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话语的理论渊源与哲学诉求
丁礼明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关键词] 米歇尔·福柯；话语分析；理论渊源；哲学诉求
[摘 要] 作为“法国理论”的重要代表，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权力话语理论建构上贡献最大。首先，福柯在《性史》第一卷序言中就界定了话语概念，创建权力话语术语，揭示出话语背后知识和权力共生的深度关联，最终为话语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他明确指出话语分析方式可能不同，形式各异，但是所有形式在过程变化中都拥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基于此，梳理福柯权力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建构历程对全面和客观地理解福柯的权力话语十分必要。
一、话语及话语分析形成的历史渊源
话语是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始于20世纪英美新批评派文学批评，随之话语在文学研究领域逐渐盛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结构主义批评家借助语言学范式在文学系统中寻找语言和言语的对应物。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杰拉尔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甚至偏执地认为文学生产就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说的言语。事实上，西方学界有关话语概念的渊源可谓众说纷纭。西方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特对话语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巴特看来，“话语拥有自己的独立单位，拥有自己的语法；它超越句子的藩篱，然而又特别需要句子来构成；话语就本质而言将成为第二种形式语言学的研究客体。”(1) 陈永国：《话语》，《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堪培拉大学教授德宝拉·拉普腾认为，话语是“一组观点或固定思维模式，会经常出现在文本和语言交际中，也会在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2) Deborah Lupton. Discourse Analysis: A New Methodology for Understanding the Ideologies of Health and Illness.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1992(16):145-150. 与德宝拉·拉普腾的观点相左，哲学家福柯指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3)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1.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8:121. 此外，福柯的话语形式比较具体，他把文学的、人类学的、语言学的、历史学的、哲学的和政治话语一起都纳入知识-权力阐释系统中。福柯是从话语中导出权力，又从权力结构中安排话语(4)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1页。 。话语至此已经成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热点术语之一。也正因为此，在研究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之前正确理解话语显得十分必要。反观国内话语研究我们发现，近年来学者辛斌、陈永国等在话语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在国内话语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他从探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出发，再从语言学过渡到文学系统内部的言语对应物、叙事学中言语的时态、情态和语态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话语研究。基于以上系统化研究，他如此总结道：“话语是现代批评理论中历史相对较短、用法变化最大、使用范围最广、意义至关重要的一个术语。”(5) 陈永国：《话语》，《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如此，国内外学界关于话语的界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随着社会的发展，统计的意义已经不仅局限于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物进行统计，提供统计资料和数据，它还担负着一个重要使命：统计预测与统计决策，统计学也吸收了信息论、控制论及系统论的思想方法，使得其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统计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存贮、传递等过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计算机科学已经成为统计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今的统计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深度与广度都是过去所无可比拟的．统计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英国统计学家哈斯利特所说：“统计方法的应用是这样普遍，在我们的生活和习惯中，统计的影响是这样巨大，以致统计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随着话语概念的逐步形成和凝练，语言学领域的话语分析和话语批评也逐渐成型并得以迅猛发展。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露丝·沃达柯(Ruth Wodak)和英国兰卡斯大学的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都是当今社会学话语和话语批评研究领域里的翘楚。他们在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成果显著，沃达柯的《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2001)和费尔克劳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的方法》(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2000)代表他们的最新成就。与话语研究类似，以克里斯·巴克为代表的西方很多话语研究学者都对话语分析进行了界定，并发表各自独特见解。其中克里斯·巴克在《文化研究和话语分析》(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2001)中指出最近几年在学术界日渐兴盛起来的“话语分析(又叫批判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方法，旨在系统性地考察知识体系。这种研究方法源于社会批判理论和语言分析实践。”(6) Chris Barker & Dariusz Galasinki.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1:123. 如此，在语言学领域话语分析为特定语境状态下的知识功能体系提供了研究视角。当然，这种话语分析只是针对不同族群话语中的权力效应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没有涉及到其他具体的社会语境。此外，话语分析在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形式，但是所有形式的过程变化所拥有的哲学基础是相同的,它们享有共同的目标和假设(7) Linda Wood & Rolf Kroger. Doing Discourse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 53-55. 。因此，专注于定性研究的挪威学者朱利安娜·齐克认为：“对不同原则的应用可以阻碍单一方法的进行。”(8) Julianne Cheek & Trudy Rudge. Inquiry into Nursing as Textually Mediated Discourse. Advances in Methods of Inquiry for Nursing. Gaithersburg, MD: Aspen Publications, 1994：59-67. 所以，话语分析和话语批评是基于话语概念基础上的延展和拓宽。虽然形式各异，但是它们拥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和共通的目标，也适用于不同原则。
其次，符号学和本土分析学对福柯话语分析理论的形成影响深远。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瑞士的索绪尔和美国的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41)。两者差别之处在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建立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基础上，而皮尔斯的符号学是基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范畴论和逻辑学。有学者指出：“符号学的应用范围并不在语言范围内，它是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的科学。”(9) 郭鸿：《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兼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外语研究》，2004年第4期。 但是，福柯的符号学研究不容忽视。他在《知识考古学》(1969)中指出符号就是说话。无形之中他在符号学与话语分析之间建立了彼此关联。与话语分析不同，美国学者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17-2011)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立的本土分析法分析的是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社会互动的基本方法，旨在分析普通人的日常交流话语和社会互动关系。所以本土分析学又被称作常人方法学。他是把人种心理学(ethno)与方法论(methodology)合二为一，意思是普通人的方法论。符号学和本土分析法研究视角各异，但两者都对福柯话语分析理论的最终形成影响深远。此外，学者拉普腾发现“话语分析不同于传统的符号学以及本土分析法，是因为本土分析法强调对社会关系内部权力进行阐释。”(10) Deborah Lupton. Discourse Analysis: A New Methodology for Understanding the Ideologies of Health and Illness.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1992(16):145-150. 因此，三者之间虽有内在关联，但也并不是没有差别。
基于以上学者对话语和话语分析的不同见解，本文试图梳理话语分析在不同传统研究方法和社会批判基础上的现状，以方便读者进一步理解福柯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建构的内涵和外延。
其次，基础论对福柯话语分析的形成功不可没。基础论是科学调查研究中一种借助观察实验展开分析的传统模式，它描述一些隐含的假设。这种传统方法比较狭隘，只是对预先假设存在的现实和源于感官数据的功能进行描述。自然科学研究普遍采用观察实验传统方法中的例证，在当代哲学思想中例证已经成为基础论研究的重要手段。观察实验分析科学方法早先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技术剥削的实质，而且把明确目标对准人类该如何控制自然现象(20)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70-71. 。在众多批评理论家中哈贝马斯观察到上述方法既是控制策略的主体，也是控制策略的客体，而这些策略原本是用来控制自然现象的(21) Martin Kusch. Foucault's Strata and Fields：An Investigation into Archae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Science Studies.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86-87. 。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在工业和管理的功能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它们一起持续扩大对劳动阶级进行技术控制，目的是为了增加可预见性和效能。社会批判理论批评给科学实验分析传统提供了基本假设，这种科学实验分析传统在哲学思想实验派眼中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
二、福柯权力话语分析理论的哲学诉求
研究发现，话语分析理论的哲学基础形成于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如此，作为系统研究知识体系的方法，话语分析参与了西方思想演变的一些重要历史进程。它们对福柯权力话语分析理论的最终形成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学者菲利普·帕沃斯认为：“这些传统理论主要包括社会批判理论、反基础论、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11) Philip Powers. The Methodology of Discourse Analysis. New York: Jones and Barlett, 2001:18.
米歇尔·福柯参与到后现代主义把实验分析科学采取的社会批判理论运用到人文科学的扩展工作中。福柯后期工作的重点放在具体人文环境下权力话语概念的研究上。福柯的权力话语研究深受瑞士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和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影响。学者大卫·艾伦指出：“人文科学的任何知识或处罚体系都在各自专门领域创建自己的规定，这些体系注意到所谓的实验规定都在发生历史的和非连续性的变化，也观察到这些所谓的界定不能反映普遍存在的主题、含义、结构、现实或过程。”(31) David Allen. Using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Methodologie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Health. P. Chinn(ed.).Nurs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Rockville, MD: Aspen.1986:157-168. 奥地利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把所有哲学问题都看作是学科内部松散的实践张力展示。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问题应该理解成松散的实践张力，本身无需考虑什么规定或者本质。对哲学问题的分析因而也就成为具体语境下松散张力的一种描述。”(32) J.K.Mish'alani. Michel Foucault and Philosophy: An Overview.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8：4.
福柯的话语研究不仅受到维特根斯坦规定话语的历史观影响，也深受尼采的哲学定义中历史成分和权力要素的影响。1967年福柯阅读了维特根斯坦和英国分析学家们的著作，这些都给福柯探索话语分析工具方面带来启发。此外，尼采的谱系学、康德的人类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卡西尔的《启蒙哲学》都对福柯话语分析形成过程给予了帮助。对尼采而言，重新界定的尝试被视为一种策略，该策略导致一种话语成为霸权，去统治其他话语(33) J.K.Mish'alani. Michel Foucault and Philosophy: An Overview.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8：4. 。尼采认为，我们使用的任何概念都是由历史去合成、借用、控制、改变、替代、变换和强加后形成的(34) J.K.Mish'alani. Michel Foucault and Philosophy: An Overview.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8：9. 。尼采把松散的、混合缠绕的各种线条的话语分析过程或知识体系称之为谱系学。与尼采相同，福柯赞同话语分析尝试被看作是另一种阐释或控制，也适用于术语谱系学研究。对福柯而言，因为权力因素和历史成分创造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含义、规定和流派经过了长期沉淀，所以话语并不只是在当下成为被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不经论证，就在不适合的地区盲目引种栽植，成功的概率会很低。主要表现有：选址不对，选种不妥，水源欠缺，排涝不畅。
话语分析必然与意识形态相关联，因为意识形态是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概念，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争议不断。诺曼·费尔克劳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隐含于其语言交际习俗中的常识性设想。”而范·迪吉克(Van Dijk)把意识形态定义为“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认知基本框架。”(16) 李桔元、李鸿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外国语》，2014年第4期。 关于意识形态,学者阿尔都塞指出，它是“个人对现实存在条件中想象关系的一种表达。”(17)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1971:162. 阿尔都塞还指出，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价值体系存在的事实被故意模糊。实际上，这种用来压迫人民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运作模式都是系统化的。如此看来，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解释。除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解释之外，马克思主义也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劳动人民与生存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阐释，同时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目的在于告诉被压迫人民统治阶级价值体系的运作模式。其中，哈贝马斯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不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有意无意地充当着统治者的工具，而是在生活各个领域里意识形态阻碍了人们觉察到他们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牺牲品。社会批判理论批评家们宣称只有当人们真正地参与到选举中并且成为代表时，他们才可以辨别出意识形态的压迫，而且可以在社会现实中意识到它的真实存在。
更有甚者，其他学者把逻辑实证主义根本方法的四种假设广泛应用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对此，社会批判理论者提出异议，他们反对把逻辑实证主义的假设和假设的延伸内容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福柯是反对者中的代表。他尖锐地指出：“人文科学批评如果企图把关于人的科学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式上开展研究是令人怀疑的，也是十分危险的。”(25) Herbert Drefus &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311.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者令人信服地宣布：对真正知识的根本性认识并非是没有价值，而是与某些社会价值、利益、性别、种族和阶级等紧密相关。他们认为这些价值包括预设、控制、标准化、剥削和效能。换句话说，逻辑实证主义者奉行的实验分析传统的根本方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利奥德一直以来把社会批判理论视为现代主义，原因是社会批判理论在批驳科学领域的超验理念时利用了自己的其他超验主义观念。社会批判理论在批判基于无法获取的真实实例情况下的实验分析理念过程中，把其他理念认为是普遍性的、非历史性的和超验性的。当然，利奥德之所以支持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主义属性是有重要依据的。理论批评家相信在现代性的一些非主流话语中(比如马克思主义)找到的概念可以成为应用于所有人类的变化策略的源泉。从积极层面看，现代主义强调话语分析的历史性、可能性和语境。而对这些话语特点后现代主义者也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学者亚历山大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没有批评社会，却远离了普遍准则，而是批判这些普遍准则时离开了具体的社会语境基础。”(26) J. Alexander. General Theory in the Post-positivist Mode: The Epistemological Dilemma and the Search for Present Reason. S.Seidman and D.Wagner(ed.). Cambridge, MA: Blackwell,1992:343. 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是借助具体社会语境重新评估科学知识、权力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27) Steven Seidman & D. Wagne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2. 。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者偏向于本土化叙事，而不是宽泛的东西，但是并非排斥方法深奥和内容丰富的社会分析，同时也愿意抱着怀疑的态度提出社会调查可以建立在先进的认识论基础上(28) L. Nicholson. On the Postmodern Barricades: Feminism, Politics and Theory. S. Seidman and D. Wagner (e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82-100. 。所以，包括福柯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有可能去做历史研究，而不是致力于理论建构，他们更愿意把伦理和政治关注视为中心问题，而不希望去探究那些超验意义上的具体存在物(29) Steven Seidman & D. Wagne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2. 。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分析拒绝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传统的合法化，因为社会科学是基于事实真相的研究。反之，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试图扩大参与者数量，因为研究的目的和意图很实在。他们尤其关注特殊社会状态下的艾滋病群体、无家可归者和恐怖主义者，同时积极地从历史角度、当今社会背景和未来可能性三个方面来看待隐藏在社会环境中的权力关系(30) Steven Seidman & D. Wagne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73. 。
根据前文构建的县域乡村旅游公路选线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的权重值从高到低的排序为旅游资源价值、沿线可视景观美感度、设施配置合理性、交通便捷度。12个指标中,综合权重最高的是景观层次与协调性,其次是旅游资源等级、旅游资源多样性,权重值最低的是公路等级(图5)。
话语分析理论的传统哲学基础除了社会批判理论和基础论之外，逻辑实证主义也是话语分析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来源。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逻辑实证主义是维也纳学派用来表达哲学观点和科学立场的术语。维也纳学派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是在1907年开始非正式的沙龙聚会，他们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开始陆续发表论文(22) John Passmore, Logical Positivism.Paul Edwards(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ume V. New York: Macmillan,1967:52-57. 。他们主要给科学领域所有重要的真理性表述进行科学标准认定，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本质是可以理解的(23) J.K.Mish'alani. Michel Foucault and Philosophy: An Overview.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8：112-113. 。在逻辑实证主义根本方法中有四种关键性假设，这些假设聚焦实验分析科学中真理性陈述之间的关系。此外，这四种假设对理解基础论的批评方法至关重要，社会批评理论由此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作用下得以拓展。其中，第一种假设是在客观真实环境下未被阐释或先前被阐释事实的基础存在，这些事实人们可以借助感官获得；第二种假设认为在我们的感官和事实真相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第三种假设指出事实和价值是彼此相互独立的概念，实验分析科学只在乎事实，而不关注价值；第四种假设强调，实验分析科学在处理事实真相过程中能够辨别出概念以及概念之间包括偶然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的哲学本质(24)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01-102. 。在上述四种根本性假设基础上，维也纳学派奉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宣称实验分析传统，也叫科学方法，拥有完全的自由价值。于是，这些假设可以被用来建构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下可以借助自由价值观去批评其他竞争性观点。基于这样一种自由价值观，任何没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研究传统都可能由于不合法或缺乏理性态度被拒绝。维也纳学派在上述假设基础上宣称：人类社会理性受限于实验分析科学方法，也否认包括伦理学和美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话语的存在。哲学和伦理学缺乏科学批评基础，因为这些学科只承认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实验分析科学是不认可的。
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本质之外，也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错误意识。错误意识是一种幻觉，工人阶级错误地认为个人一切所得只是源于个性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意识出现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并非偶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工人阶级可供选择的解释：他们的工作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有可以重复获得利益的生产条件，由此他们的劳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使用错误意识术语去指代工人阶级的理解水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果存在真正意识，那么他们就能够洞察出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内在关系。针对上述观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认为这种假设不会存在。他们继而认为：“也没有必要假设在某个话语里存在一种深藏不露的真正解释，而这种话语本身就是错误意识出现的原因所在。”(18) Hubert Dreyfus &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156. 客观地说，这种解释并不正确，也不太合理，但是事实上这种解释却比较容易被人认可。所以，一些传统的调查方法，如：话语分析、女性主义、人种阐释学和批判诠释学等都是比较受欢迎的解释渠道，他们也可以共同分享社会批评理论家们的解释(19) Norman K.Denzin.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Ethnographic Practices of the 21st Century.Thousand Oaks, CA：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102-103. 。如此看来，社会批判话语是福柯话语分析最终形成的重要的哲学基础，借助社会批判理论的支持，福柯才会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揭示意识形态的真实企图。
除上文提到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论、逻辑实证主义之外，后现代主义对福柯话语分析理论的形成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批评社会批判主义者超验主义理念和理论建构的作用。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拒绝完整叙事和普遍存在的具体概念(如：控制或解放)，而比较赞同更自然而然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陈述。它是一种开放的道德分析，试图通过观察具体状态下含义生成过程来分析具体语境下的权力关系。
首先，本文用等均值假设检验方法对股票与现金支付方式下的并购绩效进行分析。将样本分为“现金支付方式和非现金支付方式”“股票支付方式和非股票支付方式”以及“混合支付方式和非混合支付方式”三类。在这三个分类之下分别运用t检验，检验样本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
由此，福柯权力话语分析理论形成深受上述这些传统理论影响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社会批判理论、基础论、逻辑实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传统理论对福柯话语分析最终成型确实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三、福柯权力话语分析的理论建构
低温配制工艺对虎杖膏中总二苯乙烯和总蒽醌含量的影响…………………………………………………… 王玉和等（21）：2911
首先，社会批判理论属于传统理论之一，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学批评传统的体系。社会批判理论出现在1923年的法兰克福。它是在社会研究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批判理论被称作法兰克福学派(12)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67-69. 。同时，法兰克福学派也被称作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学派由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组成。著名学者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克斯、哈贝马斯和本雅明等。他们的理论观点虽然有些时候差异明显，但是这些差异没有妨碍他们在例证会上最终达成一致的观点和认识。学者中利奥德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受世人瞩目。利奥德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他指出：“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更多地关注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以及导致这种状况发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还有如何去有效减少这种压迫的产生。”(13) S.T. Leonard. Crit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112. 利奥德的社会批判理论旨在帮助受压迫人民改变现状，揭示造成这种压迫的潜在形式。除此之外，社会批判理论还关注基于历史存在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可能给被压迫者的生活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当然，社会批判理论最终目标是引导被压迫者在意识到自己被压迫的情况下能够进行自身解放，从而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利奥德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关注点与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研究如出一辙，因为在福柯看来，“权力来自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来自于上层阶级，国家权力在原则上也服务于阶级利益。”(14) 菲利普·萨拉森：《福柯》，李红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哈贝马斯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精神，考察工具理性膨胀后的启蒙意识形态的强硬推进造成社会制度的颓变。在哈贝马斯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科技，而在于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15) 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事实上，社会批判理论为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提供重要的借鉴在于帮助福柯形成批评话语，使福柯的话语分析更加关注苦难百姓的失语状态，揭示出权力话语的实质，从而发出最强的话语和声音。
福柯对权力关系和话语分析的研究由来已久。福柯曾经宣称：“西方现代文明世界的权力关系在大约17世纪形成于几个社会思想领域的关键概念的演变。”(35) Herbert Drefus &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139. 彼时，物理科学、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政权与哲学家描述的人文视角同时在历史中出现。随着被记录在案的历史发生改变，对人的管理方式也在逐渐产生变化。于是，这些重新概念化的东西一直在重塑我们现代人对权力社会的科学和人事管理理念的假设。物理科学解放了我们一直被宗教和迷信桎梏的思想，让我们重新去理解传统概念中的物质世界。与此同时，人文主义哲学给我们提供崭新的视角，强化了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当然，这种哲学观念与宗教独裁压制下的人民所具有的传统信仰是相对存在的。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西方世界中被载入史册的最大变革是工业革命和同时兴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对国家间的竞争而言，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提供可以自由移动的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资源非常重要，因为经济系统的持续运行需要稳定的和训练有素的工人，而这些工人可以为再生产提供充足的雇员。鉴于此，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工人的大规模迁移、逐渐蔓延的贫困或疾病以及长期战争的影响。因此，持续稳定和易于管理的劳动力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与封建经济下的农民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至少是受过最简单培训的工人。首先要对劳动力个体强加影响和进行技术控制；其次，要关注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生活是否稳定；最后要关注工人群体是否具有再生产能力。对资本主义来说，这些关注都十分重要。福柯认为，上述三种概念上的转变对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演变十分关键。实验分析科学、人文主义和资产阶级都给福柯在权力概念的变化方面提供证据。福柯的话语分析由此可以站在全新角度来描述权力关系。
当然，理解话语分析需要了解与福柯话语观点相关的几个概念。这些重要的概念包括权力(或者被称作生命权力)、抵制、身体、社会科学、社会代理以及社会控制下的医疗服务(36) Penny Powers. The Methodology of Discourse Analysis. New York: Jones and Barlett, 2001:227-237. 。依据福柯的观点，社会学意义上的这些概念可以充当文化神话、意识形态或者没有被认可的假设。福柯称为策略的这些理念不仅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微观生活，也影响到他们作出更大目标的决策。福柯把这种策略或看作是生命权力、或者规训权力、或者权力和知识。福柯对上述三种策略分别进行了阐释。生命权力、规训权力或权力和知识与支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权力关系的社会地位的拥有意愿和能力的个体生产力紧密相关。福柯宣称权力的现代表达形式始于一种回答具体问题的调查模式，这种模式指的是在具体场合下如何管控普通百姓。
四是按时巡塘，巡塘工作是日常管理的主要内容，保证每天早、中、晚巡塘3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特别是前期的中午巡塘一定要仔细观察，一旦发生气泡病，要及时处理。
在17世纪之前，对个体生命的管理和控制只是发生在特殊环境状况下，比如：欧洲瘟疫爆发期间，人们在夜晚被禁锢在自己的房间，以及身体失去了行动自由。到了17世纪，这些控制措施得到修订来适应资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影响下对人的控制所面临的新挑战。而物理科学领域获得成功的新方法被应用到资本主义兴起所引发的涉及到人的管理问题上，于是就出现了社会科学。福柯由此发明了规训技术、权力话语和知识权力以及人文科学等术语，这些都在社会科学领域被人们广泛使用。事实上，福柯想以这种方式强调对人的管理和控制的手段和方法可以从物理科学中得到借鉴。
福柯指出权力概念化起源于人类理性思想发展，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依然成为理解西方文明进步的钥匙。权力理论可以在诸如监狱、寄宿学校等权力控制下进行的特殊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它所经历的演变和改进已经作为成功策略被应用在比如法律强化部门、医疗机构和教育系统等领域。权力相关话语的建构涉及到如何建立更好监管的监狱，如何强化部队的军事训练，以及如何建立学校和医院，目的是能够让上述社会系统和行政机构的工作进行得更有效，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权力强化控制的方法和手段同样可以被用在教育儿童，对警察的管控和应对大规模集会的法规和制度上。上述提到的针对社会秩序获得实验分析方法的例子因此拥有共同的谱系或来源。它们可以为法律强化、健康医疗、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受到规训和培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相关研究材料。
权力也被称作生命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论是其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构成话语分析的基础。福柯在《性史》第一卷的序言中对权力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首先，福柯认为权力像是力量相互作用的网络，具有目标驱动、彼此关联和自我管理等特点。权力在个人或群体间产生紧张关系。权力在运用过程中并不是单一的、无方向性的和具体的现象，也不是被某些人有意识地用来压制他人的策略。在福柯看来，权力完全是唯名论式地呈现为“人们赋予复杂的社会策略性社会境遇的一个名称。”(37) 菲利普·萨拉森：《福柯》，李红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社会生活是由变幻莫测的权力关系形成的网络构成的，这种权力关系受到微观政治学而不是物理力量的影响。其次，权力是一个过程，它在不断的争斗和对抗中运行，这种对抗可以改变、强化或反转权力关系。这意味着权力是一种关系进程，在具体的场合下得以体现，而且是通过意识形态方式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权力来源于策略和实践，借助权力的作用力量关系才会生效。关于策略和实践明显的例证是边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主流话语不是被消灭，而是作为一个选项去表明自己的抵抗的立场，为主流话语维持统治提供目标。权力下的策略和实践在官僚机构、法律系统和各种社会霸权话语，比如科学、医学和教育体系中常见。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1980)一书中如此认为：“权力并不是一种制度或机构，也不是一种用于控制他人的力量；它是特定社会中复杂的策略关系的代名词。”(38)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1.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8:198. 此外，权力不是我们日常行为中的物理力量，也不是一个群体统治另一个群体的系统。福柯有时把权力看作权力和知识，是因为在话语中权力和知识一起与对抗形成相互关系。话语因此成为权力和对抗的工具。它传送和生成权力，但也会削弱和揭露权力的存在。类似地，沉默也会产生权力，但也会使权力变得松散。从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对权力关系展开分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手段。
四、结语
福柯权力话语分析理论可以在多学科和大众文化领域开展权力关系探索和进行话语中权力影响的研究。在使用与身体相关概念、忏悔者的心理状态、社会控制下医疗健康服务以及科学角色定位等领域的话语时，分析者可以借助福柯理论意识到权力和对抗的概念化过程，也能够在话语中识别它们的存在。所以，正确认识权力话语分析的哲学理据和使用途径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图分类号] B56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9)05-0061-08
[收稿日期] 2019-06-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语言学话语论范式下劳伦斯小说的现代性研究”(项目编号：FJ2017X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丁礼明，男，安徽淮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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