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外來詞雜談（補訂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漢語外來詞雜談论文,補訂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1 古代和近代漢語都包含相當數量的外來詞彙成分（注：參看徐文堪：《外來語古今談》，語文出版社，2005。），見於各類典籍，情況十分複雜，需要分別處理。比方説，有的外來成分已經進入漢語詞彙系統，並不同程度地穩固下來，理應算作漢語裹的外來詞，而有的只見於個別特定場合，未必能算作漢語裹的外來詞；就各類外來詞而言，有的已經研究得比較充分，而有的至今還缺乏全面的搜集和深入的探討，有待於各相關學科的學者們多多致力。在這篇小文裏筆者打算就諸如此類的問題略舉例證，作一個初步的粗淺的説明。
1.1 古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與周邊各地區民族也多有接觸，在遠古和上古時期民族、語言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情況異常複雜（注：參看Terrien de Lacouperie: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Researches on the Languages Spo-ken by the Pre-Chinese Races of China Proper Previously to the Chinese Occupation,London,1887 ;艾伯漢(Wolf-ram Eberhard) :Untersuhungen über den Aufbau der chinesischen Kultur,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3,1942; 又：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Leiden:E.J.Brill,1968；又：Review of 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 by Harold J.Wiens,Oriens,Vol.8,no.2,1955,p.305 ;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吉德煒(David N.Keightley,ed.):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411-66；薛愛華(Edward H.Schafer):The Yeh Chung Chi（鄴中記），T' oung Pao,vol.76,1990,p.150；馮蒸：“論漢語和藏語進行比較研究的原則與方法”，《詞典研究叢刊》10，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頁190；馬學良主編《漢藏語概論》上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79-96；餘志鴻：“‘賓動’倒句和語言交融”，《民族語文》1988年第3期。）。以中原地區的華夏語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漢語實際上是一個混合體（注：王敬騮云：“中華民族本是多民族融合的人們共同體”；“所謂漢人，主要是由古代進入‘中國’爭雄問鼎的越人、夷人、羌人以及其他出入中原地區的人們共同體融合而成的”；“所謂漢語，應是我國古代的越語、夷語、羌語以及其他有關人們共同體所使用的齬言融合而成的。”見“釋‘蘇’‘荏’——漢語詞考原之一”，《雲南民族語文》1993年第2期，頁1、5。），其中容納了多種語言的成分。在先秦時期的上古漢語裏就可以考察出來從鄰近語言吸收的詞彙成分。例如：
貝 這是一個古老的詞，殷商卜辭裹已見。據江上波夫考證（注：Egami Namio（江上波夫）：Migration of Cowrie-shell Culture in East Asia,Acta Asiatica,No.26,1974,p.29.參看蘇繼廎：《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頁117。），“貝”乃是隨同從華南輸入貝殼（用作裝飾品與貨幣）（注：考古發現表明，殷商、西周時期的墓葬中隨葬的貝幣都是不產於中國內陸的江河湖泊而產於南海或印度洋的海貝。見羅二虎：“南方絲路古貝考”，伍加倫、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頁97-8。參看H.E.Gibson:Cowries as Money during the Shang and Chou Periods,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71,1940/1941；濱田耕作：“支那古代の只貝貨に就ぃて”，《東洋學報》第2卷第2號，1912；又：“貝貨考補遺”，同上第3虢，1912；楊鍊漢譯文“中國古代貝貨”，《古物研究》，商務印書館，1936，頁1-14；蔣玄怡：“中國古代貝貨之由來與吳越民族之關係”，《説文月刊》第1卷第4期，1939；鄭家相：“古代的貝貨”，《文物》1959年第3期；朱活：“關於我國古代貝幣的若干問題”，同上1959年第6期；李家瑞：“古代雲南用貝幣的大概情形”，《歷史研究》1956年第9期；方圓瑜：“雲南用貝作貨幣的時代及貝的來源”，《雲南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而借自南亞語(Austroasiatic)或南島語(Austronesian)的一個詞。比較泰語beer，占語(Cham)、吉蔑語(Khmer)bier，馬來語bia，爪哇語beya。
匹（鴎） 《廣雅·釋鳥》：“鴄、鶩，
（鴨）也。”“鴎”為後起加形旁字，古籍作“匹”（注：參看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履部“匹”字條。）。《禮記·曲禮下》：“庶人之摯匹。”《周禮·春官·大宗伯》：“庶人執騖。”可見匹就是騖。《孟子·告子下》：“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匹雛就是鴨雛。據聞宥考證（注：聞宥：“語源叢考·鴨鴄鶩三詞次第考”，《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輯，頁135-45。文中論《孟子》“匹”字，引孫奭《音羲》：“匹，丁作疋。今按《方言》……”，又引焦循《正羲》之説，謂“其實孫、焦雨家都是迂儒之見”。筆者按：“今按《方言》……”為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記》之文，與原奭無涉，“孫、焦”應作“阮、焦”。），“匹”在漢語裹出現晚於“騖”而早於“鴨”，是源於台語或其他南亞語的一個詞。比較阿含語(Ahom)pit，老撾語pět，泰語pēt，傣語pet，壯語、布依語pit，侗語
，黎語bet，佤語
，德昂語（即崩龍語）peit/pjit/bit，京語、越南語vit。
像上述這一類出現在上古時期的外族語詞彙成分，以代遠年湮，文獻不足，多半難於考實，因此未必宜於看作漢語裹的外來詞。
2.1 在中古和近代作品裹時或出現由於特定原因而使用外族語詞的情況。例如：
劉義慶《世説新語·政事》：“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説色。唯有……數胡人為未洽。……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注：此“闍”讀“視遮切”，或誤讀“當孤切”。如黄遵憲《歲暮懷人詩》三十五首之八：“自笑壺邱懾鄭巫，有人彈指説闌闍。四朝盟會文山稹，排比成書有意無？”），蘭闍！”群胡同笑，四坐並懽。
劉盼遂云：“蘭闍或為梵語之
，此云樂也（注：劉盼遂：“世銳新語校箋”，《國學論叢》第1卷第4虢，1928，頁70。）。”這大約是本於陳寅恪之説（注：周一良：“中國的梵文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頁334；又：《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446；又：《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153。）。其後吴其昱更撰專文詳考，證成陳説（注：Wu Ch'i-yu:
propos de l' expression lan-tch
de la langue hou citée dans le Che-chouo sin-yu.In Memoriam Tch' en Yin-k'o,
tudes d' 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offertes au Professeur Jaroslav Pr
ek,Paris,1976,p.303-16。）。有關主要結論為：王導與西域高僧，如尸梨密多羅（
）（注：《世説新語·言語》：“高坐道人不作漢語。”劉孝標注引《高坐別傳》：“和尚胡名尸梨密，西域人，……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性高簡，不學晋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慧皎《高僧傅》卷一“帛尸梨密傳”略同。），頗有交往，必會從他們的通譯學到些許梵文詞語；“蘭闍”只能解釋為
（祈使式、主動態、現在時、第二身、單數），義猶法語Sois content（筆者按：略如英語Do be cheerful）。平田昌司也贊同陳、吴二家之説（注：平田昌司：“謝靈運‘十四音訓敍’の系譜”，高田時雄編《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4，頁33-4。）。馬瑞志(Richard B.Mather)注釋《世説新語》此條，云：“‘蘭闍’當是佛教徒所用梵語(Sanskrit)問候之詞
（略如英語Good cheer）的俗語(Prakrit)或某種中亞語的説法（注：R.B.Mather: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6,p.86。）。”説亦相近（注：“蘭闍”還有其他解釋。參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記》，中華書局，1985，頁119；俞敏：“佛教詞語小議”，《俞敏語言學論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337；饒宗頤：“關於世説新語二三問題·蘭闍”，《唐君毅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83。）。王導在這樣的場合行了胡人的“彈指”之禮（注：“彈指”為天竺人表示高興、贊美等感情的一種動作。周一良上引文云：“隋唐以後胡梵兩字的分別漸嚴。胡專指中亞胡人，梵指天竺。六朝時期胡的用途還很廣，印度也每每被稱為胡。”張毅亦云：“六朝以前印度也可稱為胡，隋以後所謂胡始不包括印度而僅指中亞及北亞各族。”見《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中華書局，1994，頁92。），同時説了一個胡語的詞，顯然是政治家的刻意作態。《世説新語》的撰者把這一軼事歸入“政事”門，良有以也。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據卜弼德(Peter A.Boodberg)考證（注：P.A.Boodberg: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l,nos.3-4,1936,p.305,n.74.卜氏僅引《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一，未及《水經注》。），“唐述”乃是突厥-蒙古語(turco-mongol)tangsuq的蒙古語複數形式*tangsut的譯語，義為supernatural thing（超自然之物，“神鬼”）。
白居易《新樂府·隂山道》：“隂山道，隂山道，紇邏敦肥水泉好。”
據陳寅恪考證（注：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255-6。），“紇邏敦”是突厥語：“紇邏”為kara之音譯，義為“玄黑或青色”；“敦”爲tūna之對音簡譯，義爲“草地”
（注：W.Radloff:Versuch eines Wrterbuches der Turk-Dialekte (4 B
nde,1893-1911),St.Petersburg,Bd.2,S.132,Bd.3,S.1440.）。這裏詩人用了當地回鶻人語言裹的兩個詞，大約為的是點染一點本地風光和民族色調。
白居易《新樂府·蠻子朝》：“清平官持赤藤杖，大軍將繫金呿嗟。”
唐樊綽《蠻書》卷八：“［南詔］謂腰帶曰佉苴。”又：“帶謂之佉苴。”《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蠻傳·南詔”：“佉苴，韋帶也。”又：“自曹長以降繫金
佉苴。”“呿嗟”即“佉苴”，是當時雲南民族語言裹的一個詞。比較今白語
（帶）。
元代漢蒙民族接觸密切，因而出現漢語裹夾用蒙古語的情況，常見於當時的劇曲作品裏。例如：
元無名氏《像生番語罟罟旦》（注：明張禄輯《詞林摘艷》，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頁324-7；趙景深輯《元人雜劇鈎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頁132-4。）第三折第四曲“窮河西”：“皓首蒼顏老宣差，駕車的心哎怯。都麻呢咬兒只不毛兀剌(Tümen-i yor
i bu ma' ula)！你與我請過來。”又第五曲“播海令”：“ 爲男兒不在，帳房裏沒甚麼……沒甚麼東西，東西的這五隔(ügei)（注：參看Arthur Waley:Chinese-Mongol Hybrid Song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20,1957,pp.581-4；方齡貴：《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頁247-9。）。”
“都麻”義為“萬户”，“咬兒只”義為“走”，“毛兀”義爲“煩惱，相怪”；“都麻呢咬兒只不毛兀刺”大意是“萬户爺，走吧！別見怪！”“五隔”義爲“没有”。
像上述這一類出現在中古和近代作品裏的外族語詞大抵只用於某種特定場合，也未必都能算作漢語裏的外來詞。
3.0 在歷史上漢語裏的外來詞有兩大宗（注：漢語借用日語漢字詞為另一種特殊情況，不在此列。）：一是從晚漢到唐代通過佛典翻譯傳入的源自古印度語言和古中亞語言的詞語；一是近百餘年來隨着歐風美雨而傳來的以英語爲主的現代印歐語的詞語。前一類外來詞爲數不算少，但能走出佛教著作的範圍的很有限；後一類外來詞產生之後往往又爲自創的新詞（包括仿譯詞）所取代，通行開來的爲數並不很多。這兩類外來詞都已經研究得比較充分，並各有專書著録。
3.1 現在看來，更加值得廣泛搜集、深入研討的倒是那些散見於歷代各類作品的語源不一需要考定的外來詞。下面試就常見習讀的唐宋詩詞舉幾個名物詞（文化詞）為例，略作討論。
白居易《新樂府·澗底松》：“君不見，沈沈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白榆。”李商隱《碧城》詩三首之三：“玉輪顧兔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
章鴻釗在寫成於1930年的《寶石説》一書中指出（注：章鴻
：《石雅》《寶石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540。），“珊瑚”之名始見於西漢初。陸賈《新語·道基》（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一“子部一·儒家類一”以陸賈《新語》為後人偽托之作。但余嘉錫力辨此書並非贗作。見《四庫提要辨證》(1958)第2册，中華書局，1980，頁524-38。）：“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但章氏此説長期不為人所知。後來中外學者所能找到的“珊瑚”的最早出處是司馬相如《上林賦》：“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大型辭書也多引此為始見書證（注：遲至1996年尚有學者説：“我國載籍最早著錄珊瑚者為《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載《上林賦》。”見楊博文：《諸蕃志校釋》，中華書局，頁201。）。依據史籍記載（見下“琥珀”條），在古代珊瑚是西域的出產，中國的珊瑚大約是從西域傳來的。但是在西亞語和伊朗語裏找不到跟“珊瑚”對應的詞。因此對於“珊瑚”是否外來詞學者們往往游移其辭。如勞費爾(Berthold Laufer)説：“漢語‘珊瑚’或許是起源於外國語，或許不是（注：B.Laufer: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Chicago,1919；林筠因漢譯本《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1964/2001，頁355。）。”章鴻釗説：“意者‘珊瑚’之名本中國語而非外國語也（注：章鴻劍：前揭書，頁540。）。”但Janusz Chmielewski力主“珊瑚”為外來詞説（注：J.Chmielewski:Two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Rocznik Orientalistyczny,Vol.24,no.2,1960,p.53-6。）。他認為：伊朗人在很古的時候就知道珊瑚並把它視為珍品，而中國人跟伊朗人接觸又為時甚早，因此“珊瑚”一詞很可能是源自伊朗語。雖然在伊朗語裏未能找到相當於“珊瑚”的特定的詞，但是“東方人總是把珊瑚當作寶石（注：《中國伊朗編》，頁353。）”，古代伊朗人特別是中亞的伊朗人必定也是如此（注：古代中國人也是如此。如西漢桓寬《鹽鐵論·力耕》：“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直到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也還把珊瑚歸在卷八“金石部”。對此章鴻釗在《寶石説》中曾解釋説：“琥珀與珊瑚，考其實皆非石類，蓋一為植物之脂液，一乃動物之遺蛻也。……而世之用作寶石類已久。”（頁540））。因此“珊瑚”可能是伊朗語指稱“（美）石”的一個詞的對音，而這個詞就是淵源古遠的sng＜*(a)sanga。其後薛愛華(Edward H.Sehafer)和馬瑞志(R.B.Mather)也都承用其説（注：E.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 ang Exo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1985,p.246; R.B.Mather:op.cit.,p.649.楊博文謂“珊瑚”乃波斯語名xuruhak之訛省。（前揭書，頁201）其説繆悠，可不置論。）。
李白《客中行》：“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李商隱《題僧壁》詩：“蚌胎未滿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
依上引章鴻釗之説，“琥珀”之名也是始見於陸賈《新語·道基》。據史籍記載，跟珊瑚一樣，琥珀也是出產於西域。《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罽賓，……出珠璣、珊瑚、虎魄。”《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大秦國……有……珊瑚、琥珀。”《梁書》卷五四“諸夷傳”：“中天竺……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魏書》卷一○二“西域傳”：“波斯國……出珊瑚、琥珀。”《周書》卷五○“異域傳下”、《北史》卷九七“西域傳”略同。《隋書》卷八三“西域傳”：“波斯國……多獸魄（注：唐人避諱，改“虎”為“獸”或“武”。）、珊瑚。”《南史》卷七九“夷貊傳下·西域”：“波斯國……亦有武魄（注：唐人避諱，改“虎”為“獸”或“武”。）。”看來“琥珀”可能是個外來詞，但原語不明。綜合夏德(Friedrich Hirth)、卜弼德(P.A.Boodberg)、薛愛華(E.H.Schafer)三家之説（注：F.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Leipzig and Munich,1885,p.245; P.A.Boodberg: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HJAS,Vol.2,1937,p.359,n.60; E.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p.247。），它大約是來自西亞或南亞某種語言的一個詞，其原始形式當是*xarupah，而這個詞又跟古羅馬博物學家Pliny提到的“敘利亞語”harpax有關聯。
杜甫《贈田九判官》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李商隱《茂陵》詩：“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
勞費爾(B.Laufer)認為苜蓿這種植物的種子和“苜蓿”這個名稱是漢武帝時出使西域的張騫從大宛(Fergana)帶回中國的。當時大宛人講的語言是一種伊朗語方言，所以“苜蓿”應當是源自伊朗語的一個借詞。但這種古伊朗方言已經絶跡，現在在伊朗語裏找不到跟“苜蓿”對應的詞，只能用擬構法重建為*buksuk（注：《中國伊朗編》，頁36。）。《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陶為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馬耆目宿。……張騫始為武帝言之。……漢使採蒲陶、目宿種歸。”可見苜蓿其物其名的確是武帝時漢使從大宛帶回來的。勞氏之説思路基本上是對的。但J.Chmielewski認為勞説不可靠。在他看來，既然在伊朗語裏找不到跟“苜蓿”對應的詞，就應當另尋語源。他認為漢朝的苜蓿也可能來自罽賓(Kashmir)。罽賓也出產苜蓿，漢使就在那裏見到過。當時罽賓人講的語言是一種跟梵語有關聯的印度方言。雖然跟“苜蓿”對應的早期罽賓語詞未能直接找到，但苜蓿是一種產蜜植物，因而梵語稱蜜的詞māksika就有可能被用作產蜜植物苜蓿的名稱。漢語“苜蓿”大約就是māksika一詞在罽賓的某種方言形式的音譯（注：J.Chmielewski:op.cit.,pp.69-83。）。
李賀《宫娃歌》：“象口吹香毾
暖，七星掛城聞漏板。”
“毾
”之名東漢初已見記載。《北堂書鈔》卷一三四“服飾部三·毾”、《太平御覽》卷七○八“服用部一○·毾”並引班固《與弟超書》（注：參看原田淑人：“班固の與弟超書に就ぃて”，《東方學報》（東京）第11册之一，1940/1941。）：“月支毾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御覽》又引杜篤《邊論》：“匈奴請降，毾、罽褥、帳幔、氊裘積如丘山。”在東漢以降的典籍裏“毾”數見不鮮。《御覽》卷三五八“兵部·鞍”引《東觀漢記》：“景丹將兵詣上，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鞍旃毾上。”《三國志·魏誌》卷三○“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大秦國……氍毹、毾、罽帳之屬皆好。”《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注：參看沙畹(
douard Chavannes):Les pays d' Occident d' après le Heou Han chou,TP,vol.8,1907,p.193.沙氏譯“毾
”為tapis de laine，是。）。”李賢注：“《埤蒼》曰：毛席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引服虔《通俗文》：“織毛褥……細者謂之毾（注：參看徐時儀、梁曉虹、陳五雲：“佛經音義中有關織物的詞語”，《漢語史學報》第2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147-8。）。”《梁書》卷五四“諸夷傳”：“中天竺……土俗出……，毾。”《南史》卷七八“夷貊傳上”略同。《魏書》卷一○二“西域傳”：“波斯國……多……氍毹、毾。”《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同。字又作“
”。《御覽》卷八二○“布帛部七·白疊”引吴篤《趙書》：“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世説新語·任誕》：“王子猷……詣郗雍州，……見有。”《周書》卷五○“異域傳下”：“波斯……又出……氍毹、。”又作“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七《樂府古辭》：“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勞費爾(B.Laufer)認為“毾”相當於中古波斯語的一個詞，與詞根tāb（紡績）有關，可以擬構為*
（注：《中國伊朗編》，頁321。）。薛愛華(E.H.Schafer)也認為“毾”無疑是一個波斯語名稱，指伊朗的一種羊毛毯，但是他沒有舉出跟“毾”對應的波斯語詞（注：E.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p.198。）。馬瑞志(R.B.Mather)注釋上引《世説新語》文，也肯定“毾”源自伊朗，並指出它在波斯語裹的對應詞當是tābīdan（義為spun/woven) （注：R.B.Mather:op.cit.,pp.385,655。）。
杜甫《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又《閑遊即事》詩：“寒食青青草，春風瑟瑟波。”
中古以降史籍對“瑟瑟”多有記述。《魏書》卷一○二“西域傳”：“波斯國……出……瑟瑟。”《周書》卷五○“異域傳下”、《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隋書》卷八三“西域傳”略同。《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于闐”：“初，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瑟瑟百斤，並他寶等。”又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注：波斯出產瑟瑟，而吐蕃人與波斯人多有往來（參看王堯：《吐蕃金石録》，文物出版社，1982，頁58；張雲：《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頁292-300），波斯當是吐蕃輸入瑟瑟的來源地之一。）。”《新五代史》卷七四下“四夷附錄第三·于闐”引後晋高居誨《于闐國行程記》（注：關於此《記》，參看長澤和俊：“高居誨の于闐紀行につぃて”，《東洋學術研究》第16卷第4號，1977；潘吉星：《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巴蜀書社，1989，頁550。）：“經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瑟瑟為來自西域主要是波斯的一種寶石(gemstone)，“瑟瑟”一詞當是譯語。古代伊朗出產綠松石(turquois)很有名（注：章鴻：前揭書，頁29。參看劉萬航：“綠松石——最早用於裝飾的寶石”，《故宫文物月刊》1:9,1983。）。波斯語稱一種質地較粗的綠松石為jamsat，“瑟瑟”大約就是這個詞的對音省譯（注：蘇繼廎：前揭書，頁256-7。Wilfrid Stott在講到南詔的瑟瑟時，也認為瑟瑟大約是緑松石。見The Expansion of the Nan-chao Kingdom,TP,vol.50,1963,p.214。）。在漢語外來詞裏，節取原複音詞後一音節的譯語舊有其例，如把孟語(Mon)、泰米爾語(Tamil)、馬來語和爪哇語的kapal（航海的大船）音譯為“舶”（注：蘇繼廎：前揭書，“敍論”頁4。參看松本信廣：“‘舶’と云ぅ文字に就ぃて”，《東亞民族文化論考》，東京：誠文堂，1968，頁771－80。）；把原單音詞衍為重言的也有其例，如緬彞語群稱虎為“羅”(la/lo)，而《山海經·海外北經》作“羅羅”。至於有學者認為“瑟瑟”來自阿拉伯語jaza（注：沈福偉：“結綠和埃及寶石貿易”，《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4輯，頁265。），則為勞費爾(B.Laufer)早已擯棄的誤説（注：《中國伊朗編》，頁345。），可不置論。綠松石這種寶石呈好看的綠藍色(greenish blue,bleu,verd
tre)，故“瑟瑟”又由物名引申以指顏色，如上引白居易詩之所見。
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櫪上昂昂皆駿駒，桃花叱撥價最殊。”元稹《望雲騅馬歌》：“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
陶宗儀《説郛》卷三引秦再思《紀異錄》：“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注：參看蔡鴻生：“唐代汗血馬‘叱撥’考”，《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2001，頁225-30。）：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黄叱撥，五日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據考證，“叱撥”乃是突厥—蒙古語(turco-mongol)
ibar的音譯（注：參看P.A.Boodberg: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p.299,n.8。），原義為：有各種不同顏色或顏色深淺不同的圓形斑點的馬。
王翰《涼州詞》二首之一：“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之二：“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引傅玄《琵琶賦》：“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為馬上之樂，欲從方俗語，故名曰‘琵琶’。”《太平御覽》卷五八三“樂部二一·琵琶”引傅玄《琵琶［賦］序》：“聞之故老云：……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裁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故［曰］‘枇杷’也。”由此可見，琵琶不是漢族原有的樂器（注：關於琵琶類樂器的起源和歷史，參看L.E.R.Picken:The Origin of the Short Lute,Galpin Society Journal,Vol.8,1955,pp.32-42；又：T' ang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TP,vol.55,1969; 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83-134；岸邊成雄：“琵琶の淵源”，東洋音樂學會編《唐代の樂器》，東京：音樂の友社，1968；常任俠：“漢唐時期西域琵琶的輸入和發展”，《民族音樂研究論文集》，音樂出版社，1956；韓淑德、張之年：《中國琵琶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而“琵琶”一名乃是“方語（方俗語）”即外族語的譯寫，故起初字無定體。關於中國的琵琶這種樂器，富路特(Luther C.Goodrich)認為它是來自大夏(Bactria)（注：L.C.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N.Y.,1963,p.55。），而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是來自中亞的伊朗化突厥－蒙古人(Turco Mongols)（注：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4,pt.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30。）。至於漢語裏的“琵琶”這個詞，據梅維恒(Victor H.Mair)之説，則是源自波斯語barbat（注：V.H.Mair: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 "Dunhuang"，《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927。原田淑人早已指出漢語“琵琶”當源自波斯語barbat／梵語bharbhe。見“正倉院御物に見ぇたゐ唐朝風俗の一斑”，《東亞古文化研究》，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0。原田之文梅氏未提及。）。
李頎《聽安萬善吹觱篥歌》：“南山截竹為觱篥，此樂本自龜兹出。”
觱篥是一種以蘆莖為簧、短竹為管的竪笛，六朝時期從西域傳入漠地。“觱篥”字又作“篳（必）篥”“悲篥”等，無疑是譯音的外來詞：勞費爾(B.Laufer)以為源自突厥語（注：B.Laufer: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TP,vol.15,1914,p.89 et seq。）；林謙三則認為源自龜兹語(Koutchien)，即所謂吐火羅語B(Tocharien B)（注：林謙三著、錢稻孫譯《東亞樂器考》，音樂出版社，1962/1996，頁375-95。）。但跟它對應的原詞迄今未確切考明，有待繼續探討。
辛棄疾《鷓鴣天》詞：“燕兵夜娖銀胡
，漢箭朝飛金僕姑。”
“胡，字又作“胡簶”。《玉篇》卷一四竹部：“胡簶，箭室。”又作“弧簶”。《廣韻》入聲屋韻：“弧簶，箭室也。出《音譜》。”又作“胡簏”。《史記》卷七七“魏公子列傳”司馬貞《索隱》：“韊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短也。”又作“胡禄”。《新唐書》卷五○“兵志”：“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橫刀……皆一。”又作“胡盝”。段成式《西陽雜俎》（脈望館本）卷七“酒食”：“貞元中，有一將軍，……嘗取敗障泥、胡禄修理食之。”《津逮祕書》本、《學津討原》本、《太平廣記》卷二三四“敗障泥”條及《佩文韻府》卷九○下入聲屋韻引，“禄”並作“盝”。這個詞異寫特多而就漢語又無理據可説，顯然是個譯語。據岑仲勉之説，“胡”當是突厥語qurluq（盛箭之器）的音譯（注：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華書局，1982，頁222。P.A.Boodberg曾舉出蒙古語qor-（箭袋），但未提及漢語“胡”。見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HJAS,Vol.1,1936,p.173,n.9。）。《玉篇》為梁顧野王撰，《音譜》為北齊李概撰（注：據陸法言《切韻·序》、《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北史》卷三三“李公緒傳”附“李概傳”。），可見“胡”這個外來詞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了。
陸游《書枕屏》詩：“西域兜羅被，南番篤耨香。”陳亮《桂枝香》詞：“任點取，龍涎篤耨。”
錢仲聯注陸詩（注：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4057。），引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四“木之一·香木類·篤耨”為説。《本草綱目》此條襲自宋趙汝适《諸蕃志》，錢氏稱引未得其朔。《諸蕃誌》卷下“志物·篤耨香”：“篤耨香，出真臘國。其香，樹脂也。……香藏於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瑩，……名白篤耨……（注：馮承鈞：《諸蕃志校注》(1940)，商務印書館，1956，頁97；楊博文：前揭書，頁168。）”更早的記載見於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篤耨有黑白二種。”字又作“篤傉”（注：“篤耨”又訛作“篤禄”。方勺《泊宅編》卷上：“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禄香。”）。宋缺名《百寶總珍集》（《玄覽堂叢書》三集本）卷八“篤傉”：“篤傉，……泉廣路客販到，如白膠香相類。……此香氛氤不散。”這樣看來，“篤耨”當是隨同從“南番”（東南亞和南洋群島）輸入這種名貴香料而傳入漢語的一個外來詞，至晚在北宋時就已經有了（注：至遲在北宋末南宋初篤耨行銷已遠至北方。洪皓《松漠紀聞》卷上：“回鶻……香有乳香、安息、篤耨。”）。但是跟它對應的原語迄未考明。夏德(F.Hirth)共柔克義(William W.Rockhill)撰《諸蕃志譯注》，以見於明馬歡《瀛涯勝覽》“滿剌加”條的“打麻兒香”（馬來語damar)比對（注：F.Hirth and W.W.Rockhill: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
,St:Petersburg,1912,p.200.藤善真澄《譯註諸蕃志》（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91）、韓振華《諸蕃志注補》（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筆者未見，不知其對“篤耨”語源有無解釋。），未是（注：參看伯希和(Paul Pelliot):Notes sur Chau Ju-kua de MM.Hirth et Rockhill,TP,vol.13,1912,p.480。）；劉正埮以為源自英語turpentine（注：劉正埮等：《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頁85。《綜合英漢大辭典》（商務印書館，1928/1937）turpentine的釋義即為“篤耨香脂”。），尤非。
以上所舉“珊瑚”“琥珀”“苜蓿”“毾”“瑟瑟”“叱撥”“琵琶”“觱篥”“胡”“篤耨”同為歷史上我國漢族人民在和其他民族交往的過程中吸收的文化詞(Kuhurw
rter,cultural words,mots de civilisation)，它們都是隨同它們所表示的事物傳到漢地而進入漢語的。正如J.Vendryes在他的名著Le langage: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histoire(1921)中所説：“文化詞特別容易借用，它們和它們所表示的事物一起被輸送出去；事物就作為運載工具為它們服務，有時候會把它們帶到遥遠的地方去：rem uerba sequuntur（詞跟着物走）（注：Paul Radin英譯本Language: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History,1925,p.227；岑麒祥、葉蜚聲漢譯本《語言》，1992，頁257。）。”考明這一類外來文化詞對於漢語詞彙史研究、中國古籍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1 對於漢語裏的外來詞，前人由於不諳譯語，或則“以音為意”，或則“望字生義”，從而作出許多錯誤解釋（注：錢锺書：《管錐編》第4册，中華書局，1979，頁1458。），即所謂流俗詞源(Volksetymologie,folk etymology,étymologie populaire)的解釋（注：時至晚清，海通已久，尚有文人學士昧於時務，妄解譯語。如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二釋“亞細亞洲”云：“‘亞’者，《爾雅·釋詁》云‘次也’，……‘細’者，……《玉篇》云‘小也’：華語‘次小次洲’也。其侮中國極矣！”若此之類，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參看錢锺書：前揭書，頁1461。）。其以音為意者，例如：
榻登 《太平御覽》卷七○八“服用部一○·毾”引服虔《通俗文》：“名‘毾’者，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也。”劉熙《釋名·釋牀帳》：“榻登，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
批把／枇杷 應劭《風俗通義·聲音》：“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釋名·釋樂器》：“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
悲篥（栗） 何承天《纂文》（高承《事物紀原》卷二引）：觱篥，“羌胡樂器，出於胡中，其聲悲，本名悲栗。”杜佑《通典》卷一四四“樂四”：“篳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其實觱（篳）篥吹奏出來的音調不一定悲，由上引李頎詩所説“變調如聞楊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可見。何、杜二家的解釋顯然是以音為意，同時也是望字生義。
閼氏 “閼氏”為匈奴單于之妻的稱謂，始見於《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説文》一二上門部：“閼，遮
也。从门於聲。”大徐音“烏割切”。段玉裁注謂“閼”與“遏”音義並同。“閼”當讀隂／入聲。“閼氏”的“閼”也應如此讀。西漢安定郡有關氏縣，見《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據趙一清、王念孫考證（注：王念孫《讀書雜志》卷四“漢書二”。），此即《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安定郡”的烏氏縣。這也是當時“閼氏”的“閼”讀隂聲的顯證。但自王充以來，此“閼”字又有陽聲一讀。《漢書》卷六八“金日磾傳”：“日磾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論衡·亂龍》記同一事云：“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又《漢書》卷八“宣帝紀”：“［五鳳］三年，單于閼氏、子孫昆弟……將衆五萬餘來降歸義。”顏師古注：“服虔曰：閼氏，音焉支。”“閼氏”一詞自是匈奴語，但語源不詳。白鳥庫吉主張匈奴語與通古斯語(Tungusic)同族，以為“閼氏”是通古斯語
si（義為“妻”）的對音（注：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西域史研究》上册，東京，1941；漠譯文見王古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2輯，商務印書館，1940。白鳥的解釋自然僅可備一説。因為正如Otto J.Maenchen-Helfen所説，“迄今把匈奴的詞語、稱號和名字與突厥語、蒙古語、通古斯語、‘阿爾泰語’勘同(identify)的所有嘗試全都是不成功的”。見The Ethnic Name Hun,Sφren Egerod and Else Glahn(eds.):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Copenhagen,1959,p.225.晚近何星亮、劉文性對“閼氏”也有所論考，分見“匈奴語試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頁6-7、“‘閼氏’語義語源及讀音之思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頁248-55，無煩引述。）。這是取“閼”的陰聲一讀。我國古人最先提出“閼氏”的語源解釋的是東晋習鑿齒。他在《與燕王書》（《史記·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中説：“山下有紅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緋黄，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肢，婦人將用為顏色。……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其可愛如煙肢也。閼音煙，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可見當時有學問的人並不讀“閼”為“煙”。焉支山出產紅藍(safflower)，匈奴人用它的花或漿果來製作婦女用的化妝品，這可能是事實（注：參看江上波夫：“匈奴婦女の顏色‘焉支’に就ぃて”，《東亞論叢》第三輯，東京：文求堂，1940/1941。）。但這與單于之妻的稱謂並無關聯。習氏取“閼”的陽聲一讀，以“閼氏”牽合“焉支（山）”，又由此而及於此山出產的紅藍，再及於紅藍的一種製品。其説展轉牽附，實不可信。對此顏師古已有批評，見《匡謬正俗》卷五“閼氏”條（注：秦選之：《匡謬正俗校注》，商務印書館，1936，頁33-4。）。錢锺書也以習鑿齒對音譯異族語附會解釋為“舞文小慧”（注：錢锺書：前揭書，頁1458。）。蒲立本(E.G.Pulleyblank)則直指習氏的説法“最多只是一個流俗詞源解釋”（注：E.G.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sia Major (n.s.),Vol.9,pt.2,1963; 潘悟雲、徐文堪漠譯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中華書局，1999，頁197。）
其望字生義者，例如：
虎魄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七“木部·琥珀”：“虎死，則精魄入地化為石，此物狀似之，故謂之‘虎魄’。”
牧宿 《本草綱目》卷二七“菜之二·苜蓿”：“苜蓿，郭璞作‘牧宿’，謂其宿根自生，可飼牧牛馬也。”
沐猴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裴駰《集解》：“張晏曰：沐猴，獼猴也。”“沐猴”之“沐”為藏緬語m(j)uk（猿／猴）的記音字，“沐猴”是由非漢語成分加漢語成分構成的“合璧詞”（注：詳見拙撰“語源探索三例·‘沐猴’解”(1988)，《語文學論集》（增補本），語文出版社，1999，頁269-72。）。《本草綱目》卷五一下“獸部·獼猴”：“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沐猴”一詞在古籍裏又寫作“母猴”。段注《説文》，謂“母猴”與“沐猴”為一語之轉，非謂牝者。“沐猴”若如李時珍之所解釋，則於“母猴”又將何説？
果布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碡瑁、果、布之湊（注：句讀依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頁3268。）。”《集解》：“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粵地”顏師古注引韋昭説同。）。”《史記》這裏列舉的是南海的珍貴物產的具體名目，“果布”看來不是分指果子、布類，而是一個複音詞，跟并列的“碡瑁”一樣（注：關於“瑇瑁”，參看薛愛華(E.H.Schafer):The Vermilion Bird:T' ang Images of the Sou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1985,p.215。）。古代南亞、東南亞和南洋群島所產名貴香料和藥材“龍腦”，梵語名karpüra，馬來語名kapur或kapur barus（注：H.Hirth and W.W.Rockhill:op.cit.,p.194; P.Pelliot:op.cit.,p.474-5；馮承鈞：前揭書，頁91-2；楊博文：前揭書，頁168-9。）。“果布”大約就是kapur的譯語（注：參看周連寬、張榮芳：“漢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關係”，《文史》第9輯，1980，頁24-5。），也就是《酉陽雜俎》卷一八“廣動植之二·木篇”稱龍腦香樹為“固（伯希和疑為“箇”之誤）不婆律”(kapur barus)的“固不”（注：《梁書》卷五四“諸夷傳·海南”：“狼牙修國……偏多
、沈、婆律香等。”“婆律”自是馬來語barns/baros的音譯。陶弘景《名醫別錄》（《政和證類本草》卷一三引）稱龍腦香樹為“波律樹”。“波律”顯為孟語(Mon)paròt（龍腦香）的音譯。關於“狼牙脩國”，參看嚴崇潮：“狼牙修古國考”，黄盛璋主編《亞洲文明》第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頁175-82。）。
罛罟 明李禎《剪燈餘話》卷四《至正妓人行》：“銀環約臂聯條脱，彩綫挼絨綴罛罟。”“苽罟”是蒙古貴族婦女戴的一種冠飾（注：參看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Hennins or Conical Lady' s Hats in Asia,China and Europe,TP,vol.3,1892,p.427-8；江上波夫：“蒙古婦人の冠帽‘顧姑’につぃて”，《ュへラシャ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1951，頁221-55；夏鼐：《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2000，頁100-1。），在南宋和元明人著作中常見（注：參看王國維：《蒙韃備録箋證》，頁17下－18上；又：《黑韃事略箋證》，頁6下—7上；又：《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頁18； Н.Ц.Мункуев:Мзн-эдα Бзй-лу（Пол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Монголо－татар），Москва，1975,CTP.191; E.Haenisch et al.:Meng-ta pei-lu und Hei-ta shih-lüeh ( Asiatische Forschungen,Bd.56 ),Wiesbaden,1980; A.Waley: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the Journey of the Taoist Ch' ang-ch' un from China to the Hindukush at the Summons of Chingiz Khan,London,1931。），又寫作“罟罛、罟罟、罟姑、姑姑、故故、故姑、固姑、顧姑”。顯然這是一個源自蒙古語的外來詞（注：參看黄時鑒：“釋《至正妓人行》中的蒙古語及其他”，《文史》第23輯，1984，頁207-8；方齡貴：前揭書，頁309以下。）。早年白鳥庫吉曾主張它是蒙古語kükül的對音（注：白鳥庫吉：“高麗史に見ぇたゐ蒙古語の解釋”，《東洋學報》第18卷第2號，1929。參看夏鼐（前揭書，頁100）引伯希和(P.Pelliot)説。），晚近蒲立本(E.G.Pulleyblank)也認為“這必是蒙古語詞kkül的音譯”（注：E.G.Pulleyblank: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pp.453-4;又：《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頁193。）。而有的學者昧於新知，拘守舊文，對這個詞作了十分錯誤的解釋。如周楞伽注《至正妓人行》云：“苽罟—魚網。這裏似指女子所佩的香囊，用絨綫結成網形。”（注：周楞伽校注《剪燈新話》（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266。）
渾不似 這是宋元時代我國西北地區流行的一種撥絃樂器（注：林謙三：前揭書，頁238-43。），形似琵琶而較狹小。宋俞琰《席上腐談》卷上作“胡撥四”“渾不似”，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八作“渾不似”，元楊瑀《山居新話》卷二作“胡不四”，《元史》卷七一“禮樂志五·宴樂之器”作“火不思”，他書又作“胡不思、胡撥思、湖撥四、吳撥四、虎撥思、虎拍思、虎拍詞、琥珀詞、和不斯、和必斯”（注：參看俞正燮：《癸已存稿》卷一一“火不思”條；黄時鑒：“青城札記，火不思”，《內蒙古大學學報》1977年第5期；方齡貴：前揭書，頁298-301。）。據福赫伯(Herbert Franke)考證，這個詞是突厥語qubuz的音譯（注：H.Franke:Some Remarks on Yang Yü and His Shan- chü Hsin-hu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2,no.2,1955；又：Beitr
ge zur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Das Shan-kü sin-hua des Yang Yü,Wiesbaden,1956.參看 P.Pelliot:Le k'ong-heou et le qubuz，《內藤［虎次郎］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京都：宏文堂，1926。P.A.Boodberg曾舉出突厥語qobuz和來自突厥語的俄語кобза，但未提及它的漢語名稱。見The Language ofthe T'o-pa Wei,p.174。）。前人不得其解，遂依漢字為説。如俞琰云：“琵琶……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胡撥四’。”
特健藥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宫禁不嚴，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法書。……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廷，……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為‘上’者，登時去牙軸、紫褾，易以漆軸、黄麻紙褾，題云‘特健藥’，去是虜語。”唐韋續《墨藪》載“徐氏書紀”、宋陳思《書苑菁華》卷一三“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略同。元陸友《研北雜誌》卷下：“顏魯子侍郎之孫家有鍾紹京書《黄庭經》，紙尾題‘特健藥’三字。”品題法書的“特健藥”，當時人武平一就説是“虜語”。據《舊唐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武延秀於則天時奉使突厥，久不得還，神龍初始得歸，“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可見所謂“虜語”必定是突厥語（注：Achilles Fang（方志彤）亦云：“‘特健藥’必定是唐代通行的一個突厥語詞的漢語對音。”見Bookman's Decalogue（藏書十約），HJAS,Vol.13,nos.1-2,1950,pp.172-3,n.159。）。清人王士稹不得其解，遂依漢字作釋。《香祖筆記》卷一二：“《輟耕錄》言：或題畫為‘特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而黄大癡、曹雲西、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供養’（注：明陳繼儒《妮古録》卷三：“黄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蓋畫中煙雲供養也。”），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王氏把“特健藥”解為特別有益於健康之藥，顯為附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二“子部三二·雜家類六”“香祖筆記”條、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九“特健藥”條都已指出王氏此説為“以字義穿鑿”之誤。“特健藥”無疑是唐代傳入的譯語，只是跟它對應的確切的突厥語詞尚待考明（注：參看劉銘恕：“美術辭典中之外來語‘特健藥’”，《説文月刊》第4卷，1944，頁823-4；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華書局，1958，頁1090-3。）。
4.2 與上述相反，也有把非外來詞誤認為外來詞的事例，如：
老瓦 杜甫《少年行》二首之一：“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明末清初人王餘祐在他的《五公山人集》裏講到杜甫此詩時認為“老瓦盆”的正確屬讀應是“老瓦｜盆”。“老瓦”為西洋人呼“月”之詞，“老瓦盆”即“月盆”，如“月琴”“月臺”之類，取其形似（注：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一“集部別集類存目·五公山人集”。參看錢锺書：《管錐編》第2册，頁681。）。現在想來，這個音為l-a而義為“月”的西洋語詞當非拉丁語luna莫屬。這就是説，杜甫懂拉丁文（注：清未經師廖平謂孔子通英文、法文（江庸《趨庭隨筆》，引見錢锺書：前揭書，頁681），當代作家端木蕻良謂曹雪芹通日文、拉丁文，尤精英文，曾觀莎劇之演出（文載《新華文摘》1984年第4期）。奇談怪論，殆皆王餘祐謬説之支與流裔也。），“老瓦”是譯音的外來詞。
渾脫 “渾脫”在唐代指一種形狀特別的帽子和頭戴這種帽子的藝人表演的舞蹈或由他們組成的舞隊，在宋元明時代一般指一種盛水漿、飲料的容器和充了氣用以渡水的皮袋或革囊。長期以來學者們都把“渾脫”看作譯音的外來詞。現代外國學者更進而確認這一看法。如羽田亨於1933年撰文，主張“渾脫”是蒙古語*
（囊，袋子）的音譯（注：羽田亨：“舞樂の渾脫とぃふ名稱につぃ”，《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1958，頁526-30；楊鍊漢譯文“論舞樂之渾脫”，《古物研究》，1936，頁143-8。）。我國一些學者也承用其説。直到1981年著名蒙古學家司義律(Henry Serruys)纔率先指出“渾脱”並非外來語，而純粹是一個漢語詞，其語源義為“完整地剝脫（動物的皮）”（注：H.Serruys:Hun-t'o:tulum,Floats and Containers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BSOAS,Vol.44,pt.1,1981,pp.105-19。），筆者繼而撰文，加以推闡，證成其説（注：拙撰“語源探索三例·‘渾脫’考”(1988)，《語文學論集》（增補本），頁262-9。），看來可為定論（注：見《漢語大詞典》“渾脫”條。參看徐文堪：“略論《漢語大詞典》的特點和學術價值”，《辭書研究》1994年第3期，頁42-3。）。
5.1 在詞語借用中還有一種特殊現象：先是外族語借用漢語的一個詞，後來漢語又把這個詞倒借回來；在這一出一人之間，詞的字形、語音、意義或用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造一類回歸的“貸詞”，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應屬於漢語外來詞之列。例如：
把勢（把式）＜突厥語
蒙古語
滿語
（注：據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之説，引見Lien-sheng Yang （楊聯陞）：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Four Money-raising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HJAS,Vol.13,nos.1-2,1950,p.186,n.42.參看Denis Sinor:“突厥語
（城市）一詞的來源”，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頁352；張清常：“漫談漢語中的蒙語借詞”，《中國語文》1978年第3期，頁197；劉銘恕：“現代漢語中的一個蒙古語——把式”，《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頁119-21；方齡貴：前揭書，頁349-61。），指精通某種技術或手藝的人，如“鷹把勢”（注：石泰安(Rolf A.Stein):Leau-tche（遼志）traduit et annoté,TP,vol.35,1940,p.97,n.2；顧學頡、王學奇：《元曲釋詞》第1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38-9。）“車把勢”“瓜把勢”“花兒把勢”。而突厥語、蒙古語、滿語裹的這個詞又是直接或間接源自漢語的“博士”。自唐迄明“博士”可指從事某種專業或擅長某種技藝的人（注：P.Pelliot:Notes sur le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de M.W.Barthold.TP,vol.27,1930,p.14-5；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43-6。），猶今語“師傅”。
喇叭＜突厥語labay／蒙古語labai。而突厥語、蒙古語的這個詞又是源自漢語的“螺貝” （注：P.Pelliot.:Quelqu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noms tibétains ,TP，vol.16,1915,pp.20-2。）。
福晋＜滿語fujin。清朝親王、郡王及親王世子的正妻的稱號。而滿語的這個詞又是源自漢語的“夫人”（注：聶崇岐：“滿官漢釋”，《燕京學報》第32期，1947，頁100。）。
＜爪哇語ong/馬來語jong（注：P.Pelliot: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TP,vol.30,1933,pp.446-7；蘇繼廎：前揭書，“敍論”頁4。），義為“大船，船隊”。元宋无《鯨背吟》（見陳衍《元詩紀事》卷九）：“前船去速後
忙，暗裏尋認火光。”明馬歡《紀行詩》（載《瀛涯勝覽》卷首（注：萬明：《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頁3。））：“自此分往錫蘭，柯枝古里連諸番。”而爪哇語、馬來語的這個詞又是源自漢語閩南方言的“船”。
全面地搜集探討這一類詞將能為語言學、歷史學的研究提供很有價值的資料。
［附記］小文“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時代”（修訂稿）在本《學報》第六輯刊出後，筆者發現其中仍有疏誤，追改無從，謹記一例於此，以志愆尤。頁14注50云“‘來至’一語晚漢已有”，實則上古已有，如《吕氏春秋·開春》：“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