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以五年计划转型为例（从“六五”到“十一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十一五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手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彻底抛弃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不二的选择。著名转轨经济学家科尔奈断言：社会主义体制“最终发生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之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一去而不复返，社会也将从此迈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①
中国的计划体制没有出现科尔奈所预言的大崩溃，而是出人意料地表现出适应能力、灵活性和创新性。“六五”规划以来，中国五年计划通过逐步改革实现了转型，重新焕发出活力，持续活跃在发展政策舞台的中心，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务实性地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他讲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这一“手段论”，既不同于“计划至上论”，也不同于“市场至上论”，而是在引入、催化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同时，促进计划不断转型，持续发挥作用，使计划和市场成为中国发展奇迹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两个手段。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实现经济高增长绝非偶然或凭运气。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计算，在1978-2008年期间，世界166个可计算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GDP增长率最快、波动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提高程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率最快的20个经济体中，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实行五年计划的国家有13个(见表1)，在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中则有8个。反过来讲，从1990年以来苏联和东欧放弃计划手段的国家，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高增长，反而出现了负增长，其下降程度远高于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例如俄罗斯2006年人均GDP才超过1990年的水平，③HDI至今还低于1990年水平。④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国际的“巧合”，再次证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里，对中国而言，关键是如何引入市场手段，改革计划手段，使它们真正变为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这是经济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
那么，如何理解市场这一无形之手与计划这一有形之手的关系？改革以来，中国的五年计划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中国发展奇迹和五年计划(规划)的关系是什么？研究表明，发展规划在中国发展的公共服务奇迹和经济发展奇迹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规划在提供公共服务，调控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经济波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计划与市场的互补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与苏联差异甚大，因而并没有能够真正实行苏联式的“大而全”的计划体制，而是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准计划体制。与苏联的典型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计划经济主要覆盖率相对较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间相对较短，还没有完全锁定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之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受到多次强大的政治冲击，在很多时间内“有控制、无计划”，又常常“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中国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和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远低于苏联的比重；它不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客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即计划内经济与计划外经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即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即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一旦中国经济改革，上述特征都会有助于中国不仅很快摆脱准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还会创新出“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1979年3月陈云指出，60年代以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应该有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两个部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⑤同年11月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⑥由此开始打破原有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⑦1984年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⑧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⑩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发挥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大优势”的思路；(11)2007年党的十七大重新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由此可知，中国并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之路，从“一只手”(指计划)到“另一只手”(指市场)，(12)而是从“一只手”(指计划)到“两只手”(指市场和计划)，不过此时的计划已经不是彼时的计划。(13)
市场经济也要有计划。计划干预的范围是单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部分，世界银行提出包括：“教育、健康、营养、家庭计划、减贫和为改善生活质量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的、行政的、法律法规的保障体系，以及为公共开支动员财政资源。”(14)中国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王绍光、胡鞍钢认为政府与市场既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中国政府职能应当具有三个方面：市场经济国家的5项基本职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纠正市场失灵的6项职能；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所特有的消除贫困等9项特殊职能。(15)刘国光认为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和价值规律的有以下五方面：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的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16)杨伟民也认为，国家发展规划的主要功能管理增长，它不同于宏观调控，是一种中长期的、宏观层面的总量管理，规划可以发挥类似于法律，但更为灵活的“第二准则”作用，它通过明确规定市场准入的各种约束条件，资源状况、环境容量、空间布局、技术水平等，引导市场主体活动，也成为政府管理增长的依据。(17)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呢？为什么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呢？我们可以从产品属性和知识属性两个维度来界定计划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不同的功能(见表2)。在私人产品领域，企业的决策主要是依赖大量的情境知识，计划无法在微观经济活动中替代价格“自下而上”的发现机制和协调机制。但是市场机制却无法提供宏观经济发展前景等“专家知识”，而国家的预测性计划可以为投资者、生产者提供信号导向作用。在混合产品领域，指导性计划可以成为日常政策和市场活动主体的依据。在公共产品领域，指令性计划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的目标管理约束，为政府的日常政策提供了依据。以上可知，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不是简单谁为主，也不是谁多谁少的问题，而是要区分不同的产品领域和不同的知识属性领域，不是两类，至少是六类。在实际中，可能比表2所提出的分类还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的“粗枝大叶”。正因为此，一个经济体十分像一个人体，有“两只手”比仅有“一只手”有好得多。这“两只手”相互配合，就形成了互补性优势。这就超越了“非白即黑”的两分法思维模式，最重要的使我们找到了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找到了“过河”所需要的“桥”或“船”，这就是“五年计划”，不过它是不断地适应性地转型的。
二、从经济计划到发展规划
严格意义看，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并不是“标准”或百分之百的计划经济体制，更不是高度集中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总体上实行了一种“大计划、小自由”的体制，是“有计划、无控制”的类型。对工业生产以及物资调配并没有实行全面的中央计划控制，只是控制关键性的产品与物资。对农业计划控制是间接的。经过几次计划管理权的下放，中央政府计划管理的实际范围大大缩小。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是一个计划控制相对较松、计划管理体制相当分权的制度体系。
改革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虽然经过几次争论，但是计划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被抛弃，而是成功实现了转型，此计划已非彼计划。它逐渐从单一的经济计划转向全面的发展规划，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从经济指标为主转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从少数人决策到集体决策。
重塑计划之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规划指导的市场经济国家。约翰·奈斯比特对此十分形象地概括为：(总体)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并作为中国新体制(指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的八大支柱之一。(18)以下详细介绍和分析中国五年计划的转型。
(一)从微观干预到宏观管理
改革以来，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过程也就是“去计划化”(de-planning)的过程，经济活动打破计划体制的束缚，计划从微观领域逐步退出。中国计划退出经济领域，采取了“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19)集中出台改革政策，根据后几年的实施情况，决定是否推进下一步改革。1981-1984年是快速“去计划”期，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由120种(1980年)下降到60种，减少了一半。国家计划统配物资由256种(1979年)下降到56种。1985-1992年则处于调整期，计划体制的退出相对较为缓慢，1985-1992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指令性产品只减少了1种，国家计委统配的物资也只减少了1种。1992年以后，又进入了快速改革期。价格管理方面1992年底国家物价局一下子放开了571种产品价格，下放省管22种，1992-1993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削减了23个。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只对煤炭、石油、粮食等具有半公共产品特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产品和物资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计划控制，至少95％以上的经济活动已经全部交给市场了(见表3)。
注：a.不包括部管物资。b.刘进喜：《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性转变》，北京：高等育出版社，1996年。c.马凯、曹玉书主编：《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3、234页。d.郑新立主编：《发展计划学》，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第431、432页。e.张平：《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2009年9月16日。按：1992年以后的政府定价包括指导价部分。f.张卓远：《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三步曲：商品经济论、市场取向论、市场经济论》，《财贸经济》1992年第11期。
与此同时，五年计划功能也从微观干预转向了宏观管理。“七五”计划规定五年计划是宏观上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调节和控制的主要依据；“八五”计划改名为计划纲要，加强了宏观性、战略性，要求对任务、方向、政策和改革开放总体部署作出规定，而不是做具体的经济计划；“九五”计划首次明确将五年计划定位为“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五年计划”的实物量指标不断减少，“六五计划”有65种，到“八五”就减少到29种，到“九五”虽然还有12个实物量指标，但它只是预测性的，事实上已经取消了对工农业产品生产下达计划；“十五”计划，这些实物量预测指标也基本取消了。(20)
(二)从经济计划到全面规划
“一五”至“五五”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对基本建设投资和项目做出安排，并规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六五”以来，五年计划正式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并不断强化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计划重点逐步脱离了单一经济计划的轨道，转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任务、政策和改革开放的总体部署上。在“十一五”规划中还增加“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篇，还首次设计了“公共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共7项)，成为较为全面的发展规划；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起，再进一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规划，即“五位一体”的五年规划，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方面内容。(21)
相应的，五年计划也从经济建设为主的计划转变为社会建设为主的规划。其目标的逐步转换，反映了计划功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从“六五”计划的目标构成来看，其与计划经济时代五年计划以经济建设指标为主已大不相同，但经济类指标仍然占据主体，比例为60.7％。“六五”计划的社会类指标占39.3％，表明社会发展已经作为重要的政府职能。随后的五年计划中，经济类指标不断下降，社会类指标不断上升；“十一五”规划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从规划目标构成来看，“十一五”规划中人民生活、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指标更为凸显，分别占了38.1％和31％，全部社会类指标合计达到77.3％，而经济类指标比例已降至22.7％，这标志着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取得了重大进展(见表4)。
(三)从市场排斥型到市场友好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经济领域用市场逐步取代计划的过程，充分反映在历次的五年计划的演变之中。“七五”计划明确提出“逐步形成少数商品和劳务实行计划价格、多数实行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价格体系”。要求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努力提高决策科学水平和宏观控制调节能力。(22)“八五”计划明确提出“进一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23)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计划的指令性曾经成为改革要取消的对象，五年计划总体上应该是指导性的成为共识。(24)“九五”计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25)“九五”计划明确规定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十五”计划明确提出，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26)重新强调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开始明确计划和市场有各自发挥功能的领域。
“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计划对市场不可或缺的补充功能，将规划定位为“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方向，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十一五”规划的重大创新是将规划指标划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将约束性指标定义为“是在预期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的指标，是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众利益领域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27)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22个指标中，预期性指标14个，约束性指标8个。“十一五”规划还强化了对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规定规划实施必须进行中期评估，并对节能、减排等重点指标制订了考核和奖惩办法。“十一五”发展情况表明，约束性指标的制度安排发挥了很好的作用，8个约束性指标发展情况都显著好于“十五”时期(见表5)。这也表明，当在经济领域政府的计划之手软化的同时，在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的规划之手再次得到硬化。
(四)从少数人决策到集体决策
“六五”以来五年计划制定的过程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转型，总体上是不断制度化、程序化、民主化，从少数人决策到集体决策，从内部封闭决策到开放式决策，从国家决策到公共决策。
一是制度化，即将发展规划纳入到法制轨道上，成为我国发展战略及规划等重大决策的法律依据；编制“十五”计划期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十五”规划编制方法和程序的若干意见》，在我国五年计划编制史上第一次将规划编制制度化。(28)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规划编制的方法和程序。
二是程序化，即明确制定规划的各类程序，实施和执行规划的各类程序。五年计划编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集体决策程序安排。根据作者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参加“十一五”规划过程观察，规划制定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对正在实施的五年规划进行中期评估；对下一个五年规划进行前期研究；起草中共中央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建议；根据中央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规划文本；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对草案提出建议，进行论证；国务院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和综合各部门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批准规划草案；公开发布五年规划；进入规划实施阶段，确定各部门分工。在编制过程中的每个环节的时间相对程序化，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五年计划“政策循环”模式。
三是民主化，五年计划(规划)编制体制计划制定过程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集体决策、咨询决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前期研究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对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作初步预测与论证，并组织对意见草案的大范围讨论。在正式编制草案阶段，要广泛征求各部门、各地方的意见。形成草案后还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决策过程的参与范围在扩大，民主化程度在提高，专业化程度在增强，政治共识在趋同，发展政策在协调，这些做法都有力保证了五年规划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
三、五年计划与发展奇迹
五年计划是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一把钥匙，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这里也有个“好计划”和“坏计划”的重要区别。从60年发展实践看，“好计划”的时期是发展的黄金期，而“坏计划”时期则是发展的波折期。第一次发展黄金期就是“一五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十分短暂；(29)而后中国又先后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波折期，这也解释了从“二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为什么会失败或不成功，但这不是五年计划这一手段的失败，而是相关重大决策的失败；第二次发展黄金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绩效越来越好，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规划主要发挥着以下几项功能。
(一)提供公共服务
从“六五”由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开始，每个五年计划都有相应的社会发展计划、内容与指标，这就使五年计划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十一五”规划首次界定了公共服务领域(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公共文化、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公益性研究、国防等11个主要领域)，明确这是政府的承诺，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能，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完成。同时确定了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优先领域(11个)、重点支持区域(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等8类地区)。从我们对“十一五”期间(2006-2009年)规划指标完成情况的评估报告看，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指标是完成率最好的指标。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有发展规划的国家也是人类发展指标提高最快的国家，这也反映了发展规划有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并加快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趋同。
(二)调控发展模式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来说，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实现对发展模式的有效调控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目前，发展模式的调控已经成为发展规划的焦点，对发展模式进行有效管理，促进从速度型发展模式向科学型发展模式转变，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节约利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五年计划的突出功能，也是五年计划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
“十一五”规划制定的8个约束性指标(见表5)是对无度增长的约束和对发展模式的调控，是促进经济增长向“低消耗、低投入、低排放”的模式转型，“十二五”规划还要在三低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2010年6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30)核心战略是要推动地方政府改变“GDP挂帅”的发展模式，对生态屏障、大江大河重要水系等生态系统、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生态安全的生态地区实行限制开发、禁止开发，改变政绩考核方式，树立“提供生态产品也是发展”的新政绩观。主体功能区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但是没有真正实施，还将纳入“十二五”规划，成为促进地方转向科学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
(三)助推经济增长
发展计划在工业化初期，可以替代市场快速地动员和集中资源来强制发动工业化，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大推动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进入起飞期以后，也可以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通过加强对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产业引导等措施来促进经济更快的增长。
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两次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一次是“一五时期”；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高增长，这两个时期也是五年计划的黄金时期。相反，“1958-1975年”是中国经济的较低增长期，同样也是计划工作受到严重冲击的时期。从国际比较来看，也是如此，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实行五年计划的发展中国家(见表1)。
(四)熨平经济波动
计划经济时期，计划指标直接体现政治路线的周期，政治路线冒进时，计划指标也往往是高指标，政治路线稳健时，计划指标也相对较低。计划指标的大起大落，往往是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的直接原因。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计划对经济波动也从“干扰器”转变为“稳定器”，经济增长目标趋于稳定，通过需求供给总量管理，实施年度宏观调控目标，计划指标对经济波动起到了“熨平”的作用，既要在经济上升的周期控制经济过热，也要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进行反周期操作，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下滑。
从实际效果来看，随着计划设定的指标日益平稳，经济增长的波动系数也持续下降，中国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低波动。1990-1998年中国的年度计划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为22.4％，而后中国的年度计划经济增长率采取了“锚定”策略，1999-2004年波动系数连续6年为7％，而2005年后又连续5年波动系数为8％，在经济增长过分高过这一“增长锚”时，就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进行“刹车”，当经济增长预计下滑到“增长锚”以下时，就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整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系数呈下降趋势，1953-1978年为154.5％，“六五”1981-1986年就下降到36.2％，到“十五”已经下降到9％。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率不仅是世界最高的，也是世界高增长国家中最稳定的(见表1)。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8％，波动系数为28％，属于“稳定型”增长国家。中国还明显地优于印度记录，印度经济增长率为5.68％，波动系数为50％。
五年计划作为经济手段可以降低外部危机引起的经济波动，起到“缓冲器”、“稳定器”的宏观经济稳定作用。由于有了“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的指导和安排，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强大冲击的时候能够表现得更为从容，中国政府率先在全世界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进而带动亚洲经济复苏，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的发展实践又一次证明：“两只手”比“一只手”要好；“两手硬”比“两手软”要好。
四、结论
市场与计划两者不可或缺，不可相互替代，核心问题是要有效结合两种手段，发挥两大优势。在私人物品和情境知识领域，要实现微观经济活动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实现计划干预最小化，经济发展活力最大化。计划则可以在提供共用知识、公共物品方面弥补市场失灵。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要发挥它的基础性作用，看得见的规划之手发挥它的补充作用。
中国计划体制经历了发展、停滞、衰弱的过程，但后来又经历了重新改革和复兴的过程，五年计划本身经历了从越位到缺位，再到归位的转型过程。中国的体制转型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后者从计划的有形之手直接到市场的无形之手，而是两手并用，引入市场的同时，重塑了计划之手。计划这一有形之手在微观经济领域被削弱同时，在公共服务领域却被强化。
五年计划是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一把钥匙，它不但是创造经济中国奇迹、保持宏观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没有市场经济，中国不可能创造繁荣；没有发展规划，中国不可能实现和谐。关键在于，我们不能迷信什么教条主义，不能相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坚持独立探索，立足自身国情，从实践和实验中进行学习，不断实践、不断调整，最终形成了“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也说明世界上没有最好的体制，也没有最完备的体制，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体制，最适宜自己的体制，这个体制不是人们事先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人们不断以“试错法”的方式实践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
注释：
①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1-12页。
②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③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990年俄罗斯人均GDP7779美元(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到2006年时才到达7905美元；1990年7个东欧国家人均GDP5 427美元，到1998年才达到5 602美元。参见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
④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提供的数据，1990年俄罗斯HDI指数为0.821，到2007年仅为0.817。参见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UNDP,HDI trends_components_2009。
⑤参见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1979年3月8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245页。
⑥参见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
⑦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立了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提出“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⑧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要求“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自由市场调节”。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⑨1990年12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参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等：《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⑩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11)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参见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7页。
(12)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From Plan to Market,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3)温家宝指出：“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决不会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对立起来，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和社会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硬，两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按照市场规律配制资源，也才能使资源配置合理、协调、平衡、可持续。”见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新华社英国剑桥2009年2月2日电，新华网。
(14)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5)王绍光、胡鞍钢：《重新认识国家的作用》，见胡鞍钢、王绍光：《政府与市场》，北京：计划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16)参见刘国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建》，《现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
(17)参见杨伟民：《“十二五”规划编制中需要深化研究的十个问题》，《发展规划研究》2009年第2期。
(18)奈斯比特概括了中国模式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国家的长远目标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优先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参见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扉页、第61页。
(19)邓小平1985年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20)“十一五”规划中的第三篇《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没有一个实物性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仅在第二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提出了“粮食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左右”的实物性指标，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出这个指标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它已经不是指令性生产指标，而是生产能力的预期指标，实际生产情况还取决于粮食的供求关系。
(21)我们建议将“十二五”规划名称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它的涵义不仅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是完整包括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参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编：《国家“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及目标研究提要报告》，胡鞍钢执笔，2009年5月20日。
(22)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2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199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24)当时主持“九五”计划制定的李鹏同志在起草“九五”计划纲要过程中着重强调：“要把传统作计划的方法改变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计划的新方法，做到总体上是预测性的，侧重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见李鹏：《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207页。
(2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5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2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的建议》(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2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专栏三。
(28)参见汪洋：《总结经验、开拓创新，不断改进规划工作》，http://wwwold.sdpc.gov.cn/i/ia/ldjh35.htm。
(29)“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几种不同的估计，国家统计局统计约为9.2％；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为5.9％。国外中国问题专家对1952-1957年间中国GDP增长率估计有所不同，但都承认这一时期中国GDP增长率在6％—9％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9-151页。
(30)新华社，北京2010年6月12日电，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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