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经世致用教育思潮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晚清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世致用教育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前后，当整个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界处于“万马齐暗”的状况之际，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外国侵略势力先是走私鸦片毒品，继之动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一时“海警飙忽，军问沓至”，中国社会出现了数千年未有的变局。处于思想潮流大动荡、大转变的时代氛围之中，经世致用教育思潮正是在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现实教育日益腐化，以及西来风雨日益浸渐等诸般社会变动因素的交感催迫下，逐渐孕育形成。
其一，社会危机日益积重难返。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情景，正如时人所论析：“今日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1〕指明清朝社会的封建专制统治已是百孔千疮， 穷途末路。这种社会局势，尤其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专制政治的双重沉沦。清朝统治阶层，到嘉庆、道光时期，已经完全腐化败坏。在上者“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在下者则“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整个官场的现实写照，是卖官鬻爵公行，贪污贿赂成风，各级官吏贪赃枉法有人，办理内政外交则无人。封建专制统治机器已经损坏到连维持最起码的政治秩序的能力也没有。然而，就在清朝统治者日益腐化沉沦之时，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扩张触角伸进了中国社会。一向处于东方世界中心地位的“天朝上国”，在与西方交往时，不但经济贸易大受亏损，对外反侵略战争也屡遭失利，以致整个社会的衰败没落，犹如雪上加霜，形成双重沉沦的局面。尤其经过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迫使古老的封建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其次，财政经济的双重负累。统治阶级的腐化败坏，必然引起国家财政日渐枯竭。自乾隆朝以来，加兵饷、添宗禄、增大河工消耗，加之统治阶级无限度的挥霍浪费，致使国库积蓄枯竭，财政濒于绝境。同时，大地主大官僚对土地兼并却日趋激烈，其时“无田者半天下”，封建社会统治的根基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社会内部财政负累的同时，对外贸易又日益亏损：“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鸦片战争前夕），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这是广东一处外贸漏银情形；“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2〕。更有甚者， 则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直接经济掠夺。诸如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勒索巨额赔款，凭借“最惠国待遇”进行不公平贸易，等等。于是，中国社会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双重负累，以致日渐走向全面崩溃的境地。
再次，社会矛盾的双重激化。伴随着政治、经济日益走向封建社会末世的变化，晚清社会的阶级矛盾日渐尖锐。小农经济的破产，大批农民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必然日益激化，于是酿成彼伏此起的农民起义。在鸦片战争前40余年间，各族人民起义接连不断，对清王朝封建政权给予了沉重打击。就在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之际，西方殖民势力又不断入侵。自此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原有的阶级矛盾外，又增加了中华民族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而且这种民族矛盾开始成为“最主要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和激化，又反过来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激化，鸦片战争后不到10年时间，各种反抗斗争就有大小近百起。所有这些表明，其时封建统治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中，整个社会已呈风雨飘摇之势。
其二，封建教育日益腐败空疏。教育与社会之间，一向存在一种供求关系。当社会向教育提出一定的时代要求后，教育必须作出适当的反应和变易，以满足社会对自身的需求。鸦片战争前后晚清社会的变异，已在向教育提出了一种强烈而迫切的时代要求，即为了挽救王朝的衰落、解救社会的危机，必须向社会输送出“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的人才。然而，与政治经济领域一样，其时中国的教育同样处于一种日益腐败没落的境地。
首先，学校教学日益空疏。清代各级各类学校，到鸦片战争前后，除了识字教学尚与日常生活有联系之外，学校的课程几乎全部为应付科举需要而设，尤其各地的官学和书院的教学，不过是科举入门的阶梯。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科举取士的考试范围不外“四书”、“五经”，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评判标准，以八股文体为论题模式。这些即为其时学校教学的主体内容，成为学子入学日日攻习的课业，对于除此以外的学问则不闻不问，以致所学日益空疏无用。这种学校教育的结果，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甚重的科技知识毫无所取，就连传统教育重视的史地等知识，亦多“不知”、“不识”：“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3〕
其次，教育管理日渐废弛。清代前期，学校制度尚还完备，教育管理亦有规章。但学校成为科举附庸后，对学校的管理也日渐废弛。如最高学府国子监，嘉、道年间监舍失修，“坐监”制度徒具虚名，所谓“考课”完全流为形式，就连监生亦可用钱捐买，由是“人遂以太学为丛诟矣”〔4〕。至于原来到府、州、 县各级儒学和书院的“巡视考课”制度，时至晚清也形同虚设。“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谓教，弟无所谓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5〕
再次，科场舞弊日趋腐败。学校教育空疏散乱，作为学校教育的指挥棒——科举取士制度，更是法久而弊生，风气日益败坏。士子为了求取功名，请谒门径，贿赂公行。“当其做秀才之日，务必使之习为剿窃诡随之事，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而教这些秀才作弊之人，正是那些“委贽通藉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的官场和学府的前辈。〔6〕其时科场舞弊屡见不鲜，花样百出。作弊之手法， 诸如关节、顶替、倩枪、联号、挟带、换卷等等；作弊之人众，“有力之家，每每为之，而未尝稍以为愧”。更有弊技高出一筹者，一些有钱有势之家，干脆不让子弟下场去作弊，而直接用贿赂买取官爵。科举取士制度如此败坏，自然又反过来促使学校教育更为腐败无用，社会亟需的匡时济世的经世致用人才，断难指望既有的教育来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其三，思想领域日益激励警醒。正当中国社会由盛世向衰世滑落，教育日益走向腐败没落之际，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地向东方世界的扩张，西方文明也逐步在社会各个领域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和融合。尤其鸦片战争后，这种冲突则日益激烈，融合的程度也在缓慢地加深。如此特有的时代变化，激励起中国社会一些有识之士进行深入的思考，为寻求御侮救国之策而上下求索：既从民族自身传统寻求致用之学，又向传入的西学中探究经世之术。由是在日益警醒的思想层面中，出现了具有新质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启了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思想理论之渊源。
首先，实学教育思想的复苏。鸦片战争前后，寻求御侮救国之方的经世致用者们，在其思想中，大多承继了于明清之际形成的实学教育思潮的流风。当人们的眼界处于有限的视野时，那些要求变革的经世致用者们，在寻求匡济时艰的理论武器时，大多仍是“药方只贩古时丹”〔7〕。因此，明清之际实学教育思潮所提倡的“实学”、“经世”、 “致用”等等教育思想和主张，自然就成为鸦片战争时期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正宗之源。
其次，西方文明浸渐的催发。当求实求变的经世致用派人们向自身民族传统实学讨求救时济世方策时，另一种文明所蕴涵的知识因子，也在催发他们作出新的探讨和思考。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西学东渐也从不同的社会层面对中国思想界发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起于器物层面，从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利炮坚船，到日常生活方面的物器艺技，人们通过目睹身接，开始认识到洋货的“奇技”而非“淫巧”。任何社会文明所产生的器物，本身就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和文化心理的体现。对器物的接触与收受，必然引发对制度探秘的兴趣和心理转化的骚动。因此，当鸦片战争时期人们接触到西洋器物，就引发出去透过器物探索西洋文明之“先进”的奥秘。这种探索的心智，很快就转向教育领域。于是人们发现，西洋器物优良，人才奇异，通天察地，学贯古今，关键在于他们广设学校，教授实学知识，因此明确了对西洋人不得再以“夷狄”视之，而且要“师”其“长技”。于是，正在寻求实学以御侮济世的经世致用者们，在其形成的实学思想认识中，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催变因素，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未曾有过的西洋科学技术。
总体而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所呈现的时势，向现时的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需求，然而，现实教育自身也在日益腐败，根本不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为了寻求自救，在欧风美雨的浸渐之下，上承明末清初讲求实学的实学教育思潮之流续，旁采西来学术中优长的技艺之因子，以“变革”为口号，以“经世”为目的，以讲求实用之学为内容的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由是在中国的教育思想领域中得到形成和播衍。
二、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基本内容
经世致用教育思潮，起潮于嘉、道年间朴学的衰落并向经世实学的转向，至鸦片战争前后达到自身的高潮，随着战争创痛的渐渐消隐，至19世纪50年代走向了低潮。这种思潮就其学术源流，可分若干流派，而以龚自珍、魏源等最具时代的代表性：既是古代经世实学的终结者，又是近世新学思潮的开启者。综析这种教育思潮推进者们的思想建构，其基本内容大致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求人才，变革科举。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显现出的种种弊端和腐败，已表明清王朝进入“衰世”境地。可是统治阶层的守旧者们不但不思改革，仍在袭成法、守祖训，整个国家机器沿其惰性在艰难运转。为了改变现状、救亡图存，从地主阶级中涌现出的经世致用改革派大声疾呼，要求“更法”、“变革”。于是，他们一面对当时社会戕害人才现象进行猛烈地抨击，一面主张大力变革取士制度，以便培养出济世之才。
面对现时社会腐朽没落的情状，经世致用提倡者们认识到，只有进行变革才有生路可走，而适时地进行社会改革，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是故“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否则，大乱即起，到时候连改的机会都不可得。尤其现实社会种种弊患已出，“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8〕！
要“变古”，要“改革”，就得有能使衰世转为盛世的人才。遗憾的是，现实社会却没有任何人才可用：“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9〕这种整个社会缺乏人才的情形， 尤其表现在国家管理方面：“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10〕这些所谓国家的“人才”，非但自身“只能如是而已”，而且还“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使之在家为纨绔，在国为窃贼。如此养成的一代代官吏，实乃缚草为形，填腐肉以实，教之拜起，以充满朝市，然而一遇时代风雨，即“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11〕。这种人才缺乏，才是国家的真正贫弱，才是对外战争失败的主因：“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因此，要想国家摆脱贫弱。关键在于培养出经世致用之人才，“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12〕
如何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呢？对此，人们很快就将批评的矛头和求变的思路转向现时的取士制度，并且认为当今社会无才可用，戕害人才过烈，主要在于八股取士制度推行过久，致使士林风气败坏，社会弊端丛生。于是，对科举取士导致士人思想僵化、无识无能，既戕害了人才，又败坏了风气，他们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今士子多敝其力于时文，株守兔园册子，竟不知此外有何学问；其下者又或剿袭雷同，日思为窃取科名之计，即以时文论，亦恶劣极矣，尚安有人才出其中哉？”〔13〕由是人们直接提出了改革科举的问题。
概观经世致用提倡者们变革取士制度的种种设计，大致有三类。一是主张变更程序改定重点。此类主张认为“三场校士不必变”，“但变其所校者而已矣”。即头场校以“经义”，二场试以“史论”，三场考其“时务策”，以此变异求得“明学术”“取人才”之效。〔14〕二是主张完全废止科举制度。如有人即指出，“科举之业，固不足为有志乎古者道，宜视之犹敝屣也”〔15〕。三是主张变通考试内容，增设实用科目。其中或主张“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16〕，从科目添设方面改革；或主张以“制器通算”、“熟谙舆图情形”等有关科学技术知识为考试内容，〔17〕从知识取向方面变更。
上述种种表明，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推进者们已在力求突破传统的藩篱，寻求新的求才之径。而他们的种种批判与议论，无疑为清末科举的变更和废止开启了道路。
其二，寻真知，讲求实学。在经世致用教育思想提倡者们看来，晚清的教育内容不过是一些“无用之雕虫”和“无益之画饼”的“俗学”。怀此“俗学”的“人才”，对于社会治理和进步毫无用处，“其出而临民也，卤莽灭裂，以利禄为心，而民物不被其泽”〔18〕。有鉴于此，要想造就出具经世致用之真才，就必须用真知实学去培养，诚所谓“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19〕。概观他们提倡的当今时代所需的真知实学，主要表现如次：
一是综合汉宋，创获于经。这种经世致用实学，主要是在传统的儒学之内寻求经世致用的主张，祈望通过“综合汉宋”和“创获于经”来求得“治学”乃至“治世”之术。持此主张者认为，不要将“汉学”与“宋学”两相对立起来，而要综合研究，各采其长，才能求取到真知，“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唯有排除“门户之见”，才可取得“经世致用”的实学。但最为理想的，还不止于“综合汉宋”，而是“创获于经”。即在治学时摆脱汉学和宋学等传统儒学支蔓的干扰，直接研读经文，获取独到的真知灼见。他们以赞扬和肯定态度，指出“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20〕。可见，欲求真知实学，“创获于经”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才能真正于经世致用的实用知识学问中有所创、有所获。
二是行以求知，注重达用。提倡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人士，不仅重视创获于经，读书明理，同时重视践履，行以求知，获取有益的工商农兵各业达用之学。魏源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意在于行，通过感官接触求取达用知识。他还指明，通过行动所及得到的亲知比书本上得到的观念认识更为深刻：“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21〕这种求取实学的方式，已经突破了传统儒学只重视读书的套路。而且他们所要获取的实学，也已蜕出于汉宋那些脱离现实的经学樊篱，而注重经世而致用的实学。这是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他们看来，举凡“经世致用”之学，要一概求之，无论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是现实社会中的兵、农、水、土，无一例外，尤其应注意“明体达用”之学：“凡农田水利、河渠兵制之类，一如治经之法，次第治之，积久通贯，明体达用之学具于是矣。”〔22〕
三是力图会通，实事求是。如此讲求经世实学，比前述两类眼界更阔、范畴更广。所谓“会通”，就是不要株守一个时期的一种看法，既要会通古今之义，又要会通中外之意。会通古今之义，即“学之言觉也，以先觉觉后觉，故莘野以畎亩乐尧舜君民之道；学之言效也，以后人师前人，故傅岩以稽古陈恭默思道之君。觉伊尹之所觉，是为尊德性；学傅说之所学，是为道问学。自周以前，言学者莫先伊、傅二圣，君子观其会通焉”〔23〕。这里，不但将不同时代的“伊、傅二圣”贯联在一起，而且把“尊德性”和“道问学”本属德与智异质两说会通在一块，表明他们提倡治学不要孤陋寡闻，而应求古与今、德与智会通：“以时贤之所以读书者读书，则书无不通；以古人之所以治身治民者治身治民，则身无不修、物无不理。是故治身则必师古，读书则必参取古今。〔24〕在会通古今同时，还应会通中外。这是因为在西学东渐之后，时代已在发生变化，“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25〕。对此，他们继承了明末学者徐光启提倡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思想。尤其在鸦片战争后，治学求术只有做到会通中外，才能“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26〕。
讲求会通之学，其精神实质即在于治学求术时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因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治学求术，才能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才能排除门户之见，求得经世致用的东西南北之实学，达到真正的“会通”，所以，“实事求是，今人之所以读书也”〔27〕。
综上可见，在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理论建构中，人们已在开始探究如何在坚守中学能用于致用经世的实学之同时，做到会通中外，即在“明体达用”的前提下尽收他人之长技之羽翼。所有这些，人们不难窥见后来之人所言“中体西用”之端倪。
其三，斥偏见，师夷长技。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留心经世之务”的阮元，就对后世所言的“中学”、“西学”有过一番辩言，指出二者皆有其长，人们不应存有“偏见”：“稽考算氏之遗文，汎览欧逻之述作，而知夫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要之，“中之与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实，乃强生畛域，安所习而毁所不见，何其陋欤？”由此求学之人，应该对中、西的天算、制作等一并研求采收，“会通两家之长，不主一偏之见”〔28〕。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尤其战争结束之后，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和务实致用的精神，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推进者们对中、西两学的认识更有自己的主见，并且对西方的学术和技艺给予高度注意。如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为了抵抗和战胜西方侵略势力，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法战策指导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买其新闻纸”〔29〕，并根据翻译资料主编成《四洲志》，作为时人学习西方史地的最早读物。这位在实践上摒弃对西洋技艺之偏见，并奉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前驱人物，目睹“夷人”船炮之坚利，及早就认识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必要，并且指出“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30〕。接林氏之踵并受林氏之托，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撰成了影响中外的《海国图志》，并且提出“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31〕，借此途径学习西学。与之同时，为了消除人们学习夷人“长技”的思想障碍，魏源还针对守旧势力愚昧狭隘的思想认识，将“西夷”之“长技”视为“奇技淫巧”的无知偏见，进行了严正地驳斥：“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32〕，并且进而指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33〕，由是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声。这是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教育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口号，具有石破天惊的划时代的启蒙意义。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引下，尽管大多数人所着眼的只是日常接触到的器物层面，但是提倡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人们，亦能透过器物层面，逐渐加深认识，涉及到某些制度层面的变革。他们提倡的“师夷”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器械，诸如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等，并且主张国家取士时，应于武试方面“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34〕。二是在民用方面，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者”，都应学习、效法制造和采用。〔35〕三是学习西人广设学馆，“以教文学、地理、算法”等等。如姚莹即认为，用这些西学知识技能，必能培养出“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的“奇士”。尤其对于那些“天文算数几成绝学”的西学知识，如不奋起直追，仍然固执“拘迂之见”，“视四裔如魑魅”，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闇昧无知”，更重要的是由此而“误天下国家”。〔36〕
所有这些表明，在社会处于变动转型的新形势下，经世致用教育思潮已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向传统的“经世致用”教育思想领域中，搀进“西学为用”的新质因素。于是，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领域中发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变革。
根据上述经世致用教育思潮推进者们的思想主张可见，他们对于“师夷”途径和方法的建议等等，已经为后来的洋务时期新式教育的兴办和变革，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和昭示，洋务教育的机构形式和教学内容，已在此时为经世致用派人物设计于自己的议论之中。
三、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历史评析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教育思潮，无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衍，还是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转型，都表现为一种承先启后的地位和意义。征诸后来中国教育事业和思想文化的种种进步与不足，人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教育思潮，在承启过程中包括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因素的历史折射。
首先，经世致用教育思潮使中国传统教育所潜伏的适于社会转型的变异基因更为明朗，为中国教育实现由旧而新的历史转型开启了道路。
在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前，世界教育处于一种多元发展状态。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受着儒家教育思想的支配与制约，表现为一种与西方教育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发展体系。与西方教育相迥异，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不负有宗教方面的功用，教育的内容、对象、目的及其社会功能，完全在于此岸世界——为着现实社会的需要和治理而变化发展，即使明清时期讲求明心见性的教育成分也是这样。因此，在以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传统教育，在其外型上，呈现出一种自我完善的封闭型模式，而在其内部，却蕴藏着十分活跃的变动因素。这种活性因素，不仅能使教育处于历史的转变或转型时期，因政治和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对外来文明进行适度的融合和包容，而且也能根据社会的变异而自我调整、推陈出新，激发和引动自身对现实作出一定的批判和反省，不断地为适应变化着的社会而转化。明清之际出现的启蒙教育思潮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相应反映，就显示出了这种转化的趋势。其时西学伴随传教士来华而一度初渐华夏，催发中国教育领域形成一股重视研习西方科技的“实学”之风，为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传统观念和文教领域高压政策过于厚重，后来又转而闭关自守，使已东渐的西学发展中断，已兴起的实学教育思潮受到了阻滞而转为潜流，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也随之停滞。
然而，已经转为潜流的实学教育思想并非完全消失，而是像一枚古莲的种子，一遇适当的时代风雨，就会重新萌发，并以一种新的态势表现出来。这就是本文所论及的经世致用教育思潮。从对自身民族的教育传统的态度来看，无论其否定的内容还是勇于批判、反省的精神，经世致用教育思潮都是对明清之际启蒙教育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尤其在扬弃传统教育时，它赓续了实学教育思潮对于“实学”的注重，对于西学“科技”的讲求，对于“义理”、“考据”、“词章”等学问的非议，以及对于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等等，都体现了由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型教育的自我转化，使传统教育中适于社会转型的变异基因更为具体而明朗。
但是，鸦片战争前后的时代局势，使中国教育不可能依循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缓缓地转入近代的行程。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不仅阻断了中国教育自身某些新因素的自然发展，而且随着西方文明尤其文化教育对中国的浸染，为中国教育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模式。因此，当中国的教育为适应近代社会变化而自我转型时，即转向所谓“早期现代化”时，就不仅仅是只对传统教育予以批判和否定，而必然要处于一种双重的否定。即除了自我否定外——摒除传统教育中那些对于进入“早期现代化”进程已成累赘之物，激长那些具有再生功能的因素之时，还必须打开封闭的系统，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吸纳这种异域文明带来的教育内容和模式。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否定，它与明清之际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获取有所不同。明清之际的实学教育思潮对于“西学”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中华文明通过自身教育对外来文明因子的接纳和吸收。而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教育思潮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却是如何接受西方文明带来的教育模式和内容，如何向更高更新的教育制度学习。即是说，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发展和变化，犹如中西文明两条大河交接处的汇合口，它使中西两大文明在教育领域中有了汇合的开端。作为这种汇合的明显特征，就是为了“制夷”则要“师夷之长技”。考察中国后起的种种教育思潮的兴起和演进，以及教育领域中的种种变革和进步，无一不是从这个汇合口出发，像长川泻流一样一直向下延伸。这种融汇中西文明后的教育川流，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演进程序。由此可见，正是经世致用教育思潮，因其在中国教育思想领域中开始注意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故此成为中国教育实现由传统而转入近代即由“旧”转而为“新”的模式之转型起点，中西两大文明就在这一教育模式转型起点之处开始了历史的汇合，所谓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也就由此而在思想认识上得以开启。
其次，经世致用教育思潮也使中国教育传统得到诸多保留，为中国教育跨入早期现代化的门槛留下了过重的负荷。
经世致用教育思潮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后来中国教育由“旧”转“新”的历史转型留下深远的积极影响，但这种教育思潮于此造成的消极影响亦不难见。当这种教育思潮发展变衍之际，中国具有的教育内容与制度，与西方文明传注的教育内容与模式，两者之间存在的不是对等交流、相互鉴取，而是一种以彼为先导为样板的模仿性追踪发展。由于西方文明传注这些内容与模式时，是在一种极不体面的情形下渡海东来，即追随着以血和火开路的西方殖民势力的野蛮扩张，所以这种靠不正当手段建立的坐标，是一种强制性坐标。它给予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定位，改革了中国历史上文化融合的正常方式和方向，中国的教育必须在一种被迫无奈的情形下以西方样态进入世界教育一体化发展轨道，自身内在的自我发展因素受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压抑。本来，人类社会中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排他倾向，即使处于同一文明阶段和等位，也会有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心理对抗。先进与落后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一面，何况西方文明的传入所要促进的近代新式教育模式的转换，处于殖民势力侵略扩张的历史背景之下，从而使得中国社会对这种先导和样板产生相当的厌恶和反感，这就使得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推进者们的理论主张，带有下述两种于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来说极不应有的倾向。
一是株守固有的教育传统，难于从根本上纠正传统教育的弊端。他们反对汉学考据训诂的繁琐、宋学专讲心性的空疏，主张“实学”以经世致用，可是这种“实学”却主要来自于“综合汉宋”、“会通名实”的微言大义。他们主张改革或废弃科举，也只是以讨国故、朝章，取替八股、帖括。他们呼喊救国、讥议时弊，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他们寻才之途和养才之术，正如龚自珍所言，依然是“药方只贩古时丹”。这种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转的努力，其后果只能是“回天无术”的长叹：“所谓转移化导”，“深愧无术以致之也”。〔37〕
二是囿于传统观念，使自身的吸纳西学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其时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最为开通者莫过于魏源。即便魏氏其人，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尽管他看到了“欧罗巴人推算天文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但他仍偏重于器物层面的认识，而对于制度、思想方面，却认为西人之“议论”“夸张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因此对于“西学”，只能“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38〕。更有甚者，同样为提供经世致用的人物如梁廷枬，则进而认为，“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所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39〕。这位做了不少研讨“泰西”的学问，在当时算是具有世界知识的学者尚且如此，整个提倡经世致用的阵营对待西学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哲学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经世致用教育思潮之所以在破除传统时是那样的“六根”不净，未能将应该抛却的东西抛却，使中国教育轻装上阵地转入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运行轨道，除了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的必不可免的逆反因素外，还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发展一时未能向教育提出更深刻更全面的变革要求有关。其时中国社会虽说因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侵掠和西方文明的浸染，出现自古未有的变异局面，但就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和性质而论，依然是一种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封建专制体系和小农经济结构，并未对主要凭借近代自然科学显示自身优胜的近代西方教育，表现出更多的需求和吸引。与之相应，由于新的经济因素尚未破壳而出，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理论建构者们，其思想观念和学术理论，依然代表着传统社会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他们对教育提出的种种变革方案，只不过是地主阶级中开明势力的整个自救纲领的组成部分。
综合而论，经世致用教育思潮，表现了一种双重的时代作用。一方面，为中国教育由传统封建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作了一定的思想舆论准备，正如时人和后人均认识到的“开了一代风气”。这种教育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吸纳异质新学的开始，后来中国教育跨入早期现代化行程拉开了帷幕。后来中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变革的种种进步，无不由此而发轫。另一方面，就世界教育一体化趋势而论，这种教育思潮，因其时中国社会实际需求尚未达到使教育必须实现镬沸鼎翻的变革程度，而未能召唤教育及时地脱离母体而去接受新的文明的洗礼，故而为中国教育的历史转型作出的理论准备尚为不足。其后果不仅使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比较世界变局的要求慢了半拍，而且从传统中带来的胎记很长时间未能随着中国教育的进步而褪毁。
注释：
〔1〕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卷四。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页三二。
〔3〕染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4〕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学校考三》。
〔5〕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6〕严复：《救亡决论》。
〔7〕《龚自珍诗文选注》，1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
〔8〕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
〔9〕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10〕龚自珍：《明良论（二）》。
〔11〕龚自珍：《与人笺（五）》。
〔12〕魏源：《圣武记·叙》。
〔13〕胡培翚：《泾川书院志学堂记》，《研六室文钞》卷八。
〔14〕潘德舆：《与鲁通甫书》，《养一斋集》卷二二。
〔15〕陈寿祺：《答丁朴夫书》，《左海文集》卷四（下）。
〔16〕《魏源集·都中吟》。
〔17〕祁
：《请推广文武科试疏》，见《海国图志》卷八○。
〔18〕贺熙龄：《唐镜海四砭斋文存序》，《寒香馆文钞》卷二。
〔19〕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
〔20〕龚自珍：《与江子屏笺》。
〔21〕魏源：《默觚上·学篇二》。
〔22〕张履：《再答孔刑部书》，《积石文稿》卷十四。
〔23〕魏源：《默觚上·学篇一》。
〔24〕沈垚：《与许海樵》，《落帆楼文楼》卷九。
〔25〕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26〕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下》。
〔27〕沈垚：《与许海樵》，《落帆楼文集》卷九。
〔28〕阮元：《里堂学算记序》，《揅经室三集》卷五。
〔29〕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上》。
〔30〕《林则徐书简》，第197页。
〔31〕《魏源集·都中吟》。
〔32〕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33〕魏源：《圣武记》附录卷十四“军政篇”。
〔34〕〔35〕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36〕姚莹：《康輶纪行》卷五、卷十二。
〔37〕张履：《再答孔刑部书》，《积石文稿》卷十四。
〔38〕魏源：《海国图志》卷二七。
〔39〕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