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工资与国际竞争力的调整：日本、中国与美国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汇率论文,中国论文,国际竞争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亚与美国：汇率与贸易差额
探讨东亚与美国国际竞争力调整中汇率和工资变化的作用与构成，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是东亚国家非常重要的美元本位制。众所周知，1997年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亚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是软性钉住美元的。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韩国、泰国等，由于积累了大量美元债务，在受到外资冲击时不得已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当时，许多国际组织如IMF，都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危机国家对美元的钉住，认为他们过度举借美元债务以及软性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使其陷入了危机。但令人惊讶的是，1998年危机以后，这些国家包括危机国家又回到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他国家如中国十年中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都比以前要小得多。
2000年以后，希望东亚国家货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有所抬头，其中比较重要的压力是美国希望中国将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就经常项目来看，东亚9个经济体1997年和1998年前后的平衡状况有很大的不同。1997年以前，只有一部分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有比较明显的顺差，中国则是有的年份顺差，有的年份逆差，但1998年以后9个经济体无一例外都有大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东亚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的加总对应于美国经常项目的一部分逆差（见图1），同时顺差也使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图1 美国与东亚经常项目余额
附图
资料来源：IFS,IMF
二、汇率、工资与国际竞争力调节
东亚国家的汇率安排以及东亚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对学者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即如何用理论解释这一实体经济现象以及如何来理解美国和东亚之间的互补关系。
（一）复苏的或重演的布雷顿森林体系：DFG的理论解释
德意志银行的3位经济学家——Michael Dooey、David Folkerts-Landau和Peter Gather，在德意志银行对外发布的一份研究简报中提出了“复苏的或重演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概念。他们把现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相对于美元钉住的汇率安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50—60年代的汇率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的共同之处。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发展较快的欧洲国家包括日本当时都将其货币钉住美元。这3位经济学家认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当前的这种汇率安排是稳定的。取这3位经济学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叫做“DFG理论”。该理论认为，在“重演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东亚国家有意低估其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以取得经济上的发展，并以此为代价换取出口的发展和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但东亚国家将本国汇率固定在这一水平上也有一定的代价，因为固定汇率制产生的大量经常项目盈余使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而这些美元资产主要用于购买回报率比较低的美国国债，由此产生了机会成本。对于美国而言，这种情况也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可以寻找好的机会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东亚国家的央行一般用其官方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融资机会，美国能够以很低的利率获得大规模的融资。从这种意义讲，目前的制度安排对美国和东亚国家都有好处。因此，这3位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有大规模经常项目赤字、亚洲国家将其货币钉住美元而保持大量贸易盈余的状况可以无限期继续下去。
（二）我的理论解释
我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部分跟3位经济学家相类似，但其他方面也有些差别。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我认为东亚国家货币钉住美元在货币政策方面对美国国内价格的锚定作用，这也是货币钉住美元带来的最大好处。由于美国国内的价格水平相对稳定，东亚国家将其货币钉住美元就可以使本国的货币政策与美国取得一致。而且，很多国家将其货币钉住美元或保持汇率相对固定，也产生了规模效应。东亚国家很大一部分进口和出口，包括与日本的贸易，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此大规模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为美元区国家锚定美国国内价格水平提供了很大帮助。就某一东亚国家货币政策的调节而言，在两个国家的货币长期钉住的情况下，两国的价格水平会产生趋同的趋势，两国国内的通胀水平会相互接近。
图2 中国与美国CPI及相对购买力的一致性
附图
资料来源：EIU
从图2中可以看出，近10年来人民币钉住美元保持8.28:1的汇率水平，中美两国的国内通胀水平也在逐渐趋同。在这样一个趋势下，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两国物价指数逐渐趋同的过程是相对购买力平价得到实现的表现。从这个意义讲，这是对于汇率是否真正被低估的根本评价。由于中美两国物价水平趋同，汇率又没有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并没有被低估。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即使退一步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不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顺差还会存在，并不会因为汇率的改变而减少。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日本就是一个例证。当时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但日本对美国的顺差却没有减少，反倒是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通缩压力，使日本经济迟缓下来，进而就导致需求下降，在进出口方面表现为出口需求和进口需求的减少。关于日本的例子，我要重申这样一种理论：日元升值使日本的商品更昂贵，出口会减少，另一方面汇率的改变会对国内产生货币方面的影响，使经济迟缓。经济迟缓导致内需减少，使进口需求减少。出口减少，进口也减少，那么也就不能确定货币升值一定会减少一个国家经常项目的盈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并不能看到汇率的变化对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
美国的发展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有很多的美元债务。奇特之处在于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美国这样用本币大笔举债。1997年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前的泰国、韩国等国家也是大笔举债，但其债务不是由本币而是使用美元计价的。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用自己的本币借债，而且提供了一个使用本币借债的无限信用额度，想借多少就借多少。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可以用自己的本币向外国人借债，外国人的钱会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入美国。所以，美国人根本就不需要自己进行储蓄。在过去的十几和二十几年中，美国储蓄率的下降非常明显。不仅仅是私人储蓄下降，而且联邦政府如布什政府也相信，由于美元本位的保证，他们不需要提高本国的税率就可以借到很多的钱，从而可以有很高的政府财政赤字。所以美国政府推演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他们不需要在本国借入成本比较高的债务，而只要廉价地从外国央行如中国人民银行、日本银行等借入债务就够了，依靠这些钱就可以打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不论好的战争也好，坏的战争也罢。
图3 1965-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和制造业贸易差额
附图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
图3反映的是美国1965年到2004年经常项目的赤字情况，零轴以下为经常项目下的逆差，往上则是顺差。从国际金融的角度来看，一个开放经济体大规模逆差的真正含义是国内储蓄不足。在美国，逆差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私人部门的储蓄不足，另一方面是联邦政府的巨额预算赤字。对于美国来说，图中的黑线表示所有部门中制造业经常项目下的逆差，所有的逆差由黑色的条状线表示。表示制造业逆差的黑线几乎接近总的逆差。在国际金融学中，一个国家有大规模的赤字以及从国外借款，是因为其他国家有大规模的盈余，而且这一现象应当在实际的资源转移中有所反映。资源的转移一般体现在贸易品部门，具体表现为贸易品部门中制造业占比较大的比重，从而也有比较大的变动率。因此，从实际资源转移的角度看，美国经常项目下的大规模赤字就体现在其制造业规模的缩减方面。
图4 1965-2004年制造业贸易平衡条件下推算出的制造业就业比例
附图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当前经济调查
在图4中，实线部分表示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整个美国经济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这一比重从1965年的25%下降到2004年接近10%的水平，下降幅度非常明显。虚线表示的是，假设美国没有储蓄的缺口、经常项目赤字为零条件下制造业的就业所应达到的水平。假设2004年不存在储蓄不足和大规模贸易赤字，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经济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应该是14%，而不是现在10%的实际水平。虽然4%看起来不是个很大的数字，但体现在美国的就业人口总量上却相差了四五百万人。这两个产品部门的转移主要是由于需求的变化，人们变得更加富有，而且年龄的增长会使人们更多地消费服务部门的产品，而不是制造业的产品。在比重方面，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即使如此，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国内储蓄的不足和政府赤字，其制造业的衰退比其他发达国家来得更快，程度更深。由于制造业的缩减直接导致就业人口的减少和失业率的提高，从而会给政客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在美国国内经常会看到政客非常关注制造业衰退的现象，这就是美国的政客经常会提出强烈贸易保护的重要动机。可惜的是，美国的政客不了解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实际上与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和储蓄不足有关，跟外国的贸易并不相关。这些贸易保护者们，要么要求提高从外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要么要求这些国家的央行升值其货币，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错的。其实解决方案已经是一目了然，即增加美国国内的储蓄和减少政府的预算赤字，或加税或减少政府开支。而这会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政客肯定不愿意加税也不愿意削减政府开支，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同时我们还看到，固定汇率制度下两国的物价水平会取得一致。对中美两国来说，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将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2003年到2004年美国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而且低税率在美国表明的是物价水平的抬头，美国的通胀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通胀水平的提高。此间中国的经济过热，可以说是从美国进口的。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美联储在不断提高基本利率，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觉得速度不够快，还可以更快一点。但美联储不断提高基本利率表示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趋紧，对中国而言，这种政策可以减少通胀和经济过热时的压力。
（三）汇率、工资与国际竞争力调整：基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型的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汇率浮动不一定有助于调节贸易平衡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而实行固定汇率会对国内的物价水平起到锚定作用。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对于发展速度不同的国家来说，如果不用汇率调节国际竞争力的平衡，那么应该采用何种方法调节？这里以斯堪的纳维亚(Seandinavian)模型为基础，提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有可能以货币工资增长速度为指标来调节两国间的国际竞争力。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是6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基于瑞典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推导出来的。它用货币工资的增长幅度来调节经济增速不同的两国的国际竞争力。对于1949-1971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日元一直钉住美元保持360:1汇率水平的日本，以及从1994年到2005年的12年之中汇率基本保持在8.28:1水平上的中国，斯堪的纳维亚模型都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存在一种可以求证的现象，即固定汇率制度下，贸易品部门的物价增长幅度应该与全世界整体价格的增幅相对应，并且只有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种机制才能很好地存在。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可贸易品价格水平和国际整体水平也是协调的关系，这可以保证贸易品部门的雇员和雇主对工资的购买力进行预期。在这种机制下，雇主和雇员起码在贸易品部门中基于对工资的合理预期对工资进行讨价还价，在可承受范围内协商出明确的工资水平。货币工资的调整是调节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很快，生产率的提高会被吸收在工资上涨的范围内。若两者能够匹配，就可以调节两国的物价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总的来看，工资的决定和传导是从贸易品部门开始传导到非贸易品部门中。其他部门以贸易品部门的工资为参考和借鉴，使总体工资水平提高。通过求证刚才的现象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增幅很快的国家，如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与增幅相对较慢的美国之间，无需浮动汇率来调节国际竞争力，相反可以固定汇率运用工资水平来调节。但是，货币工资水平调节奏效的前提，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图5 1994-2003年中国与美国制造业名义工资的增长情况
附图
图6 日本与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工资差异及日元对美元汇率
附图
现在以中国为例来研究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是否有现实意义及其假设是否与事实相符。在1994年中国有较高的通胀，央行下定决心实行汇率并轨，使人民币相对美元较大幅度贬值。从图3大概可以看出，汇率的贬值和通胀有一定程度的抵消，虽然名义汇率贬值，但由于价格水平有大幅上涨，两国的实际汇率没有太大的变化。令人迷惑的是，当时到底是汇率贬值引起通胀上升，还是通胀上升迫使汇率并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无论如何，我们能确定过去10年中国的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在8.28:1的水平上。在1995年以后汇率没有变化，中美两国CPI增幅之差一直保持在零左右，也就是说，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两国物价水平取得了一致。图3中CPI增幅之差是中国减去美国所得的值，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一直为负数，表明中国物价水平的增长不如美国快，2004年以后中国物价增长快于美国，这个数值为正。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数值在2005年又回到了零，表明两国的物价水平取得了一致的变化。由此可以充分说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处于均衡的状态，人民币汇率没有被明显低估。实际上，经过多年，中国逐渐适应了这个原来看来是随意确定的汇率水平，并且已经成为实际中的均衡汇率水平。在斯堪的纳维亚模型的假设和结论中可以看到，固定汇率制度下，工资的议价协商过程应该出现在贸易品部门。由于工人受到固定汇率水平的制约，对未来工资购买力水平具有明显预期，因此货币工资水平的增长可以直接反映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表1反映的是1950年到1971年日本的情况。这一时期，日元与美元汇率维持在360:1。在这20年中，日本国内实际GDP增长的平均水平是9.45，比美国的3.84要高出很多。两国批发价格指数增长情况符合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日本与美国的增幅非常相近。在日本劳动生产率是8.92，远远高于美国的2.55，也符合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日本劳动生产率的飞速提高可以由货币工资的增长来弥补，日本增幅是10%，高于美国的4.52%，可以抵消部分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物价变化。在这一时期，日本放弃了本国自主的货币政策，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用工资手段来调节两国经济发展中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同带来的国际竞争力的差别。图6反映了1950年到1971年间，日本和美国生产制造业中名义工资水平的增长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远高于美国，这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是相一致的。但这个局面在1971年就被打破了，尼克松总统要求用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来换取贸易上的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竞争力的这种调节机制也被打破了。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和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情况放在一张图表中，就一目了然了（如图6）。图中的虚线表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1950年到1971年间维持在360:1，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脱钩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一直大幅度地变动，升值速度非常快，现在上升到了106:1左右，而且汇率变动幅度非常大。日元对美元汇率的螺旋上升引起了日本国内经济的衰退，同时日元升值的过程也是日本这个发展迅速的工业化国家由良好的发展状态逐渐陷入经济衰退的过程。在图6中，粗体黑线表示日本与美国工资增长率之差，是用日本的工资增长速度减去美国的工资增长速度。1971年以前，一直保持正值，即日本的工资增长快于美国。但1971年汇率变动后，这个值一直在正负之间波动，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负值，说明日本工资增长慢于美国。甚至有的年份日本工资的增幅是负值，这意味着工资水平在下降。这确实令人费解，日本毕竟掌握很多高科技，在工业发展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失去汇率的锚定作用之后，两国间工资水平的差异不能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的结果。
表1 1950-1971年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条件下日本和美国的主要经济指标
（年均变动率，%）
附图
a:1952-1971;b:1953-1971;c:1951-1971。
如果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工资的谈判过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首先是相对购买力平价被打破，两国间物价水平的协调就不复存在了。比如日本这样一个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就需要独立的货币制度来支持其经济增长。但遗憾的是，日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零利率水平产生了极大的政策障碍，日本央行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日本要好好感谢中国这个友邻，中国在2004年给日本提供了很多增长机会，中国从日本的进口拉动了日本的经济增长，而日本国内需求的拉动作用很小。2005年，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又迟缓下来。
接下来探讨一个喜气洋洋的话题，这就是中国。表2是1994-2003年间，中国自汇率并轨以来一些经济变量的表现情况，采用的指标是平均增长幅度的百分比。表中的数据只做到了2003年，缺少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但这两年情况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表中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无论是第一行第一项批发价格指数，还是第三项消费价格指数，中国和美国的增长趋势都非常接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表的右下角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两个估算数字，分别是9.48%和12.32%，中国的增长幅度大概位于这两个数字之间，增幅非常之大。表中加进来两个数字是因为中国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决定，我们不是很确定用哪个数字比较合适，所以表中就引用了两位作者论文中引用的数据。如果以官方的统计资料作为研究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第二项中国货币工资增长的情况，即近些年来货币工资以很快的速度增长，达到了13.04%。当看到从《中国统计年鉴》摘出的数字时，很难相信中国这些年来的货币工资增长速度有这么快。美国的一些媒体，如《纽约时报》报道说可信度下降，一些从中西部涌入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民工很难找到工作，会接受较低水平的工资，所以13%的工资增长水平让人难以置信。一方面官方公布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如此之高，一方面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储备，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随着有技能的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不断上升，整个经济中有技能劳动力的比例也在扩大，所以中国的货币工资快速增长。表3把中国、日本、美国的对比都放在了一起，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三者的不同。根据斯堪的纳维亚模型的推论和我们看到的图形中得出的结论相同。表的第一行表示固定汇率制度下所能看到的情况：相对购买力平价得以实现，各国之间的价格水平都相互协调在接近的水平上；由于可以预测工资的未来购买力，所以工资的谈判过程非常确定，并且通过这一调节机制使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得以提高，也就反映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行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如日本以及后来的英国和美国的情况：相对购买力平价被打破；各国与美国之间国内价格水平不断变动；工资的谈判过程也被打破，使得工人和雇主都无所适从。
表2 1994-2003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固定条件下日本与美国的主要经济指标
（年均变动率，%）
附图
a:1952-1971;b:1953-1971;c:1951-1971。
表3 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型重新审视后的一个概括
相对购买力平价 工资谈判过程
货币工资增长
与美元汇率固定是
确定
反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浮动汇率
否
不确定
？
三、关于东亚和中国的一些结论
首先，对东亚经济体而言，一体化加快和实现过程中，国家之间的汇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国家之间汇率水平的稳定是一个公共物品，它提供了很多好处，如为进出口和投资等提供了依据，而且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还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亚元。在目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能最优的原则就是大家都钉住美元，以此实现相互间汇率的稳定。另外，东亚国家通过经常项目的大量盈余，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由于公司和私人部门不愿意持有，所以这些资产都变成了国家的官方储备，外汇储备也在不断提高。由于钉住美元，形成区域内部的汇率联盟，导致官方储备找不到最优点，它有可能在任何一点，也有可能在增长。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试图探求和证明官方外汇储备的最优值，但涉及到东亚时，这个论题就变成了不可能，东亚的官方储备好像还在不断地增加。我觉得答案很简单，东亚国家的政策目标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官方外汇储备水平，而是将汇率钉住美元。所以，若实行钉住美元的政策，就可以看到东亚的外汇储备在不断地增长，而东亚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是由于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引起的。
最后，关于中国的问题和经济政策我提出以下看法：一是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政策不但可以成功地调节国际竞争力，而且更重要的优点是把中国国内的价格水平锚定下来，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度量尺度。如若没有这个标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度量方法。二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发展速度不同，主要是由于各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同，但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被两国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抵消掉了。若没有这样一个工资的调节机制，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国内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最后，相对于周边国家来说，中国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很大作用。就此而言，中国实行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政策，也对其它国家的汇率稳定具有很大的作用，促进了东亚区域内的发展。1997年、1998年东亚发生经济危机时，外国人包括世行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建议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货币贬值，现在也有建议中国人民币升值论调，这两个政策建议都是不对的。外国经常对中国施压，希望中国的汇率浮动，就是想让人民币升值。我认为，中国采取下面的建议比较合适，即中心汇率保持在8.28，再加一个上下浮动区间，这样的浮动汇率比较适合中国，而不一定非要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实行货币升值，但这未必会让那些想让人民币升值的人满意。现在，所谓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不是官方的提法，官方的提法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以8.28为中心在上下0.03的相当狭窄的区间内浮动。过窄的浮动区间使商业银行为央行办理结算时没有过多的利益，不愿意帮助央行办理国际业务的清算。假设极端的情况，即一点浮动幅度都没有，只是8.28的话，就会导致其他商业银行失去对清算的兴趣、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清算的后果。所以，为调动商业银行帮助央行进行外汇结算的积极性，可以保持8.28的中心汇率不变，在中心汇率上下各加1%的浮动区间，这样会比较有效地促进这个市场的发展。上下浮动1%的区间标准，是欧洲国家钉住美元所实行的汇率标准，这一体系非常有效。但建立这一体系的前提是央行愿意并且能够维持8.28的中心汇率，央行的意愿与可信度是这一制度安排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心汇率偏离8.28的时候，央行要进行有力的干预。我这里提出的这种制度是原欧共体国家的做法：中心汇率确定下来后，设定一个上下浮动的区间，允许商业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进行国际支付的清算，就不需要央行在国际外汇市场对一笔一笔的业务进行清算。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比较理想的。但将结算业务交给商业银行办理的过程中，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进行风险控制。在允许商业银行帮助清算的同时，需要每天都对其外汇净头寸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样才可能避免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因此，在这一制度下，除美国财长来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引发一定的市场恐慌需要央行干预外，大多数情况下，商业银行都可以在中心汇率一定浮动区间的制度下良好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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