中对他者或外部世界的叙述分为两种叙述风格，即悲剧式叙述和喜剧式叙述。所谓喜剧式叙述，是指由于自我结构性位置的转变，即由坏到好或者由低谷到高峰之间的转变，进而最终成为皆大欢喜的叙述。具体到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中，通常一些具有改革派思想的历史教科书会采用这种叙述。在这样的叙述中，自我与外部世界或者他者之间存在的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误解或偶然的意外，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互动和沟通。这样，在喜剧式叙述中，就算是曾经敌对或历史结怨的他者也是可以转变为朋友的，敌人的概念只是相对和暂时的。(33)在关于重要他者的叙述中，喜剧式叙述也通常是以积极正面的角色叙述对方，即使这个他者在历史上曾与之结怨。 相反，悲剧式叙述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情节结构。这里存在着一个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但这个英雄由于冒犯了既有的社会或自然秩序，因此结局是这个英雄被无情地毁灭了。悲剧的结果使观众认为正义虽然已经达成，但英雄必须倒下，然而这样的倒下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的。(34)在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中，这样的叙述风格常常用于叙述本国与外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叙述的情节通常将本国视为为正义而战的英雄，而外国则是要抗衡的既有秩序。如果某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以悲剧式的叙述方式叙述历史结怨的他者，进而把他者塑造为一种造成英雄毁灭的反面角色，那么国内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对这个他者的认同将长期处于低位。 因此，本文从国家自传体叙述中的历史教育推导出以下假设：在国内大众层面，国内的历史教育越是以悲剧式的反面角色叙述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分离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大。相反，如果国内的历史教育越是以喜剧式的正面角色叙述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聚合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小。 (四)理论框架的构建 自传体叙述的每个维度都能独立地影响到自我对他者的认知效果和身份进化的动力，同时三个层面也是相互联系的过程，抽象层面的神话叙述为政治精英层面的叙述操控提供了背景知识和叙述素材，同时通过历史教育使国家的叙述内容和叙述思想进一步深入社会大众，并形成一种国民意识和国家性，从而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理论框架 假设一：在抽象层面，国内的神话叙述与重要他者关联越少，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分离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大。 假设二：在政治精英层面，国内政治精英越倾向于族群民族主义者，就越有可能以排他性话语叙述历史上与该国结怨的重要他者，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分离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大。 假设三：在国内大众层面，国内的历史教育越是以悲剧式的反面角色叙述他者，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分离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三个假设事实上分别暗含了一层含义。在假设一中，与之对应的是，国内的神话叙述与重要他者关联越多，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聚合状态，进化的动力越充足。在假设二中所包含的反向意义在于，国内政治精英越倾向于公民民族主义者，就越有可能以非排他性话语叙述异类的他者，甚至能接纳历史上与该国结怨的重要他者，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聚合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小。假设三中与之对应的是，如果国内的历史教育越是以喜剧式的正面角色叙述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聚合状态，进化的动力受阻越小。由于本文所探讨和将要检验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偏向和趋势，因此本文为了分析的集中性和分析框架的鲜明性，将另一层因果含义暗含起来，但是并不代表它们不重要，本文将在接下来的案例检验章节对其进行论证。 四 案例检验：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比较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在加入欧盟和对自我进行欧洲化的进程中，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相似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却出现了不一样的路径和动力差异。一方面，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至今进展缓慢，且面临重重阻碍；另一方面，克罗地亚顺利地完成了从巴尔干国家身份向欧盟身份的转变和进化，于2013年7月1日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为什么二者的欧洲化进程会出现这种差异呢？本文接下来将具体分析这两者欧洲化的动力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 (一)神话叙述与欧洲身份的关联 无论在神话叙述还是历史事实中，克罗地亚都把自己定位于欧洲国家。在其民族创始神话中，克罗地亚族的起源就是从“脱亚入欧”开始的，从11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800多年间克罗地亚一直处在欧洲国家统治之下。克罗地亚民族的诞生过程虽然经历了无数坎坷，但克罗地亚人民始终在为自身的完全独立而不断奋斗着，这其中贯穿始终的是欧洲文化认同意识。 以路德维特·盖伊(Ljudevit Gaj)为首的克罗地亚青年在欧洲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发起的伊利里亚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本民族意识的发展。(35)此外，克罗地亚也将自身直接归属为欧洲基督教大家庭，信奉天主教，是西方天主教文化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边缘地带。(36)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根基和特征之一就是天主教和新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价值观。(37)早在公元800年左右，克罗地亚人就从宗主国法兰克帝国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后来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天主教被克罗地亚人所接受。在主权叙述方面，克罗地亚在1991年独立时就得到了欧盟的首先承认。这对克罗地亚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和鼓励，进一步加深了克罗地亚对欧盟的认同。可以看出，许多克罗地亚的神话叙述与欧洲或欧盟认同相关联，欧盟也是第一个承认克罗地亚独立的国际行为体，因此可以说克罗地亚的神话叙述与其欧洲身份的归属感是一致的。正如克罗地亚学者阿拉契奇—戴尔科索(Aracic-Del Corso)所言，克罗地亚的神话叙述能够与西欧和北美的“观众”共鸣，其神话叙述是西方基督教保卫自我文明过程的一部分。(38)正如本文假设所言，国内的神话叙述与重要他者关联越多，那么其身份进化则越偏向身份聚合状态，进化的动力越充足。事实上，任何反对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的“声音”都被认为是不爱国的，且带有反动色彩。(39)克罗地亚的神话叙述也直接建构了克罗地亚独立后的主导叙述，即去巴尔干化的同时进行欧洲化的话语实践过程。(40) 在塞尔维亚方面，其神话叙述的突出特点是“东正教信仰”、“科索沃的家园感”以及“受害者身份叙述”。公元7世纪中期，塞尔维亚人纷纷投向拜占庭帝国的庇护之下。在拜占庭帝国宗教和文化传播的影响下，塞尔维亚人逐渐皈依了东正教。塞尔维亚东正教最明显的作用和意义体现在对科索沃问题的塑造上。铁托逝世后，塞族与阿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1982年塞尔维亚东正教杂志《东正教》(Pravoslavlje)刊登文章《恳求保卫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居民和他们的圣地》，这篇文章简洁地阐述了科索沃对塞尔维亚的重要意义：“科索沃问题是关乎塞尔维亚人民精神、文化和历史认同的问题，科索沃是我们的记忆所在，是我们温暖的故乡，是我们存在的基点。”(41)塞尔维亚的神话叙述不仅与欧盟主要国家的共同点较少，体现在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起源和亲密关系上，(42)而且塞尔维亚的神话叙述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被欧盟所承认，尤其是塞尔维亚关于科索沃的主权神话以及自身的受害者神话。在欧盟看来科索沃应该享有独立权，塞尔维亚并不是受害者而是波黑战争期间的屠杀者，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43)因此在塞尔维亚自传体叙述的抽象层面，其国内的神话叙述与欧盟的关联并不多，尤其在对待科索沃神话核心观念方面，两者的关联度更低，这直接导致了塞尔维亚在向欧盟成员资格身份进化时呈现出一种分离性的动力。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还出现了来自国内的各种阻力，这一点在其政治精英的叙述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二)政治精英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欧洲身份叙述 克罗地亚的自传体叙述在政治精英层面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向着支持欧洲化和公民民族主义倾向积极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克罗地亚政治精英意识形态的转变，也反映了克罗地亚自我身份的转变过程。在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政府时期，图季曼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反欧盟的叙述。因此这一时期，克罗地亚与欧盟的关系基本处于冻结状态。但是，即使在克罗地亚族群民族主义最为顶峰的图季曼政府时期，克罗地亚的历史教科书依然强调克罗地亚归属欧洲的性质。例如，1997年的历史教科书在对克罗地亚中世纪的历史描述中这样叙述道：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公民在巴尔干——东正教文明的边缘地带得以生存，并存续了他们与克罗地亚民族和西欧以及天主教文明的亲缘关系。(44) 2003年克罗地亚民主同盟成为新的执政党，伊沃·萨纳德尔(Ivo Sanader)成为克罗地亚政府的新总理。随后克罗地亚民主同盟吸取了教训，在主体思想上虽然依然秉持族群民族主义，但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开始向公民民族主义靠近。萨纳德尔在其竞选演讲中曾说道：“对于这个问题，即为什么我是如此青睐欧盟，我的答案是，因为克罗地亚一直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克罗地亚实践着欧盟的价值，并且只有通过加入欧盟才能正式地实践。”(45)2010年社会民主党的伊沃·约西波维奇(Ivo
)当选克罗地亚总统。在其就职演讲中说道：“虽然加入欧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有能力在规模巨大、要求甚高的欧洲市场上取得成功并完全接纳欧盟所有的民主价值，这些目标的达成依赖于我们自身在经济建设、知识储备和可持续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此外，欧盟也对我们的国家身份构成了挑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共同体中，克罗地亚将如何维持自己及其国内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呢？这个目标的达成最重要的是依靠我们的文化建设，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激励创新，创造出更多的现代艺术文化，而培育并加强我们自身文化的前提是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的姿态，尊重文化多样性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46) 每一届政府的叙述转变事实上都预示着克罗地亚在身份进化上向着欧盟成员资格的集体身份又迈进了一步。政治精英们能够运用叙述策略把欧洲化的要求和条件与克罗地亚国家身份认同的某些方面(欧洲性)相连，并与其他方面解除关联(如战争记忆和战争英雄)。这种叙述策略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进化过程，即我群接受或者融入他群的过程。事实上，欧洲化过程也重新肯定了克罗地亚的国家身份，因为它重新凸显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基础部分——欧洲感，甚至使克罗地亚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叙述也倾向于欧洲化。另一方面，克罗地亚政治精英在强调去巴尔干化时，实际上也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欧洲的认同，即逐渐将巴尔干邻国(塞尔维亚)叙述为他者，而将欧盟归入我群的一部分。最终，克罗地亚形成了对于欧洲的积极性叙述和记忆，成为欧盟一员。 在塞尔维亚方面，其族群民族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科索沃神话、“光荣的”战争历史、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隔阂等观念结构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最为基本的共识。(47)对于塞尔维亚政治精英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叙述操控，现任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
))的叙述话语可能是最好的例证。(48)在对待科索沃问题方面，尼科利奇坚定捍卫科索沃的主权，然而这与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条件是不相容的。对此尼科利奇在其就职演讲中也清晰地表明了塞尔维亚的观点，他说：“如果塞尔维亚不得不在欧盟与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的问题上做出选择，那么最好忘了欧盟吧。”(49)事实上，塞尔维亚国内各主要党首的叙述都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塞尔维亚欧洲化进程坚定支持者，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但另一方面，一旦面对战争罪犯和科索沃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时，塞尔维亚决策者们都选择认同和坚持本国的神话叙述，如“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我们支持俄罗斯”、“我们没有屠杀行径”、“塞尔维亚应该成为地区领导者”等词组时常出现在各党政治精英的叙述话语中。这些叙述话语体现的不仅仅是塞尔维亚政治精英们挥之不去的族群民族主义倾向，更展现了塞尔维亚内抵制欧盟的心态。为此，亨利·凯里(Henry F.Carey)直言，塞尔维亚政治精英正在经历着一种被迫的、勉强的欧洲化进程。(50)因此，在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中，塞尔维亚政治精英层面的叙述使塞尔维亚自我身份转变面临较大阻力，并逐渐形成一种身份分离的动力。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叙述中由于族群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致使政治精英层面的叙述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排他性叙述，并且随着族群民族主义增强，这种排他性叙述也越多，程度也越强。因此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总是伴随着一种身份分离的动力，正是这种动力阻碍着塞尔维亚实现自我身份进化的过程，同时也阻碍了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进程。虽然塞尔维亚的大致方向是向着欧洲化前进，但是可以预见身份分离的动力还将长期伴随着塞尔维亚身份进化的过程，其表现就是塞尔维亚不愿接受欧盟的某些关键条件，进而使自身的欧洲化进程被大大延滞。 (三)历史教育的叙述与社会认知的建立 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时期克罗地亚总是认为自己应该归属欧洲，融入欧洲。这深刻地体现在其神话叙述中，而历史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将这一认同感继承和发扬下去。因此在其历史教科书中，总是以一种积极的正面角色叙述欧洲这个“他者”，并试图将自我叙述为他者的一部分，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普通民众对欧盟的积极认同和归属需求。最终，这构成了克罗地亚积极向欧盟成员资格身份聚合的动力因素。相反，克罗地亚始终对巴尔干国家和文化持一种抵制心态，尤其对塞尔维亚的历史怨恨情感在其历史教科书中最为凸显。通过表2和表3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克罗地亚历史教科书中对这两个政治实体及其文化的重视程度。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克罗地亚初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的历史教科书中，其本国历史和欧洲历史所占比例最高，在初等教育的五年级和中等教育的一年级教科书中，关于欧洲历史的叙述比例达到了60％以上，而在其他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基本与克罗地亚本国历史所占比例相差无几。相反，对于紧邻克罗地亚的巴尔干地区历史的叙述则较少，始终只是保持在10％左右。这充分说明了克罗地亚对欧洲历史的重视和认同需求，也反映了其对巴尔干历史文化的排斥。在克罗地亚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内容上，从20世纪90年代独立以来，对巴尔干地区和欧洲之间的区分成为克罗地亚融入欧盟策略之一。在历史教科书中，巴尔干地区通常被描述为落后、专制、懒惰和东正教的文明，并且塞尔维亚常常被叙述为是造成克罗地亚历史悲剧的反面角色，特别是塞尔维亚所秉持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给克罗地亚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此不同的是，欧洲在克罗地亚历史教科书中常常被叙述为民主、进步、资本主义以及天主教文明。(51)特别是欧盟作为首先承认克罗地亚独立的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克罗地亚人民，同时克罗地亚的神话叙述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相关联，因此在历史教科书中总是以一种积极的正面形式叙述欧洲或者欧盟。这样不仅克罗地亚人民在独立后迅速地重新认识了欧盟，在满足欧盟设置的条件方面面临较少的国内阻力；同时，欧盟也十分欢迎克罗地亚对此所做出的努力，克罗地亚的欧洲化进程也因此不断得以推进。(52)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益普索2011年战略营销(IPSOS Strategic Marketing 2011)调查研究中的数据得到很好的展现和说明。(53)表4展示了克罗地亚国民对有关地理概念的认知和态度。
正如表4所展现的那样，54％以上的克罗地亚民众都对欧洲持积极的认同态度，只有20.3％的民众不认同欧洲这一历史地理概念，而对于东南欧地区的认同较低。说明克罗地亚人民更愿意将自己归属为真正的中欧或西欧国家，而非落后的东南欧巴尔干国家。事实上，在另一项问卷调查中，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问卷的题目是“你认为欧洲一体化对于克罗地亚来说是好是坏”，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欧洲一体化对于克罗地亚来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54)这些都足以说明，克罗地亚的历史教育对该国社会认知的影响力是强大的，同时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在国内大众层面，克罗地亚国内的历史教育倾向于以喜剧式的正面角色叙述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致使其身份进化偏向身份聚合状态，国内欧洲化进程的阻力自然也就更小。 与克罗地亚对应的是塞尔维亚。在米洛舍维奇时期塞尔维亚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塞尔维亚历史上被欧洲征服的过程或远离欧洲的过程占有很大的叙述比例。例如在初等教育6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在对近代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侵略史进行描述时这样叙述道：“此时西方正在经历经济崛起并积极探索新世界，但是组成我们国家的各地区却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利。漫长的战争以及破坏性的结果给塞尔维亚地区的经济活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落后的土耳其封建王朝体系严重地拖延了被占领地区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55)这样的叙述事实上定义了塞尔维亚的非欧洲属性。(56)在对国际社会的叙述上，尤其在对西方国家的描述上体现出一种排斥西方的叙述：“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美国和德国积极实施摧毁南斯拉夫联邦的政策，这给无辜的塞尔维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波斯尼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的制裁是由于那些发起者和以‘新世界秩序’为名的伪装者对塞尔维亚的报复和仇恨，这是他们对不愿屈服的塞尔维亚的打击。”“而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战争是由欧洲共同体引发的，由于欧共体，特别是德国的偏袒，这些战争不会停止。”(57)2000年后，尤其是从2001年起塞尔维亚的历史教科书系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开始对族群民族主义有所淡化，但是受害者的历史经历叙述以及排他性叙述依然存在。在对南斯拉夫分裂这一历史事件叙述时，2005年的8年级历史教科书多使用被动语态进行叙述。例如“南斯拉夫的分裂战争导致了五个独立国家的形成”、“种族清洗的行径由此被记录下来”、“成千上万的人民被迫离开他们深爱的家园”等叙述语句反映出塞尔维亚对南斯拉夫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经过更多地归结为外部他者的作用，强调他者对自我悲剧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也是一种排他性叙述的表现。 虽然后米洛舍维奇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叙述没有直接将欧盟作为一种排他性他者，但从历史教科书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洞察出包括欧盟主要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整个民族造成的创伤和悲痛是无法消除的，塞尔维亚与欧洲国家的隔阂同样是难以消除的，塞尔维亚的历史教育也将继续将这些悲剧式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这种情况同样可以通过益普索2011年战略营销调查研究中的数据得到很好的展现和说明。表5调研的是塞尔维亚国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认知情况，表6调研的是国民对有关地理概念的认知和态度。 从表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塞尔维亚社会民众对于本国历史教育的期望，他们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塞尔维亚本国的历史，而非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这同时也反映出，在2000年后和新近几年虽然塞尔维亚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较米洛舍维奇时期有所改观，但是历史教育所传承下来的历史意识已经固化成一种社会大众层面的认识方式，即历史背景知识，并对社会认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历史教科书中虽然增加了许多关于欧洲和世界的知识，但是事实上这与人们所固有的历史背景知识相违背。
表6所展现的正是这一种情况，塞尔维亚民众对欧洲持积极认同态度的只有16％左右，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并不认同欧洲。相反，对于巴尔干、塞尔维亚等历史地理概念，持认同观点的是大多数。(58)这些都足以说明，塞尔维亚的历史教育对塞尔维亚社会认知的影响力是强大的，同时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在国内大众层面，塞尔维亚国内的历史教育倾向于以悲剧式的反面角色叙述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致使其身份进化偏向身份分离状态，其欧洲化进程也面临着强大的国内阻力。 综上所述，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案例验证表明国家的自传体叙述在影响自我身份建构和身份进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通过国家历史形成的神话叙述、国内政治精英以及历史教育三个维度影响国家的身份进化，因此这也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并解释了本文研究的问题(见表7)。
五 结论 国家的欧洲化研究是当前欧盟研究的一项重要议程。对于相似国家间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化的欧洲化进程，现有的研究在权力、利益、制度、社会化和身份认同等因素方面都有涉及，但均不能对这种差异性提供恰当解释。本文认为这一差异性的形成原因与国家自身对欧盟的身份认同有关，对此笔者提出了自传体叙述与身份进化的动力这一分析框架，通过国内视角探索影响国家欧洲化意愿的因素及因果机制，论证了国家历史形成的神话叙述、国内政治精英的作用以及历史教育这三种有效的自传体叙述机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欧洲化进程案例研究支持了上述理论假设。当然，并不是说克罗地亚最终加入欧盟是由于其迅速的身份进化，而塞尔维亚滞缓的身份进化就不会使其加入欧盟，实际上塞尔维亚在未来加入欧盟的可能性极大。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迅速实现自身的身份进化并接受欧盟的条件是能否加入欧盟的主要条件所在，但是最终能否加入欧盟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对此，本文着重研究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及其影响因素，探寻它们在通向欧盟的大门时，各自的欧洲化进程差异以及向欧盟集体身份转变的动力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探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学理性问题。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也最成功的地区，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和国家学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候选国的政策选择和自我身份的转变与调整影响着整个进程的成功与否，因此对处于这一进程中的国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将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意义和理论支撑。例如，东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与“南亚联盟”一体化进程的滞缓，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因为联盟内国家的自我团体身份进化差异的影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本文的研究将为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支撑和现实意义。 *感谢外交学院朱立群、孙吉胜、卢静等老师和西北政法大学张金平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宝贵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截稿：2015年9月 注释： ①大多数对于欧洲化的定义都是将其简单视为某个国家采纳欧洲规则和规范的一个过程。本文将采用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对欧洲化更为宽泛的理解方式，将欧洲化定义为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共享信念、政治实践的方式在欧洲范围内的制度化、扩散和建构的进程。具体参见Timothy A.Byrnes and Peter J.Katzenstein,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0。中国有学者对这一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参见朱晓中：《欧洲一体化与巴尔干欧洲化》，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第3-14页。 ②Jelena Subotic,"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5,No.2,2011,p.310. ③塞尔维亚计划于2020年以前加入欧盟，于2014年1月开始入盟谈判，参见http://gb.cri.cn/42071/2014/01/22/5931s4399490.htm，登录时间：2015年9月3日。 ④伊莲娜·苏博蒂奇(Jelena Subotic)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欧洲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身份分离和身份聚合状态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但是苏博蒂奇的研究更多对身份本身的状态进行分析，运用的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身份聚合理论，而对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身份聚合和分离，苏博蒂奇并没有系统探讨，只是强调政治精英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参见Jelena Subotic,"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p.309-330。 ⑤Alec Stone Sweet,Wayne Sandholtz and Neil Fligstein,eds.,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 ⑥James A.Caporaso,"The Three Worl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Paolo Graziano and Marteen Vink,eds.,Earopeanization:New Research Agendas,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23-27. ⑦Paul Pierson,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and Social Analys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104. ⑧Maria Green Cowles,James A.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Introduction," in Maria G.Cowles,ed.,Transforming Europe: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0. ⑨Vivien A.Schmidt,"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Colin Hay,David Marsh and Michael Lister,eds.,The State:Theories and Issues,Basingstoke:Palgrave,2005,p.109. ⑩Kathleen Thelen,"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p.19. (11)关于欧盟与申请入盟国的谈判研究，参见Andrew Moravcsik and Milada Vachudova,"National Interests,State Power and EU Enlargement," East European Politic5s and Societies,Vol.17,No.1,2003,pp.42-57。 (12)Arista Maria Cirtautas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Europeanisation Before and After Accession:Conditionality,Legacies and Compliance," Europe-Asia Studies,Vol.62,No.3,2010,pp.421-441. (13)Jeffrey T.Checkel,"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3,2001,pp.553-588. (14)Johan P.Olsen,"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No.5,2002,p.925. (15)Tina Freyburg and Solveig Richter,"National Identity Matters:The Limited Impact of EU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in the Western Balka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7,No.2,2010,p.264. (16)Jelena
,"Stories States Tell:Identity,Narrative,and Human Rights in the Balkans," Slavic Review,Vol.72,No.2,2013,p.306. (17)关于国际关系中自传体叙述的讨论，参见David Carr,Time,Narrative and 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Erik Ringmar,"On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e Stat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4,1996,pp.439-466; Maureen Whitebrook,Identity,Narrative and 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01; Felix Berenskoetter,"Parameters of a National Biograp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No.1,2014,pp.262-288; Gitika Commuri,"The Releva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Narratives in Shaping Foreign Policy:The Case of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Development,Vol.4,No.2,2009,pp.161-202; Felix Berenskoetter,"Friends,There Are No Friends? An Intimate Reframing of the International,"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No.3,2007,pp.647-676; Will K.Delehanty and Brent J.Steele,"Engaging the Narrative in Ontological(in) Security Theory:Insights from Feminist IR,"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2,No.3,2009,pp.523—540。关于使用叙事还是叙述，本文采用著名叙述学家赵毅衡的观点。赵毅衡认为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情况下“叙述”和“叙事”都可以用，但是为了将叙述学用于其他学科，也即为了广义叙述学的发展，需要将两个术语进行统一，因此他主张统一用叙述而非叙事，以防止术语的混乱。具体参见赵毅衡：《“叙事”还是“叙述”？——一个不能再“权宜”下去的术语混乱》，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第228-235页；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8)Geneviève Zubrzycki,"History and the National Sensorium:Making Sense of Polish Mythology," Qualitative Sociology,Vol.34,No.1,2011,p.22. (19)Geneviève Zubrzycki,"History and the National Sensorium:Making Sense of Palish Mythology," p.20. (20)Geneviève Zubrzycki,"History and the National Sensorium:Making Sense of Polish Mythology," p.22. (21)Geneviève Zubrzycki,"History and the National Sensorium:Making Sense of Polish Mythology," p.24. (22)Franke Wilmer,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n,the State,and War-Identity,Conflict,and Violence in Former Yugoslavia,London:Routledge,2002,p.176. (23)Franke Wilmer,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n,the State,and War-Identity,Conflict,and Violence in Former Yugoslavia,p.176. (24)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 Books,1991. (25)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26)实际上，科恩后来也认为，他所做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类型构造，参见Hans Kohn,"Nationalism," in David L.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Volume 11,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 and Free Press,1968,pp.63-70。 (27)马雪峰：《民族主义：概念与分类》，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第61页。关于政治光谱可参见Hans Slomp,European Politic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gration and Division,Westport:Praeger,2000,p.31。 (28)Niels van Willigen,Peace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The Cases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nd Kosovo,London:Routledge,2013,p.119.所谓非民族主义是指并不以特定的群体规范划分自我与他者，并且潜在地能吸引或希望其他群体或族群融入我群。 (29)Katherine Verdery,"Whith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Gopal Balakrishnan,ed.,Mapping the Nation,London:Verso,1996,p.230. (30)Susan S.Stodolsky,The Subject Matter:Classroom Activity in Math and Social Studies,Chicago:Univeristy of Chicago Press,1988,p.125. (31)Mutsumi Hirano,"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Mutsumi Hirano,History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ase Study of Diplomatic Disputes over Japanese Textbooks,Folkestone,Kent:BRILL/Global Oriental,2009,p.55. (32)Mutsumi Hirano,"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pp.56-61. (33)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34)Erik Ringmar,"Inter-Textual Relations:The Quarrel over the Iraq War as a Conflict Between Narrative Typ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1,No.4,2006,p.405. (35)Nikola R.Pribic,"Ljudevit Gaj and the Illyrian Movement by Elinor Murray
,"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Vol.21,No.1,1977,pp.134-136. (36)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37)王志强、戴启秀：《欧盟东扩的文化基础及其战略意义》，载《国际政治》(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1期，第115页。 (38)Steven
-Del Corso,"Recasting the Nation:Identity and the State in Croatia 1990-2000,Humanicus 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No.1,2008,pp.17-18. (39)Jelena Subotic,"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19. (40)Maple Razsa and Nicole Lindstrom,"Balkan Is Beautiful:Balkanism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udman's Croat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Vol.18,No.4,2004,pp.628-650. (41)Tamara Pavasovic Trost,Dealing with the Past:History and Identity in Serbia and Croatia,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Harvard University,May 2012,p.149. (42)Jelena Subotic and Ayse Zarako|,"Cultural Inti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4,2012,pp.915-938. (43)Robert Bideleux and fan Jeffries,Balkans:A Post-Communist History,London:Rout]edge,2007,p.318. (44)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Balkans:A Post-Communist History,p.38. (45)Jelena Subotic,"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19. (46)Inaugural Speech b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Ivo
,February 18,2010,http://predsjednik.hr/en/2010/02/inaugural-specch-by-president-of-the-republic-of-croatia-ivo-josipovic-2/，登录时间：2015年9月9日。 (47)Jelena Subotic and Henry F.Carey,"The European Union,the ICTY,and the Challenge of Europeanization in Serbia," in Henry F.Carey,European Institutions,Democratization,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Periphery,Lexington:Lexington Books,2014,p.305. (48)数据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5日。 (49)Slavenka
,"Serbia's Nationalist President Won't Destabilize the Region,"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2/jun/06/serbia-nationalist-president-tomislav-nikolic，登录时间：2015年9月5日。 (50)Henry F.Carey,European Institutions,Democratization,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Periphery,p.305. (51)Jelena Subotic,"Stories States Tell:Identity,Narrative,and Human Rights in the Balkans," p.322. (52)Jelena Subotic,"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16. (53)Ipsos益普索集团，成立于1975年，总部设在巴黎，目前为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公司之一。 (54)IPSOS Strategic Marketing Report,"Nation building-Croatia," p.33,http://www.hf.uio.no/ilos/forskning/prosjekter/nation-w-balkan/dokumenter/nb_croatia.pdf，登录时间：2015年9月16日。 (55)Christina Koulouri,ed.,Clio in the Balkans:The Politics of History Education,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east Europe,2002,p.213. (56)Christina Koulouri,ed.,Clio in the Balkans:The Politics of History Education,p.213. (57)Tamara Pavasovic Trost,Dealing with the Past:History and Identity in Serbia and Croatia,p.102. (58)
,Strategies of Symbolic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Eastern Europe,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4,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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