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江文化与中国早期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文化与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江文化的近代形态演变，对于中国早期近代化有重大影响。不仅如此，它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现代化事业，也有积极的意义。这是我们在认识近代长江文化与中国早期近代化时也必须留心注意的。
一、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转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产阶级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这是首先近代化的国家对中世纪封建帝国的战胜。在中与西、新与旧的殊死搏斗中，长江流域所受的震撼最大：长江流域的人民首先目睹了近代化所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物质的强大给人们心灵上留下了激烈的震颤；开放上海、宁波等地为通商口岸，长江流域首先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集散地；在长江流域首辟租界，它既是侵略者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扩张的基地，又是中国人观察近代西方文明的窗口。英人干德利在《中国的今昔》一书中就说过：“曾有一次，人们有力地指出，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国最好的宣教士。这意思是说，上海的外国租界是一个实例，阐明西方文明的优点。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由帝国他处去过上海，他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建筑，整洁的街道，燃着电灯，或瓦斯灯；他们可以看到机器、自来水、电报、电话、火轮船、公园。他们在这里所得到的印象，必然多少传到内地去。”（注：《洋务运动》第8册，第437页。）西方对东方的战胜， 在先进的中国人思想中引发何等激烈的斗争，是可以想象的。在长江流域，先知者如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首先萌发了维新思想，他们不再认为中国是天朝帝国，而认为中国落后了，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师夷”说，是近代中国最先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呐喊。鸦片战争失败的现实，使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不正视世界近代化运动已经向东方走来这一严酷的事实。
在近代化的故乡，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近代化给他们带来了福祉；在东方，它则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近代化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条崎岖泥泞的山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走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近代化之路。“中国人比较中西文化，向西方国家学习，则先是从直观的舰炮科技工商引进，再到理论学说和制度引进，进而到文化更新的变革趋势，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有所不同或相反。这种选择是在‘抗夷’、‘制夷’、‘御侮’和‘救亡图存’的直接需要的认识中逐步演进的，并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注：丁守和：《从中西文化比较看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鸦片战争后，长江文化的近代化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
1.在器物层面上进行近代化努力。受魏源“师夷”说的启发，地主阶级革新派走上了自强求富的道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领导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达三十年。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号召，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洋务派官僚看来：“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所进行的“借法富强”努力，着眼于学习西方的炮舰技术和练兵之法，致力于开矿建厂，筑路通讯。
虽然洋务运动并没有使清朝强大起来，并没有使中国实现近代化，但是，它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的。集30年之努力，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为标榜，不论是在军事工业、民用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还是在新学等文化事业方面，都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诚如洋务大员张之洞所言，以洋务运动为表现形态的近代化战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是本，“用”为末；“体”是主，“用”为辅。因而这种近代化的努力只是器物层面上探索，这只是浅层次上的近代化。虽然如此，它毕竟要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秩序、文化观念带来不可低估的近代化意义上的冲击和影响。
长江文化在洋务运动中实现着近代化的嬗递：
首先，长江流域的洋务在中华格局中，最有生机；在长江流域主政的大员，在领导洋务运动全局的活动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既是洋务运动的中坚，又是长江流域的地方督抚，主持各地的洋务。不仅如此，在他们身边，还聚合着一批科技精英。研究表明：“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最”（注：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页。）。 有志之士，如众星拱北辰，纷纷投奔曾氏帐下。亲历者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述了其时盛况：“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才精华，汇聚于此。”在曾、李幕府中，虽不乏传统型的士大夫，但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则是具有近代文化价值取向的精英人物，如冯桂芬、徐寿、华衡芳、李善兰、容闳、薛福成、郭嵩焘、丁日昌，等等。“具有现代取向的思想精英与科技精英入曾、李大幕，标志着原来处于自发分散状态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以幕府为中介实现了一次大聚合。”（注：周积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 形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在现代化运动中是必不可少和非常重要的。从实践到理论上考察，我们都应该十分重视曾、左、李、张等人对于长江文化近代化的积极作用和不凡影响。
其次，洋务运动为长江流域的近代化实践带来了曙光。而长江流域的洋务活动，大有牵牛耳之势。在30年间，清政府创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大小计有30个单位，雇佣工人一万余人，支出经费约数千万两，长江流域的占有量居其半；在五家大型军工企业中，长江流域拥有五分之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在民营企业中，也是如此。30年间，清政府开办企业约155家， 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工业约11家，其中有一批重要的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共约27个单位，经费2964万，工人25500—29500人，包括7个煤矿、2个钢铁厂、4个纺织厂，而长江流域的占有量居其半。在五家大型的民用企业中，长江流域占有五分之三：上海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官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在近代交通业、制造业中，长江流域的参与也是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
洋务运动将长江文化带入了近代化轨道，长江文化在洋务运动中加快了近代化步伐。
2.在制度层面上展开近代化探求。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上的一番作为，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令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鼓舞和激动。中国是否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是否收到了近代化的实惠呢？历史作出了回答：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随之帝国主义列强又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西方远东国际史专家马士、 宓亨利仅就1897年岁末到次年半年间中国所经历的屈辱，作过令人震动的评论：“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拥有中国十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曾经遭到过中国1897年11月到1898年5 月这六个月中所遭到的那样一连串的屈辱。”（注：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12页。）屈辱引起了先进分子的深思， 也教育着人们：洋务之路不通，是不是要更求新法呢？
“法终当变，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人。”（注：严复：《国富论》按语，第115页。）这就是当时先进分子的结论。在维新派看来，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只是学到了西方的一些“表皮”，不能够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因而应当在社会制度上改弦更张。康有为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乃亡。”（注：《戊戌变法资料》第2册，第197、154页。）而办洋务，只是一种“小变”， 因而不能救中国。梁启超批评洋务派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注：《戊戌变法资料》第3册，第19、21页。）因此，变法之本在于育人才，兴学校，废科举。而其中关键，在于“变官制”（注：《戊戌变法资料》第3册，第19、21页。）。经过维新派围绕变法问题同洋务派、顽固派辩论，宣传维新变法，一时间，“不变必亡”，“变则通，通则存”成为普遍的舆论，鼓动着人们的心灵。维新变法派将中国的出路定格在政治制度变革上，由此将中国近代化的认识大大推进了一步。维新派将中国的富强、抵抗列强入侵同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联系起来，将谋求国家的富强同仿效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实行君主立宪制联系起来，将国家的发展同新式教育联系起来。这样一种近代化努力，是立足于制度层面上的，相对于谋求器物层面的近代化而言，具有深刻性。
在这一次中国近代化的探求中，长江流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长江文化不失时机地实现着近代化的嬗变。
首先，从推进近代化的领导力量来看，长江流域的仕子、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公车上书中是如此：“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烈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初则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既而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又继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三十、四月初二、初四、初六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注：《戊戌变法资料》第2册，第197、154页。）在维新运动中也是如此。在维新运动的总指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人中，湖南籍谭氏居其一；在维新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六君子中，四川人杨锐、刘光弟，湖南人谭嗣同占其半。在维新运动重要的组织强学会中，总人数29人，除去外籍人士4人，在25人中，长江流域籍人士有14人，占居大半。
其次，从维新运动的舆论宣传和政治组织来看，长江流域占居十分重要地位。据统计，在变法期间各省成立的学会、学堂、报馆数额如次：北京三，陕西一，上海九，江苏二，浙江一，福建一，湖南十四，湖北一，广东十一，广西二，海外四，共计四十九个（注：《戊戌变法资料》第4册，第395—396页。）。其中，长江流域占27个，已过大半。据统计，1895—1898年间，各地成立政治性学会78个，仅湖南、上海就分别占18、17个，两地之和已近其半。全国创办的主要报刊达31种，其中十分之六分布在长江流域。当时被誉为变法喉舌的三大报：《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长江流域占其二。
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一系列的顿挫，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积贫积弱，那末，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则唤醒了麻木的中国人认识到变法图强、振兴中华，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的紧迫性。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长江文化在向着近代化的前进中获得了新生。
3.在社会主体层面上从事近代化求索。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近代化尝试，都是自上而下地采取渐进的方式推进，它们都一一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在何方？如何才能救中国？这是戊戌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冥思苦索的问题。自下而上，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这就是他们经过苦苦探索后的回答。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碎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这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觉悟。辛亥革命以后，一切违背民主潮流、妄图在中国复辟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反动活动，都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使历史发展的方向逆转。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探求，不是在封建体制的内部寻找答案，也不为帝王迷信所左右，而是反求诸己，在社会主体上做文章，找答案。辛亥革命中的先进分子选择了民主与共和的价值标准，为中国近代化运动别开一重天地。陈天华曾在《中国革命史论》中分析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注：《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具备了独立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要求。中国社会产生的新的经济成分、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文化意识交汇在一起，中国近代化的又一次大风暴就来临了。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10年间，长江文化在国内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新旧文化的殊死搏斗、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中实现了近代化的转换。同时，它又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长江流域是辛亥革命的首发之区，民主思想、科学精神深入人心。
其次，在这10年间，长江流域各省向欧美及日本派遣留学生形成一股突出的潮流。通过派出的留学生，近代民主思想、科学技术等等新文化纷至沓来。
再次，长江流域的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力量最为庞大，实力最为雄厚，政治要求也最为强烈。因而，长江流域成为中国近代化新一轮探索的可靠的政治地缘与经济地缘。在长江流域，新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蔚为壮观，同这一地区形成了具备新素质、新思想、新文化的社会主体，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为我们日后解释长江流域成为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之原因提供了依据。
总之，长江流域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改变着自己的文化形态；同时，反过来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参与影响。长江文化的与时俱进这一历史行为，为我们分析和预测它的未来走向以及在中华民族实现腾飞和崛起的伟大目标中所占的地位，提供了依据。
二、长江文化近代化的历史特点
长江文化只是一种区域文化现象和形态，它当然同文化母体——中华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但是，在中华文化的演进变化过程中，长江文化有自身的历史特点，这是由其区位特性决定的。因此，分析了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嬗变后，还应当从理论上发掘它的历史特点。
其一，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是外发催生型的。
综观世界近代化运动，其类型有二：一是原发内生型。它是指近代化运动的性质、动力、目标源于本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状况、国民素质与生活质量、历史文化传统等等，一般经历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初始发展，资产阶级形成政治力量与确立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权建设与社会秩序的重组等步骤和阶段。这种类型的近代化运动发生在它的故乡西欧。二是外发催生型。它是指以别国近代化的水平、程度、模式作为本国近代化的样板，在不具备内在的近代化动力的条件下，由外力推进的。外发催生型的近代化，往往以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殖民化、半殖民化）为代价。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入侵条件下开始的。换言之，中国是被外国资本主义的枪炮押上近代化之路的，而本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断了，由经世思潮发展而来的民主思想启蒙也被扼杀了，中国被迫走上西化的道路。正是因为中国自身已呈衰朽之势，而列强纷纷登堂入室，因而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然地是“现代化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87页。）。
由长江流域的地理区位与经济价值决定，它备受帝国主义列强觊觎。因而长江文化的近代化程度同半殖民化相伴生，是十分突出的。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展开的，因而其近代化的嬗递轨迹，也就打下了浓重的外发催生型的烙印。正因为如此，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特征附著在近代化长江文化身上也就十分明显了。这正如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布莱克先生所指出的：“殖民主义的恩惠一般只是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产生影响，而且只能影响社会的有限部分，同时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些影响也伴随着根深蒂固的缺陷。”（注：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中译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144页。）
其二，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同社会变迁的主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处在宗法专制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基础，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是缓慢地近代化（亦即中国的资本主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不断地被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社会状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主权与领土完整受到破坏，中世纪的政治、经济结构受到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外国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的又一社会主要矛盾。因此，既要实现近代化，又要救亡图存，就成了贯穿于近代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发展全过程的社会主题。
这一社会主题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面貌。这一社会主题决定了“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任何早期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和生长，也相应具有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前进的作用，即使这些现代化是由温和改良与自救措施而来，其客观作用依然存在。这主要体现为前者为后者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条件，提供了若干物质基础准备、新的知识和人才的准备、革命思想和理论乃至现代化经验的积累。”（注：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历史地看，在鸦片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只限于沿海几省，由于缺乏上述“准备”与“积累”，他们对于外敌入侵的反抗只是表现为分散的个体行为，武器装备也很原始，在社会认识方面也只限于“保家保己”，还不可能有组织起来，运用先进武器进行反击的要求，也没有将入侵同自己国家的发展前途联系起来，即还不具备社会觉悟。但是，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以后，情况就有了根本的改观。中国人民对外敌入侵的仇恨与反应，十分强烈和迅捷，社会觉悟大大提高。总之，中国社会的历次的近代化努力，都是同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社会主题，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动力。
由长江流域的地理区位和经济价值决定，长江文化所受外国资本主义的罪恶最为深重，因而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最能反映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
其三，长江文化近代化的非过程性与不彻底性。
一般来讲，社会近代化也好，文化近代化也罢，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完形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清晰的诸阶段，每一阶段有明确的内容。但是，中国长江文化的现代化嬗变都是非典型的，即没有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很难说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明确地起止于何时，以何为代表；我们也很难说将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划分为几段，它们有什么不同和联系；等等。由于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没有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姑且称之为非过程性特征。这是由长江文化近代化的类型决定的：外发催生型。
历史地看，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是不彻底的，因为：
第一，长江文化的近代化长时间地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即使在一段时期内是自下而上的，但也打上了精英革命的印痕。自上而下的变革、精英人物型变革，先天地带有不彻底性。
第二，从面上考察，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是以城市近代化为龙头和基地的，沿重庆、汉口、南京、上海一线展开，城市受到青睐和重视，近代化的程度和深度都要明显地强于农村。在农村广大地区，旧时代的文化影响还十分强烈。品味鲁迅先生的小说，就可以觉察到长江文化近代化过程中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反差。
第三，在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过程中，由于缺乏官、商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这种近代化是片面的。官，即政府，是旧时代意义的政府，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们作为对于近代化的意义常常不是稳定的；商，即民间力量，通常由资产阶级代表，在近代中国，它们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在缺乏官、商互动关系的条件下，任何近代化努力都是不深刻的。更何况“国家在有意识地扶植和培养现代化民间力量方面建树甚微。集中的权力被过多地用于政治集团之间的政争之中，而不是用于推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于是便出现了带有很大政治色彩和宣传效果的‘虚假的现代化’。更有甚者，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往往阻遏或摧垮了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无法维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度平衡。其结果便是导致普遍的社会失序与功能紊乱，给现代化进程设置了重重障碍。”（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实现的，这是它同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的近代化嬗变一样所具有的共性；由于长江文化自有其历史传统，由于长江流域同西方文明的联系程度较之其他区域文化不同，因而它在近代化过程中，有自身特点，这是它的个性。正是因为它有一些个性，因而它对中国早期近代化所发生的影响较之其他区域文化就有明显的不同。
三、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简要地勾勒出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影响。
第一，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甚至起着对全局的带动作用，它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有关切肯綮的重要作用。
长江文化最先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最先认识到西方近代文明的优长，因而它最先作出了回应，首先进行文化的近代化变革。长江文化之区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一直向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的领导阶层提供着领导精英和技术骨干，他们对全局发挥着巨大影响；在长江流域，近代化水平较高，社会对近代化的体认也较深刻，因而长江流域的经济近代化、文化近代化乃至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的近代化都对全局起着示范的作用。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体形成了一种近代化的价值取向，因而长江流域就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近代长江文化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文化滋养。
第二，长江文化的近代化成为近代西方文明同中华文明加强联系的一条纽带，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条通道。
如前所述，由于长江流域的地理区位与自身的经济价值，自从西方文明东来，他们就有密切的联系。上海、汉口等地，既是长江流域的大都会，又是西方文明传播的基地。在长江流域，随着都市的近代化，中西文化首先在这里实现了融合，长江文明从外来文化中吸取养分，实现近代化嬗变，又以此为港口，走向世界。近代长江文化同西方文明纽带作用，为中国早期近代化提供了便利。近代长江文化为中国早期近代化既提供经济的服务，譬如，上海的外贸，从1864年到1910年，大体占全国对外贸易货值的一半左右，其中最高年份达65.64%（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又给予文化的优惠，如提供西方文化资料与信息，等等，这就是近代海派文化的特殊功能与特长。这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近代中国几次较大的历史变革中，在中国人追赶世界潮流的不懈努力中，海派文化以其深厚的商品经济实力为基石和后盾，充分发挥了海派式的奔放、开拓的个性，它的历史作为，它为中国近代化付出的努力，是难以埋没也不容忽视的。”（注：李学勤、 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页。）。
总之，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全方位向内地辐射型的；近代长江文化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史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长江文化同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的近代化比较，有同有异，但异大于同；近代长江文化向西方学习，有吸收、消化和传递，但消化吸收多于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